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研究结直肠癌患者的癌症宿命论观念与乐观心态的关系，并探讨这一关系是否进一步取决于治疗决策过程中医师、患者及家属意见的影响力。方法:对2021年1月—2021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普外科确诊结直肠癌并等待结直肠癌根治术的64例患者开展横断面调查。其中，男性38例，女性26例；年龄(61.2±13.0)岁，年龄范围30~84岁。评估患者的癌症宿命论观念、乐观心态以及在医疗决策过程中患者、家属及医师意见的影响力。其中，患者的癌症宿命论观念采用多维度健康状况心理控制源量表C表(MHLC-C)中的"命运"分量表进行测量，乐观心态采用修正版的生活取向测试中文版(CLOT-R)评估，医疗决策过程中患者、家属及医师意见的影响力采用自编单因素量表测量。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通过spearman相关性分析来检验主要结果变量(患者乐观心态)与人口统计学资料和临床资料之间的关联。采用逐步线性回归分析配合简单斜率分析来检验交互作用。 结果:患者的乐观心态与癌症宿命论观念呈显著负相关( r＝－0.35, P<0.01)；患者的乐观心态与家属意见对医疗决策的影响力呈显著负相关( r＝－0.25, P<0.05)。医疗决策中患者与家属( r＝0.50, P<0.01)、家属与医师( r＝0.67, P<0.01)、医师与患者( r＝0.38, P<0.01)意见的影响力两两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癌症宿命论与乐观心态呈负相关( β＝－0.32, P＝0.01)，且家属意见对医疗决策的影响力( β＝－0.56, P<0.01)、医师意见对治疗决策的影响力( β＝－0.36, P＝0.04)均对前述关系存在显著交互作用。简单斜率分析显示，当家属的意见对医疗决策有较高影响力时，可能会增强癌症宿命论观念对患者心态的消极影响；而当医师的意见对医疗决策的影响力较高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癌症宿命论对患者心态的不利影响。 结论:癌症宿命论对患者的乐观态度有负面影响。医师在治疗决策中的高影响力缓解了癌症宿命论对乐观态度的消极作用；家属在治疗决策中的高影响力强化了癌症宿命论对乐观态度的消极作用。在医患沟通和共同决策过程中，对于癌症宿命论观念较强的患者，应考虑适当增加医师与患者的直接信息沟通，减少家属在医疗决策中的过多干预，从而提高患者对治疗的积极性，促进乐观心态，降低癌症宿命论观念的不利影响。

目的:调查妇产科规范化培训医师工作压力现状，分析影响其工作压力的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6月至2020年5月北京市某三甲医院规范化培训基地的住院医师232名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一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专业、学历、工作经历、规培时间、收入满意度和对规培必要性的认同度。通过工作压力源量表进行压力现状与影响因素分析。其中工作压力源量表得分越低，反映其压力越大。采用SPSS 22.0软件对数据进行 t检验和卡方检验。 结果:妇产科规培医师工作压力总分在所有科室中偏低（67.02±12.65）分（ P<0.001），其中“工作量及时间分配”（7.11±2.42）分、“工作环境及资源”（7.21±2.34）分、“管理及人际关系”（15.66±3.69）分为主要压力源，与其他各科室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收入满意度之间工作压力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3）。结合多重线性回归方程结果，收入满意度不同的妇产科规培医师在“专业及工作”“工作量及时间分配”和“工作环境及资源”3方面压力源总分随满意度下降，得分越低压力越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06、0.008、0.012）。而涉及“病人诊疗”和“管理及人际关系”方面，收入满意度不同的规培医师总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分别为0.067和0.057）。 结论:妇产科规培医师压力普遍偏大，来自临床与医疗相关的事务是其工作压力的主要来源，而收入满意度是其工作压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目的:了解≥60岁患者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CHC）全科门诊就诊后的自强能力水平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对2018年9月3—15日就诊于上海市长风和枫林CHC全科门诊的460例≥60岁患者，在完成医生诊疗后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自制的健康状况调查表、患者自强评估量表（PEI）、中文健康问卷（CHQ-12）、诊疗关系共情量表（CARE）。结果:按样本量估算发放460份问卷，回收问卷460份且均合格（100.00%）。PEI总分为3.0（0.0，6.0）分［ M（ Q1， Q3）］， 其中340例（73.91%）自强能力改善阳性（PEI总分≥1分）。单因素分析显示，患者的性别（ Z=-2.32， P=0.02）、年龄（ H=9.73， P<0.01）、就诊原因（ H=42.06， P<0.01）、近1年健康状况（ H=8.28， P=0.02）、与医生交流的时间（ H=22.92， P<0.01）、患者认为交流时间是否充足（ H=41.83， P<0.01）、医生询问病情详细程度（ H=81.11， P<0.01）、接诊医生是否是患者的签约医生（ Z=-3.42， P<0.01）、对此次就诊满意度（ H=38.64， P<0.01）、CHQ-12总分（ Z=-2.01， P=0.04）、CARE总分（ H=288.06， P<0.01），对老年患者自强能力有影响。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0~69岁（ P=0.03）、只因急性病就诊（ P<0.01）、近1年健康状况好（ P<0.01）及一般（ P<0.01）、与医生交流时间<3 min（ P<0.01）及3~<5 min（ P<0.01）、患者认为交流时间充足（ P<0.01）及一般（ P<0.01）、医师询问病情详细（ P=0.03）及一般（ P=0.01）、接诊医生是患者的签约医生（ P<0.01）、CHQ-12总分≥4分（ P<0.01）、CARE总分为中分组（ P<0.01）及高分组（ P<0.01），是老年患者就诊后自强能力的影响因素，对患者PEI得分变异的总体贡献率为73.40%（ F=50.08， P<0.01）。 结论:CHC全科门诊就诊老年患者自强能力较低，患者的年龄、就诊原因、近1年健康状况、与医生的交流时间、患者认为交流时间是否充足、医生询问病情详细程度、接诊医生是否为签约医生、CHQ-12总分、CARE总分相关。

目的:比较不同年资和不同性别麻醉医师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能力。方法:选择2017年9月和2018年9月开始在本院麻醉科接受住院医师培训的第2、3年住院医师和工作满10～15年的高年资医师，利用标准化病人模拟术前访视场景，采用门诊沟通共情量表(CARE)评估高年资医师、住院医师以及不同性别麻醉医师之间医患沟通能力。住院医师还参与客观结构化临床考试(OSCE)和理论考试。结果:本研究共纳入36名住院医师和20名高年资医师。住院医师与高年资医师之间总CARE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医学生阶段接受过医患沟通培训的住院医师与未接受过培训的住院医师总CARE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第2年住院医师比较，第3年住院医师的倾听能力评分和帮助患者决策能力评分降低( P<0.05)，其余项目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住院医师比较，高年资医师倾听能力评分升高，关心能力评分降低( P<0.05)，其余项目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男性和女性麻醉医师总CARE量表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住院医师CARE量表评分与年度OSCE评分呈正相关( r＝0.486， P<0.05)，与年度理论考试得分无相关性( r＝0.308， P>0.05)。 结论:高年资麻醉医师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能力并没有优于低年资医师，住院医师医学理论知识的成绩与医患沟通能力的成绩无关；男性和女性麻醉医师在术前医患沟通能力方面无明显差异。建议针对各年资的麻醉医师开展以患者为中心的医患沟通能力的培训。

目的:探讨巴林特小组活动在内科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医患沟通技能培养中的应用。方法:选取武汉大学人民医院2018级及部分2019级内科专业规培医师为研究对象。采用SPSS 22.0配对 t检验以自身培训前后为对照，应用医患沟通技能评价量表（set the stage，elicit information，give information，understand the patient’s perspective，and end the encounter，SEGUE）对巴林特小组培训活动前后规培医师的医患沟通能力进行评估，采用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其对医患沟通现状的认识并对培训活动进行评价。 结果:规培医师均认识到医患沟通的重要性和医患沟通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接受以巴林特小组活动为主的医患沟通培训后，SEGUE量表总分由（15.40±5.65）分上升至（19.84±1.92）分，在准备启动、信息收集、信息给予、理解病人及结束问诊5个维度均有明显提高（ P<0.001），规培医师对培训方式及内容满意度为92.00%（69/75）。 结论:内科专业规培医师医患沟通能力需进一步提高，巴林特小组活动丰富了医患沟通培训形式，有助于规培医师增强职业自信、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目的 调查北京市门诊医师医患沟通技能水平.方法 2017年2—4月,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门诊医师99名、病房医师98名,应用医患沟通技能评价(SEGUE)量表进行医患沟通技能水平测评.比较不同性别、类型、科室门诊医师SEGUE量表各维度得分及其总分,比较门诊医师与病房医师、门诊医师与美国门诊医师的SEGUE量表总分的差异.结果 99名门诊医师SEGUE量表总分为4～23分,平均(15.1±4.0)分;女性门诊医师信息收集得分高于男性门诊医师(P<0.05);内科门诊医师信息收集得分高于外科门诊医师(P<0.05);不同性别、科室门诊医师的SEGUE量表总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专家门诊医师准备、信息收集得分及SEGUE量表总分高于普通门诊医师(P<0.05);病房医师、美国门诊医师SEGUE量表总分均高于门诊医师(P<0.05).结论 北京门诊医师医患沟通技能水平明显低于国际水平,与医院重视程度不够有关,故医院管理者应加强医师此方面的意识及教育,提升其医患沟通技能水平,为建立和谐医疗环境奠定基础.

近二十年来,随着互联网功能的不断扩展,许多美国人正在使用互联网来为他们的医疗保健问题获取信息和替代治疗,包括基于医生在线评价的医师选择. 本研究重点关注影响医患信任的因素,在 2014 年底,随机抽样 240 人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设置目的是为了调查不同年龄组的数据,以研究由于技术进步受访者对医患信任变化的态度. 研究结果显示,被访者对医生仍有高度的信任,且仍倾向于面对面的咨询. 在使用在线医疗信息时,有关他们的医疗需求和选择决策,受访者还是表现出了较高的成熟度与合理性.

目的 了解陕西省医师多点执业现状及其障碍因素,为推动陕西省医师多点执业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于2015年7月-2016年5月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陕西省关中、陕南和陕北地区6家三级甲等医院抽取366名医师进行问卷调查,并应用文献分析法提炼障碍因素.结果 陕西省366名医师中,有12.6％的医师非常了解多点执业政策,有80.6％的医师赞成多点执业政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78.4％的医师愿意多点执业;有多点执业行为的医师152人,占41.5％,不同性别、年龄、职称、工作年限医师多点执业行为比例均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 0.05);医师多点执业的障碍因素主要涉及法律法规(包括多点执业制度未立法、配套法律法规不完善、执业管理办法地域差异大),第一执业机构(医院反对、人事管理制度限制、薪酬待遇有差异、未来发展受限),第二和第三执业机构(病人少、科研弱、硬件差、团队协调弱);医生个人(时间受限、身份受限、影响薪酬和晋升、担心医疗风险大),医疗责任险(赔偿额度少、赔付范围窄、责任主体划分不明确、险种可选择性小)等5个方面.结论 陕西省医师多点执业比例较低,加快医师多点执业制度的法律化、确立医师和执业机构的劳动(劳务)合同关系、完善医疗责任险,可更好的推进医师多点执业.

目的:探讨腹主动脉瘤(abdominal aortic aneurysm,AAA)腔内修复术后发生内漏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4年1月至2015年10月272例AAA病人行腔内修复术的临床资料和术后3、6、12、24、36个月随访结果.分析腔内修复术后各型内漏发生率及其与临床特征、支架类型、动脉瘤颈结构的关系.结果:272例病人腔内修复术后内漏总发生率为15.8％(43/272),其中Ⅰ、Ⅱ、Ⅲ或Ⅳ型以及张力性内漏(V型)的发生率分别为7.4％(20/272)、6.3％(17/272)、1.5％(4/272)和0.7％(2/272).Ⅰ型内漏多在随访3个月时发现,而其他类型内漏在随访12个月或更晚发现.动脉瘤近端瘤颈短＜1.5 em)、重度扭曲(＞45°)、形状不规则或钙化程度高(＞25％)与Ⅰa型内漏发生显著相关(P＜0.05).持续通畅的肠系膜下动脉以及存在≥2根罪犯血管是Ⅱ型内漏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年龄、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病情分级、吸烟以及合并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肺部疾病等对内漏发生率无影响.不同类型的人工血管支架对内漏发生有显著影响(P=-0.047).与其他类型支架相比,Endurant支架的内漏发生率最低(10.7％).结论:制定腔内修复手术方案时,应充分评估AAA的特征和内漏风险,以期达到较好的疗效.

探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OSAHS)的中医痰、瘀、虚等证候因素与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指数(AHI)、夜间最低血氧饱和度(LSaO2)及Epworth嗜睡量表评分(ESS评分)之间的规律,为更好地指导临床医师对OSAHS进行辨证施治奠定相关理论基础.方法:对因打鼾求诊的病人行多导睡眠图(PSG)监测,由专门的中医师对符合纳入标准的80例OSAHS患者进行问诊,对全部观察病例通过表格进行证候记分.采纳ESS评分以自我问卷形式对患病者进行嗜睡评分,采用多导睡眠监测仪对打鼾患者进行PSG监测,根据AHI、LSaO2、ESS评分的程度进行记分.结果:经统计学分析,痰证、瘀证、脾虚证候积分与AHI程度积分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AHI程度积分与痰证、瘀证、脾虚证候积分之间呈正关系;痰证、肺虚、脾虚、肾虚证候积分与ESS评分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ESS积分与痰证、肺虚、脾虚、肾虚证候积分之间呈正关系;瘀证、肺虚、肾虚证候积分与LSaO2程度积分的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LSaO2程度积分与瘀证、肺虚、肾虚证候积分之间呈正关系.结论:AHI与痰证、瘀证、脾虚关系密切且积分呈正关系,痰证、瘀证、脾虚越重,AHI程度积分就越大;EES评分与痰证、肺虚、脾虚、肾虚关系密切且积分呈正关系,痰证、肺虚、脾虚、肾虚越重,ESS评分就越大;LSaO2与瘀证、肺虚、肾虚关系密切且积分呈正关系,瘀证、肺虚、肾虚越重,LSaO2程度积分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