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评估CT(CT)在高冠状动脉钙负荷患者的超高分辨率冠状动脉计算机断层血管造影(CCTA)的可行性和质量.方法 纳入20例患者接受PCD-CCTA,使用离散视觉量表评估图像噪声和冠状动脉斑块和邻近血管腔,表征图像噪声纹理.结果 CCTA在所有患者中都是可行的.在Bv40核和0.6 mm层厚重建的患者中,虚化伪影最大(55.2％±9.8％),血管锐度最低(477.1±73.6 ΔHU/mm),信噪比最高(27.4±5.6),CNR最高(32.9±6.6),噪声最低(17.1±2.2 HU).考虑到薄片厚度为0.2mm的重建,图像噪声、信噪比、CNR、血管清晰度和虚化伪影在不同核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01).随着内核清晰度的提高,信噪比和CNR不断降低,图像噪声和血管清晰度增加,其中Bv89内核的清晰度最高(2383.4±787.1 ΔHU/mm).结论 超高分辨率CCTA结合CT是可行的,可以实现钙化冠状动脉的可视化,图像质量好,清晰度高.

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在计算流体动力学(CFD)领域扩展冠脉树来提高基于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oronary CT angiography,CCTA)的血流储备分数(FFR)的准确性.进行了一项观察性研究,以评估将冠状动脉树分析从最小直径1.2mm扩展到0.8 mm的效果.方法 对接受CCTA和介入性FFR治疗的患者进行回顾性研究.76名患者符合纳入标准.重建三维冠状动脉树,生成具有不同管腔直径下限(1.2 mm和0.8 mm)的有限元网格.根据Murray定律定义了出口边界条件.应用NKS方法求解CFD控制方程,得到FFRCT.结果 在个体患者水平上,将冠状动脉树的最小直径从1.2mm扩大到0.8mm,FFRCT的灵敏度提高了 16.7％(P=0.022),这导致四个假阴性病例转变为真阳性病例.ROC曲线的AUC值由0.74增至0.83.此外,NKS方法可以解决在2160个处理器核的情况下,在10.5分钟内将冠状动脉树扩展到0.8 mm管腔直径的计算问题.结论 将重建的冠脉扩大到较小的管腔直径可以显著提高FFRCT的敏感性,NKS方法可以为未来的临床应用提供良好的计算时间.

目的:探讨PCI治疗能否改善合并糖尿病的冠状动脉慢性闭塞病变(chronic coronary total occlusion,CTO)患者的临床预后.方法:回顾性选取1 044例合并1支CTO病变的糖尿病患者,根据PCI是否成功分为成功CTO-PCI组(CTO-S-PCI组)和失败CTO-PCI组(CTO-F-PCI组),观察两组患者随访12个月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复合终点,包括心源性死亡、靶血管非计划性血运重建(target vessel revascularization,TVR)和非致死性心肌梗死,以及次要终点全因死亡和非计划性血运重建.中位随访时间为43(24,80)个月.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 044例患者,其中CTO-S-PCI组683例(65.4％),CTO-F-PCI组361例(34.6％).在主要终点 MACE:CTO-S-PCI 优于 CTO-F-PCI[未校正HR:1.422,95％CI:1.100～1.838;校正 HR(模型 1):1.332,95％CI:1.004～1.767;校正HR(模型 2):1.321,95％CI:0.993～1.759];该优势在心源性死亡、TVR方面的趋势是一致的,但非致死性心肌梗死方面两组间无差别.次要终点方面CTO-S-PCI组全因死亡较CTO-F-PCI组显著减低[未校正HR:1.741,95％CI:1.111～2.729;校正HR(模型1):1.674,95％CI:0.969～2.891;校正HB(模型2):1.633,95％CI:0.941～2.838],但非计划性血运重建方面两组间无差别.结论:PCI治疗能够降低CTO合并糖尿病患者心源性死亡、TVR及全因死亡的风险,使糖尿病的CTO患者从PCI治疗策略中获益.

目的:分析比较两侧原位乳内动脉至前降支系统血运重建后的血流表现。方法:收集2017年10月至2019年10月期间363例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行左侧乳内动脉至前降支旁路移植(LIMA-LAD)和右侧乳内动脉至前降支旁路移植(RIMA-LAD)的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患者临床病例资料。按照不同动脉移植血管分为左侧乳内动脉移植血管组(LIMA-LAD组，329例)和右侧乳内动脉移植血管组(RIMA-LAD组，34例)。术前行经胸乳内动脉超声检查，术中使用TTFM测量并记录移植血管的血流量、搏动指数和舒张期血供比例(DF值)等参数，术后1周行冠状动脉CTA检查。结果:术前右侧乳内动脉相较于左侧直径更粗、流量更大、搏动指数更优( P<0.05)。吻合于前降支系统后，左、右两侧乳内动脉旁路移植血管在流量、搏动指数和DF值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右侧骨骼化获取的原位乳内动脉旁路移植血管并未体现出血流量增加的优势。与术前自身乳内动脉血流相比，术中左或右侧乳内动脉旁路移植血管在血流量和搏动指数方面均明显改善( P<0.001)。考虑到两组间年龄因素差异巨大，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再次比较流量、搏动指数以及DF值，组间差异仍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1周LIMA-LAD组完成冠状动脉CTA检查313例，其中4例存在不同程度问题。RIMA-LAD组34例均完成冠状动脉CTA检查，1例提示远端显影浅淡，余者结果未见明显异常。两组在术后冠状动脉CTA完成率( P＝0.381)和旁路移植血管失败率( P＝0.405)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与术前自身乳内动脉血流相比，术中左、右两侧乳内动脉旁路移植血管的血流量、搏动指数均显著改善。尽管术前右侧乳内动脉血流参数优于左侧，但吻合于前降支靶血管后两组在流量、搏动指数以及DF值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骨骼化获取的乳内动脉移植血管的血流量优势并未体现。

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STEMI）属于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ute coronary syndrome，ACS）中的一种严重类型，多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基础上发生急性血管完全或不完全闭塞，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死亡和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 [1,2]。直接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rimary 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PCI）比溶栓疗法能更快更有效地开通梗死相关动脉，改善罪犯血管血流量并限制心肌梗死面积，保留左心室射血功能提高患者生存率，因此PPCI已成为目前STEMI患者恢复冠脉再灌注的首选血运重建策略 [3,4]，然而仍会有5%-50%的患者在PPCI后会出现无复流现象（no-reflow phenomenon，NRP） [5]。NRP是一种与心肌梗死患者预后不良密切相关的并发症，可增加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 adverse cardiovascular events，MACE）发生的风险并提高STEMI患者的院内病死率，导致患者预后不良 [6,7]。近几年发现的心血管危险因子同型半胱氨酸（homocysteine，Hcy）被认为是STEMI患者PPCI后冠脉发生NRP的独立危险因素 [8]，有关证明二者相关性的研究在近几年逐渐增多，无不提示二者关系密切，具有潜在的临床应用价值。故本文围绕Hcy与NRP的关系作一综述，以期为NRP的预测及防治提供新的思路。

目的:探讨采用颈总动脉-锁骨下动脉(SA)搭桥术治疗有脑缺血症状的SA闭塞患者的临床疗效。方法:纳入2015年1月至2020年6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神经外科于复合手术室行颈总动脉-SA搭桥术的11例SA闭塞患者，所有患者均有脑缺血症状。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疗效及手术相关并发症。结果:所有患者均手术成功，术中超声及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提示椎动脉盗血消失，吻合血管通畅。2例患者术中显露SA时，发生淋巴管破裂。无一例患者发生神经损伤及卒中。术后1年随访，所有患者SA盗血综合征症状明显改善或消失。双上肢收缩压差由术前的(27.6±9.7)mmHg降至术后的(7.3±1.9)mmHg( P<0.01，1 mmHg＝0.133 kPa)，患侧与健侧收缩压比值由术前的0.55±0.11提高至0.86±0.30( P<0.01)。所有患者人工血管及吻合口无明显狭窄，患侧无肢体缺血及脑缺血表现。 结论:颈总动脉-SA治疗有脑缺血症状的SA闭塞患者手术并发症少、疗效确切。

目的:探讨机械减容技术在治疗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中的应用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6月至2020年6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介入血管外科应用Rotarex机械减容治疗的52例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患者的临床资料。男性37例，女性15例，年龄（69.4±10.1）岁（范围：47~89岁）。病变位于髂动脉6例，股腘动脉42例，同时累及髂动脉和股腘动脉4例。所有患者应用Rotarex机械减容，残余狭窄>50%的患者同期行腔内血管成形术，部分患者应用药物涂层球囊，必要时植入支架。收集患者手术情况、并发症情况、术后靶血管再狭窄、再次手术情况等。数据比较采用配对样本 t检验和秩和检验，并应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术后靶血管通畅率。 结果:52例患者均成功行血运重建，技术成功率100%。所有患者行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11例应用药物涂层球囊扩张；24例患者植入支架共26枚（2例植入2枚支架），其中9例为髂动脉支架，15例为股腘动脉支架，支架长度为（11.3±3.3）cm（范围：6~23 cm）。术中发生远端栓塞2例，均以大腔导管抽吸方法取出栓子。1例髂动脉病变患者术后发生靶病变急性闭塞，急诊行股动脉切开取栓术，术后恢复良好。患者住院时间（4.8±1.9）d（范围：2~9 d），出院时踝肱指数为0.81±0.16，较术前的0.34±0.16明显改善（ t=-25.160， P<0.01），卢瑟福分级为［ M（IQR）］1（1），较术前的3（1）明显降低（ Z=-6.825， P<0.01）。中位随访时间19个月（范围：6~42个月）。随访期间，2例患者因停用抗血小板药物，分别于术后2周和2个月时发现靶血管急性血栓形成，其中1例因静息痛明显再次行血运重建，另1例因消化道出血，不能行抗凝治疗，未再次手术；4例患者死亡，死亡原因为腹腔感染1例，肺癌1例，冠心病2例；13例患者超声提示靶血管病变再狭窄>50%，均位于股腘动脉，其中3例再次行腔内治疗。本组患者术后半年、1年和2年的靶血管累积通畅率分别为94.2%、87.4%和51.4%，股腘动脉病变术后半年和1年的靶血管累积通畅率分别为92.9%和84.3%。 结论:对于下肢动脉硬化闭塞性病变，采用Rotarex机械减容安全有效，与动脉腔内血管成形术联合应用可减少股腘动脉支架的应用。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至2021年12月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的15例急性肾梗死（ARI）患者的临床资料。病因为心源性肾梗死14例，抗磷脂综合征1例；合并心房颤动12例，房性早搏2例，D-二聚体水平升高12例，乳酸脱氢酶（LDH）水平升高15例，尿潜血阳性和尿蛋白阳性11例。治疗方式为导管接触性溶栓4例，静脉溶栓2例，抗凝治疗9例。随访发现6例再发栓塞，其中2例死亡。对于存在血栓高风险因素的急性发作、持续性腹痛患者，若合并高水平LDH、尿潜血（+）和/或尿蛋白（+）提示可能为ARI，增强CT或CT血管造影可辅助早期确诊。即使存在长时间的肾动脉栓塞也应尽可能尝试重建血流，后期规范化抗凝治疗至关重要。

动脉粥样硬化是一种多见于中老年的慢性进展性疾病，常累及心、脑血管，临床上动脉粥样硬化性缺血性卒中（IS）或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常与冠心病（CHD）同时并存。与未合并CHD者相比，合并CHD的IS患者多数病情更严重，死亡风险更高，预后更差。本共识根据病因和临床特点，将其分为脑-心综合征、急性冠脉综合征（ACS）相关IS/TIA、动脉粥样硬化性IS/TIA与CHD共存三大类，并制订了相应的诊断标准。在急性期治疗时间窗内针对卒中进行静脉溶栓和（或）血管内治疗，针对CHD则视情形采取分期或同期颈动脉干预［颈动脉支架成形术（CAS）或颈动脉内膜剥脱术（CEA）］+心肌血运重建［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或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并进行围手术期管理。在二级预防方面给予危险因素控制和生活方式改变等措施，并积极进行心脏和神经康复治疗。

目的:观察基于冠状动脉CT血管成像（CTA）三维重建影像的左房间隔囊袋（LASP）检出情况，以及LASP的影像解剖学特征。方法:横断面研究。纳入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德州医院2021年12月—2022年1月行冠状动脉CTA检查的受检者332例。其中男200例、女132例，年龄31~83（57.3±9.4）岁，按照年龄分为A组（≥50岁）271例、B组（<50岁）61例。将受检者的CTA图像进行三维重建观察LASP。观察项目：（1）比较LASP在性别及A、B年龄组间的检出率差异；观察LASP形态及开口方向。（2）测量并比较A、B组受检者中LASP的囊袋深度、囊袋壁厚度、囊袋口宽度。结果:（1）332例受检者中共检出LASP 69例（20.8%），其中男46例（23.0%，46/200）、女23例（17.4%，23/13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1.50， P=0.220）；A组检出LASP 56例（20.7%，56/271）、B组检出LASP 13例（21.3%，13/61），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 2=0.01， P=0.910）。囊袋口的形态多数为弧形，开口朝向上方或前上方，其中朝上方开口30例，朝前上方开口39例。（2）69例LASP的囊袋深度、囊袋壁厚度、囊袋口宽度分别为2.59~15.44（7.79±2.91）mm、0.58~3.21（1.57±0.41）mm、0.80~4.75（1.98±0.72）mm，其中≥50岁的LASP分别为（7.64±2.77）mm、（1.58±0.43）mm、（1.95±0.74）mm，<50岁的LASP分别为（8.43±3.50）mm、（1.51±0.34）mm、（2.09±0.68）mm，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t=0.87、0.55、0.63， P值均>0.05）。 结论:冠状动脉CTA三维重建可观察囊袋的形态特征，其检出率未见性别和年龄的差异，并且年龄≥50岁与<50岁者LASP囊袋深度、囊袋壁厚度、囊袋口宽度也未见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