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运用机器学习算法及列线图，构建和验证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风险预测模型，旨在为更好的辅助临床护理人员筛查CIP的高危人群，提供准确直观的方法。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9年1月至2022年2月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就诊的230例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的肿瘤患者，使用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的资料。应用5种机器学习算法和列线图构建预测模型，在独立测试集进行模型的验证，最后依据评价指标AUC、准确率等评估预测模型的区分度及稳定性。结果:6种模型均提示，肺部基础疾病、吸烟史、血清白蛋白值≤35 g/L、胸部放疗史是促进CIP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K最近邻、支持向量机（SVM）、朴素贝叶斯、决策树和随机森林构建的CIP预测模型的AUC分别为0.647、0.696、0.930、0.870、0.934。列线图构建的模型AUC为0.813，预测性能较好，但低于机器学习算法中表现最佳的随机森林模型（AUC=0.934）。结论:与列线图相比，基于机器学习算法建立的CIP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更高的诊断价值，但列线图构建的模型可更直观评估患者风险，建议在列线图基础上，结合机器学习算法，可增加预测模型的准确性及实用性。

目的: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检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肠道菌群分布，探讨其与健康人的菌群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12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复杂性肛瘘组），并按1∶1配比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腺源性肛瘘诊断的标准，且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2）术前已行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肠道炎性反应、炎性肠病等；（3）复杂性肛瘘的定义为符合下面情况之一者：瘘管跨越2/3及以上的肛门括约肌；包含两个以上的外口或瘘管；既往已行肛瘘手术后确认复发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炎性肠病、慢性腹泻或便秘、糖尿病、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等；（2）克罗恩病、外伤、特殊感染（如放线菌病和结核病）等引起的肛瘘；（3）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素、益生元、益生菌等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制剂者；（4）认知缺陷不能配合者。提取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总DNA，扩增细菌16S rDNA基因序列的V4高变区，利用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进行操作分类单元（OTU）聚类、进行Alpha多样性和LEfSE数据分析，其中Chao指数或ACE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的预期物种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小或Shannon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多样性越高。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饮酒吸烟史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测序和质量控制、Alpha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及其丰度分析以及LEfSE分析。 结果:复杂性肛瘘组与健康对照组的主要优势菌都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占93.4%±32.0%和87.4%±41.2%；在属水平上，复杂性肛瘘组的普雷沃菌属（4.9%±7.4%比0.1%±1.1%， P<0.001）、巨细胞菌属（3.9%±8.2%比0.5%±4.2%， P<0.05）和毛螺菌属（2.6%±5.7%比0.1%±3.4%， P<0.05）的丰度明显更高，而变形菌属（0.02%±4.2%比9.3%±14.4%， P<0.01）、肠球菌属（0.02%±2.3%比9.3%±19.6%， P<0.05）、拟杆菌属（24.7%±9.9%比29.8%±9.1%， P<0.05）和克雷伯菌属（0.4%±4.2%比3.9%±7.3%， P<0.05）相对更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表现为ACE指数更高［（293.30±44.00）比（218.75±33.83）， t=102.069， P<0.001］，Chao指数也更高［（318.40±41.99）比（250.00±46.38）， t=77.818， P=0.028］，Shannon指数更高［（3.36±0.29）比（2.43±0.34）， t=9.657， P=0.001］；而Simpson指数更低［（0.103±0.013）比（0.131±0.013）， t=5.551， P=0.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韦荣菌科、Selenemondales 及厌氧菌纲（均属于厚壁菌门）的菌株总体上对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差异的影响最大（LDA 值均>4）。 结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提示某些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在肛瘘发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目的:研究主要空气污染物（PM 2.5、PM 10、NO 2、SO 2、O 3和CO）暴露与ICU住院患者28 d全因死亡之间的关联。 方法:收集2018年8月至2019年8月和2021年5月至2022年5月湖北省人民医院和荆州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收治危重患者的电子病历数据。根据患者居住地和入院日期前2个月平均浓度评估患者暴露于空气污染物的水平。使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单个空气污染物暴露与入住ICU的危重患者28 d全因死亡风险之间的关联；然后以单个空气污染物暴露为亚组，检验患者的疾病特征（年龄、性别、吸烟、饮酒、住院天数和SOFA评分）对患者28 d死亡这一主要结局指标的效应量和可信区间；并构建中介模型研究血细胞计数比值是否是潜在的中介变量。结果:最终3 772例入住ICU的危重患者纳入研究，28 d非意外全因病死率为40.0% （1509/3772）。研究证实PM 2.5、NO 2和CO与ICU患者28 d全因死亡风险呈显著正相关，而O 3与死亡风险呈负相关。男性是NO 2和CO暴露与ICU患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SOFA评分>3分是NO 2暴露与ICU患者全因死亡的危险因素。中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比值（NLR）在PM 2.5、CO暴露与ICU患者死亡风险的关联中发挥中介效应。 结论:空气污染物（PM 2.5、NO 2、CO）暴露与ICU患者28 d全因死亡风险之间具有显著正向关联。即使低水平的空气污染仍然与危重患者这一脆弱群体的死亡风险有正向关联。

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吸烟危害健康是不争的医学事实，但是新型烟草制品特别是电子烟对健康的危害尚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特别是自2019年不断有媒体报道因电子烟使用所导致的肺部损伤、甚至死亡的案例，更凸显出目前客观、全面的评估电子烟对健康危害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对此本文从电子烟流行情况，基础研究、临床研究、因电子烟产品质量问题导致的健康危害、以及电子烟对青少年的危害等方面进行综述，呼吁尽快建立适于我国的电子烟研究、评价体系。

评价电子烟暴露对呼吸系统毒性作用以及空气净化器的干预效果。于2022年1至12月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环境医学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开展经呼吸道染毒电子烟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利用8周龄雄性C57BL/6JGpt小鼠建立不同周期（0 d、3 d、7 d或14 d）的电子烟暴露模型以及清洁空气对照组。采用普通加热电子烟（200 ℃）和高温加热电子烟（280 ℃）对小鼠进行暴露。提取对照组和电子烟暴露组小鼠的肺总RNA进行转录组测序分析。利用流式细胞术检测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线粒体膜电位（mitochondrial membrane potential，MMP）。酶标仪检测总超氧化物歧化酶（superoxide dismutase，SOD）活性、超氧化物（superoxide，O 2-）水平。实时荧光定量PCR（real-time quantitative PCR，RT-qPCR）检测基因表达。利用过滤型净化器和负离子净化器干预电子烟暴露。数据以（ xˉ±s）表示，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或双因素方差分析对多组之间的差异进行比较。结果显示，RNA测序分析表明电子烟暴露诱导的差异表达基因显著富集在氧化应激（Fold enrichment=3.18）和线粒体氧化磷酸化（oxidative phosphorylation，OXPHOS）（Fold enrichment=5.74）通路。两种加热电子烟暴露均导致小鼠肺部肺泡炎评分显著升高（ F=10.8， P<0.001），内源性ROS水平显著增加（ F=16.8， P<0.001），MMP水平明显下降（ F=13.6， P<0.01）以及线粒体复合物I的编码基因的表达紊乱。与普通加热电子烟相比，高温加热电子烟的毒性作用更强（ F=2.9， P<0.05）。在缓解电子烟急性暴露导致的肺泡炎症方面，过滤型净化器的干预效果优于负离子净化器（ F=7.4， P<0.01）。空气净化器可部分缓解肺部氧化应激和线粒体功能障碍。综上，本研究提示电子烟的使用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空气净化器可部分逆转线粒体功能紊乱，但不能完全阻断电子烟的毒性作用，有效的干预措施仍有待研究。

目的:分析江苏宜兴市和新疆阿合奇县儿童支气管哮喘(哮喘)的患病率和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将幼儿园、小学、初中分为3层，从每层中随机抽样，对宜兴市7 673名儿童和阿合奇县2 313名儿童进行调查。制定统一的儿童哮喘电子调查问卷，于2019年1月至2021年10月进行问卷发放填写，问卷内容包括一般资料、围生期情况、家族史、既往史、过敏史、家庭环境和生活习惯等。比较宜兴市和阿合奇县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和主要特征，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两个地区儿童哮喘的影响因素。结果:宜兴市儿童哮喘患病率高于阿合奇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4%(264/7 673)比2.0%(47/2 313)， χ2＝11.69， P＝0.001]。宜兴市儿童父亲或母亲学历为高中及以上者、独生子女、剖宫产娩出者和足月儿占比均高于阿合奇县[73.3%(5 624/7 673)比37.7%(872/2 313)、68.6%(5 263/7 673)比36.7%(850/2 313)、56.1%(4 306/7 673)比16.6%(384/2 313)、46.8%(3 593/7 673)比17.8%(412/2 313)、93.9%(7 205/7 673)比89.7%(2 075/2 3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宜兴市儿童出生体重大于阿合奇县，阿合奇县儿童辅食添加时间早于宜兴市，两地儿童生后6个月内喂养方式的构成不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宜兴市儿童家中有吸烟亲属、生后补充维生素D、一级亲属有过敏性疾病史、有湿疹史、变应性鼻炎史、食物过敏史和药物过敏史者占比均高于阿合奇县[58.3%(4 472/7 673)比53.4%(1 234/2 313)、73.0%(5 602/7 673)比41.5%(961/2 313)、17.8%(1 364/7 673)比6.5%(151/2 313)、13.6%(1 043/7 673)比4.6%(107/2 313)、11.7%(896/7 673)比3.2%(73/2 313)、14.8%(1 132/7 673)比1.7%(39/2 313)、7.5%(574/7 673)比1.3%(30/2 313)]，而家中饲养动物者占比低于阿合奇县[20.7%(1 588/7 673)比59.4%(1 373/2 31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 OR＝1.358，95% CI：1.040~1.775， P＝0.025)、早产儿( OR＝1.800，95% CI：1.156~2.801， P＝0.009)、一级亲属过敏性疾病史( OR＝2.195，95% CI：1.665~2.894， P<0.001)、湿疹史( OR＝1.838，95% CI：1.362~2.481， P<0.001)、变应性鼻炎史( OR＝5.570，95% CI：4.241~7.315， P<0.001)、食物过敏史( OR＝2.351，95% CI：1.769~3.125， P<0.001)、药物过敏史( OR＝1.659，95% CI：1.157~2.379， P＝0.006)是宜兴市儿童哮喘的危险因素。生后6个月内人工喂养相比母乳喂养( OR＝2.410，95% CI：1.105~5.253， P＝0.027)、湿疹史( OR＝4.572，95% CI：2.064~10.128， P<0.001)、变应性鼻炎史( OR＝3.929，95% CI：1.568~9.846， P＝0.004)是阿合奇县儿童哮喘的危险因素。 结论:宜兴市儿童哮喘的患病率高于阿合奇县，宜兴市儿童哮喘的危险因素包括男性、早产儿、一级亲属过敏性疾病史、湿疹史、变应性鼻炎史、食物过敏史和药物过敏史，阿合奇县儿童哮喘的危险因素包括生后6个月内人工喂养、湿疹史和变应性鼻炎史。

目的:探讨肺神经内分泌肿瘤（PNETs）的CT与 18F-氟脱氧葡萄糖（FDG）PET/CT显像特征，比较单纯PET/CT与基于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的诊断准确率。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0年1月至2019年5月于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的44例PNETs患者的临床资料和CT、PET/CT影像学资料，其中男性34例、女性10例，年龄14~78 (57.3±10.0）岁。将PNETs患者分为类癌组（8例）、大细胞神经内分泌癌（LCNEC）组（15例）和小细胞肺癌（SCLC）组（21例）。分析所有患者的CT与PET/CT表现，观察PNETs各亚型的CT与PET/CT显像特征。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计算最大标准化摄取值（SUV max）的诊断效能及临界值。以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金标准"，比较单纯PET/CT与基于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的诊断准确率。计量资料的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组间比较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 χ2检验和Fisher确切概率法。 结果:类癌组患者的发病年龄低于LCNEC组与SCLC组患者[（46.62± 8.09）岁对（61.47±8.03）岁对（58.52±9.39）岁]，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6.186， P=0.004）；在性别、吸烟史等方面与LCNEC组和SCLC组患者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1.220、4.539；均 P>0.05）。类癌组、LCNEC组、SCLC组患者在肿瘤部位、有无分叶征、阻塞性肺炎或肺不张、纵隔淋巴结转移、肺门淋巴结转移、纵隔及肺门淋巴结同时转移、远处转移、周围血管侵犯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662~9.877，均 P<0.05）；而在肿瘤最大径、肿瘤形态、密度、强化程度、有无钙化、毛刺征、有无坏死和囊变、胸腔积液、支气管侵犯和胸膜增厚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F=0.370， χ2=0.298~8.472；均 P>0.05）。LCNEC组和SCLC组的SUV max显著高于类癌组（13.79±3.06对9.51±2.49对4.52±1.77），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32.43， P<0.01）；鉴别LCNEC和SCLC的SUV max临界值为12.25，曲线下面积为0.860 (95% CI：0.729~ 0.991， P<0.01），灵敏度为80.00%，特异度为81.00%。单纯PET/CT与基于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诊断PNETs的准确率分别为65.91%（29/44）和87.80%（36/41），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655， P=0.017）。 结论:PNETs的CT与PET/CT显像具有一定特征性，PET/CT联合增强CT及高分辨率CT多模态显像可提高PNETs的诊断准确率。

目的:探讨电子烟IQOS气溶胶对小鼠肺功能的影响。方法:将24只C57BL/6 J雄性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香烟组和IQOS组，每组8只。对照组小鼠给予呼吸新鲜空气，IQOS组及香烟组小鼠置于自制染毒箱中，IQOS气溶胶或烟雾暴露1 h/d，5 d/周，共处理24周。观察每组小鼠一般情况及体质量变化，测量其肺功能；取各组小鼠肺组织制备切片，HE染色观察病理形态变化及测量平均肺泡直径。结果:实验结束后对照组小鼠活动正常，精神好，食欲佳，体质量呈上升趋势；IQOS组及香烟组小鼠出现精神萎靡、食欲降低，体质量较同时间点正常组均降低( P值均<0.05)，IQOS组与香烟组小鼠体质量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0.537， P>0.05)。IQOS组和香烟组小鼠第50毫秒用力呼吸容积(FEV0.05)/用力肺活量(FVC)、组织阻尼、组织弹性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IQOS组及香烟组小鼠FVC和气道阻力均比对照组显著增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IQOS组小鼠的FEV0.05/FVC、组织阻尼、组织弹性、FVC及气道阻力与香烟组小鼠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肺组织病理形态学显示，对照组小鼠肺泡结构完整；IQOS组及香烟组小鼠肺泡腔扩大，部分肺泡间隔断裂，肺泡腔融合，肺气肿形成；IQOS组及香烟组肺泡平均线性截距均大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IQOS组与香烟组肺泡平均线性截距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1.217， P>0.05)。 结论:长期电子烟IQOS气溶胶暴露会影响小鼠肺功能，它可能不是传统香烟的很好替代品。

目的:调查了解我国成人对《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呼吸健康部分认知程度。方法:于2022年1—2月采用网络二维码在依托微信平台发放电子问卷的方式，对我国32个省份年龄≥18岁人群（孕、产妇除外）进行针对《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呼吸健康部分的调查问卷，共发放问卷5 892份，回收有效问卷4 754份。采用χ2检验的统计方法对调查对象基本情况、不同地区人群对内容的认知、体力活动与年龄分层的相关性、戒烟与疾病相关性和慢阻肺的常见认知误区进行分析。结果:本研究4 754例调查对象中，城市3 462例，农村1 292例。在主动参加肺癌筛查、定期体检、无减少危险因素暴露意识、肺结核患者隔离、肺结核患者减少出行、接触肺结核患者戴口罩、主动学习医学保健知识以及遇到健康问题及时就诊方面，城市人群认知程度均高于农村（均 P<0.05）。18~64岁人群中等强度体力活动达标率为72.7%；高强度体力活动达标率为83.8%。≥65岁的人群在中等强度及高强度体力活动中的达标率分别是82.3%、85.7%；18~64岁人群和≥65岁的人群轻等强度体力活动占比分别是65.2%、87.6%。是否患有呼吸系统疾病以及是否长期被呼吸系统疾病困扰与患者的戒烟决心之间存在相关性（均 P<0.05）。我国成年人群对慢阻肺各项常见认知误区率在13.0%~38.0%，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认为即使提高慢阻肺认知、规范诊疗对疾病的治疗依旧无效的认知误区率高达30.3%；此外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在慢阻肺症状轻无需干预、慢阻肺症状缓解便可停药这2种认知误区率分别为24.2%、25.8%，均高于小学学历和初高中学历人群（均 P<0.05）。 结论:我国成人对《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呼吸系统疾病早期筛查、减少危险因素暴露、肺结核防控、科普知识获取的认知总体不佳，≤65岁人群高强度体力活动参与度不足，高文化程度人群的认知也并未表现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