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本研究探索中国中老年人胰岛素抵抗代谢评分(METS-IR)与心血管代谢性共病发病(Cardiometabolic multimorbidity,CMM)风险的关联.方法 基于人群的队列研究,本研究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纵向研究(CHARLS)的数据,在2011-2018年对中国45岁或以上居民进行了调查.Cox比例风险模型被用于计算METS-IR与新发CMM的关联的风险比(HR)和95％可信区间(CI),并在不同人群中进行分层分析,观察协变量与METS-IR的交互作用,应用限制性立方样条观察在不同体重人群中METS-IR与新发CMM的剂量反应关系.构建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METS-IR对CMM发病风险的预测价值.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5 349名研究对象,CMM发病率为2.08％,在调整所有纳入的协变量后,METS-IR作为连续变量与CMM发病风险呈正相关(HR:1.07,95％CI:1.05～1.09,P＜0.001).作为分类变量,METS-IR最高组与CMM发病风险仍呈正相关(HR:3.47,95％CI:2.06～5.84,P＜0.001).在全参与者(P for overall＜0.001)、正常体重(P for overall=0.022)和超重肥胖(P for overall=0.008)人群中 METS-IR与CMM发病风险仍存在线性关系.METS-IR对CMM发病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能力(AUC:0.651,95％CI:0.598～0.704).结论 METS-IR与中老年人群新发CMM风险增加存在正向关联,在正常体重或超重肥胖人群中都应该持续关注,从而减少CMM的风险.

目的 研究贵州省少数民族心脏代谢指数(CMI)对高尿酸血症(HUA)的关联关系.方法 基于"中国多民族队列研究",共纳入16 630名30～79岁苗族、侗族、布依族人群作为研究对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MI与HUA的关系,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CMI与HUA的剂量-反应关系,采用ROC曲线分析CMI对HUA的预测价值.结果 HUA总体检出率为22.8％,苗族、侗族、布依族人群分别为22.8％、24.4％、25.2％、18.5％.在总人群、苗、侗、布依族人群中,调整协变量后,与 Q1 相比,CMI Q4 组患 HUA 的 OR 分别为 4.39(95％CI:3.76～5.12)、3.96(95％CI:3.03～5.18)、4.28(95％CI:3.36～5.46)、5.55(95％CI:4.08～7.54),CMI 与 HUA 风险之间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 for nonlinear＜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CMI在总人群、苗、侗、布依族人群中预测HUA患病风险的曲线下面积(最佳截断值、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0.742(0.641、68.3％、68.8％),0.724(0.651、63.8％、70.8％)0.741(0.654、68.5％、68.1％)、0.775(0.555、68.8％、73.0％).结论 CMI对不同民族人群HUA患病风险增加有关,可作为预测贵州省少数民族人群HUA的指标.

目的 分析肛管鳞癌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的疗效并进行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行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的肛管鳞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并定期随访患者.主要观测指标为无瘤生存(DFS)、无局部区域复发生存(LRFFS)和总生存(OS),并记录不良反应情况.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用Cox回归模型分析生存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纳入65例患者,男性19例(29％),女性46例(71％).根据美国癌症联合委员会(AJCC)第7版分期,Ⅰ期、Ⅱ期、Ⅲa期、Ⅲ b期分别有7例(11％)、28例(43％)、10例(15％)、20例(31％).同步放化疗前,2例(3％)患者接受了化疗,12例(18％)接受局部切除手术.原发灶的放疗中位剂量为54 Gy(范围为45～64 Gy),同步化疗的方案以卡培他滨联合丝裂霉素为主(34例,52％).同步放化疗期间放疗完成率为100％,化疗完成率为88％,5例(8％)患者出现治疗中断但足量完成治疗,8例(12％)患者化疗剂量降低.同步放化疗期间,15例(23％)患者发生3-4级白细胞减少,17例(26％)发生3-4级放射性皮炎,无治疗相关死亡.中位随访时间为50.4个月(范围为4.4～142.2个月),7例(11％)患者出现局部区域复发,3例(5％)出现远处转移.全组5年DFS率、LRFFS率和OS率分别为78.8％、86.5％和85.1％.Cox单因素分析提示T分期与DFS率显著相关(P=0.006),并与OS率有相关趋势(P=0.054).结论 调强放疗联合同步化疗可有效治疗肛管鳞癌患者,急性不良反应基本可耐受.T分期是肛管鳞癌患者DFS率的影响因素.

目的 分析血糖变异系数(GLUcv)对急诊脓毒症患者脓毒症相关性脑病(SAE)的预测价值.方法 采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入选2022年3月至2024年2月在绍兴市上虞人民医院急诊重症监护病房(EICU)诊治的脓毒症患者,检测患者入院24 h内末梢血糖,并计算GLUcv.以脓毒症确诊28 d内SAE事件为研究终点,将28 d内并发SAE的患者纳入SAE组,未并发SAE患者纳入N-SAE组.比较分组后组间主要资料与指标水平的差异,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脓毒症并发SAE与GLUcv及其他主要指标的关系.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法,分析GLUcv与脓毒症并发SAE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与临床决策曲线,分析GLUcv对脓毒症并发SAE的预测价值.结果 最终有135例患者完成研究,患者入院24 h内GLUcv结果为12.59～33.60,根据GLUcv四分位数由低到高将135例患者分为Q1～Q4组,Q4组SAE发生率高于Q1～Q3组,Q3和Q4组急性生理学和慢性健康状况评价Ⅱ(APACHEⅡ)评分、血清淀粉样蛋白A(SAA)、白细胞介素(IL)-6及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水平高于Q1和Q2组,24 h乳酸清除率低于Q1和Q2组(P＜0.05).患者确诊后28 d内并发SAE 57例,发生率约42.22％.SAE组入院时APACHE Ⅱ评分、GLUcv、IL-6及NSE水平高于N-SAE组,24 h乳酸清除率低于N-SAE组(P＜0.05).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脓毒症并发SAE可能与入院时APACHE Ⅱ评分、24 h乳酸清除率、GLUcv、IL-6、NSE及SAA有关(P＜0.05).绘制ROC曲线,GLUcv预测脓毒症患者并发SAE曲线下面积(AUC)为0.797,最佳截断值为23.24.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法分析,脓毒症患者入院24 h内GLUcv与入院28 d内SAE发生风险呈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0.05),当GLUcv阈值达到23.24时,SAE风险随着GLUcv升高而增加.绘制临床决策曲线,GLUcv预测脓毒症并发SAE临床净收益情况理想,且联合其他指标能提高整体决策获益.结论 脓毒症患者并发SAE与GLUcv的升高有关,SAE风险随GLUcv升高而增加,脓毒症患者入院24 h内GLUcv可预测SAE高风险人群,且联合其他指标能提高整体风险预测的净收益率.

目的 研究帕金森患者外周血Toll样受体3(Toll-like receptor 3,TLR3)表达与周围神经病变的相关性.方法 选取2023年1月-12月在黑河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就诊并治疗的112例帕金森患者为帕金森组,纳入同期在本院进行健康体检的120例老年体检者为健康对照组.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所有研究对象外周血TLR3的表达水平.对帕金森患者进行肌电图检查,判断是否存在周围神经病变.采用修订的Hoehn-Yahr(H-Y)分级评估帕金森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帕金森组外周血TLR3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7.341,P＜0.001).112例帕金森患者中,发生周围神经病变50例,未发生周围神经病变62例.与无周围神经病变组比较,周围神经病变组外周血TLR3表达水平显著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4.632,P＜0.001).二元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较高的H-Y分级、左旋多巴日剂量、同型半胱氨酸和外周血TLR3水平及较低的维生素B12水平是帕金森合并周围神经病变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帕金森患者外周血TLR3表达水平与感觉神经神经传导速度(Nerve conductive velocity,NCV)、运动神经NCV呈负相关关系(r分别为-0.398和-0.442,P均＜0.001).ROC曲线分析表明,外周血TLR3表达水平评估帕金森病合并周围神经病变的曲线下面积为0.879(0.817～0.942),灵敏度为92.0％,特异度为71.0％.结论 外周血TLR3表达水平在帕金森合并周围神经病变组中显著升高,与神经NCV显著负相关,对帕金森合并周围神经病变的诊断具有一定价值.

目的:探讨射波刀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脑转移的近期临床效果和安全性及此类患者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分析2020年7月至2022年1月在吉林省肿瘤医院接受射波刀治疗脑转移瘤的58例NSCLC患者临床资料。射波刀治疗后3个月，依据头部增强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的脑转移瘤变化评价放疗疗效。采用Kaplan-Meier法对58例患者进行总生存（OS）和局部无复发生存（LRRFS）分析；以患者随访期间生存状态为金标准，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依据累计脑转移瘤体积判断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生存情况的效果，并获得累计脑转移瘤体积最佳临界值；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OS和LRRFS的临床因素；评估射波刀治疗相关不良反应。结果:58例患者中，男性26例（44.8%），女性32例（55.2%），中位年龄[ M（ Q1， Q3）]64岁（56岁，70岁）；每例患者有1~7个脑转移病灶，58例患者共有98个脑转移病灶。射波刀治疗后3个月内死亡2例（3.4%）；其余56例患者治疗后3个月，完全缓解3例（5.4%），部分缓解36例（64.3%），疾病稳定13例（23.2%），疾病进展4例（7.1%）；ROC曲线分析显示，依据累计脑转移瘤体积判断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生存的曲线下面积为0.593（95% CI：0.423~0.763），累计脑转移瘤体积最佳临界值为15 cm 3。中位随访时间12.6个月（7.5个月，17.9个月）。6、12个月的OS率分别为91.3%、79.5%，6、12个月的LRRFS率分别为93.0%、89.2%。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70分比≤ 70分， HR=0.103，95% CI：0.019~0.545， P=0.007）、颅外肿瘤控制情况（已控制比未控制， HR=0.145，95% CI：0.049~0.429， P<0.001）、累计脑转移瘤体积（≤15 cm 3比>15 cm 3， HR=0.105，95% CI：0.028~0.399， P=0.001）是O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颅外肿瘤控制情况（已控制比未控制， HR=0.062，95% CI：0.006~0.616， P=0.018）、累计脑转移瘤体积（≤15 cm 3比>15 cm 3， HR=0.440，95% CI：0.007~0.292， P=0.001）、靶区总生物等效剂量（BED）（≤60 Gy比>60 Gy， HR=5.299，95% CI：1.020~27.530， P=0.047）是LRRFS不良的独立影响因素。治疗后仅出现1~2级头痛[53.5%（31/58）]、恶心呕吐[36.2%（21/58）]等不良反应，无≥3级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射波刀治疗NSCLC脑转移具有较高的局部控制率和近期生存率，不良反应轻微。Karnofsky功能状态评分、颅外肿瘤控制情况、累计脑转移瘤体积可能影响射波刀治疗的NSCLC脑转移患者的OS，颅外肿瘤控制情况、累计脑转移瘤体积、总BED可能影响局部复发。

目的:探讨丙氨酸氨基转移酶(ALT)水平对原发性肝癌(以下简称肝癌)发病风险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06年7月至2007年12月在华北理工大学附属开滦总医院(26 980例)、开滦林西医院(18 306例)、开滦赵各庄医院(14 469例)、开滦唐家庄医院(4 389例)、开滦范各庄医院(4 561例)、开滦荆各庄医院(7 623例)、开滦吕家坨医院(4 249例)、开滦林南仓医院(3 136例)、开滦钱家营医院(6 356例)、开滦马家沟医院(2 319例)、开滦医院分院(3 392例)行健康体检的95 780例受试者的体检资料，其中男76 491例，女19 289例；年龄为(51±11)岁，年龄范围为18～98岁。依据ALT三分位水平将受试者分为3组：T1组31 859例(ALT<14.7 U/L)，T2组30 627例(14.7 U/L≤ALT<22.0 U/L)，T3组33 294例(ALT≥22.0 U/L)。由固定医师团队于2006、2008、2010、2012、2014年在相同地点按相同健康体检顺序对受试者进行体检，收集流行病学调查内容、人体测量学及实验室检查指标。观察指标：(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采用健康体检的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为肝癌新发病情况和患者生存情况。以2006年首次健康体检时间作为随访起始时间，随访终止事件为发生肝癌、失访、死亡。随访时间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多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和(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累积发病率，累积发病率的组间比较采用Log-rank进行检验。使用限制性立方样条曲线(RCS)计算连续变化的ALT和肝癌发病风险的剂量反应关系。而后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不同ALT水平分组影响肝癌发病的风险比( HR)和95%可信区间。使用似然比检验和赤池信息量准则(AIC)计算ALT对于肝癌预测模型拟合情况的影响。使用C-统计量计算不同模型的预测能力。 结果:(1)3组受试者的临床特征比较：T1组受试者男性、年龄、收缩压、舒张压、腰围、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分别为23 516例、(53±14)岁、(130±21)mmHg(1 mmHg＝0.133 kPa)、(82±12)mmHg、(85±10)cm、(24±3)kg/m 2、(4.9±1.1)mmol/L、1.11mmol/L(0.79～1.63 mmol/L)、(5.4±1.6)mmol/L、(1.5±0.4)mmol/L、(2.3±1.0)mmol/L、478例、12 758例、2 482例、15例、5 899例、1 071例、9 553例、5 434例、5 210例；T2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4 886例、(52±12)岁、(132±21)mmHg、(84±12)mmHg、(87±10)cm、(25±3)kg/m 2、(4.9±1.2)mmol/L、1.27 mmol/L(0.91～1.90 mmol/L)、(5.5±1.7)mmol/L、(1.6±0.4)mmol/L、(2.4±0.9)mmol/L、744例、13 884例、2 677例、13例、9 365例、981例、8 935例、5 216例、5 023例；T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8 089例、(50±12)岁、(132±21)mmHg、(85±12)mmHg、(89±10)cm、(26±3)kg/m 2、(5.0±1.2)mmol/L、1.45 mmol/L(1.02～2.28 mmol/L)、(5.6±1.8)mmol/L、(1.6±0.4)mmol/L、(2.3±0.9)mmol/L、1 416例、15 471例、3 583例、70例、15 277例、1 350例、10 514例、6 184例、4 447例；3组受试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 181.88， F＝350.52、148.39、417.75、948.63、1 917.20、111.60, χ2＝3 747.25， F＝133.78、18.17、14.45, χ2＝478.33、306.60、181.38、58.19、5 649.18、38.82、45.69、35.11、152.64， P<0.05)。(2)受试者随访和肝癌的发病情况：95 780例受试者随访时间为9.05年(8.75～9.22年)，共有新发肝癌351例，肝癌总发病密度为3.39/10 000人年，女性肝癌发病率为1.11/10 000人年，男性肝癌发病率为3.97/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肝癌的发病密度分别为2.09/10 000人年、2.54/10 000人年和5.42/10 000人年。T1组、T2组、T3组受试者的肝癌累积发病率分别为2.47‰、3.10‰和6.11‰，3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3.50， P<0.05)。(3)影响受试者新发肝癌的危险因素分析。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校正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后，与T1组比较，T3组新发肝癌的风险增加( HR＝1.87，95%可信区间为1.40～2.49， P<0.05)。RCS结果显示：ALT与肝癌的发病风险呈非线性相关，且曲线呈上升趋势(RCS_S1_ χ2＝7.21， P<0.05)。(4)ALT对肝癌模型预测价值的比较：建立多因素模型，将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总胆固醇、空腹血糖、HBsAg阳性、高血压病、糖尿病、肝硬化、脂肪肝、恶性肿瘤家族史、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因素共同带入模型中，计算此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1、6 313.30和6 345.30。将ALT三分位数分组带入模型中，以T1组为对照组计算此时模型的C统计量、-2Log L值和AIC值，分别为0.792、6 300.48和6 328.48。多因素＋Fbg模型的C统计量和AIC数值降低，与多因素模型的-2Log L值的差值为12.8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2.82， P<0.05)。 结论:ALT是肝癌的独立危险因素。在建立肝癌预测模型或评估肝癌发病风险时，ALT可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目的:探讨甲磺酸伊马替尼（IM）及其活性代谢产物N-去甲基伊马替尼（NDI）稳态血浆谷浓度（谷浓度）对胃肠间质瘤（GIST）患者中重度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及警戒值。方法:研究对象选自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IM治疗的GIST门诊复诊患者。对入选患者当即询问并记录其相关临床信息以及入组前28 d内IM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于复诊当天采血（距上次服药22~24 h）测定IM及NDI谷浓度，并于采血后28 d电话随访IM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患者采血前、后各28 d内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查结果。对不良反应进行因果关系判断和严重程度分级后，以未发生和发生Ⅰ级不良反应者为无/轻度组，发生Ⅱ~Ⅴ级不良反应者为中重度组，通过2组患者主要临床特征的比较分析发生中重度不良反应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IM及NDI谷浓度对中重度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及警戒值。结果: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19例，113例（95.0%）发生不良反应，无/轻度组65例，中重度组54例。2组患者性别分布和给药剂量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9.772， P<0.001； χ2=9.817， P=0.020），中重度组女性患者占比、给药剂量为300 mg/d者占比和给药剂量为600 mg/d者占比均高于无/轻度组。中重度组患者IM和NDI谷浓度均明显高于无/轻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1 695(1 258,2 261)μg/L比1 360 (938,1 643) μg/L， P<0.001；324(223,379) μg/L比264(217,338)μg/L， P=0.042]。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GIST患者发生中重度不良反应的IM和NDI谷浓度折点分别为1 539 μg/L（敏感度62.3%，特异度70.3%）和303 μg/L（敏感度56.6%，特异度68.7%），以折点浓度将119例患者分组，中重度不良反应发生率IM谷浓度>1 539 μg/L组和≤1 539 μg/L组分别为63.0%（34/54）和30.8%（20/65），NDI谷浓度>303 μg/L组和≤303 μg/L组分别为59.6%（31/52）和34.3%（23/6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 P=0.006）。 结论:IM和NDI谷浓度对GIST患者中重度不良反应发生风险有一定预测价值。对IM谷浓度>1 539 μg/L和NDI谷浓度>303 μg/L的患者应加强用药监测，以保证用药安全。

目的:探讨外周血调节性B细胞（Breg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Treg细胞）与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克罗恩病临床疗效的关系。方法:2017年1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在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收集32例活动期克罗恩病患者和33名性别、年龄相匹配的健康对照者。取空腹静脉血5 ml，分离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经多色流式细胞术检测PBMCs中Breg细胞（CD3 -CD19 +IL-10 +B细胞）占B细胞的比例，以及Treg细胞（CD4 +CD25 +Foxp3 +T细胞）占CD4 +T细胞的比例。克罗恩病患者于第0、2、6周静脉注射英夫利昔单抗（5 mg/kg）诱导缓解，其后每隔8周给予相同剂量的英夫利昔单抗维持治疗。于第14周再次检测PBMCs中Breg细胞比例和Treg细胞比例，并与第0周进行比较。同时，克罗恩病患者分别于第0周和第14周检测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血细胞沉降率辅助评估英夫利昔单抗疗效。 结果: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前，克罗恩病组与健康对照组之间整体比较，PBMCs中Breg细胞比例较高[(3.15±1.17)%比（2.64±0.38)%， P=0.024]，Treg细胞比例较低[(2.15±0.49)%比（4.25±0.41)%， P<0.001]。英夫利昔单抗治疗前和治疗第14周，克罗恩病组中Breg细胞比例和Treg细胞比例均呈独立正相关（ r=0.628， P<0.001； r=0.749， P<0.001）。治疗第14周，根据症状、克罗恩病活动指数（CDAI）、内镜下黏膜愈合进行评估。CDAI<150且内镜下黏膜愈合者定义为缓解组（R组），CDAI≥150或内镜下黏膜未愈合者为未缓解组（N组）。治疗第14周与治疗前比较，R组中Breg细胞比例和Treg细胞比例均显著增高[(5.89±2.60)%比（3.19±1.27)%， P<0.001；(4.59±0.72)%比（2.08±0.47)%， P<0.001]，CDAI和CR P均显著降低[CDAI：(63.19±14.69）比（195.62±58.13)， P<0.001；CRP：(3.65±2.23) mg/L比（29.80±30.06) mg/L， P<0.001]。治疗前和第14周，克罗恩病患者中Breg细胞比例和Treg细胞比例与CRP（ r=-0.279， P=0.026； r=-0.406， P=0.001）和CDAI（ r=-0.409， P=0.001； r=-0.708， P<0.001）始终呈独立负相关。治疗第14周，ROC曲线分析显示"Breg细胞比例+Treg细胞比例"对英夫利昔单抗疗效的预测价值高于其他参数（曲线下面积：0.782，截断值：0.895 5， P=0.034）。 结论:Breg细胞和Treg细胞不仅与克罗恩病疾病活动密切相关，而且在活动期克罗恩病患者中，联合检测这两类免疫细胞对英夫利昔单抗疗效的预测价值更高。

目的:系统评价钠-葡萄糖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致2型糖尿病患者胃肠道反应的风险。方法: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12月30日），收集SGLT2抑制剂治疗2型糖尿病且结局指标包含胃肠道反应的随机对照试验。采用Cochrane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纳入的研究进行质量评价。采用Stata 15.1软件贝叶斯方法进行网状meta分析，绘制SGLT2抑制剂不同干预措施胃肠道反应风险的网状证据图、两两比较的联赛图和累积概率排序曲线下面积图（SUCRA），并对SGLT2抑制剂不同干预措施胃肠道反应风险的大小进行排序。胃肠道反应的效应量以相对危险度（ RR）及其95%置信区间（ CI）表示。 结果:最终纳入15项研究进行分析，共包括5 540例患者。SGLT2抑制剂治疗组3 949例，干预药物包括达格列净（1 872例）、卡格列净（1 100例）、恩格列净（649例）、艾托格列净（219例）、伊格列净（61例）、利格列净（48例）；对照组1 591例，均给予安慰剂。网状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卡格列净50 mg和卡格列净100 mg相比，艾托格列净10 mg治疗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更高（ RR=1.37，95% CI：1.02~3.48； RR=2.98，95% CI：1.19~4.09；均 P<0.05）；SGLT2抑制剂其他干预措施之间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按SUCRA对SGLT2抑制剂不同干预措施胃肠道反应发生风险的排序结果显示，胃肠道反应发生风险从大到小依次为利格列净50 mg、艾托格列净25 mg、艾托格列净10 mg、恩格列净25 mg、伊格列净100 mg、伊格列净300 mg、伊格列净200 mg、艾托格列净5 mg、利格列净10 mg、伊格列净50 mg、恩格列净10 mg、利格列净2.5 mg、达格列净20 mg、达格列净10 mg、恩格列净5 mg、艾托格列净1 mg、达格列净5 mg、安慰剂、卡格列净300 mg、卡格列净200 mg、达格列净2.5 mg、达格列净1 mg、卡格列净100 mg、卡格列净50 mg。 结论:不同SGLT2抑制剂治疗方案导致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不同。卡格列净导致胃肠道反应的风险较小，尤其是卡格列净50 mg方案；而利格列净和艾托格列净容易引起胃肠道反应，尤其在较高剂量治疗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