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研究贵州省少数民族心脏代谢指数(CMI)对高尿酸血症(HUA)的关联关系.方法 基于"中国多民族队列研究",共纳入16 630名30～79岁苗族、侗族、布依族人群作为研究对象.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CMI与HUA的关系,限制性立方样条分析CMI与HUA的剂量-反应关系,采用ROC曲线分析CMI对HUA的预测价值.结果 HUA总体检出率为22.8％,苗族、侗族、布依族人群分别为22.8％、24.4％、25.2％、18.5％.在总人群、苗、侗、布依族人群中,调整协变量后,与 Q1 相比,CMI Q4 组患 HUA 的 OR 分别为 4.39(95％CI:3.76～5.12)、3.96(95％CI:3.03～5.18)、4.28(95％CI:3.36～5.46)、5.55(95％CI:4.08～7.54),CMI 与 HUA 风险之间呈非线性剂量-反应关系(P for nonlinear＜0.001).ROC曲线分析显示,CMI在总人群、苗、侗、布依族人群中预测HUA患病风险的曲线下面积(最佳截断值、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 0.742(0.641、68.3％、68.8％),0.724(0.651、63.8％、70.8％)0.741(0.654、68.5％、68.1％)、0.775(0.555、68.8％、73.0％).结论 CMI对不同民族人群HUA患病风险增加有关,可作为预测贵州省少数民族人群HUA的指标.

目的 观察心脏康复运动治疗对急性心肌梗死(AMI)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PCI)治疗病人心功能及健康相关体适能的影响.方法 选择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在邯郸市第一医院行PCI治疗的AMI病人96例,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对照组(n=48)给予常规护理,研究组(n=48)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心脏康复运动治疗.比较两组的心功能、健康相关体适能、6 min步行距离、干预期间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发生情况.结果 干预后,两组的左室射血分数(LVEF)、6 min步行距离均大于干预前(P<0.05),左室舒张末期容积(LVEDV)小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的LVEF(57.79±5.86)％、6 min步行距离(386.22±48.49)m大于对照组[(53.14±6.42)％、(357.63±45.51)m](P<0.05),LVEDV小于对照组(P<0.05).干预后,研究组的峰值摄氧量(VO2max)、氧脉搏、摄氧量对应功率的递增斜率(△VO2/△WR)、代谢当量、握力指数、30 s连续椅子站立试验(30-CS)均大于干预前(P<0.05),体脂肪、内脏脂肪面积(VFA)均小于干预前(P<0.05),且研究组的VO2max(20.32±1.64)mL·min-1·kg-1、氧脉搏(12.93±2.45)mL/次、△VO2/△WR(10.14±1.63)mL·min-1·W-1、代谢当量6.12±0.73、握力指数(53.91±5.62)％、30-CS(19.21±6.39)次均大于对照组[(19.47±1.76)mL·min-1·kg-1、(11.74±2.66)mL/次、(9.43±1.78)mL·min-1·W-1、5.73±0.77、(50.18±8.83)％、(16.43±6.04)次](P<0.05),体脂肪(25.88±5.23)％、VFA(94.14±27.32)cm2均小于对照组[(28.52±7.04)％、(105.64±28.11)cm2](P<0.05).研究组的干预期间MACE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 行PCI治疗的AMI病人接受心脏康复运动治疗,利于改善心功能,提高健康相关体适能,增大6 min步行距离,减少干预期间MACE发生.

目的 探讨心脏代谢指数(CMI)、血尿酸(SUA)水平与2型糖尿病(T2DM)患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CAN)的相关性.方法 回顾性收集2019年5月～2021年5月南宁市第八人民医院、河池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215例T2DM患者一般临床资料及实验室检查结果,根据Ewing试验明确CAN诊断,并将所有患者分为非CAN组(112例)和CAN组(103例).同时根据CMI、SUA水平的三分位分别分为3组,即低SUA组(35例)、中SUA组(132例)及高SUA组(48例),低CMI组(108例)、中CMI组(93例)及高CMI组(14例),分析各组患者CAN发生率.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评估T2DM患者合并CAN的影响因素.结果 低、中、高SUA三组与低、中、高CMI三组患者组间CAN发生率差异均存在统计学意义(P＜0.05),随着SUA、CMI增高,CAN发生率均升高.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MI、SUA、糖尿病病程、FPG、腰围、HDL-C均为T2DM患者发生CAN的影响因素(P＜0.05).校正相关混杂因素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MI、SUA仍为T2DM患者发生CAN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高SUA水平T2DM患者发生 CAN 的风险是低 SUA 的 10.978 倍(95％CI3.921～30.733,P＜0.001),高 CMI 水平 T2DM 患者发生 CAN 的风险是低 CMI 的 5.333 倍(95％CI 1.406～20.227,P＜0.05).结论 SUA、CMI 均为T2DM患者发生CAN的危险因素,随着SUA、CMI增高,T2DM患者CAN的发生风险显著增加.对SUA、CMI较高的T2DM患者,应尽早行Ewing试验明确诊断,以预防和延缓CAN的发生与发展.

孕前超重/肥胖及孕期增重过多不但增加不良围产结局的风险，也与儿童心脏、呼吸、代谢和认知相关的不良结局有关。女性肥胖是妊娠期间一个重要的可变因素。以孕期饮食和体育活动作为干预手段，能有效控制孕期增重，减轻压力和抑郁，也能防止摄入过多热量，以减少孕期增重。由于孕妇孕前体重指数对妊娠结局的影响比孕期增重更重要，因此可以通过优化产前保健，改善子代的长期健康状况。未来的预防策略应侧重于对孕前超重/肥胖的干预。

目的:探讨心脏代谢指数(CMI)与急性心肌梗死(AMI)患者冠脉病变程度及远期预后的相关性。方法:纳入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就诊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明确诊断为AMI的712例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依据CMI三分位数将研究对象分为高、中、低值组。Gensini评分用以定量评估冠脉病变程度。终点事件定义为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s)的发生。采用 Spearman相关性分析，探讨CMI与Gensini评分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 Cox回归分析MACEs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采用限制性立方样条图分析CMI与MACEs发生风险之间的非线性关系；采用 Kaplan- Meier曲线分析组间生存差异；亚组分析评估CMI对MACEs预测价值的一致性。 结果: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CMI与Gensini评分呈正相关关系( r＝0.13， P<0.001)。调整混杂后多因素 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MI是MACE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HR＝1.709, 95% CI 1.052～2.778, P＝0.031)。限制性立方样条图分析结果显示，CMI与MACEs发生风险之间呈"L"形非线性效应关系( P＝0.024)。 Kaplan- 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随着CMI升高，AMI患者MACEs累积发生率显著增加( P<0.05)。亚组间分析结果显示，CMI在不同亚组中对MACEs发生均具有独立的预测价值，并且在血脂正常、体型正常的患者中具有更高的预测价值。 结论:CMI与AMI患者冠脉病变程度密切相关，并且是远期MACEs发生的独立预测因子。

目的:探讨原发性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临床特征及诊疗策略。方法:选择2019年4月26日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收治的1例61岁原发性心脏DLBCL男性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回顾性分析方法，对本例患者病史、临床特征、影像学及病理学检查结果等临床资料进行分析。根据本例患者临床表现、影像学及病理学检查结果对其进行诊断与治疗。本研究对本例患者的随访截至2021年4月28日。本研究以"原发性心脏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primary cardiac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为中、英文关键词，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及PubMed数据库中相关文献，总结与本研究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相关病例的诊疗资料。文献检索时间设定为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5月31日。本研究符合2013年修订的《世界医学协会赫尔辛基宣言》要求，并且征得受试者及其家属知情同意。结果:①本例患者因"反复胸闷、胸痛3 d"于当地医院就诊，发现心脏占位后转诊至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南京医院心胸外科，既往无特殊病史。②患者于2019年4月26日入本院后再次突发胸闷、胸痛，伴面色苍白，一过性黑矇，心电监护结果示，心率为45次/min，血压为78 mmHg/45 mmHg(1 mmHg＝0.133 kPa)，血氧饱和度为70%。遂立即予积极抢救，但是患者仍反复发作，考虑患者为右心房占位导致右心室流出道梗阻，有急诊手术指征，于就诊当日对其进行体外循环下右心房占位切除术。术中见肿瘤位于三尖瓣后瓣及隔瓣交界处与冠状静脉窦之间，与心肌相互融合，阻挡三尖瓣瓣口开放及关闭，但是肿物与心肌组织融合，无法完全切除，遂沿肿瘤突起边缘部分切除肿物，以明确病变性质及解除肿物对三尖瓣活动的影响。术中肿物的免疫组织化学结果示，CD20(＋)、CD79a(＋)、配对盒蛋白(PAX)-5(＋)、CD3(－)、CD5(－)、CD10(－)、多发性骨髓瘤癌基因(MUM)-1(－)、B细胞淋巴瘤/白血病(BCL)-6(－)、BCL-2(＋)、c-Myc(－)、CD30(－)、EB病毒编码小RNA(EBER)(－)、CD117(－)、Ki-67(60%)、波形蛋白(＋)、CD31(－)、结蛋白(－)、细胞角蛋白(CK)(－)，考虑为DLBCL。2019年5月16日本例患者被转至本院血液科，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显像仪(PET/CT)检查结果示，右心房肿瘤部分切除术后，右房内团块状略低密度影， 18F-氟代脱氧葡萄糖( 18F-FDG)代谢增高[摄取区域大小约为9.2 cm×6.3 cm，最大标准摄取值(SUVmax)为29.03]，符合肿瘤改变，心包增厚，并有少量积液本例患者。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示，右心房肿瘤部分切除术后，主动脉瓣反流(轻度)，二、三尖瓣反流(轻度)，左心室舒张功能异常，左心室收缩功能正常，右心房腔内有大小约为53 mm×43 mm不规则高回声，且与右心房侧壁相连，未见其明显移动或者摆动。本例患者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示，骨髓增生活跃，粒、红、巨核系三系细胞增生，偶见异常细胞，形似淋巴瘤细胞。③结合本例患者的临床特征、PET/CT、活组织免疫组织化学及骨髓细胞形态学检查结果，于2019年5月16日被确诊为原发性心脏DLBCL[非生发中心型，Ⅳ期A组，淋巴瘤国际预后指数(IPI)为4分，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IPI为6分]。遂先予1个疗程减低剂量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300 mg/d, d1＋环磷酰胺600 mg/d，d2＋表柔比星50 mg/d，d2＋长春地辛6 mg/d，d2＋泼尼松60 mg/d，d2～6)化疗，随后对其进行4个疗程R-CHOP方案(利妥昔单抗500 mg/d，d1＋环磷酰胺1 000 mg/d，d2＋表柔比星70 mg/d，d2＋长春地辛4 mg/d，d2＋泼尼松60 mg/d，d2～6)化疗。本例患者中期疗效评估为完全缓解(CR)。建议对其进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但患者及其家属拒绝。本例患者再次接受2个疗程R-CHOP方案巩固化疗后停止治疗。截止随访结束本例患者无复发。④按照本研究设定的文献检索策略，共纳入17篇文献，报道17例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加上本例患者共18例患者被纳入进行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诊疗研究。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常见发病部位为右心房，其次为右心室，起病症状主要表现为心脏相关症状，常用化疗方案为R-CHOP，这18例患者中5例死亡，随访最长时间为24个月，患者未复发。 结论:本例原发性心脏DLBCL患者诊断及时，疗效尚可。原发性心脏DLBCL是一种临床少见且预后欠佳的恶性肿瘤，早发现、早诊断及早治疗有望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前瞻性研究贵阳市城区40岁以上人群心脏代谢指数与代谢综合征的发病关系。方法:对2011年参加"中国2型糖尿病患者肿瘤发生风险的流行病学研究"的贵阳市城区40岁以上居民进行随访，最终将4 506名(女性3 067名，男性1 439名)纳入分析。用三酰甘油(triglycerides, 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 HDL-C)×腰高比(waist-to-height ratio, WHtR)计算心脏代谢指数(cardiometabolic index, CMI)。采用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心脏代谢指数与代谢综合征的相关性，ROC分析CMI对代谢综合征发病的预测能力。 结果:平均随访3年，按照国际糖尿病联盟(IDF)2005年代谢综合征的诊断标准，代谢综合征患者985例(女性774例，男性211例)。总人群代谢综合征的粗发病率为21.86%，男性代谢综合征的发病率为14.66%，女性为25.24%，且随CMI的增加而增加。在经多因素 logistics回归分析后，CMI的所对应代谢综合征的发病风险在女性和男性分别为 OR＝1.303(95% CI 1.263~1.344)、 OR＝1.724(95% CI 1.162~2.558)。ROC结果显示CMI具有良好预测发病的能力(AUC：男性0.759，女性0.852)。 结论:CMI的增加与代谢综合征发病率相关，支持CMI作为一种有用的方法来筛查中国一般人群中的代谢综合征。

目的:观察左西孟旦联合生脉注射液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泵衰竭的疗效及其对患者组织灌注、氧代谢的影响。方法:选取胶州市人民医院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收治的急性心肌梗死泵衰竭患者110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观察组各55例。对照组采用包括心电监护及氧饱和度监护、氧气疗法，双联抗血小板药物、他汀类药物、血管活性药物、硝酸酯类等常规治疗，观察组在常规治疗基础上采用左西孟旦联合生脉注射液治疗，两组疗程10 d。观察两组临床疗效、治疗前后心功能及组织灌注、氧代谢指标，随访1个月，比较两组病死率。结果:观察组总有效率为58.18%（32/55），高于对照组的38.18%（21/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41， P < 0.05）。治疗后，观察组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左室射血分数、每搏量均优于对照组，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29、-5.85、-7.33，均 P < 0.05）；观察组氧分压、氧合指数、中心静脉血氧饱和度、乳酸、乳酸清除率、尿量分别为（103.53±9.85）mmHg、（247.69±18.95）mmHg、（77.56±3.59）%、（3.02±0.45）mmol/L、（42.89±5.22）%、（40.88±1.64）mL/h，对照组分别为（95.47±11.98）mmHg、（194.69±16.52）mmHg、（70.88±2.13）%、（3.58±0.51）mmol/L、（36.89±5.14）%、（36.55±2.23）mL/h，两组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85、-15.64、-11.87、3.11、-6.07、-11.27，均 P < 0.001）。随访1个月，观察组病死率［3.64%（2/55）］低于对照组［16.36%（9/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95， P < 0.05）。 结论:左西孟旦联合生脉注射液治疗急性心肌梗死泵衰竭可获得较为显著的临床疗效，可提高心功能，改善组织灌注及氧代谢水平，降低病死率。

急性心力衰竭（AHF）的发病机制复杂，使用B型利钠肽（BNP）、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诊断并评估患者严重程度、预测患者预后的效果有待提高。近期研究表明，氨基酸、脂肪类及糖类代谢标志物能够精准跟踪AHF进展状况，并提高对患者预后的预测效果。本文主要从信号通路异常激活、胰岛素分泌失衡等机制发现心脏代谢需求显著增加的原因，根据支链与芳香族氨基酸、血清游离脂肪酸与脂肪酸结合蛋白以及甘油三酯-葡萄糖指数的代谢途径与含量变化综述了AHF的潜在病理机制及其预测效果，以期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目的:探讨氧代谢指标与严重脓毒症患儿的预后相关性。方法:采用回顾性研究方法，收集2016年4月至2019年4月西安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收治的严重脓毒症患儿，收集患儿人口学资料、血流动力学相关指标及入院时氧代谢指标，以28 d死亡为终点事件，按预后分为存活组和死亡组，比较两组患儿基线资料和血流动力学指标及入院时氧代谢指标，对可能影响预后的危险因素进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并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验证相关变量对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严重脓毒症患儿170例，28 d死亡79例，病死率46.47%。存活组和死亡组的年龄、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死亡组血流感染和颅内感染发生率高于存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存活组比较，死亡组血乳酸(Lac)和氧摄取率(ERO 2)均升高[Lac：(7.58±2.64)mmol/L比(3.14±1.16)mmol/L；ERO 2：(45.12±11.39)%比(32.19±6.24)%，均 P<0.05]；氧合指数(PO 2/FiO 2)、平均动脉压(MAP)、动脉血氧饱和度(SaO 2)、静脉血氧饱和度(SvO 2)、心脏指数(CI)均降低[PO 2/FiO 2：(237.75±130.37)mmHg比(319.25±150.85)mmHg，1 mmHg＝0.133 kPa；MAP：(49±4)mmHg比(61±15)mmHg，SaO 2：(62.29±15.16)%比(83.21±16.09)%；SvO 2：(57.28±24.02)%比(65.32±13.15)%；CI：(1.68±0.76)mL/(min·m 2)比(2.56±0.25)mL/(min·m 2)，均 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Lac、ERO 2是影响严重脓毒症患儿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OR(95% CI)：2.00(1.14~3.51)、1.83(1.09~4.05)， P<0.05]。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显示Lac、ERO 2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675、0.789；预测严重脓毒症患儿死亡的敏感度分别为93.75%、85.31%；特异度分别为87.85%、78.39%。Lac和ERO 2二者联合预测曲线下面积为0.946，敏感度89.15%，特异度88.76%，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Lac、ERO 2是影响严重脓毒症患儿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二者联合对严重脓毒症患儿不良预后具有好的预测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