目的:探讨深部热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及nab-PC（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卡铂）方案治疗驱动基因阴性、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临床效果及安全性。方法: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收集河北省第七人民医院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收治的84例驱动基因阴性、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NSCLC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与对照组（各42例）。对照组给予信迪利单抗联合nab-PC方案治疗，观察组在对照组基础上联合深部热疗。连续治疗4个周期后比较两组患者近期疗效，比较两组治疗前后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EA）、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细胞角蛋白片段19（CYFR21-1）]水平以及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p40、p63、细胞角蛋白5/6（CK5/6）]阳性表达率，比较两组癌症治疗功能评价系统-肺癌模块（FACT-L）评分、不良反应和远期生存情况。结果:观察组男性26例，女性16例，年龄（59±11）岁；对照组男性22例，女性15例，年龄（58±11）岁。观察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71.43%（30/42）、90.48%（38/42），对照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分别为50.00%（21/42）、80.95%（34/42）；观察组客观缓解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04， P＝0.044）；两组疾病控制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56， P＝0.212）。治疗后两组血清CEA、SCCA、CYFRA21-1水平以及p40、p63、CK5/6阳性表达率均较治疗前低（均 P<0.05），FACT-L评分中生理状况、功能状况、附加关注情况维度评分及量表总分均较治疗前高（均 P<0.05）。两组血小板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贫血、发热等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分别为6.5个月（95% CI：3.82～12.75）、5.1个月（95% CI：3.14～12.26），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21， P＝0.040）。观察组和对照组中位总生存时间分别为12.9个月（95% CI：6.25～15.46）、9.7个月（95% CI：4.74～13.02），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4.43， P＝0.035）。 结论:深部热疗联合信迪利单抗及nab-PC方案治疗驱动基因阴性、PD-L1表达阳性的晚期鳞状NSCLC，能有效降低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及免疫组织化学标志物阳性表达率，提高患者生命质量，提高疗效。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是小胎龄早产儿严重的肺部疾病之一，将对其婴儿期的发育及成年后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早产儿血液样本便于采集和检测，其生物学标志物有助于早期预测BPD，对降低严重BPD发生率及改善患儿不良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早产儿脐血和血清中发现多种生物学标志物，包括基质金属蛋白酶9、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可溶性Klotho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白细胞介素及N-末端脑钠肽前体等，其中部分开始应用于临床，对筛选BPD的高危早产儿、有效预测早期BPD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免疫治疗，尤其是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和(或)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免疫检查点抑制剂，重塑了肿瘤治疗模式，在包括非小细胞肺癌(NSCLC)在内的多种肿瘤治疗中部分患者均获得了显著的临床获益。如何筛选PD－1和(或)PD－L1抑制剂潜在获益人群成为免疫治疗时代面临的新挑战。NSCLC中PD－L1蛋白表达水平与PD－1和(或)PD－L1抑制剂疗效呈正相关，是重要的预测标志物之一。明确PD－L1检测的临床意义和检测时机，在PD－L1检测步骤、结果判读和质量控制等各个环节实现PD－L1检测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对提高检测的准确性和降低室间差异具有重要意义。针对PD－L1检测的实际问题，在结合文献、专家经验和委员会成员内部讨论基础上，最终达成此共识，以期规范PD－L1检测，为临床医师提供准确可靠的治疗依据以及给予临床检测一定的指导。必须指出的是，鉴于PD－L1检测客观复杂因素的存在以及国内PD－L1检测尚处于临床应用初期，此专家共识尚存在不足之处，期待未来有更多的研究和实践数据进一步完善。

目的:评价壮药扶正复方辅助治疗晚期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敏感型突变非小细胞肺癌（non small cell lung cancer，NSCLC）的疗效。方法:将符合入选标准的2019年6月－2020年5月广西国际壮医医院120例晚期NSCLC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60例。对照组以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TKIs）治疗，观察组以壮药扶正复方辅助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s）治疗。2组均治疗至疾病进展或出现不可耐受的毒副作用时为治疗终点。分别于治疗前后进行中医证候评分，采用生活质量量表（QLQ-C30）评估生活质量；采用放射免疫分析法检测血清癌胚抗原（CEA）、鳞状细胞癌抗原（SCC-Ag）、糖类抗原50（CA50）水平；采用流式细胞仪检测CD3 +、CD4 +、CD8 +水平，计算CD4 +/CD8 +比值；观察并记录治疗期间的毒副作用，评价疗效。 结果:观察组客观缓解率为66.7%（40/60）、疾病控制率为81.7%（49/60），对照组分别为48.3%（29/60）、63.3%（38/60），2组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 2值分别为4.13、5.06， P值分别为0.042、0.025）。观察组治疗后胸闷气促、痰中带血、神疲乏力评分低于对照组（ t值分别为8.72、5.02、5.47， P值均<0.001）；QLQ-C30评分高于对照组（ t=5.21， P<0.01）。治疗后，观察组CEA［（31.45±4.56）mU/L比（38.98± 5.71）mU/L， t=7.98］、SCC-Ag［（4.87±0.93）μg/L比（7.29±1.25）μg/L， t=12.03］、CA50［（58.27±7.14）U/L比（66.48±7.94）U/L， t=5.96］水平低于对照组（ P<0.01）；CD3 +［（52.43±5.01）%比（48.56±4.87）%， t=4.29］、CD4 +［（54.89±5.03）%比（51.09±5.22）%， t=4.06］、CD4 +/CD8 +比值［（1.95±0.28）比（1.65±0.27）， t=5.97］高于对照组（ P<0.01），CD8 +［（28.12±2.70）%比（31.23±2.64）%， t=6.38］低于对照组（ P<0.01）。治疗期间，观察组毒副作用发生率为13.3%（8/60）、对照组为8.3%（5/60），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 2=0.78， P=0.378）。 结论:壮药扶正复方辅助EGFR-TKIs可降低晚期EGFR敏感型突变NSCLC患者肿瘤标志物水平，改善患者中医证候、生活质量，增强患者免疫力，提高疗效。

目的: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同步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效果以及该方案对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免疫细胞水平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2月至2022年2月徐州市肿瘤医院60例NSCLC患者临床资料，按治疗方法分为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组（联合治疗组）和常规化疗组，各30例。治疗前及治疗后6周，采用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患者血清癌胚抗原（CEA）、糖类抗原125（CA125）、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细胞角蛋白19片段抗原21-1（CYFRA21-1）水平，采用双抗体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肿瘤性M2丙酮酸激酶（TuM2-PK）、脂肪酸合成酶（FAS）水平，采用流式细胞术测定T细胞亚群水平，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简易生命质量量表（WHOQOL-BREF）评估患者生命质量。比较两组临床疗效、肿瘤标志物水平、免疫细胞水平、生命质量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联合治疗组患者总有效率为46.67%（14/30），高于常规化疗组的20.00%（6/30）（ χ2＝4.80， P＝0.029）。治疗前两组间血清CEA、CA125、VEGF、CYFRA21-1、TuM2-PK、FAS水平及CD3 +、CD4 +、CD8 + T细胞比例、WHOQOL-BREF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组治疗后6周的CEA、CA125、VEGF、CYFRA21-1、TuM2-PK、FAS水平及CD8 + T细胞比例均低于治疗前（均 P<0.05），CD3 +、CD4 + T细胞比例和WHOQOL-BREF评分均高于治疗前（均 P<0.05）；联合治疗组治疗后6周CEA、CA125、VEGF、CYFRA21-1、TuM2-PK、FAS水平及CD8 + T细胞比例均低于常规化疗组治疗后6周（均 P<0.001），CD3 +、CD4 + T细胞比例和WHOQOL-BREF评分均高于常规化疗组治疗后6周（均 P<0.05）。两组患者的胃肠道反应、脱发、白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肝肾功能受损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NSCLC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治疗效果较常规化疗好，联合治疗能更有效降低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增强抗肿瘤免疫效应，不良反应与常规化疗相当。

目的:探究牙龈卟啉单胞菌（ Porphyromonas gingivalis，Pg）脂多糖（lipopolysaccharide，LPS）刺激巨噬细胞后，髓样细胞触发受体-1（triggering receptors expressed on myeloid cells-1，TREM-1）表达与M1、M2型极化的关系，进一步探讨巨噬细胞TREM-1在牙周炎发生发展中的作用机制。 方法:使用豆蔻酰佛波醇乙酯诱导人单核细胞系THP-1分化为巨噬细胞，予以0（空白对照组）和1 μg/ml 的 Pg-LPS（LPS组）刺激，同期加入终质量浓度为0.1 μg/ml的TREM-1抑制剂LP17（LPS+LP17组）或对照肽（LPS+对照肽组），培养24 h后用实时荧光定量PCR（real-time quantitative-PCR，RT-qPCR）检测TREM-1和巨噬细胞M1、M2型极化标志物（分别为CD86、CD206）及其极化相关细胞因子［分别为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1β、IL-10］mRNA表达变化，蛋白质印迹法检测TREM-1、CD86、CD206蛋白含量，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检测巨噬细胞培养上清液中TNF-α、IL-1β及IL-10的表达。结果:细胞培养24 h后，LPS组巨噬细胞中TREM-1相对 mRNA表达量（1.40±0.14）及蛋白表达量（3.85±0.24）均较空白对照组（分别为1.01±0.18、1.00±0.05）显著升高（ P<0.05），同时M1型极化标志物CD86 mRNA及蛋白表达（分别为1.42±0.01、1.55±0.07）均较空白对照组（分别为1.00±0.09、1.00±0.10）显著上调（ P<0.01），且M1型极化相关细胞因子TNF-α、IL-1β mRNA及蛋白表达量均显著增加（ P<0.05）；加入TREM-1阻断剂LP17后，与LPS组相比，TREM-1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CD86 mRNA（0.96±0.00）和蛋白（1.36±0.02）表达水平均显著下降（ P<0.05），TNF-α、IL-1β mRNA及蛋白表达水平均显著降低（ P<0.05）。对于M2型极化标志物CD206及极化相关细胞因子IL-10，细胞培养24 h后，CD206 mRNA（0.56±0.05）及蛋白表达（0.25±0.04）均较空白对照组（分别为1.02±0.25、1.00±0.10）显著下调（ P<0.01），IL-10 mRNA较空白对照组表达显著上调（ P<0.05），其蛋白表达水平与空白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LPS+LP17组CD206、IL-10 mRNA表达均较LPS组显著下调（ P<0.05），CD206、IL-10蛋白表达在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TREM-1及其下游信号通路可能参与了Pg-LPS介导的巨噬细胞M1型极化，从而在牙周炎发生发展中发挥促炎作用；尚无证据表明TREM-1是否参与调控Pg-LPS介导的巨噬细胞M2型极化。

目的:探讨成人活体供者肝右叶联合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的双供肝活体肝移植治疗肝细胞癌的应用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9年10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收治的1例行成人活体供者肝右叶联合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的双供肝活体肝移植受者的临床病理资料；男性肝细胞癌受者，年龄为46岁，体质量为66 kg，身高为171 cm，血型为A型Rh阳性。移植物1来自女性活体供者，年龄为23岁，体质量为50 kg，身高为150 cm，血型为A型Rh阳性。移植物2来自男性脑死亡捐献者，年龄为44岁，血型为A型Rh阳性。手术在3个手术间施行，2个手术间同时施行移植物1和移植物2的切取手术，第3个手术间施行受者肝脏游离，当移植物的体外拼接接近完成时，完整取出受者肝脏，并施行肝移植。观察指标：(1)活体供者及受者的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2)受者病肝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3)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肝细胞癌复发监测、移植肝功能监测、免疫抑制剂监测调整、胆道血管并发症监测、排斥反应及药物不良反应等。受者需终生定期随访，最近一次随访时间为2019年12月4日。计数资料采用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结果:(1)活体供者及受者的手术及术后恢复情况：活体供者手术时间为315 min，术中出血量约200 mL，术中输入自体回收血量约200 mL，术后第6天出院，无并发症发生。受者顺利完成改良背驼式肝移植。移植物1取自活体供者不含肝中静脉的肝右叶，质量410 g。移植物2取自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质量400 g，拼接后的供者移植物质量与受者体质量比为1.2%。受者手术时间为815 min，无肝期时间为60 min，术中出血量约1 500 mL，术中输血量为1 800 mL。住院期间受者体温正常。术后第1天受者白细胞(WBC)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达到峰值(分别为17.15×10 9/L和91.7%)，后逐渐降低，采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抗感染，术后第7天WBC和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均降至正常范围(分别为7.90×10 9/L和70.9%)，停用抗菌药物。住院期间，受者白蛋白(Alb)为31.0～41.4 g/L，受者总胆红素(TBil)、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T)、凝血酶原时间、国际标准化比值肝功能指标均逐渐下降至正常范围，肌酐和肾小球滤过率肾功能指标均在正常范围。术后第10天受者全身状况良好，康复出院。(2)受者病肝术后病理学检查情况：①中分化肝细胞癌，肿瘤包膜欠完整，未侵及肝被膜，周围肝组织呈乙型病毒性肝炎后结节性肝硬化改变，肝门断端未见肿瘤累及；②慢性胆囊炎伴胆固醇沉积；③腹腔淋巴结1枚，呈反应性增生。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检测提示乙型肝炎表面抗原(10%细胞为阳性)、乙型肝炎核心抗原阴性。(3)随访情况：受者2019年11月19日复查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2.92 μg/L、异常凝血酶原16 AU/L，结合腹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的阴性结果提示肿瘤无复发。受者2019年12月3日复查肝功能：TBil 8.6 μmol/L，ALT 23 IU/L，AST 28 IU/L，Alb 44.0 g/L；他克莫司血药浓度4.2 μg/L，调整吗替麦考酚酯至250 mg 2次/d，其余治疗不变(他克莫司2 mg 1次/d，西罗莫司1 mg 1次/d)；无症状、体征及检查结果提示胆道血管并发症、排斥反应及药物不良反应等。 结论:成人活体供者肝右叶联合脑死亡捐献者肝左外叶的双供肝活体肝移植安全、有效，可以作为治疗超出米兰标准肝细胞癌患者的次优方案。

多个前瞻性临床研究业已证实化疗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能延长晚期胃癌患者的生存期。而对于局部进展期胃癌患者，开展术前新辅助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也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使部分患者获益，达到临床降期、减灭隐匿的转移灶、提高R0切除率、降低术后复发率等。如何在胃癌围手术期综合治疗过程中合理地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正确地将免疫治疗与其他疗法相结合以追求更好的疗效，是临床上极具挑战性的难点。免疫治疗有3项基本原则应予以把握：（1）应以高水平临床诊疗指南为基础；（2）以高质量循证医学研究结果为依据；（3）以分子病理与肿瘤生物标志物为导向，若对此3项原则做到有机统一，方能正确应用胃癌围手术期的免疫治疗。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外临床研究结果，对该3个基本原则做一阐述，以供读者参考。

目的:探讨抗炎合剂对脓毒症急性肺损伤（ALI）大鼠的保护作用及其可能机制。方法:将40只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脓毒症ALI模型组（模型组）、3-甲基腺嘌呤（3-MA）对照组、抗炎合剂预处理组，每组10只。采用盲肠结扎穿孔术（CLP）建立脓毒症ALI大鼠模型；假手术组仅开腹、关腹，不给予穿孔结扎；两组均于术前连续3 d给予生理盐水灌胃和腹腔注射。3-MA对照组于制模前连续3 d给予生理盐水和自噬抑制剂3-MA 15 mg/kg腹腔注射。抗炎合剂预处理组于制模前连续3 d给予抗炎合剂8.8 mL/kg灌胃〔抗炎合剂组成：大黄15 g（后下）、黄连15 g、黄芩12 g、厚朴12 g、败酱草30 g〕，并腹腔注射生理盐水。各组于术后24 h取大鼠腹主动脉血处死，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血清炎症细胞因子白细胞介素（IL-1β、IL-6）水平。取肺组织，收集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采用ELISA法检测IL-1β、IL-6水平；检测肺湿/干质量（W/D）比值；苏木素-伊红（HE）染色后，光镜下观察肺组织病理学改变；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试验（Western blotting）检测肺组织自噬标志物微管相关蛋白1轻链3-Ⅱ/Ⅰ（LC3-Ⅱ/Ⅰ）和Beclin-1蛋白表达；透射电镜下观察肺组织自噬小体。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肺组织结构破坏严重，有大量炎症细胞浸润，肺W/D比值、血清和BALF中IL-1β、IL-6水平均明显升高，LC3-Ⅱ/Ⅰ比值和Beclin-1蛋白表达均明显下调，自噬小体明显增加。3-MA对照组大鼠肺组织损伤程度较模型组更严重，肺W/D比值和血清、BALF中炎症细胞因子水平进一步升高，肺组织LC3-Ⅱ/Ⅰ比值和Beclin-1蛋白表达仍较假手术组呈下调趋势，自噬小体较模型组减少。与模型组相比，抗炎合剂预处理组大鼠肺组织损伤明显减轻，少量炎症细胞浸润，肺W/D比值明显降低（7.07±1.02比11.33±1.85， P<0.05），血清和BALF中IL-1β、IL-6水平均明显下降〔IL-1β（ng/L）：血清为26.04±3.86比40.83±5.46，BALF为17.75±2.02比26.86±4.32；IL-6（ng/L）：血清为91.28±10.15比129.44±13.05，BALF为76.06±7.51比120.91±7.47，均 P<0.05〕，肺组织LC3-Ⅱ/Ⅰ比值和Beclin-1蛋白表达显著上调〔LC3-Ⅱ/Ⅰ比值：1.23±0.02比0.60±0.02，Beclin-1蛋白（Beclin-1/GAPDH）：2.37±0.33比0.62±0.05，均 P<0.05〕，且自噬小体数量明显增加。 结论:抗炎合剂能改善CLP致脓毒症大鼠肺损伤，降低炎症水平，其机制可能与通过上调Beclin-1表达介导自噬有关。

目的:研究孕期尼古丁暴露对子代小鼠牙釉质形成的影响及其可能的表观遗传学机制。方法: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10只C57BL/6孕鼠分为对照组（皮下注射生理盐水）及孕期尼古丁暴露（prenatal nicotine exposure，PNE）组（皮下注射尼古丁溶液），每组5只，孕鼠生产后分别收集出生后0 d（postnatal day 0，P0；P14、P25含义依此类推）、P14、P25新生小鼠，根据母代分组分为子代对照组及子代PNE组，并记录P0、P25子代小鼠体质量。采用显微CT（micro-CT）扫描分析、扫描电镜和维氏显微硬度检测对子代小鼠牙槽骨和下颌切牙进行硬组织相关参数分析。提取P25子代小鼠下颌骨组织及第3代牙上皮干细胞（dental epithelial stem cell，DESC）中的总RNA，通过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成骨向及成釉向分化相关基因、增殖相关标志物和干细胞标志物的表达水平。采用石蜡切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增殖细胞核抗原（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Pcna）、釉原蛋白（amelogenin，Amelx）、甲基转移酶ZESTE增强子同源物2（enhancer of zeste homolog 2，Ezh2）、组蛋白H3第27位赖氨酸的三甲基化修饰（histone H3 trimethylated at lysine 27，H3K27me3）阳性染色分布及水平。使用细胞增殖（cell counting kit-8，CCK-8）试剂盒对外源性添加不同浓度（0.01、0.1、1 mmol/L）尼古丁以及Ezh2抑制剂GSK126的DESC进行细胞活力检测。结果:PNE组孕鼠较对照组更容易出现不良妊娠结局，P0时子代PNE组小鼠体质量［（0.99±0.02）g］显著低于子代对照组［（1.20±0.04）g］（ P<0.001）；P25时，子代PNE组小鼠体质量［（9.65±1.32）g］显著低于子代对照组［（15.26±1.70）g］（ P<0.001），死产率［（46.40±9.30）%］显著高于对照组（0）（ P<0.001）。P14和P25时，子代PNE组小鼠下颌切牙釉质矿化沉积点与第一磨牙近中面的距离数值［分别为（-1 349±45）、（-506±380）μm］均较子代对照组［分别为（-1 192±147）、（504±198）μm］显著减小（ P<0.05， P<0.001），提示矿化沉积点延迟。子代PNE组小鼠切牙釉柱及釉柱间质较对照组排列松散无序，显微硬度［（245.7±18.4）MPa］较子代对照组［（371.9±28.7）MPa］显著降低（ P<0.001）。HE染色显示子代PNE组小鼠前成釉细胞（pre-ameloblast，Pre-Am）区域排列较对照组紊乱，矿化沉积点推迟，暂时性扩增细胞（transit-amplifying cell，TA）及Pre-Am区域延长。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子代PNE组小鼠唇侧颈环（labial cervical loop，LaCL）整体Pcna表达较子代对照组显著增多（ P<0.05），H3K27me3较对照组显著富集（ P<0.01），对应区域可见Ezh2表达显著增加（ P<0.01），同时成釉细胞胞质中Amelx阳性信号减弱。体外实验添加1 mmol/L 尼古丁能显著上调子代PNE组DESC的Pcna基因表达水平（ P<0.01），同时显著下调DESC标志物B淋巴瘤Mo-MLV插入蛋白1、富亮氨酸重复序列免疫球蛋白样结构域1和成釉细胞向分化的相关基因Amelx等的基因表达水平（ P<0.05， P<0.05， P<0.01）。此外，与0 h时相比，干预24 h后1 mmol/L尼古丁可显著增强DESC的增殖活性（ P<0.001），添加10 μmol/L Ezh2抑制剂GSK126可挽救1 mmol/L尼古丁对DESC带来的增殖促进作用。 结论:孕期尼古丁暴露可能导致成釉向谱系定向分化过程延迟，致子代小鼠DESC增殖及分化异常，并且影响H3K27me3表观遗传修饰水平，造成子代牙釉质发育障碍，提示孕期尼古丁暴露是牙发育的危险环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