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女，40岁，因"双眼复视2周"于2020年12月21日至嘉兴市中医医院眼科就诊。患者1个月前骑电瓶车摔伤，左肩部着地受伤，未伤及头面部，就诊于外院，诊断为：左侧锁骨断裂，予以左侧锁骨整复手术。查体：一般情况可。眼科检查：裸眼视力（UCVA）右眼0.6，左眼0.4，双眼矫正视力均为1.0。眼压右眼28.8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8.4 mmHg。眼球突出度：右眼19 mm，左眼12 mm，眶距104 mm。右眶部可闻及吹风样杂音，压迫颈动脉杂音消失。右眼上睑下垂，球结膜充血水肿+++，血管扩张迂曲。根据判定标准 [1]：以角膜映光点为参照，对眼球运动障碍采用五级分度法：0代表运动不受限，-1为轻度受限（眼球运动度30°~35°），-2为中度受限（20°~25°），-3为重度受限（10°~15°），-4为完全受限（小于5°）。本例患者眼球运动为外转，内转完全受限（-4），上转、下转中度受限（见图1A），瞳孔散大5.0 mm，直接、间接对光反射迟钝，眼底见视乳头边界清，色淡红，C/D≈0.4，未见静脉搏动，黄斑部中心凹反光可见，视网膜动静脉比1：2。眼眶CT检查示右侧眼上静脉增粗（见图2A）。诊断：右侧颈动脉海绵窦瘘，右眼继发性青光眼。转神经内科后行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术（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DSA） （见图3A）和颈内动脉3D重建检查（见图3B），明确诊断为外伤性颈内动脉海绵窦瘘。遂行介入手术治疗，术后1 d患者诉双眼复视现象消失。眼科检查：UCVA右眼0.6，左眼0.4，双眼矫正视力均为1.0。眼压右眼19 mmHg，左眼18 mmHg。眼球突出度：右眼13 mm，左眼12 mm，眶距105 mm。右眼眼球转动好转，其中上转、外转、下转无明显受限，内转轻度受限，上睑下垂好转，球结膜充血消失，瞳孔圆约4 mm，直接、间接对光反射可，眼底视盘界清、色淡红，黄斑中心凹反光可见。眼眶CT示眼上静脉直径较术前明显减小（见图2B）。术后3、6个月复查，患者无复视症状，眼球转动稍好转，但未完全恢复。术后1年复查，眼科检查示眼球各方向运动无受限（见图1B）。

目的:探讨"三明治型"寰枢椎脱位的临床特点、手术方法、手术疗效及预后的特殊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08年至2018年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手术治疗的160例"三明治型"寰枢椎脱位患者的临床及影像学资料，男80例、女80例，年龄（35.5±14.6）岁（范围5~77岁）。重点观察指标包括发病年龄、临床表现、合并畸形、手术入路选择、后路固定节段、术后神经功能恢复情况进行总结，影像学指标包括寰齿间距、齿突超Chamberlain线距离、延髓脊髓角。结果:"三明治型"寰枢椎脱位的症状包括四肢无力、麻木和笨拙（67.5%，108/160），步态不稳（30.0%，48/160）和眩晕（20.0%，32/160）。其中130例（81.3%，130/160）合并脊髓病，颈椎日本骨科协会（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评分为（13.5±2.5）分（范围4~16分）；20例（12.5%）出现颅神经病变。影像学检查显示延脊髓压迫130例（81.3%），脊髓空洞症37例（23.1%），Chiari畸形30例（18.8%）。90例患者接受CTA检查，结果显示55例患者（61.0%）存在椎动脉畸形，5例患者（6.0%）存在颈内动脉内聚迂曲。术式包括后路枕颈融合术（可复位脱位，145例）、前路经口咽松解联合后路融合（不可复位脱位，15例）。160例中57例（35.6%）采用备用术式，即不对称的组合式固定。随访时间为（50.5±22.4）个月（范围24~120个月）。152例患者（95.0%）获得坚强骨性融合；6例患者（3.8%）术后影像学未见明显骨性融合，但动力位X线片未见明显寰枢椎不稳；2例患者（1.2%）出现内固定松动，脱位复发。脊髓病患者末次随访时JOA评分为（15.1±1.8）分（范围5~17分），改善率为42.9%±33.3%。术后9例（5.6%）患者出现并发症：包括4例脱位复发症状加重、2例螺钉松动、2例吞咽困难和1例切口感染。结论:"三明治型"寰枢椎脱位是寰枢椎脱位的一个亚型，具有特殊的临床特征，即发病年龄小，合并脊髓病比例高、病情程度重、预后较差；常合并严重的骨畸形和血管畸形，术中常需使用组合式固定，因此术前需规划备用技术方案。

目的:探讨经皮肝胆管穿刺碎石术胆道出血并发症的诊治与预防。方法:回顾性总结与分析湖南师范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湖南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自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完成的48例经皮肝胆管穿刺碎石术的病例资料。结果:术后发生胆道出血3例，其中1例考虑胆管黏膜少量出血，经输血、使用止血药、适当补液后停止出血；另1例T管周围窦道少量渗血伴T管内少量血性液体，考虑术中扩张窦道时引起胆管伴行的小动脉或小静脉出血，经压迫后出血停止；还有1例术后15 d T管内短时间引流出血性液体≥100 ml，予以输血制品及保守治疗的同时准备介入治疗，行腹腔动脉造影，发现右肝前叶假性动脉瘤，后行假性动脉瘤栓塞术，栓塞术后10 d出院。结论:胆道出血是经皮肝胆管穿刺碎石术后较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增加对该并发症的了解，为手术安全提供保障，对患者术后加速康复具有临床意义。

目的:探讨多普勒超声在全动脉化冠状动脉旁路移植(CABG)术前评估桡动脉及左侧乳内动脉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8年1月—2020年1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60例冠心病患者，其中男34例、女26例，年龄44～76岁。患者术前均使用多普勒超声检查左侧乳内动脉及双侧桡动脉。(1)分别采用超声和Allen试验检测60例患者两侧手掌侧支循环类型，初步筛除两种方法检测结果均为桡动脉依赖型血管或血管异常的患者。在行全动脉搭桥的患者中，以术中检测结果为依据，比较Allen试验和超声检测判断手掌侧支循环类型的差异。(2)测量并比较桡动脉桡骨茎突处、肘关节下5 cm处(肘关节下段)及二者中点处(中段)血管内径。(3)观察在按压和放松桡动脉状态下不同侧支循环类型尺动脉的血液峰值速度(PSV)变化及增长情况。(4)记录左侧乳内动脉第二肋间水平的血管内径及PSV，观察起始部血流方向、有无狭窄及乳内动脉下端是否在第四肋间分叉。(5)分析全动脉搭桥的患者桡动脉桥血管血流量与术前桡动脉内径之间的关系。(6)观察全动脉搭桥患者术后胸闷、心绞痛症状改善情况，以及心肌梗塞等急性心血管事件发生情况。术后3个月行冠脉CTA和手部超声检查，观察桥血管通畅情况及桡侧手掌血供情况。结果:(1)60例患者经过初步筛查后纳入44例患者进行全动脉搭桥手术，术中剥离78条桡动脉，术中检测均为非桡动脉依赖型，其中Allen试验检测桡动脉依赖型10条、非桡动脉依赖型68条，多普勒超声检测桡动脉依赖型3条、非桡动脉依赖型75条，超声测量判断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正确率为96.2%，高于Allen试验的87.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4.000, P<0.05)。(2)120条桡动脉桡骨茎突处、中段及肘关节下段血管内径分别为(2.06±0.44)、(2.38±0.43)、(2.37±0.43)mm，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21.542, P<0.05)。(3)术前超声检测手掌侧支循环为桡动脉依赖型17条，压迫桡动脉前后尺动脉PSV变化不明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手术证实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78条，压迫桡动脉后尺动脉PSV为(69.8±13.6)cm/s，明显高于压迫前的(42.0±7.4)cm/s，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3.346, P<0.05)。(4)60例患者左侧乳内动脉检测均未发现存在起始段狭窄、变异、反向血流等异常情况，其中7例患者左乳内动脉在第四肋间水平分支为肌膈动脉和腹壁下动脉。60例患者第二肋间左乳内动脉血管内径(2.29±0.38)mm，PSV (67.8±15.9) cm/s；其中仅1例患者血管内径为1.5 mm，PSV为12.2 cm/s，其他患者血管内径>1.5 mm、PSV>40.0 cm/s，均在正常范围。(5)简单线性回归分析显示：77条桡动脉桥血管，术中桡动脉桥血管血流量与术前测量的桡动脉内径呈正相关：?＝18.503 X-4.471, R2＝0.499。(6)44例患者均顺利完成全动脉搭桥手术。住院期间临床症状改善，未发生围手术期心肌梗死。出院后44例患者均随访3个月，随访期间患者无胸闷、心绞痛，无手部缺血性功能障碍等并发症；术后3个月复查冠脉CTA显示桥血管通畅，无明显异常；手部超声检查显示桡侧手掌血供正常。 结论:多普勒超声可以测量桥血管的内径，判断桥血管有无狭窄等异常情况，在CABG术前可精准、高效地完成对桡动脉及乳内动脉的评估；同时，多普勒超声判断非桡动脉依赖型血管的正确率高于Allen试验，具有较高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前，角膜塑形镜控制近视的有效性已得到验证，但由于其紧贴角膜，可能会对角膜产生一定影响。首先，它会对中央区角膜产生一定的压力，这种压力会对镜片下的泪液流动造成影响，继而影响角膜的氧气和营养物质供给，角膜相对缺氧导致其抵抗力下降。此外，镜片磨损划伤角膜，清洁不彻底导致微生物聚集引起角膜病变，严重者将导致角膜感染。再者，角膜经过塑形后形状会发生一定的改变，厚度会产生变化，进而影响到角膜各层结构之间的作用力。最后，长期的压迫还将导致角膜神经发生改变，敏感性降低。角膜塑形镜对角膜的影响一直是研究的热点，现对此进行总结。

脊椎溶骨性转移瘤患者易合并癌性骨痛、病理性骨折及脊髓压迫等骨相关不良事件，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1]。脊柱转移瘤的治疗通常是姑息性局部治疗。 125I粒子是1种释放γ射线的持续低剂量微型放射源，与外放疗相比具有定位准确、可持续累积剂量、疼痛缓解快等优点 [2,3]。近年来，放射性粒子植入已被广泛用于恶性肿瘤的局部治疗。本研究通过回顾性分析行锥形束CT(cone beam CT, CBCT)引导 125I粒子植入术的脊椎附件溶骨性转移瘤患者的资料，探讨粒子植入的安全性及近期疗效。

目的:探讨以脑鸣为主要症状的头颈部静脉狭窄的CT静脉成像(CTV)分型特点及不同分型患者部分临床资料的差异。方法:2020年9月至2022年12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基于CTV确诊43例头颈部静脉狭窄患者，患者均以脑鸣为主要症状。根据CTV表现将头颈部静脉狭窄分为颅内静脉窦型、颈内静脉型和复合型(同时存在颅内静脉窦和颈内静脉狭窄)，回顾性分析3种分型患者的影像学特点及部分临床资料的差异。结果:43例患者中，颅内静脉窦型14例(32.6%)，其中10例狭窄位于横窦，为蛛网膜颗粒增生压迫所致；4例为窦汇与横窦移行部的线性狭窄。颈内静脉型16例(37.2%)，狭窄均位于寰椎横突节段，其中6例为寰椎横突增生压迫狭窄，10例为颈内静脉走行于寰椎横突与茎突夹角之间，导致局部管腔受压狭窄。复合型13例(30.2%)，狭窄位于横窦和寰椎横突节段，其中3例为窦汇与横窦移行部狭窄，10例为蛛网膜颗粒增生压迫横窦；有3例患者单侧颅内静脉窦及颈内静脉全程细小。颅内静脉窦型的女性患者占比高于颈内静脉型和复合型，而病程短于颈内静脉型和复合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3种分型患者的年龄和狭窄侧别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基于CTV显示，以脑鸣为主要症状的头颈部静脉狭窄的3种分型构成比接近，其中蛛网膜颗粒压迫是颅内静脉窦型狭窄的常见原因；骨质增生压迫是颈内静脉型的常见原因；部分患者的静脉狭窄可能与先天发育因素有关。3种分型的头颈部静脉狭窄患者的临床特点可能存在差异。

探讨高危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早期应用新型内分泌治疗联合多西他赛化疗的疗效和安全性。患者，62岁。2020年4月20日因双下肢麻木无力10 d入院。胸部CT检查示两肺多发转移瘤；纵隔多发淋巴结肿大；部分肋骨和胸椎密度不均匀，考虑转移瘤。因脊髓压迫症状明显，胸椎MRI检查示多发胸椎椎体及附件、胸骨转移瘤。行胸5椎体减压肿瘤病灶清除术，术后病理检查示骨转移瘤，符合前列腺腺泡腺癌。术后血PSA 960.602 ng/ml。结合病史、影像学检查和病理检查结果，诊断为高危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高肿瘤负荷状态，临床分期T 4N 1M 1期。行新型内分泌治疗(恩扎卢胺+雄激素剥夺治疗，3个月)联合多西他赛化疗(75 mg/m 2，每3周1次；泼尼松5 mg，每日2次，4个周期)后患者症状改善，转移灶缩小。新型内分泌治疗联合多西他赛化疗能有效控制高危转移性激素敏感性前列腺癌进展，且未出现疲劳、潮热、头痛、血液毒性(贫血、血小板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等常见不良反应，可作为此类患者的有效治疗方案选择。

目的:制订难复性寰枢椎脱位临床分型亚分型，并探讨其可靠性。方法:2010年1月至2018年12月收治难复性寰枢椎脱位患者48例，男19例、女29例，年龄（39.2±13.3）岁（范围16~65岁）。根据全身麻醉后大重量牵引（1/6体重）状态下寰枢椎相对解剖位置的变化制订新的亚分型，即牵引松动型（寰椎枢椎角变化≥5°）和牵引稳固型（寰椎枢椎角变化<5°）。对牵引松动型不必行前路或后路软组织松解，直接采用后路钉棒复位固定融合术；对牵引稳固型先行经口咽软组织松解，再行经口咽前路寰枢椎复位钢板（transoral atlantoaxial reduction plate，TARP）固定融合术或后路钉棒复位固定融合术。观察指标包括寰齿间距（atlantodental interval，ADI）、寰椎枢椎角（atlantoaxial angle，AAA）评价复位效果；脊髓有效空间（space available for the spinal cord，SAC）评估脊髓压迫情况；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isual analogue scale，VAS）评估枕颈部疼痛程度；日本骨科协会（Japanese Orthopaedic Association，JOA）评分评估脊髓神经功能；美国脊柱损伤协会脊髓损伤分级（American Spinal Injury Association impairment scale，AIS）评估脊髓损伤程度。术后1周、3、6、12个月及之后每年随访时均行X线、CT检查，以评价寰枢椎椎间复位稳定性、内固定及植骨融合情况。结果:牵引松动型22例，16例行后路寰枢椎钉棒复位固定融合术、6例行枕颈复位融合固定术。牵引稳固型26例在经口咽前路松解后，24例行前路TARP复位融合固定术、2例行后路寰枢椎钉棒复位固定融合术。所有患者术后1周X线、CT及MRI均示寰枢椎复位良好，脊髓压迫解除。牵引松动型组和牵引稳固型组各有1例失访，余46例患者随访时间为（38.0±17.2）个月（范围6~72个月）。21例牵引松动型组患者ADI由术前（9.9±2.2）mm降至术后3个月的（2.3±0.9）mm及末次随访的（2.3±1.0）mm，AAA由术前57.9°±12.3°升至术后3个月的91.0°±2.2°及末次随访的90.9°±2.2°，SAC由术前（9.8±1.3）mm升至术后3个月的（15.1±0.7）mm及末次随访的（14.9±0.7）mm，VAS评分由术前（1.5±2.1）分降至术后3个月的（0.7±1.0）分及末次随访的（0.3±0.6）分，JOA评分由术前（10.2±1.7）分提高至术后3个月的（13.3±1.3）分及末次随访时（14.9±1.5）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25例牵引稳固型组患者ADI由术前（9.7±2.0）mm降至术后3个月的（2.1±1.4）mm和末次随访的（2.1±1.3）mm，AAA由术前55.8°±9.2°升至术后3个月的90.9°±1.4°及末次随访的90.9°±1.3°，SAC由术前（10.5±1.0）mm升至术后3个月的（15.4±0.5）mm及末次随访的（14.8±2.8）mm，VAS评分由术前（1.7±2.1）分降至术后3个月的（0.7±0.9）分及末次随访时（0.3±0.5）分，JOA评分由术前（10.1±1.3）分提高至术后3个月的（12.9±1.5）分及末次随访的（14.4±1.3）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牵引松动型组中10例术前AIS D级患者末次随访时改善至E级；牵引稳固型组中2例术前AIS C级患者末次随访时1例改善至E级、1例改善至D级，11例术前AIS D级患者末次随访时均改善至E级。骨性融合时间为（4.4±1.5）个月（范围3~6个月）。随访期间内固定无松动，无复发脱位。 结论:难复性寰枢椎脱位可分为牵引松动型和牵引稳固型；牵引松动型采用后路钉棒复位固定即可实现满意复位，牵引稳固型则宜先行前路松解，再采用前路TARP或后路钉棒复位固定方能实现满意复位。

目的:采用坐骨神经慢性压迫性损伤（chronic constrictive injury, CCI）方法构建神经病理性疼痛小鼠模型，探讨伏隔核（nucleus accumbens, NAc）内瞬时受体电位通道锚蛋白1（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ankyrin 1, TRPA1）对神经病理性疼痛的影响。方法:10只雄性昆明小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2组（每组5只）：假手术组（SHAM组）、坐骨神经慢性压迫性损伤组（CCI组）。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建模后第7天两组小鼠NAc内TRPA1表达变化。另24只小鼠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4组（每组6只）：CCI小鼠注射A967079（A96）组（CCI+A96组）、CCI小鼠注射PBS组（CCI+PBS组）、SHAM小鼠注射A967079组（SHAM+A96组）和SHAM小鼠注射PBS组（SHAM+PBS组）。建模后第7天于手术对侧NAc内注射TRPA1拮抗剂A967079或其溶剂PBS，检测各组小鼠给药前及给药后2、4、6 h热缩足潜伏期（thermal withdraw latency, TWL）变化。结果:术后第7天，CCI组小鼠手术对侧NAc脑区TRPA1表达较SHAM组明显增加（ P<0.05）。与CCI+PBS组比较，CCI+A96组小鼠给药后2、4 h TWL明显升高（ P<0.05），并于给药后6 h基本恢复至给药前状态（ P>0.05）；SHAM+A96组与SHAM+PBS组之间TW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NAc TRPA1参与坐骨神经CCI所诱导的神经病理性疼痛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