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移性前列腺癌以全身治疗为主。本文报道1例转移性前列腺癌疾病进展后多西他赛再挑战的患者。患者前列腺癌多发骨转移、肺转移，一线内分泌治疗联合多西他赛单药化疗效果满意。病情进展至转移性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mCRPC)阶段后采用多西他赛再挑战治疗，PSA下降大于50%，无严重毒副作用。多西他赛再挑战是转移性前列腺癌病情进展后的治疗选择之一。

目的:评价真实世界中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患者三线化疗再挑战的临床疗效。方法:2013年1月至2020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经奥沙利铂和(或)伊立替康化疗后进展且三线接受化疗再挑战的mCRC患者95例，收集其临床病理资料、治疗相关信息、近期疗效、不良反应及生存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mCRC患者三线化疗再挑战的预后影响因素。结果:95例患者中，三线治疗采用单纯化疗32例，化疗联合靶向治疗63例。83例患者采用双药化疗，其中35例为奥沙利铂再挑战，48例为伊立替康再挑战。12例(12.6%)患者采用三药化疗，其中5例因前线序贯应用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三线治疗为奥沙利铂和伊立替康再挑战，7例前线仅使用过奥沙利铂，归于奥沙利铂再挑战。三线化疗再挑战的客观缓解率为8.6%(8/93)，疾病控制率为61.3%(57/93)，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为4.9个月，中位总生存时间为13.0个月。常见的不良反应为白细胞减少(34.7%)、中性粒细胞减少(34.7%)，以及恶心(32.6%)、呕吐(31.6%)等消化道不良反应。3~4级不良反应多见于骨髓抑制。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性别( HR＝1.609，95% CI：1.016~2.548)、一线治疗的PFS+二线治疗的PFS( HR＝0.598，95% CI：0.378~0.947)是mCRC患者三线化疗再挑战PFS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mCRC患者三线治疗采用化疗再挑战安全有效，尤其是一线治疗和二线治疗PFS累计超过1年者，三线治疗选择化疗再挑战的疗效可能更优。

神经免疫相关不良事件(NAEs)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罕见并发症，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周围神经系统和神经内分泌系统等，重者可导致死亡和严重的功能障碍，需要临床医师的高度重视和合理规范诊治。因NAEs复杂性、多样性和部分非特异性的临床表现，NAEs诊断需与肿瘤、感染、代谢和医源性(非免疫介导)并发症等其他疾病导致的神经功能障碍仔细鉴别。中国抗癌协会肿瘤支持治疗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抗癌协会肿瘤临床化疗专业委员会就NAEs的相关临床重点问题如NAEs的流行病学、发病机制、风险因素、诊断和治疗的一般原则、特定类型NAEs的临床表现、诊治策略及NAEs后ICI再挑战治疗的原则等，组织专家进行文献检索和分析讨论，基于目前临床证据并结合中国临床实际，对NAEs的预防、诊断、综合治疗及随访等相关问题制定形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神经不良反应诊治中国专家共识(2022版)，以期指导临床实践。

目前，在去势治疗基础上的多西他赛化疗是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的标准一线治疗，疗效确切。临床实践结果充分证明了多西他赛化疗不仅改善了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生存预后，而且明显提高了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是，一线多西他赛化疗进展后，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治疗目前没有标准方案，尽管新型内分泌药物不断涌现，但多西他赛再挑战仍然被证明是有效的，且可以多次再挑战。本文介绍1例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多次多西他赛再挑战成功，旨在为晚期前列腺癌患者的治疗提供借鉴。

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是头颈部肿瘤最常见的病理类型，可以通过免疫耐受、免疫逃逸、肿瘤细胞高表达免疫检查点分子、T细胞信号破坏等多种机制来逃避免疫应答。近几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在头颈部鳞状细胞癌患者中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复发转移头颈部鳞癌的二线治疗到一线治疗，再到局部晚期患者的新辅助治疗，均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数据。此外，目前正在开展的多种免疫联合疗法如免疫与靶向、免疫与免疫、免疫与放射治疗等也开始崭露头角。然而，由于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获益人群仍不明确，如何更合理地将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与化疗、放疗、靶向治疗以及手术等多种治疗手段有效结合是目前正在探索的方向。在新的个体化治疗时代，头颈部鳞状细胞癌的治疗策略开始出现新的变化，治疗方式越来越丰富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挑战。在本文中，笔者就近几年开展的免疫治疗应用于头颈部鳞状细胞癌中主要临床研究进行相关综述。

患者，75岁，2017年1月因进行性排尿困难2个月余入院。诊断为转移性前列腺癌(cT 3bN xM 1期)。患者首先接受内分泌综合治疗5个月，血清tPSA最低降至12.5 ng/ml。治疗7个月后PSA逐渐反弹，遂调整为单纯雄激素剥夺治疗(ADT)。2017年10月监测tPSA水平为104 ng/ml，予停抗雄治疗。患者进入CRPC阶段。停药1年后，复测PSA 3 205 ng/ml，选择阿比特龙初始治疗，5个月后tPSA水平仍呈进行性上升，考虑为阿比特龙耐药，予停药，选择多西他赛序贯治疗。基因检测结果提示存在AR、FGFR3和RIT1突变，未检测到HRR胚系突变。采用多西他赛化疗期间盆腔淋巴结及左侧腹股沟淋巴结显著减小，骨转移较前相仿。化疗12个周期后因出现下肢水肿、下肢关节疼痛等不适，停止化疗，末次化疗后tPSA为289 ng/ml。再次行基因检测，提示AR和AR-V7阴性。尝试行阿比特龙再挑战治疗，连续治疗6个月后tPSA持续下降至23 ng/ml，无影像学进展。AR突变的患者在化疗后AR转阴，仍能够从阿比特龙再挑战治疗中获得PSA应答、肿瘤控制等临床疗效。阿比特龙再挑战治疗可作为AR突变的难治性CRPC患者的新尝试。

目前，肝细胞肝癌（HCC）在我国常见恶性肿瘤中发病率排第四位，病死率排第二位。现阶段HCC临床治疗首选方法是早期手术切除，但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至中晚期，此时手术已无法进行，而传统的放、化疗等手段预后较差，不良反应较多，这使目前我国HCC的临床治疗充满挑战，急需新的治疗策略来改善肝癌患者的生存质量。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HCC的治疗方式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治疗手段，免疫疗法作为一种新兴治疗方式已经成为HCC的重要治疗手段。近年来，HCC的免疫治疗和新型靶向药物成为研究的热点，并且在HCC的治疗中已取得了很多成果，现就近年来单独或联合免疫疗法治疗HCC的现状与进展作一简要综述。

Habr-Gama于2004年率先报道了一组新辅助放化疗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cCR）直肠癌患者在进行非手术的等待观察（W&W）后，获得满意的疗效。自此，W&W走入人们视线并日益受到关注。虽然越来越多的临床研究结果表明，W&W策略对部分直肠癌患者安全可行，但目前仍然缺乏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因此，对该方案的实施及安全性仍然受到质疑。主要的焦点在于什么是最优化的放化疗方案；cCR的判断时间及判断标准；目前仍然缺乏更精准的手段对cCR进行准确的预测和评估；对局部肿瘤再生后补救手术的实施方案及其安全性；肿瘤远处转移的风险是否会增加；目前尚缺乏患者长期的肿瘤学及功能学随访结果。本文将根据文献并结合本中心的经验，对目前W&W开展现状及存在问题加以阐述，并对其运用前景和未来面临挑战进行展望。

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肺癌治疗策略，近年来备受关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包括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单抗、程序性死亡受体1(PD-1)/程序性死亡受体配体1(PD-L1)单抗等，在化疗的基础上联合免疫治疗或免疫单药治疗可明显延长患者的生存期，部分晚期患者也能获得5年生存，为肺癌治疗带来了里程碑式的进步。然而，免疫治疗也有很多并不清楚的问题，例如各种PD-1/PD-L1单抗对于肺癌疗效的差异，针对PD-L1肿瘤细胞阳性比例评分阴性患者的免疫治疗选择，免疫治疗对肺癌脑转移的疗效，免疫治疗联合放疗的选择，免疫治疗再挑战的疗效和安全性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思考。本文就PD-1/PD-L1单抗面临的热点问题进行论述，旨在帮助临床决策。

胃癌是人类第五大常见的恶性肿瘤,是癌症相关死亡的第三大主要原因.根据肿瘤分期,围手术期化疗支持的内镜或手术切除是患者唯一的治疗选择.由于缺少可靠的生物标志物且早期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胃癌的早期检测具有挑战性,总体存活率仍然很差.传统上,在体外和动物模型中使用癌细胞系研究胃肠道中肿瘤起始和进展的机制,但体外细胞培养的方法与大量的异常基因组突变体相关联,导致这些异常基因组变体就其(转移性)行为或对治疗的反应而言不再准确反映肿瘤的原始状态.而类器官是在三维培养的细胞聚集体,其生长特性与其原始组织相似.由于类器官是由新鲜的活检组织进行培养,保留了原始组织的遗传表型和行为特征方式,具有无限的自我更新和增殖能力.患者来源的类器官(PDO)库起着活的生物库的作用,可以对组织的特定功能、发育和疾病进行深入分析.胃癌PDO的成功建立为多种临床转化应用开辟了新前景.本文概述类器官发展进程、胃类器官的建立及类器官在胃癌中的应用,探讨当前类器官模型应用的局限性及可能的改进方法,以期在未来的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中,尤其在药物发现和个性化医学领域中实现最大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