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目的:探讨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胃癌的组织学特征及其PD-L1表达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收集2014年3月至2018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行根治性胃癌手术切除和进行4种主要错配修复蛋白（MLH1、PMS2、MSH2、MSH6）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2 472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对171例表现为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deficient，dMMR）的患者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进行微卫星不稳定性检测。以PCR检测结果为标准，对MSI-H胃癌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进行PD-L1染色。结果:MSI-H胃癌与老年、女性、胃窦、肠型、肿瘤大于5 cm、缺乏淋巴结转移及PD-L1表达阳性有关（均 P<0.05）。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可作为独立的预后危险因素（ P=0.026， HR=8.385，95% CI=1.293~54.367）。虽然未观察到PD-L1表达模式与预后的关系，但PD-L1表达模式“弥漫”与脉管癌栓侵犯（ P=0.007）、浸润深度（ P=0.040）有关，并且MSI-H+PD-L1阳性胃癌中所有发生复发或死亡的患者，PD-L1表达模式均为“弥漫”。此外，胃癌原发灶和淋巴结转移灶的PD-L1表达水平和表达模式有高度的一致性（ P=0.450）。 结论:MSI-H胃癌具有独特的组织学特征。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为MSI-H胃癌患者一个重要的预后预测指标。PD-L1表达模式“弥漫”或为一个预后预测指标。晚期胃癌患者可以通过转移灶活检来获取其PD-L1表达的水平和模式。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全直肠系膜切除术是直肠癌的标准手术方式，以此为基础的经括约肌间切除术和适形保肛术已将极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推向极限。然而无论哪种手术方式，患者仍需面临造口、肛门功能不佳等问题，严重影响生命质量。对在新辅助放化疗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患者采用“等待观察”策略为直肠癌的治疗开启新思路，使直肠癌的非手术治疗成为可能。全程新辅助治疗使“等待观察”策略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被列入指南。而免疫治疗的兴起改变了肿瘤的治疗模式，已成为错配修复缺陷或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增强错配修复正常或微卫星稳定的人群新辅助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效果，使更多低位直肠癌患者有机会达到临床完全缓解从而进入等待观察，达到保器官保功能目的成为研究热点。笔者深入探讨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现状和免疫治疗时代的保肛策略，以期为低位直肠癌的治疗提供思路。

免疫治疗是近年来在结直肠癌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错配修复基因缺陷（dMMR）或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的结直肠癌患者是免疫治疗的主要获益人群。dMMR或MSI-H结直肠癌患者接受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缓解率接近100%，其中病理学完全缓解率为60%~67%。新辅助免疫治疗在dMMR或 MSI-H结直肠癌，尤其是直肠癌人群的应用前景，在于可获得持续临床完全缓解，以达到器官保留和避免手术以及放疗后对生育能力、性功能、肠道和膀胱功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研究表明，部分错配修复基因正常（pMMR）或微卫星稳定（MSS）的结直肠癌患者联合其他治疗手段如放疗、化疗等对新辅助免疫治疗可产生应答。在 pMMR或MSS结直肠癌中，优化新辅助免疫治疗方案和寻找有效的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在新辅助免疫治疗中，克服原发和继发性耐药、甄别新辅助免疫治疗的假性进展和超进展是需要关注的临床挑战。本文就新辅助免疫治疗（主要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结直肠癌中的研究进展、面临的争议与挑战以及未来探索的方向进行了全面的评述，期望为结直肠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的发展提供研究思路。

大约30%的原发子宫内膜癌(EC)为高度微卫星不稳定/高突变(MSI-H)型，13%～30%的复发性EC为MSI-H或错配修复缺陷(dMMR)型。鉴于EC中存在免疫失调，免疫检查点阻断(ICB)已成为肿瘤治疗的一种重要方法，既可用作单一疗法，也可与细胞毒化疗、其他免疫疗法或靶向治疗联合使用。在MSI-H型或dMMR型晚期EC中，PD-1抑制剂多塔利单抗和帕博利珠单抗的缓解率分别为49%和57%，而PD-L1抑制剂阿维鲁单抗和度伐利尤单抗的缓解率分别为27%和43%。在微卫星稳定(MSS)型或PD-L1阳性的晚期EC中，PD-1抑制剂纳武利尤单抗和多塔利单抗以及PD-L1抑制剂阿替利珠单抗、阿维鲁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均有一定程度的抑癌活性，缓解率为3%～23%。基于一项Ⅰb/Ⅱ期研究得到的实质性成果，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于2019年加速批准仑伐替尼联合帕博利珠单抗治疗非MSI-H型或非dMMR型、治疗后进展的晚期EC。尽管目前的研究成果意义重大，但深入理解疾病缓解和耐药的分子及免疫学驱动因素对优化下一代EC治疗研究的设计至关重要。

目的:探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在结直肠癌中分析错配修复（mismatch repair，MMR）蛋白表达的意义及注意事项。方法:收集2014年7月至2018年10月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具有MMR检测结果的、术前未经新辅助治疗的手术切除结直肠癌3 428例，复读MMR免疫组织化学切片，对判读有问题的病例重新染色、评估，并检测微卫星不稳定性（MSI），分析MMR表达与MSI状态及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结果:（1）3 428例结直肠癌中，28例（0.8%）因当初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不佳进行重新染色，119例（3.5%）的复诊MMR结果与原判断不一致，主要集中在PMS2和MLH1。最终，261例（7.6%）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以MLH1、PMS2联合缺失（43.3%，113/261）为主。（2）在当初诊断时进行MSI检测的14例中，MSI与MMR结果一致的有13例；在29例进行二代测序的dMMR病例中，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SI-H）与dMMR的一致率为93.1%（27/29）。其中，MSI与MMR结果不一致的病例为MSH6或PMS2单独缺失。（3）21例结直肠癌呈MLH1或MSH2单独阴性，而PMS2或MSH6呈少部分或部分（弱）阳性。其中能进行MSI检测的19例中，16例为MSI-H，2例为低度微卫星不稳定，1例为微卫星稳定。（4）与错配修复完整（pMMR）的病例相比，dMMR组女性、<50岁、具有肿瘤家族史、早期患者更多见，肿瘤更好发于右半结肠，病理类型以低分化腺癌、黏液腺癌和印戒细胞癌多见（均 P<0.05）。 结论:免疫组织化学检测MMR蛋白表达是一种比较有效、方便的方法，但是操作流程及结果评估需要标准化，对于特殊病例需要进行MSI检测，进而指导临床治疗和评估预后。

目的:探讨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 Siewert分型、微卫星不稳定(MSI)、HER2表达的特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5月—2020年11月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连续的胃腺癌临床病理资料，将之分为AEG组和非AEG组。统计AEG的Siewert分型各型构成比、并且分析癌肿大小与Siewert分型的关系。统计分析AEG的MSI状态、HER2表达状态及其与非AEG的差别。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Mean± SD)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 结果:共收集到328例连续的胃腺癌手术切除的病例资料，其中AEG242例，非AEG86例。AEG的Siewert分型以Ⅱ型为主(151例，62.40%)，其次为Ⅲ型(86例，35.54%)，Ⅰ型最少(5例，2.07%)。对AEG癌肿长径的大小与Siewert分型的例数分布关系的分析显示，随着癌肿的增大，Siewert Ⅱ型例数逐渐减少，Siewert Ⅲ型例数逐渐增加。非选择性地对192例胃腺癌(AEG140例，非AEG52例)进行了MSI状态检测。其中MSI共12例(6.25%)，其中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为2例(1.04%)，微卫星低度不稳定(MSI-L)为10例(5.21%)。AEG的MSI比例与非AEG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MSI病例均存在PMS2的阴性或弱阳性。除15例pTis/T 1a期病例之外，313例胃腺癌均采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了HER2表达状态。其中HER2表达3+者共30例(9.58%)。HER2表达2+者共32例(10.22%)，其中7例进行了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阳性者3例。AEG的HER2(3+)比例显著高于非AEG( P<0.05)。 结论:AEG以SiewertⅡ型为主；AEG可能大多原发于发生于食管胃结合部以上1 cm至以下2 cm之间，对于早期AEG的内镜筛查，应多注意该区域；SiewertⅢ型可能多来源于Siewert Ⅱ型的进展。微卫星不稳定在本地区胃癌中发病率低；与其他部位胃腺癌相比，AEG在MSI方面不具有特殊性；AEG的MSI以PMS2的表达缺陷为主；AEG比其他部位胃腺癌的HER2过表达者多。

目的:探讨INHBA在结直肠癌中的表达及其与微卫星状态、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方法:基于基因表达综合（GEO）数据库及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GEPIA）数据库进行生物信息学分析，选定结直肠癌差异表达预后相关目标基因。收集2016年1月至2022年6月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行手术治疗的107例结直肠癌患者蜡块组织，制备组织芯片，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结直肠癌组织中微卫星状态[错配修复（MMR）蛋白MLH1、MSH2、MSH6、PMS2均为阳性表达为错配修复完整（pMMR），代表微卫星低度不稳定或微卫星稳定；若其中任何一个指标为阴性，则判定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代表微卫星高度不稳定]和INHBA的表达情况。回顾性分析患者临床病理资料，分析INHBA与微卫星状态及临床病理特征之间的关系。结果:从GEO数据库筛选出结直肠癌3个数据集：GSE110223（13个癌组织、13个癌旁组织）、GSE110224（17个癌组织、17个癌旁组织）、GSE113513（14个癌组织、14个癌旁组织），筛选出癌组织和癌旁组织间差异表达上调和下调的前50个基因，经韦恩图分析3个数据集的交集基因，筛选出上调基因12个，下调基因17个；根据GEPIA数据库，共有的上调和下调差异基因中AQP8、ZG16、INHBA基因与结直肠癌预后相关，INHBA在结直肠癌组织中表达水平较癌旁（距肿瘤边缘≥5 cm）组织高（ P<0.05），选定INHBA基因进行分析。对收集的结直肠癌蜡块组织进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显示，结直肠癌组织INHBA高表达患者比例高于癌旁组织INHBA高表达患者比例[85.05%（91/107）比67.29%（72/107）， P<0.05]。癌组织INHBA高表达与病灶部位[右半结肠比左半结直肠：94.00%（47/50）比77.19%（44/57）]、肿瘤长径[>5 cm比≤5 cm：92.73%（51/55）比76.92%（40/52）]、浸润深度[T 3~4期比T 1~2期：96.43%（54/56）比72.55%（37/51）]、分化程度[低、中分化比高分化：91.04%（61/67）比75.00%（30/40）]、淋巴结转移[是比否：93.02%（40/43）比78.13%（50/64）]均有关（均 P<0.05），与年龄、性别、脉管癌栓、神经侵犯情况均不相关（均 P>0.05）。pMMR组结直肠癌组织INHBA高表达患者比例高于dMMR组患者[93.22%（55/59）比75.00%（36/48）， χ2＝6.91， P＝0.008]。 结论:INHBA在结直肠癌组织中高表达，并且高表达的INHBA与结直肠癌的临床病理特征以及微卫星状态密切相关；INBHA可能为结直肠癌诊断、治疗及预后的新标靶。

神经内分泌肿瘤（NEN）是少见的异质性肿瘤，不同病理类型、分化程度、分级和分期的NEN治疗和转归差异较大。晚期NEN可供选择的药物较少，目前尚缺乏有效治疗手段。免疫治疗是近几年肿瘤治疗领域最重要的突破，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多个实体瘤中显示出较好疗效。免疫治疗在NEN中的探索研究结果显示，免疫单药治疗NEN的疗效有限，对于部分选择性人群可以考虑应用。与免疫治疗效果相关的生物标记物包括PD-L1表达、肿瘤突变负荷高（TMB-H）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错配修复缺陷（MSI-H/dMMR）等。抗CTLA-4联合PD-1/PD-L1抑制剂、免疫联合靶向治疗或细胞毒药物在NEN患者中取得了一定的疗效，值得进一步探讨其获益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