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评价结肠途径经内镜肠道植管术(transendoscopic enteral tubing，TET)作为一种全新的粪菌移植(f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ation，FMT)和结肠给药途径的方法学、安全性及临床用途。方法:纳入2014年10月至2018年12月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接受结肠途径TET用于FMT和(或)结肠给药的全部患者。就TET操作用时、成功率、TET管保留时间、影响TET管保留的因素、不良事件及患者满意度进行分析。结果:共257例患者接受结肠TET，其中130例(50.6%)用于菌群移植，8例(3.1%)用于结肠给药，118例(45.9%)用于FMT联合结肠给药，1例(0.4%)植管后未完成治疗。植管操作用时(10.0±2.8)min，使用组织夹(3.5±1.0)枚，植管操作成功率100.0%(257/257)。以维持保留TET管为治疗目的的160例患者TET管保留时间(9.3±3.8)d。多变量分析表明组织夹类型是影响TET管保留时间的独立因素( P＝0.001)。TET后9例(3.5%)诉轻度肛门不适，4例(1.6%)行动不便，3例(1.2%)肛门疼痛，2例(0.8%)轻度腹痛，2例(0.8%)轻度腹胀，1例(0.4%)少量肛门出血，无严重不良事件。患者对结肠TET满意度为97.3%(250/257)。 结论:结肠TET是一种安全、操作简单、患者满意度高的介入内镜新技术，可用于多种疾病的全结肠途径菌群移植和药物治疗。

目的:探讨上海市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幽门螺杆菌（Hp）感染人群的感染特点，为基层Hp感染的防治提供参考。方法:2020年7月，采用单纯随机抽样法随机选取2018年8月1日至2019年7月31日在上海市静安区彭浦新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的经 14C呼气试验明确诊断Hp感染者360例行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资料、消化道症状、症状类型、疾病危害知晓、外出聚餐情况、家庭成员Hp感染情况等问题，收集有效问卷335例，有效应答率93.06%（335/360），分析335例感染者的年龄及性别构成、症状和构成特点、对感染危害的知晓情况、外出聚餐和Hp感染家庭聚集性情况等。 结果:335例Hp感染者中，有症状者282例，无症状者53例。有症状和无症状的Hp感染者家庭成员感染率分别为55.67%（157/282）和56.60%（30/53），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0.016 ，P>0.05）；282例有症状感染者中，症状总频次646次，其中嗳气为最常出现症状（27.09%，175/646），之后依次为腹胀（22.45%，145/646）、反酸（17.03%，110/646）、腹痛（14.86%，96/646）、口气（14.55%，94/646）等，单一症状组、2项症状组及≥3项症状组3组Hp感染者口气、反酸、嗳气、腹胀、腹痛等主要症状频次构成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 =13.297， P>0.05）；经常外出聚餐和不经常外出聚餐者家庭成员Hp感染率分别为82.40%（103/125）和40.00%（84/21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57.122 ，P<0.01）；不同文化程度Hp感染者对Hp危害的知晓率依次为：小学及以下9.43%（5/53），初中51.55%（50/97），高中62.50%（65/104），大专及以上87.65%（71/8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 =82.447 ，P<0.01）；男性与女性Hp感染者各年龄段构成比差别无统计学意义（χ2 =1.155， P>0.05）。 结论:经常外出聚餐的Hp感染者家庭成员Hp感染率更高，应加强社区Hp感染者健康管理，提高社区居民尤其是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居民对Hp感染危害知晓率，以降低Hp感染的危害。

目的:探讨胎粪性肠梗阻的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提高临床医生对本病的认识。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收治的1例超早产、超低出生体重儿合并胎粪性肠梗阻的围手术期诊治情况。结果:患儿，男，生后因"濒死儿"于某三甲医院行气管插管、胸外心脏按压、静脉注射肾上腺素等抢救后转入我中心继续治疗。入院后给予保暖、重症监护、呼吸机支持、强心、抗感染、营养支持等治疗，入院第12天开始肠内营养，入院第21天患儿出现腹胀，留置胃肠减压，胃肠减压液渐由白色转为黄绿色。患儿出生后始终无自主排便，腹胀持续加重，采用灌肠等保守治疗效果不佳，多次行床旁腹部卧位X线片提示肠梗阻且无缓解，于入院第33天行剖腹探查，术中见梗阻近端肠管扩张，远端胎粪淤积，考虑胎粪性肠梗阻，行双口造口术。术后2周开始肠内营养，20 d后体重增至0.83 kg，术后40 d患儿家属因经济原因放弃治疗。结论:超早产和(或)超低出生体重儿合并简单型胎粪性肠梗阻不易诊断，难与肠神经细胞发育不良症、全结肠型巨结肠等疾病鉴别，优先考虑保守治疗，若保守治疗无效，肠造口不失为一种解除梗阻的快速手段；超早产和(或)超低出生体重儿的围手术期管理关系到手术的成败。

目的:探讨新生儿肾上腺出血(neonatal adrenal hemorrhage，NAH)的临床特征和危险因素，提高对此疾病的认识和诊治水平。方法:采用回顾式巢式病例对照研究设计，收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新生儿科2011年1月至2021年12月诊断NAH患儿的临床资料并对其进行电话随访。以NAH患儿中表现为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者作为病例组，采用随机数表法，按1∶2的比例抽取同期经影像学排除NAH的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患儿作为对照组，对比两组临床资料特点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NAH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研究期间内诊断NAH共31例，平均胎龄(37.6±2.2)周，其中男性19例，足月儿25例，巨大儿6例，经顺产娩出30例，高胆红素血症29例，产伤8例，窒息7例，胆红素脑病9例，败血症12例，颅内出血13例，贫血17例，呼吸系统疾病9例，高钾血症5例，低钠血症6例。NAH超声血肿内显示为中低回声8例，混合回声6例，液性絮状回声伴或不伴点状回声17例，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下均无血流信号。右侧26例，左侧4例，双侧1例。随访共26例，多于1~3个月内复查超声提示血肿吸收，最晚6个月后血肿消失。纳入病例组29例，对照组58例。单因素分析提示入院日龄、出生体重、巨大儿、分娩方式、胆红素脑病、新生儿败血症、腹胀、贫血、窒息、总胆红素、间接胆红素、Hb、CRP比例显著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多因素Logistics回归分析显示巨大儿( OR＝7.415，95% CI＝1.342~40.956， P＝0.022)及窒息( OR＝12.075，95% CI＝1.293~112.736， P＝0.029)是NAH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NAH常见于顺产足月儿，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不明原因持续性高胆红素血症可能是其首发症状，常伴有贫血及离子紊乱，少数患儿可出现肾上腺功能减低。巨大儿和窒息可能是NAH发生的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原发性肾神经内分泌肿瘤的临床病理特点及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11年10月至2021年6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42例肾神经内分泌肿瘤患者的临床资料。男17例，女25例；中位年龄60.0(50.0，67.0)岁；表现为腰腹痛20例，血尿7例，腹胀4例，无症状11例；肿瘤位于左侧23例，右侧19例；肿瘤直径8.0(4.8，10.5)cm。CT增强扫描病变呈轻度强化，强化程度低于正常肾实质。临床分期：T 1期6例，T 2期11例，T 3期11例，T 4期14例；淋巴结转移17例；远处转移11例。36例行手术治疗，其中27例行根治性肾切除术，5例行肾部分切除术，4例行介入栓塞手术；6例未行手术治疗，其中5例行单纯化疗，1例行支持治疗。根据2016 WHO泌尿系统与男性生殖器官肿瘤分类，肾神经内分泌肿瘤分为高分化肾神经内分泌肿瘤(简称为NET，包含类癌和不典型类癌)和高级别肾神经内分泌癌(简称为NEC，包含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和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比较两种病理类型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并采用log-rank检验对总体进行单因素分析，采用Cox回归模型分析影响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 结果:NET组19例，其中类癌12例，不典型类癌7例；NEC组23例，均为小细胞神经内分泌癌。全组42例均获随访，中位随访时间60(35，99)个月，中位生存时间25(15，60)个月；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40.0%和21.2%。NET组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72.6%和42.3%。NEC组3、5年总生存率分别为6.3%和0。NET组Ki-67指数中位值3%(2%，10%)，术后化疗2例，初诊后3例发生早期(6个月内)进展。NEC组Ki-67指数中位值60%(40%，80%)，术后化疗10例，初诊后13例发生早期进展。两组在初始治疗方式、术后化疗、Ki-67指数、病情早期进展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年龄、病情早期进展、初始治疗方式、肿瘤分化、Ki-67指数均是影响患者预后的因素(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NEC( HR＝13.964， P＝0.003)和病情早期进展( HR＝3.626， P＝0.018)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治性肾切除术( HR＝0.197， P＝0.033)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进一步亚组分析结果显示，NEC术后行辅助化疗患者中位生存时间较未行辅助化疗患者显著延长(21个月与9个月， P＝0.01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肾原发性神经内分泌肿瘤临床罕见，症状不典型，确诊依靠病理，治疗首选根治性肾切除术。NET预后可，NEC预后极差。NEC和病情早期进展是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根治性肾切除术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患者女，52岁，因反复腹胀、腹围增大半年余就诊。病初行腹腔积液穿刺及腹腔镜手术均无感染、实体瘤证据，同期诊断冒烟型多发性骨髓瘤。后因顽固性腹水、门静脉高压，行经颈静脉肝内门腔静脉分流术，效果欠佳。最终腹水流式细胞术发现异常单克隆浆细胞，进行性贫血，诊断多发性骨髓瘤。采用BCD方案（硼替佐米、环磷酰胺、地塞米松）抗浆细胞治疗后腹腔积液消失。

目的:分析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的临床高危因素与预后，为早期诊断及预防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昆明市儿童医院新生儿科收治的291例NEC住院新生儿的临床资料，按Bell-NEC分期将本组病例分为Ⅰ期组、Ⅱ/Ⅲ期组；对两组病例进行包括围生期相关因素、首发症状、临床表现、并发症、治疗时间、手术结果及预后等方面的临床资料、感染指标、辅助检查及预后对比分析。结果:NEC的发生率为同期住院患儿的1.86%（291/15 645）， 其中Ⅰ期组180例、Ⅱ/Ⅲ期组111例；早产儿Ⅰ期组34例（18.9%）、Ⅱ/Ⅲ期组54例（48.6%）；低出生体质量儿Ⅰ期组30例（16.7%），Ⅱ/Ⅲ期组53例（47.7%）；非母乳喂养儿Ⅰ期组73例（40.6%）Ⅱ/Ⅲ期组70例（63.1%）；早产儿、低出生体质量儿、非母乳喂养儿导致的NEC在Ⅱ/Ⅲ期发生率较高（χ 2=28.825、32.534、12.212，均 P<0.05）；新生儿合并动脉导管未闭39例（13.40%）、凝血功能障碍29例（9.97%）、血糖异常16例（5.4%）、病理性黄疸47例（16.15%）或母亲妊娠期糖尿病12例（4.12%），NECⅡ/Ⅲ期发生率较高（χ 2=15.528、5.724、6.722、10.910、5.668，均 P<0.05）；NEC的首发症状主要为腹胀191例（65.63%），便血56例（19.24%），呕吐47例（16.15%）；NEC的治愈/好转247例（84.88%），死亡5例（1.72%），其中Ⅰ期治愈164例（91.11%）；Ⅱ期/Ⅲ期治愈/好转83例（74.77%），死亡5例（4.50%）。动态腹部超声检查共201例，对NEC诊疗有一定价值。 结论:NEC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引起，动脉导管未闭可能是NEC发生的单一高危因素；NEC最常见首发症状是腹胀；NEC的分期与预后密切相关，分期越高，预后越差；腹部超声动态监测有助于NEC的早期识别及疗效判断。

目的:探讨慢性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流行概况、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预后。方法:采用多中心、开放、回顾、非干预性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根据入选标准纳入中国308家医院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住院治疗的DILI患者。收集患者的病历资料，将DILI患者分为慢性和急性2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及实验室特征和预后，分析2组患者的可疑致病药物，采用logistic回归对慢性DILI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共25 92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急性DILI（急性组）22 556例（87.0%），慢性DILI（慢性组）3 371例（13.0%）。与急性组比较，慢性组患者女性更多见，年龄更高，有肝病史者更多，从服药至发现肝损伤的时间更长，消化系统症状（包括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呕吐等）、疲乏、黄疸、瘙痒、肝区疼痛/不适、出血倾向者更多，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总胆红素和国际标准化比值更高，而血清白蛋白和血小板计数更低，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15分者占比更高，全因病死率和肝病相关死亡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比值比（ OR）=0.76，95%置信区间（ CI）：0.69~0.83]是慢性DILI的保护因素，而既往肝病史（ OR=2.00，95% CI：1.82~2.19）和低白蛋白血症（ OR=0.96，95% CI：0.95~0.96）是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研究时段308家医院DILI住院患者中慢性DILI占比为13.0%。与急性DILI比较，慢性DILI患者年龄更高，女性患者更多，肝损伤更严重，预后较差；其中女性、有肝病史和低白蛋白血症是发生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先天性肛门闭锁伴直肠阴道瘘(congenital rectovaginal fistulas，CRVF)的诊断、手术治疗及排便功能预后情况。方法:回顾性分析2009年1月至2020年10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普外科行肛门成形术的12例CRVF女患儿的临床资料。本组均为足月出生，出生体重为(2 981±575)g。初次入院年龄为1 d至7岁；初次肛门成形术时中位年龄为205 d，范围在111～2 661 d。入院时有排便困难、腹胀4例，有排便前后会阴部疼痛1例。入院时经简单查体诊断CRVF 2例，诊断无肛前庭瘘7例，无肛会阴瘘2例，泄殖腔畸形1例。伴发泌尿生殖系统或脊柱畸形8例，双子宫/双阴道畸形5例。对患儿进行Rintala评分评估排便功能。结果:行常规三期手术3例，肛门成形术同期行肠造瘘3例，一期成形肛门6例。采用前矢状入路6例；后矢状入路(Pe?a术)5例，其中1例开腹辅助；腹会阴肛门成形术1例。术中发现直肠汇入阴道平面位于阴道上部2例，位于中下部10例。合并双阴道畸形的5例患儿中，汇入平面位于左侧阴道3例，阴道中隔2例。围手术期12例患儿除1例术后伤口感染、直肠回缩外，余11例均顺利恢复。7例患儿获得随访，随访时间3～100个月。出现继发性巨结肠1例，后行经腹经肛SOAVE术治愈；出现直肠黏膜脱垂1例，后行脱垂黏膜裁剪术治愈；直肠严重回缩并发膀胱阴道瘘、阴道狭窄1例，行2次经腹经肛成形肛门、阴道并修补瘘口，现仍有直肠狭窄。剔除未关瘘患儿2例，5例患儿末次随访时进行Rintala评分，结果显示排便功能良好2例，一般2例，不良1例。可控制排便4例，完全没有排便控制能力1例。有4例患儿存在不同程度的便秘和(或)污粪。结论:CRVF属于罕见畸形，容易误诊。该病伴发畸形比例极高。直肠多汇入阴道中下部和左侧重复阴道，手术时可重点关注。手术方式首选Pe?a术并行保护性肠造瘘，必要时经腹部入路辅助。术后大部分患儿可自主排便，但便秘和污粪问题常见。

目的:探讨自身免疫性胰腺炎（AIP）激素治疗后复发的危险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2年1月至2023年12月间南京鼓楼医院72例行激素治疗的AIP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激素治疗后是否复发，将患者分为复发组（25例）和非复发组（47例）。记录患者的发病年龄、性别、糖尿病史、首发临床表现、血清IgG4和CA19-9水平、影像学特征及胰腺外器官受累情况。采用口服泼尼松初始剂量0.6 mg·kg -1·d -1、逐渐减少至5~10 mg/d维持小剂量治疗。随访时间从激素初始治疗开始，到末次随访日期或复发日期。记录有无激素维持治疗、发病至激素初始治疗时间间隔、治疗后IgG4有无明显下降、治疗后胰腺有无持续肿大。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AIP激素治疗后的累积复发率曲线。通过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计算曲线下面积（AUC）。通过Log-Rank检验分析不同组间患者复发的差异。绘制亚组森林图评估危险因素在不同亚组人群中对AIP复发的影响。 结果:72例AIP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42（12~127）个月。随访期间34.7%（25/72）的患者在激素治疗后出现复发。复发组患者首发表现为腹胀或急性胰腺炎、发病到激素初始治疗时间间隔>1年、激素治疗后胰腺持续肿大的比例均高于非复发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激素治疗后1、3、5年的累积复发率分别为20.8%、34.1%、37.8%。单因素分析结果发现，首发表现为腹胀或急性胰腺炎、发病到激素初始治疗时间间隔>1年、激素治疗后胰腺持续肿大均与复发显著相关（ P值均<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发病到激素初始治疗时间间隔>1年、激素治疗后胰腺持续肿大是AIP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HR值分别为3.606、6.515，95% CI 1.362~9.854、2.088~20.326）。Kaplan-Meier生存曲线显示，发病到激素初始治疗时间间隔>1年的AIP患者激素治疗后复发率高于时间间隔1年以内者（55.6%比27.8%），激素治疗后胰腺持续肿大的AIP患者复发率高于激素治疗后胰腺无肿大者（77.8%比28.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亚组分析森林图显示，无论有无糖尿病史、首发表现是否为腹痛、影像学类型为弥漫型或肿块型、是否伴有胰管扩张，激素治疗后胰腺持续肿大均为AIP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P值均<0.05）。 结论:AIP发病到激素初始治疗时间间隔>1年、激素治疗后胰腺持续肿大是AIP激素治疗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