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献血者和慢性乙肝患者(chronic hepatitis B，CHB)隐匿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occult hepatitis B infection，OBI)血清学和分子生物学特征与差异。方法:收集19份献血者OBI样本与19份CHB患者OBI样本，分别设为A组和B组，采用化学发光方法进行乙肝五项检测，荧光定量PCR方法进行乙型肝炎病毒(hepatitis B virus，HBV)DNA定量，巢式PCR扩增HBV S基因并测序。结果:A组HBV DNA载量显著低于B组( P<0.05)，两组血清学结果无明显差异，B组S基因的"a"决定簇突变率明显高于A组( P<0.05)。 结论:与CHB患者相比，OBI献血者病毒复制水平更低、S基因突变几率更小，血液筛查过程中使用高灵敏度的核酸检测试剂和方法才能最大限度保障输血安全。

目的:基于呼出气在线分析系统筛查苯暴露小鼠呼出气中的生物标志物。方法:30只8周龄的雄性C57BL/6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0 mg/m 3）、3、32、324、648、1 296 mg/m 3六个组，采用静式吸入法进行苯染毒28 d。染毒结束后检测小鼠外周血血常规和全血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含量，并利用体外细胞实验检测小鼠血浆染毒HL60细胞的丙二醛（MDA）含量；采用二次电喷雾电离源高分辨质谱（SESI-HRMS）收集小鼠呼出气数据，进行苯代谢产物和氧化应激小分子代谢物的靶向分析，并筛查呼出气中苯暴露及毒效应的生物标志物。 结果:苯暴露小鼠的外周血细胞数目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降低，其中白细胞（WBC）的下降最为显著，32和324 mg/m 3组的WBC与对照组相比分别下降了27.76%和52.87%（ P<0.05）。同时，与对照组相比，324 mg/m 3组中小鼠外周血细胞的GSH含量降低了13.16%（ P<0.05），324 mg/m 3组小鼠的血浆处理HL60细胞后MDA含量增加了18.11%（ P<0.05）。小鼠呼出气中的苯酚、氢醌/儿茶酚、苯三酚和反-反式粘康酸（ t， t-MA）4种苯代谢产物，可作为苯暴露生物标志物（ R 2>0.8， P<0.001）；5种氧化应激相关的小分子代谢产物（ω-羧脂肪酸C 5H 10O 3、ω-羧脂肪酸C 6H 12O 3、谷氨酸、半胱氨酸和MDA）的峰值强度随着苯浓度的增加而增加（ P<0.05），且与WBC数量降低呈负相关（ P<0.001），可作为苯毒效应的生物标志物。 结论:呼出气中的苯酚、氢醌/儿茶酚、苯三酚和 t， t-MA可作为苯暴露标志物；ω-羧脂肪酸C 5H 10O 3、ω-羧脂肪酸C 6H 12O 3、谷氨酸、半胱氨酸和MDA可能作为苯效应标志物。

高度近视是全世界低视力和致盲眼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且有着日渐严峻的形势，已造成严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然而其发病机制复杂，目前尚未完全阐明。近年来，随着生物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利用蛋白质组学技术寻找高度近视动物模型和患者组织中差异表达的功能蛋白质，以期获得与高度近视相关的特异性生物学标志物，为探索高度近视发病机制、诊断方法和治疗措施提供新的思路。本文就高度近视的临床特点、蛋白质组学研究内容及策略、高度近视蛋白质组学在模型动物眼组织和患者血液、晶状体、房水中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分析蛋白质组学技术在高度近视研究中的突出优势和已有成果，从功能蛋白视角探索高度近视的病理机制，为开发具有治疗价值的特异性分子药物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因子(PD)-1抑制剂，治疗合并中枢神经系统(CNS)受累的复发/难治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R/R DLBCL)患者的过程，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方法:选择2019年4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医院血液科收治的2例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后合并CNS受累的R/R DLBCL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采取以PD-1抑制剂卡瑞利珠单抗(200 mg/次，每2周1次)为主的多种方案治疗。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收集患者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过程中的相关临床病例资料及疗效，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对患者的随访截至2020年6月30日。本研究遵循的程序符合2013年修订版《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与所有受试者签署临床研究知情同意书。结果:①患者1，男性，50岁，因"左眼胀痛1个月"就诊，并于2017年2月被诊断为DLBCL。患者经一线R-CHOP(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泼尼松方案)治疗后，因CNS DLBCL复发，于2018年10月行auto-HSCT，2019年3月再次出现CNS和外周DLBCL复发。患者2，女性，44岁，因"扁桃体肿痛1个月"就诊，并于2016年7月被诊断为DLBCL。患者经一线R-CHOP方案治疗后复发，经二线R-DICE(利妥昔单抗+地塞米松+异环磷酰胺+顺铂+依托泊昔)方案治疗后，再次获得完全缓解(CR)，并于2018年5月行auto-HSCT。患者于2018年12月，再次复发。②患者1先后接受13次以卡瑞利珠单抗为主的方案治疗，在接受第10次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后，获得部分缓解(PR)，接受第13次治疗后，获得不确定的CR(CRu)。截至随访结束，患者仍处于良好的持续缓解状态。患者2接受5次含卡瑞利珠单抗方案治疗无效，此后死于疾病进展。③在接受第4次卡瑞利珠单抗治疗后，患者1的血清和脑脊液标本中均检测到卡瑞利珠单抗，浓度分别为34 968.86和494.57 ng/mL；患者2血清标本中卡瑞利珠单抗浓度为26 538.14 ng/mL，但其脑脊液标本中卡瑞利珠单抗检测值低于仪器检测下限。④文献复习结果：目前尚无能够预示PD-1抑制剂疗效的生物学标志物。PD-1抑制剂单药，除对几种特定类型淋巴瘤显示出较好疗效外，对于R/R DLBCL患者的治疗反应率较低，PD-1抑制剂联合其他治疗方案，可能有助于提高此类患者的疗效。结论:R/R DLBCL患者接受PD-1抑制剂后，可对其开展血清和脑脊液药物浓度检测。脑脊液中检测到PD-1抑制剂，可能预示其对CNS病灶有效，但仍需进一步研究探索脑脊液中药物浓度与疗效有无直接相关性。

同型半胱氨酸(Hcy)是甲硫氨酸和半胱氨酸代谢途径中的重要中间产物，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效应，与心血管疾病、肿瘤等多类疾病的发生有关。Hcy在血液肿瘤的发生、发展中亦具有重要作用，可对患者疗效和预后产生一定影响，有望成为一种新的肿瘤标志物。笔者拟对Hcy的代谢及其影响因素，Hcy的生物学功能，以及Hcy与血液肿瘤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旨在为Hcy应用于有临床前景的血液肿瘤诊疗新策略中提供参考。

肝癌的早期诊断、有效的治疗和复发转移监测一直是困扰临床医师的难题。微RNA（miRNA）在肝癌细胞增殖、凋亡、代谢等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并且其可以释放到血液、尿液和唾液等体液中。外周血中miRNA可作为肝癌诊断、疗效评估、复发转移监测和预后判断的生物标志物，甚至可能成为肝癌的治疗靶标。文章就将外周血循环中的miRNA作为肝癌诊疗监测标志物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

重症感染及脓毒症是儿童重症监护室(PICU)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重症感染常起病急、进展快、累及多个器官、病原复杂多样，如何尽早明确致病病原体对治疗决策制定至关重要。依据重症患儿精准化诊断及个体化治疗策略，联合分子生物学、多组学分析技术、宏基因组测序等方法使病原学精准诊断成为可能。炎症标记物包括传统炎症因子、急性期反应蛋白、血液特异RNA生物特征谱、代谢小分子、以及免疫细胞标记物等多个维度，可从多个角度实现对病原微生物的识别。

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ronchopulmonary dysplasia，BPD)是小胎龄早产儿严重的肺部疾病之一，将对其婴儿期的发育及成年后的生活质量造成影响。早产儿血液样本便于采集和检测，其生物学标志物有助于早期预测BPD，对降低严重BPD发生率及改善患儿不良预后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早产儿脐血和血清中发现多种生物学标志物，包括基质金属蛋白酶9、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1、可溶性Klotho蛋白、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白细胞介素及N-末端脑钠肽前体等，其中部分开始应用于临床，对筛选BPD的高危早产儿、有效预测早期BPD的发生及其严重程度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心源性卒中是由各种原因的心脏疾病导致的心脏附壁血栓脱落，且栓塞于脑动脉系统时出现的卒中，约占所有缺血性卒中的30%。目前为了寻找栓子可能来源于心脏的证据，需要大量的辅助检查。良好的血液生物学标志物对急诊医生快速判别缺血性卒中类型至关重要，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突破。脑利钠肽在心室肌和下丘脑均有分泌，可能是脑、心疾病之间相互影响的重要桥梁，但其在心源性卒中诊治方面的应用仍十分局限。文中对脑利钠肽水平与心源性卒中的研究现况进行综述，并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趋势和展望。

阿尔茨海默病（AD）体液生物标志物研究的迅速发展，提高了AD诊断的准确性，促进了对疾病的早期诊断和干预，对疾病修饰疗法的评价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自AT（N）生物标志物系统被提出以来，其在AD的临床和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AT（N）系统中的体液标志物尚不能充分反映AD错综复杂的病理生理过程，神经炎症、突触及血管功能障碍等重要机制相关的体液标志物应作为AT（N）的重要补充。近年来，外周血标志物的发展丰富了AD的体液标志物系统，有望极大地促进AD的早期筛查与诊断。文中简述了目前AT（N）及其相关的脑脊液研究、外周血液标志物的研究现状，提出应从多种病理生理的角度进行AD体液标志物的探索，以提高体液标志物在AD诊断中的效能。同时，文中还探讨了体液标志物在AD诊断中的局限性，并对AD体液标志物的未来发展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