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例患者为老年女性，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合并肺栓塞，行永久起搏器植入术。经左锁骨下静脉途径导丝不能进入上腔静脉，造影显示无名静脉闭塞，永存左上腔静脉、奇静脉畸形。血管走行：左锁骨下静脉—永存左上腔静脉—左奇静脉—奇静脉环—右奇静脉—右上腔静脉。改右锁骨下静脉途径植入心室主动导线，植入永久起搏器。

目的:探讨无心房颤动（房颤）病史患者在双腔起搏器植入术后新发房颤的危险因素及其联合模型的预测价值。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收集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于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首次植入心脏双腔起搏器治疗患者的资料，根据是否发生房颤分为新发房颤组和无房颤组。比较和分析两组患者术前基线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及烟酒史等）和随访资料（包括起搏模式、起搏比例及植入后用药）等，筛选独立危险因素并建立联合预测模型。结果:入选223例患者，年龄（70.23±8.88）岁，其中男113例，随访（17.94±9.05）个月。①起搏器植入术后新发房颤45例（20%，45/223），包括症状性房颤21例（47%，21/45）和心房高频事件（AHRE）24例（53%，24/45），AHRE中亚临床房颤（SCAF）10例（42%，10/24）。②新发房颤组与无房颤组患者在糖尿病病史、饮酒史、尿酸水平、左心房内径、左心室射血分数、房性早搏百分数、平均心率及最快心率、心室起搏百分数、起搏模式、β受体阻滞剂使用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③将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及上述危险因素纳入Logistic回归显示，性别（ OR=0.170，95% CI 0.050~0.573， P=0.004）、饮酒史（ OR=9.319，95% CI 2.688~32.304， P<0.001）、左心房内径（ OR=1.143，95% CI 1.024~1.276， P=0.018）、心室起搏百分数（ OR=1.045，95% CI 1.023~1.067， P<0.001）、最快心率（ OR=1.044，95% CI 1.021~1.067， P<0.001）、房性早搏百分数（ OR=2.001，95% CI 1.427~2.807， P<0.001）是起搏器术后新发房颤的独立危险因素。④经受试者工作曲线评估，上述独立危险因素联合模型曲线下面积为0.931，截断值0.249，敏感度为86.7%，特异度为86.0%。 结论:联合性别、饮酒史、左心房内径、心室起搏百分数、最快心率、房性早搏百分数对心脏双腔起搏器植入术后新发房颤的发生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室间隔消融术（ASA）治疗症状轻微的梗阻性肥厚型心肌病（HOCM）患者的疗效。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入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2001年3月至2017年12月住院和门诊诊治的纽约心脏协会（NYHA）心功能Ⅱ级的HOCM的患者。根据治疗方式分为单纯药物治疗组（药物治疗组）和ASA治疗组（ASA组）。通过数字病例管理系统获得入选患者的一般临床资料，包括人口学资料、病史、合并症（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肾病及卒中）、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的检查结果、治疗方案及随访情况等。主要临床终点为全因死亡和肥厚型心肌病（HCM）相关死亡事件。有效性指标包括治疗后左心室流出道压力阶差（LVOTG）、NYHA心功能分级改善情况以及新发心房颤动况，安全性指标包括患者围术期死亡及起搏器依赖情况。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两组患者的生存率，并采用log-rank检验进行组间比较。结果:研究最终纳入患者150例，年龄（52.9±14.5）岁，男性92例（61.3%）。其中药物治疗组102例、ASA组48例。与药物治疗组比较，ASA组患者年龄较小、LVOTG较大（ P均<0.05）。研究随访6.0（3.5，8.1）年。末次随访结果显示，ASA组患者的LVOTG由（85.8±35.4）mmHg（1 mmHg=0.133 kPa）降至（27.7±19.8）mmHg（ P<0.001），其中有32例（66.7%）患者LVOTG<30 mmHg；室间隔厚度由（20.3±3.8）mm降至（16.1±3.4）mm（ P<0.001）；NYHA心功能Ⅰ级者达31例（64.6%）（ P<0.001）。ASA组患者新发心房颤动的比率有低于药物治疗组的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9.3%（4/43）比20.8%（20/96）， P=0.096］。随访期间共有13例患者死亡，其中药物治疗组11例（10.8%）、ASA组2例（4.2%）。ASA组1例（2.1%）患者发生围术期相关起搏器依赖，1例（2.1%）患者于术后10年因高度房室传导阻滞植入双腔起搏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药物治疗组与ASA组患者总体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231），5、10年的总体生存率分别为92.9%、83.0%和97.9%、97.9%。药物治疗组和ASA组患者去除HCM相关死亡的累计生存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397），5、10年两组去除HCM相关死亡的累计生存率分别为94.2%、86.1%和97.9%、97.9%。 结论:ASA治疗症状轻微的HOCM患者的有效性优于单纯药物治疗，且安全性良好。

目的:研究旨在评估闭环刺激（closed-loop stimulation，CLS）功能对快速房性心律失常的干预作用。方法:入选2016年8月至2018年3月在中日友好医院植入CLS功能双腔起搏器的患者30例（男18例），年龄（64.3±14.7）岁，年龄范围47~89岁。简单随机法分为A组（先DDD-CLS模式后DDDR模式，每种模式3个月）和B组（先DDDR模式后DDD-CLS模式，每种模式3个月），并采取单盲、自身交叉对照原则，分别观察并比较两种模式的心房及心室起搏比例、自动模式转换（AMS）次数及持续时间和房性心动过速（房速）负荷百分比。结果:与DDDR模式相比，DDD-CLS模式下心房起搏比例更高（66.5%±11.8%对55.8%±14.0%， OR=1.30，95% CI 1.06~1.73， P=0.007）、AMS次数更少[（369±409）次对（596±761）次， OR=0.62，95% CI 0.32~0.88， P=0.025]、房速负荷更低（17.9%±3.6%对29.3%±7.3%， OR=0.61，95% CI 0.18~0.71， P=0.034）。 结论:CLS功能可能具有降低双腔心脏起搏器术后患者快速房性心律失常负荷的作用。

本文报道1例免疫相关三度房室传导阻滞早产儿。患儿母亲孕20周发现胎心减慢，胎儿心电图和超声心动图提示三度房室传导阻滞，同时母亲诊断结缔组织病。经多学科会诊综合救治，于胎龄36 +1周剖宫产娩出，生后第4天安装心外膜双腔永久起搏器，术后3个月随访心功能正常。

患者女性，58岁。因左眼突发视力下降20 d，就诊于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眼科。全身体检未见异常。眼部检查：右眼矫正视力为1.0，左眼视力为50 cm指数（矫正无提高）；双眼眼压均为18 mmHg（1 mmHg=0.133 kPa），双眼前节检查未见异常；右眼底后极部少量黄白色病灶，左眼底情况见精粹图片1中A。相干光层析成像术检查：右眼局灶性视网膜色素上皮层隆起，脉络膜增厚，血管管腔扩张；左眼情况见精粹图片1中B。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术和吲哚青绿血管造影术检查：左眼可见来自脉络膜循环的特征性息肉样强荧光搏动（精粹视频影像）。临床诊断：左眼息肉样脉络膜血管病变；右眼视网膜色素上皮病变。给予左眼玻璃体腔内注射康柏西普眼用注射液0.5 mg/0.05 ml，每月1次，连续注射3次后病情稳定（精粹图片1中C和D），随访左眼视力为0.06。

患者女，74岁。因右下肢间歇性跛行1年，右足疼痛伴麻木1 d入院。该患者右下肢跛行病史1年，行走200米左右即出现右小腿疼痛不适，休息后缓解。入院查体：右足及右小腿皮温低，右足潮红，右侧股动脉、腘动脉、足背及胫后动脉不能触及。左侧股动脉及以下动脉可触及有力搏动。入院时右侧踝肱指数（ankle brachial index，ABI）：0.21。入院前超声检查示：右侧股动脉股骨干下段、腘动脉全段及左贮备动脉腔内可见不均匀稍低回升充填，可见微弱血流信号通过。入院诊断：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动脉血栓。入院后急诊切开取栓，术中发现右侧股动脉纤细，有搏动，Forgarty双腔取栓导管向上下取栓，均未能取出血栓。行下肢动脉CTA检查见：双侧永存坐骨动脉（persistent sciatic artery，PSA）起始于双侧髂内动脉，右侧髂内动脉远端及部分PSA管腔低密度实质充填。左侧腘动脉未见异常，右侧腘动脉低密度影，重度狭窄（图1、2）。科室讨论后在DSA下再次行手术治疗。逆行穿刺左侧PSA，选择5F-50 cm溶栓导管放置右侧髂内动脉血管中段，经过右侧PSA至右侧腘动脉P2段，返回病房行导管溶栓治疗。次日复查见：右侧髂内动脉远端显影扩张至2 cm，长约5 cm，右侧PSA及右腘动脉内密度不均，血栓残留，应用8F导管吸栓，取出血栓20 ml，并应用6~120 mm美敦力球囊扩张导管分次扩张右侧PSA及右侧腘动脉狭窄段，扩张后造影效果不佳。术后抗凝（低分子肝素4 100 IU/次，Q12 h肌肉注射）、扩血管用药（前列地尔10 μg+生理盐水100 ml，每日一次静脉滴注），术后1周右下肢缺血症状逐渐缓解。出院时查体：右足及右小腿皮温良好，右侧腹股沟区可触及动脉搏动，右腘动脉、足背及胫后动脉不能触及。出院时右侧ABI：0.82。

患者，女性，55岁。主诉头痛8个月加重2周，于2022年3月21日17：35收入河北省中医院神经外科。患者既往有“风湿病”30余年，不规律口服糖皮质激素。于本次住院前8个月（2021年7月）无明显诱因出现头痛，呈全头搏动性胀痛，较剧烈，伴有头晕、呕吐、视物旋转、视物模糊与闪光感，发热，体温波动在37.0~38.0 ℃，于当地针灸及口服中药（具体药物不详）治疗后症状好转，仍遗留较轻头痛。2021年11月20日查头颅磁共振成像（MRI）平扫提示：垂体体积增大，颅脑磁共振血管成像（MRA）未见异常。垂体MRI平扫：垂体囊性良性占位，考虑Rathke囊肿。当地发现甲状腺功能减低（结果不详）、低血钾（最低2.65 mmol/L）和低血钠（最低105.9 mmol/L），给“优甲乐”纠正电解质紊乱（具体不详），症状好转。于2周前无明显诱因再次出现头痛加重，性质同前，伴呕吐、发热，体温最高38.0 ℃，自行口服“布洛芬”后体温下降至37.3 ℃。于当地对症治疗。入院查体：神清语利，精神差，双颞侧视野缩小。余神经系统无阳性体征。2022年1月2日查垂体MRI增强：垂体囊性变，周边环形强化。2022年3月10日头CT平扫：头颅CT垂体囊性病变。经会诊转入院，入院诊断：鞍区占位性病变，垂体脓肿？垂体功能减低症。经术前准备于2022年3月24日在全身麻醉下经鼻蝶内镜手术。术中发现：鞍底薄弱并有膜性不规则突起凸向蝶窦腔，局部质地软缺乏鞍底骨质，表面覆盖黏膜。试用穿刺针经过该薄弱区向垂体方向穿刺，抽吸出淡黄绿色脓性液约2.5 mL。拔除穿刺针并保留标本准备送检。刮除蝶窦黏膜，鞍底前下部骨质约1 cm区域骨质不完整，鞍底光滑包膜凸向蝶窦腔。碘伏冲洗、浸泡消毒，并依次用过氧化氢、0.9%氯化钠注射液冲洗，术区无活动出血。切开鞍底硬脑膜，切口约0.8 cm长，见内为黄色脓苔及红黄间杂炎性组织。用取瘤钳切取脓苔样组织及炎性组织标本，质地脆，标本准备送病理。并用吸引器吸除蝶安内视野下脓苔，清理炎性腐败组织，周边显露出粉红色垂体组织，鞍内脓性组织内镜下刮除完全。用稀碘伏液冲洗、浸泡消毒脓腔及术区，并用0.9%氯化钠注射液冲洗至冲洗液清。未见明显脑脊液外溢，清理术区，创面无明显活动性出血，结束手术。术后CT：垂体囊性占位消失。术后处理：（1）抗菌药物（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甲硝唑）抗感染；（2）激素替代：糖皮质激素、甲状腺素片口服；（3）纠正水、电解质紊乱。术后轻度嗅觉减退，无脑脊液鼻漏，无视力视野障碍，未出现其他神经系统并发症。术后脓腔壁组织病理提示垂体组织并炎细胞浸润，脓液涂片及培养均为阴性。患者头痛及发热消失，电解质紊乱纠正，垂体激素水平逐渐恢复。术后3个月复查垂体MRI显示术后改变，垂体脓腔消失，对比剂增强提示垂体均匀强化。患者血常规、激素水平及电解质水平及变化趋势见表1, 2, 3, 4。

心脏穿孔是起搏器置入治疗少见的并发症，起搏电极所引起的冠状动脉穿孔病例更为罕见。本文报道1例63岁老年女性，行双腔起搏器置入术后出现心脏右心耳及右冠状动脉晚期穿孔，导致心包填塞；经外科开胸对穿孔的右冠状动脉进行缝合，折叠加固部分右心耳，术后病情平稳出院；同时分析了主动起搏电极导线致右冠状动脉穿孔的可能原因，探讨了如何避免此类不良事件的发生，为今后类似病例的临床诊疗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心血管植入型电子器械（CIED）更换患者的临床资料，探讨特殊时期该类患者的管理策略。方法:回顾性收集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律失常中心2020年2月10日至4月10日COVID-19疫情期间接受起搏器及除颤器更换患者的临床资料，与2019年同期更换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与比较。结果:研究共纳入13例患者，年龄（68.2±7.8）岁，男5例（38.5%），11例（84.6%）患者来自北京地区。5例（38.5%）患者合并黑矇/晕厥史且为起搏依赖，8例（61.5%）患者达到择期更换适应证（ERI）或耗竭期（EOL），未达到ERI或EOL者CIED电池剩余时间（2.3±1.0）个月。3例起搏依赖患者达到ERI。12例（92.3%）患者进行了单腔心室起搏器（VVI）或双腔起搏器（DDD）更换，1例（7.7%）患者进行了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ICD）更换。与2019年同期相比，CIED更换数量明显下降，更多患者来自北京地区，合并黑矇或晕厥史、起搏依赖、ERI或EOL比例[15（38.5%）对8（61.5%）， P=0.201]更高以及CIED电池电量剩余时间[（5.5±3.5）月对（2.3±1.0）月， P=0.001]更短。 结论:在COVID-19疫情防控期间，应针对性筛选需紧急行器械更换患者，对合并黑矇或晕厥史、起搏依赖以及达到ERI/EOL的患者，特别是已达到ERI/EOL的起搏依赖患者，应优先进行CIED更换以最大化保证患者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