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介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基于临床试验项目全过程的临床研究协调员(Clinical Research Coordinator，CRC)管理体系建设与实践。方法:建设具有医院特色的包括有准入管理、考核管理、培训管理、应急管理及评估管理的CRC管理体系。结果:CRC管理体系付诸于实践，研究者、申办方、药物临床试验机构对采用CRC管理体系的临床试验项目满意度高。结论:随着CRC行业规范和共识的逐步形成，最终将不断规范CRC的管理，从而促进我国医药事业的发展。

医工结合是指将医学与理工科学进行交叉融合、协同创新的模式，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外科的医工结合、协同创新，更多的是指医疗器械的改进、创新和研发，而医疗器械行业将传统工业与生物医学工程、现代医学影像技术、电子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相结合，是一个国家制造业和高科技水平的一个体现。我国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的发展模式主要是指，在国家一系列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将医科类院校与理工科院校合并，促进不同学科相互交叉，设立生物医学工程专业；依托大型综合性医院和研究所，成立众多的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从而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笔者及其团队在医工结合的实践中做了一些探索，包括实用新型专利"可重复使用的简易扩肛器"及"经肛多通道腔镜手术操作平台的切口保护套"已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授权，超细腹腔镜、胃内气囊等项目已通过相关研发团队论证并拟行转化生产；同时，于2020年1月10日，在广东省药学会的批准下，联合有志于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的医疗同道、科研机构和企业代表，成立了广东省药学会医药创新与转化专家委员会，为医疗同道、科研机构和企业搭建了交流的平台。我们体会到，临床实践是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的源泉；临床医生是医工结合、协同创新的原动力。目前，我国医工结合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为，基础研究阶段医工结合学科融合不充分、应用研究阶段临床应用需求互动少、科研成果转化难和"产学研用"全链条不贯通。如果能加大科研投入和政策激励力度、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互动、关注成果推广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及打通医工结合全流程、完善医工结合创新能力评价机制，我国的医工结合、协同创新必将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为了提升临床医师对肝、肾移植受者霉酚酸类药物应用的认识，进一步规范霉酚酸类药物的临床应用，建立临床实践中不同霉酚酸类药物替换的基本原则，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中国医师协会器官移植医师分会和上海医药行业协会基于循证医学证据和临床实践经验形成此共识，希望能为肝、肾移植受者霉酚酸类药物的临床应用提供依据。

目前中医行业亟需建立统一的中医古籍分类标准，以规范中医古籍分类和管理。基于此，通过对各种中医古籍分类方法的调查研究，制定了中医古籍分类标准的编制原则，对照《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分类表，参考《中华古籍总目》分类表，对具体类目进行设置与调整，最终形成《中医古籍分类标准》。在此基础上，对8 663种中医古籍进行了分类实践与应用。《中医古籍分类标准》可为各类中医古籍藏书单位提供明确和可靠的分类参考依据，进而更好地促进中医古籍分类方法的统一，推进中医古籍的共享与利用。

健康旅游是卫生健康产业与旅游观光业深度融合、综合发展的新业态，是健康管理实践发展的着力点与健康管理学科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本文通过从大健康视角展述健康旅游对“三全”健康管理理念的充分体现，并根据文献研究分析健康旅游发展现状。随着健康旅游研究的不断深入，其研究结果呈现主题多元化和特色化，研究方法多样化和研究视角差异化。未来的研究重点应关注以下方面：丰富健康旅游的研究范围，重视健康旅游与其他行业的融合，开展中华民族医药健康旅游等专项旅游的研究，关注突发卫生安全事件对健康旅游的影响，促进“三全”健康管理中健康旅游的新发展格局等。

《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在瑞士联邦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有着广阔的市场机遇，对推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和中华文化的传播亦具有重要意义。收集并总结当地政治与经济环境情况，以及中医药服务贸易双边合作现状，分析中医药市场机遇，认为在瑞士联邦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应立足中医养生，发展服务贸易；注重高层对接沟通，争取政策扶持；严格企业管理，领跑行业规范。

目的:探索定向排列的三维多孔网状（A型）结构和蜂窝煤状垂直贯穿的三维多孔网状（B型）结构对人工真皮血管化速率的影响。方法:采用实验研究方法。本研究中的人工真皮为硅胶层和支架层双层结构，根据支架层结构不同，分为含A型结构和B型结构的人工真皮（以下分别简称A型真皮、B型真皮），其中的A型结构和B型结构分别采用梯度冷冻干燥技术和物理制孔技术制得。采用扫描电镜观测2种真皮支架的微观形貌。采用比重瓶法测定2种真皮支架的孔隙率。参照国家医药行业标准中的方法，于降解4、8、13、24 h测定2种真皮降解液及残留物中羟脯氨酸的含量，反映2种真皮降解率。取L929细胞，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型真皮组、B型真皮组、阴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阳性对照组加入含体积分数5%二甲基亚砜的MEM培养基，阴性对照组加入高密度聚乙烯浸提液，其余2组加入相应的浸提液培养24 h，采用噻唑蓝试剂测定细胞增殖率，并对细胞毒性进行定级。取L929细胞和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接种于预先置有2种真皮的孔板。接种后1、4、7、14 d，采用免疫荧光法检测L929细胞在2种真皮支架表面的黏附生长状况。接种后7 d，采用免疫荧光法和苏木精-伊红（HE）染色法检测前述2种细胞长入2种真皮支架的情况。在3只6个月龄雄性巴马小型猪背部两侧各制作3个5.0 cm×5.0 cm的全层皮肤缺损创面，6列创面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A型真皮两步法组、B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支架一步法组。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真皮两步法组的创面分别先行A型真皮或B型真皮移植后，再行自体刃厚皮片的移植，B型支架一步法组的创面行B型真皮（揭除硅胶层）+自体刃厚皮片一步法移植。大体观察Ⅱ期术后7 d 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真皮两步法组及Ⅰ期术后14 d B型支架一步法组的猪背创面出血、渗液和感染情况。同时，采用透明胶片网格法测定自体皮移植面积并计算其存活率。Ⅰ期术后4、7、14 d，HE染色法检测3组猪背创面中支架的炎症细胞、成纤维细胞（Fb）和毛细血管浸润情况。Ⅰ期术后7 d，免疫组织化学法进一步检测3组猪背创面中支架的血管化情况。Ⅰ期术后28 d、3个月，HE染色法检测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支架一步法组猪背创面中支架的降解情况。对数据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独立样本 t检验、Bonferroni校正。 结果:A型真皮支架表面均匀分布着大量圆形和椭圆形的微孔，纵切面可观察到柱状孔壁大体呈平行定向排列；B型真皮支架表面的蜂窝煤状贯穿大孔呈矩阵有序排列，纵切面蜂窝煤状贯穿孔的孔壁由微孔相互连通成网络结构。A型真皮支架的孔隙率为（93.2±0.7）%，与B型的（95.9±1.0）%相近（ t=4.653， P>0.05）。A型真皮在4、8、13、24 h的降解率与B型真皮对应时间点的降解率相近（ t=0.232、0.856、0.258、7.716， P>0.05）。培养24 h，A型真皮组、B型真皮组、阴性对照组L929细胞的增殖率显著高于阳性对照组（ t=2 393.460、2 538.270、1 077.770， P<0.01）；阳性对照组细胞毒性评级为4级，其余3组为0级。接种后1、4、7、14 d，L929细胞和HUVEC在2种真皮支架中均呈时间依赖性增殖；且2种细胞在B型真皮上的黏附生长、增殖速率高于A型真皮。接种后7 d，L929细胞和HUVEC均已长满B型真皮支架层且至硅胶层一侧；而前述2种细胞向A型真皮内部迁移速度较慢，硅胶层一侧仅见少量细胞。Ⅱ期术后7 d A型真皮两步法组和B型真皮两步法组及Ⅰ期术后14 d B型支架一步法组创面均未出现出血、渗液、感染等情况；3组各6个创面的自体皮植皮存活率均为100%。Ⅰ期术后4、7、14 d，炎症细胞、Fb、毛细血管等逐渐向创面的支架层浸润，且细胞浸润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B型支架一步法组、B型真皮两步法组、A型真皮两步法组。Ⅰ期术后7 d 3组创面中支架的血管化速率从高到低依次为B型支架一步法组、B型真皮两步法组、A型真皮两步法组。B型支架一步法组猪背创面中的支架在术后28 d逐渐溃散，术后3个月完全降解；A型真皮两步法组猪背创面中的支架降解情况与前述相似。 结论:与A型结构相比，B型结构可加速人工真皮支架血管化进程，利于联合自体刃厚皮一步法移植修复猪全层皮肤缺损创面。一步法移植的效果与分次移植人工真皮与自体刃厚皮的两步法一致，可为创面治疗提供更优选择。

据《香港华字日报》报道，1918年6月，香港出现流感大流行，症状大都较轻；11月前后开始的第二波流行，来势较猛。大流感当年在香港造成约3 000人死亡。1920年2月以后，大流感从香港、广东等地消退。《香港华字日报》关于流感的报道，来自官方的消息较少，尤其是流感论治的报道，主要来自医药相关行业。流感期间，《香港华字日报》登载了许多用于防治流感的成药，如屈臣氏大药房的退烧饼和清补丸、诚德堂奋良氏的百胜茶饼和百胜油、辛毓贤堂的百胜茶等。《香港华字日报》有关1918年大流感的报道，对于研究流感在香港、广东等地的流行情况有一定史料价值。

互联网药品交易的快速发展已成为医药行业的趋势，为患者带来了便捷的购药新渠道。作者通过分析目前我国互联网药品交易的主要模式以及潜在隐患，提出应加强对互联网药品交易的监管，发挥医院在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的积极作用，确保互联网药品交易的便捷性和广泛性的优势下，实现用药安全。

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全国30家中医专业图书馆和24家省市级综合馆的馆藏中医古籍数量、目录分类方法、目录出版情况、目录网络共享查阅情况，以及中医古籍专科目录分类方法的评价及相关意见或建议等开展调查，分析相关统计数据、收集反馈信息，以了解国内图书馆中医古籍的分类方法、使用情况，以及分类编目工作中的实际需求。结果显示，相较于综合馆，中医古籍藏量多集中在中医馆；中医馆选用的中医古籍分类方法分散，且以自编分类法为主，分类方法的统一性较差；中医馆古籍书目整理的深度和规范性也存在明显差距。提示，国内图书馆行业亟需统一、规范的中医古籍分类标准来提供专业化的方法指导．中医古籍分类标准的编制与应用对于促进中医古籍的共享与交流、推进中医药信息标准化进程、推动《中华医藏》编纂工程高效实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