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药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其临床应用不仅历史悠久,且疗效十分显著,即便在现代医学日新月异的今天,中药依然以其独特魅力和显著疗效,在医疗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份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智慧的传统医学,在《实用中药临床手册(第二版)》中得到了全面而深入的总结与传承,该书详尽地总结了中药的理论知识,并融入了现代药理研究的最新成果,为临床医生提供了一个全面而实用的中药应用指南,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深入了解中药的特性和应用,并掌握最新的治疗方法和配伍方案,从而为中药的临床应用提供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目的:调查四川经济欠发达地区围产期女性不同时期抑郁症状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2年10月—2023年9月于自贡市和南充市4所医疗机构建卡产检或住院的孕产妇.收集患者人口学及临床资料,利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进行抑郁筛查,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围产期5个时期[妊娠早期(＜14周)、妊娠中期(14～27+6周)、妊娠晚期(≥28周)、产后1周和产后6周]抑郁症状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3 696例孕产妇,围产期5个时期抑郁症状检出率波动在26.39％～35.38％.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不同围产期抑郁症状的危险因素有所不同,妊娠早期为非计划妊娠、有家族精神病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低落或紧张;妊娠中期为有家族精神病史、现居农村、妊娠前1年持续2周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低落或紧张;妊娠晚期为有家族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或紧张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紧张;产后1周为有家族精神病、高血压、糖尿病、肿瘤史、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低落及末次月经期间情绪紧张;产后6周为初产妇、现居农村、有家族精神病史和妊娠前1年持续2周情绪紧张.结论:南充及自贡地区围产期抑郁症状检出率整体处于较高水平,建议围产保健者从妊娠早期启动抑郁筛查,重点关注不同时期存在危险因素的孕产妇,必要时重复筛查,对围产期抑郁症(perinatal depression,PND)隐患人群给予及时的心理访谈和专科治疗,减少母婴不良事件的发生.

目的:探究儿童发生心脏骤停后 3个月死亡的影响因素.方法:选择 2017年 4月—2022年 3 月山西省内 500 例具有完整临床数据的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患儿的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研究可能导致患儿在 3 个月内死亡的影响因素,并且将院内和院外发病的影响因素进行独立分析与对比研究.结果:500 例患儿中发生心脏骤停后 3 个月内死亡 187 例,死亡率为 37.4%.单因素分析发现,心脏骤停的发生地点、患儿血压水平、瞳孔反应以及重症监护室(ICU)既往史都是显著的影响因素.多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发生地点在院外、低血压、有 ICU既往史、血乳酸水平高、瞳孔反应迟钝、心肺复苏时间长的患儿死亡风险更高.结论:发生在医院外的心脏骤停患儿死亡率更高,医疗系统应采取相应措施为患儿提供更为及时和有效的医疗救治.

隐源性肝硬化(cryptogenic cirrhosis,CC)指通过临床常规的病史采集、实验室指标、影像学检查,甚至肝脏病理活检尚不能明确病因的一种肝硬化类型,临床约占所有肝硬化的 5％～10％[1]. 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提高,现发现CC 的病因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on-alcoholic fatty liver disease,NAFLD)最为常见[2].

目的:评价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的健康教育对社区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的干预效果。方法:于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以北京市顺义区人口规模和医疗卫生条件相当的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研究现场，招募400例新近诊断的高血压患者，以社区为单位，采用整群随机分组将研究对象分为干预组（206例）和对照组（194例）。对干预组进行3次20~30 min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的健康教育，对照组仅接受常规护理。干预前后分别收集两组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健康素养和健康信念等信息，并进行血压测量。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两组对象干预前后的血压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干预组和对照组中完成研究的患者分别为134和129例。调整年龄、性别、家庭月收入、医疗保险、常见慢性病、高血压家族史等因素后，干预使健康信念的感知服药障碍维度得分提高了1.65分（ P=0.016），感知高血压严重性维度得分下降了0.73分（ P=0.018）。干预使高血压患者收缩压下降了7.37 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下降了4.07 mmHg，β（95 %CI）值分别为-7.37（-11.88，-2.86）、-4.07（-7.30，-0.84）。健康信念的感知高血压易感性和自我效能维度对患者血压变化的影响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基于健康信念模式的健康教育可明显改善社区高血压患者的血压水平。

目的:了解北京市女性乳腺癌与职业危险因素的关系，为制定预防策略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于2019年6至12月，采用1:1病例对照研究调查方法，选取北京市8家医疗机构，以调查医疗机构确诊的乳腺癌患者（495人）为病例组，以相同医疗机构非乳腺癌患者（478人）为对照组。采用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制问卷进行调查，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基本特征、职业危险因素和应对方式（包含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用 χ2检验或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Lasso回归筛选乳腺癌的危险因素，将筛选出的危险因素进行非条件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 结果:调查对象中大专及以上占49.64%（483/973）；体重指数以18.4~23.9 kg/m 2为主（占48.82%，475/973）；婚姻状态以已婚为主（占84.48%，822/973）。与无夜间轮班作业史者比较，有夜间轮班作业史者乳腺癌的发病风险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1.70，95% CI：1.25~2.30， P<0.05）；与工作姿势为大多数坐着、有时站立者比较，大多数站立、有时坐着者乳腺癌的发病风险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R=2.01，95% CI：1.40~2.90， P<0.05）。 结论:职业危险因素中夜间轮班作业、工作姿势与女性乳腺癌发病有关，建立良好的作息规律，同时避免久站等措施可以预防和减少乳腺癌的发生。

为比较浙江省各地市DRG点数法支付中差异系数的设置情况，对该省11个地市发布的11个点数支付实施细则进行全面梳理，发现浙江省各地市的差异系数可分为3大类，包括单独由医院系数构成，由医院系数和等级系数加权构成，以及由医院系数、等级系数、个人负担水平、病例组合指数、人头人次比等因素加权构成，其设置差异包括内涵构成、权重分配、阈值、医疗机构等级分类4个方面。应科学设置调整周期对差异系数进行动态调整，并综合考量分级诊疗、病种收治、收费标准、历史成本、人次人头比、个人负担水平等因素，通过省域协同推进差异系数的科学设定。

目的:探讨新生儿中肠扭转致肠坏死的病例特点及发生肠坏死的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19年12月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收治并经手术确诊的新生儿中肠扭转病例资料，发生肠坏死的病例为肠坏死组，并从无肠坏死患儿中随机抽取约4倍于肠坏死组病例数的患儿为无肠坏死组，比较两组个人史、发病日龄、首发症状、入院2 h内生命体征、出现症状到手术时间、临床结局、入院2 h内实验室指标等，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中肠扭转发生肠坏死的相关因素，进一步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筛选有效预警指标。结果:（1）231例中肠扭转患儿中，手术时已出现肠坏死21例，占9.1%（21/231），无肠坏死组共纳入87例。（2）肠坏死组入院2 h内心率、平均动脉压、白细胞、C反应蛋白、血糖及血钾水平均高于无肠坏死组（ P<0.05）。入院日龄、血红蛋白、血清白蛋白、血钠、pH及BE水平均低于无肠坏死组（ P<0.05）。（3）多因素分析显示，入院2 h内心率增快、平均动脉压升高、C反应蛋白升高、血钠水平降低、血清白蛋白降低、低pH为中肠扭转致肠坏死的相关因素。（4）C反应蛋白单独预测中肠扭转发生肠坏死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83，最佳切点值为9.88 mg/L，敏感度76.2%，特异度94.3%。血清白蛋白单独预测中肠扭转并坏死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792，最佳切点值为36.65 g/L，敏感度70.1%，特异度94.3%。 结论:心率、平均动脉压、C反应蛋白增高及血钠、血清白蛋白、pH降低对判断新生儿中肠扭转是否发生肠坏死有一定帮助，其中C反应蛋白>9.88 mg/L和血清白蛋白<36.65 g/L为较好的预警指标。

随着移植的普及和免疫抑制剂的大量使用等，HIV阴性肺孢子菌肺炎（HIV-negative pneumocystis pneumonia，HIVn-PCP）发生率逐渐增加，且病情进展迅速，易发生严重呼吸衰竭，其病死率较HIV阳性PCP患者更高（高达35%~55%） [1,2,3]，其中需要机械通气者病死率更是高达60%~75% [4,5]。目前关于HIV阳性PCP临床文章相对较多，但针对HIVn-PCP的研究比较少，值得临床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由于PCP的确诊需要在痰、肺泡灌洗液或肺组织等标本中检出肺孢子菌 [6]，这需要六胺银染色或者特异PCR检测等技术，而诱导痰及自行咳出痰的阳性率较低，且目前能常规开展这些检测的医疗机构较少，故临床上PCP确诊存在较大难度。目前发表的研究大都是结合病史、临床特征以及影像学的疑诊PCP病例，而针对PCP尤其是HIVn-PCP确诊病例的研究甚少。为此，本研究拟分析HIVn-PCP确诊患者的临床特征和预后相关因素等，旨在提高临床医师对HIVn-PCP的认识和诊治水平。

目的:探讨妊娠期急性肾绞痛患者输尿管D-J管置入术后与泌尿道感染相关的预后因素。方法:收集2008年1月至2019年12月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浙江省台州医院及恩泽医院急诊科就诊的妊娠期急性肾绞痛行输尿管D-J管置入治疗的109例患者资料，其中31例（28.4%）在输尿管D-J管置入术后至分娩前发生泌尿道感染者为感染组，78例未发生感染者为非感染组。采用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评估输尿管D-J管置入术后发生泌尿道感染的预后因素。结果:109例患者年龄28（25，33）岁［ M（ Q1， Q3）］，孕周26（21，31）周，体重指数24.84（22.60，27.43）kg/m 2。与非感染组相比，感染组既往尿培养阳性比例较高［38.7%（12/31）比15.4%（12/78），χ2=6.56， P=0.010］，孕周数较低［23（20，28）比27（21，32）周，Mann-Whitney U检验， P=0.006］，有糖尿病病史的比例较高［45.2%（14/31）比11.5%（9/78），χ2=13.86，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糖尿病（ OR=7.739，95% CI：2.579~23.223， P<0.001）、既往尿培养阳性（ OR =3.249，95% CI：1.131~9.330， P=0.029）、孕周（ OR =0.201，95% CI：0.042~0.955， P=0.044）是妊娠期急性肾绞痛输尿管D-J管置入术后发生泌尿道感染的独立预后因素。 结论:糖尿病病史、既往尿培养阳性、孕周是妊娠期急性肾绞痛输尿管D-J管置入术后发生泌尿道感染的独立预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