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与临床病理特征。方法:选取2020年11月至2021年11月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病理科确诊的100例子宫内膜癌病例，利用Sanger测序和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按照第5版WHO女性生殖系统肿瘤分类诊断流程进行分子分型，分析各分子亚型的临床病理特征。结果:100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年龄26~72岁，平均年龄53岁。POLE突变型10例，其中“双分子特征”子宫内膜癌2例（2/10），G3级宫内膜样癌2例（2/10），其他高级别亚型3例（3/10）。错配修复缺陷型38例，其中“双分子特征”子宫内膜癌1例（1/38，2.6%），宫内膜样癌36例（36/38，94.7%）；21例（21/38，55.3%）表现为MLH1、PMS2同时缺失，20例（20/21，95.2%）为MLH1甲基化阳性病例，即为散发性子宫内膜癌；6例（6/38，15.8%）行Lynch综合征相关基因胚系检测，其中1例为Lynch综合征相关子宫内膜癌。无特异分子特征型44例，其中G1~2级宫内膜样癌34例（34/44，77.3%），G3级宫内膜样癌7例（7/44，15.9%）。p53异常型8例，其中G3级宫内膜样癌4例（4/8），其他高级别亚型2例（2/8），且1例（1/8）为遗传性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患者。结论:正确解读子宫内膜癌中POLE基因突变、MMR蛋白及p53蛋白免疫组织化学结果是进行分子分型的关键，必须严格按照标准的诊断流程和规范进行判读，确保分子分型的准确性。

目的:探讨散发性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SSCRC）多个癌灶相对位置及微卫星状态对于临床病理特征及预后的影响。方法:回顾性收集自2008年1月至2022年7月期间，于浙江省肿瘤医院结直肠外科收治的278例SSCRC患者的临床病理及随访资料。按照多个癌灶的相对位置，将患者分为3组，分别是：（1）右半组（多个癌灶均分布于盲肠、升结肠、结肠肝曲、横结肠）；（2）左半组（多个癌灶均分布于结肠脾曲，降结肠，乙状结肠、直肠）；（3）左半+右半组（多个癌灶在右半结肠和左半结肠/直肠均有分布）。按照微卫星状态（MSI），将患者分为两组，分别是：MSI-H组（错配修复缺陷）和MSI-L+MSS组（错配修复完整）。比较组间的临床特征和预后差异。不同临床特征的比较采用χ 2检验，预后比较采用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 结果:278例SSCRC患者中，有256例（92.1%）癌灶数量为2个，22例（7.9%）>2个；255例（91.7%）病灶病理表现为腺癌，23例（8.3%）病灶包含或表现为黏液腺癌；136例（48.9%）发生淋巴结转移；癌灶浸润深度超过肌层的患者238例（85.6%）；TNM分期为Ⅲ或Ⅳ期者147例（52.9%）；左半组、右半组以及左半+右半组分别有155例（55.8%）、55例（19.8%）和68例（24.5%）。全组有199例行完整4项错配修复蛋白的免疫组化检查，其中有166例微卫星状态为MSI-L+MSS；33例微卫星状态为MSI-H。左半组、左半+右半组以及右半组比较，女性比例分别占16.8%（26/155）、26.5%（18/68）和49.1%（27/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22.335， P<0.001）；癌灶数量≥3个的比例分别占5.2%（8/155）、16.2%（11/68）和5.5%（3/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8.438， P=0.015）；黏液腺癌的比例分别占4.5%（7/155）、8.8%（6/68）和18.2%（10/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0.026， P=0.007）；淋巴结转移比例分别占55.5%（86/155）、48.5%（33/68）和30.9%（17/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9.817， P=0.007）；浸润T3~4分期比例分别占81.3%（126/155）、88.2%（60/68）、94.5%（52/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6.293， P=0.043）；肿瘤TNM临床分期Ⅲ~Ⅳ的比例分别占59.4%（92/155）、54.4%（37/68）和32.7%（18/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 2=11.637， P=0.003）。3组在年龄、癌灶大小、远处转移、合并腺瘤、神经侵犯以及脉管侵犯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相较于MSI-H，MSI-L+MSS患者年龄>65岁和男性的比例更高［分别为50.6%（84/166）比15.2%（5/33），χ 2=13.994， P<0.001；80.7%（134/166）比54.5%（18/33），χ 2=10.457， P=0.001］，更易发生于左半［63.3%（105/166）比24.2%（8/33），χ 2=18.232， P<0.001］，癌灶长径<4 cm比例较高［54.8%（91/166）比33.3%（11/33），χ 2=5.086， P=0.024］，黏液腺癌比例偏低［4.2%（7/166）比27.3%（9/33），χ 2=19.791， P<0.001］，更容易发生远处转移［22.3%（37/166）比6.1%（2/33），χ 2=4.601， P=0.032］、淋巴结转移［57.2%（95/166）比24.2%（8/33），χ 2=11.996， P<0.001］和神经侵犯［28.9%（48/166）比6.1%（2/33），χ 2=7.643， P=0.006］，TNM分期为Ⅲ~Ⅳ期比例更高［60.2%（100/166）比24.2%（8/33），χ 2=14.374， P<0.001］，而肿瘤家族史比例偏低［28.9%（48/166）比60.6%（20/33），χ 2=12.228， P<0.001］，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两者在癌灶数量、浸润深度、是否合并腺瘤以及脉管癌栓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在33例MSI-H患者的错配修复蛋白缺失情况中，以PMS-2的缺失频率最高，为66.7%（22/33），MLH-1次之，为57.6%（19/33），而MSH-2和MSH-6缺失的比例相对较少，分别为33.3%（11/33）和24.2%（8/33）。Kaplan-Meier生存分析和Log-rank检验显示：不同癌灶相对位置分组中，右半组、左半+右半组、左半组的3年总生存率分别为96.8%、79.6%以及88.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1）；不同微卫星状态分组中，MSI-H的3年总生存率为93.8%，较MSI-L+MSS的78.4%更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6）。 结论:在散发性同时性多原发结直肠癌中，以右半组局部浸润深度最深，以左半组淋巴结转移能力最强，临床TNM分期最晚，MSI-H占比最低，预后最差。

目的:探讨高度微卫星不稳定（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high，MSI-H）胃癌的组织学特征及其PD-L1表达对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收集2014年3月至2018年12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行根治性胃癌手术切除和进行4种主要错配修复蛋白（MLH1、PMS2、MSH2、MSH6）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的2 472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对171例表现为错配修复缺陷（mismatch repair-deficient，dMMR）的患者采用聚合酶链反应（PCR）进行微卫星不稳定性检测。以PCR检测结果为标准，对MSI-H胃癌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进行PD-L1染色。结果:MSI-H胃癌与老年、女性、胃窦、肠型、肿瘤大于5 cm、缺乏淋巴结转移及PD-L1表达阳性有关（均 P<0.05）。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可作为独立的预后危险因素（ P=0.026， HR=8.385，95% CI=1.293~54.367）。虽然未观察到PD-L1表达模式与预后的关系，但PD-L1表达模式“弥漫”与脉管癌栓侵犯（ P=0.007）、浸润深度（ P=0.040）有关，并且MSI-H+PD-L1阳性胃癌中所有发生复发或死亡的患者，PD-L1表达模式均为“弥漫”。此外，胃癌原发灶和淋巴结转移灶的PD-L1表达水平和表达模式有高度的一致性（ P=0.450）。 结论:MSI-H胃癌具有独特的组织学特征。PD-L1表达水平联合阳性评分为MSI-H胃癌患者一个重要的预后预测指标。PD-L1表达模式“弥漫”或为一个预后预测指标。晚期胃癌患者可以通过转移灶活检来获取其PD-L1表达的水平和模式。

202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可了子宫内膜癌(EC)的标准分子分型，包括POLE超突变型（POLE mut）、错配修复缺陷型（MMRd）、p53突变型（p53 abn）及非特异性分子谱型（NSMP），并强调了p53免疫组化（IHC）方法对区分p53 abn及NSMP的重要性和便利性。异常p53 IHC染色模式，包括肿瘤细胞中p53“过表达”“完全缺失”和“细胞质表达”。肿瘤内特定区域显示异常p53 IHC染色，而其余肿瘤显示野生型p53表达，被称为p53异常表达的“亚克隆”模式，在该模式的肿瘤中，测序分析并不总能识别出TP53突变。

目的:分析非转移性结肠癌不同肿瘤位置（左半结肠或右半结肠）患者的临床病理特征及生存的差异，探讨肿瘤位置和错配修复状态（MMR）对生存的影响。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的方法。检索北京协和医院结直肠外科结肠癌前瞻性登记数据库2016年1月至2020年8月期间，接受根治性切除、且病理检查证实为非转移性结肠腺癌患者的病例资料和随访信息。将起源于中肠，位于回盲部、升结肠和横结肠近2/3的肿瘤定义为右半结肠癌；而将起源于后肠，位于横结肠远1/3、降结肠和乙状结肠的肿瘤定义为左半结肠癌。使用χ 2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两组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差异，使用Kaplan-Meier曲线和Log-rank检验进行两组患者的生存分析并比较组间的无病生存率（DFS）和总体生存率（OS）。使用Cox回归分析生存的影响因素，使用倾向性评分匹配以调整混杂后再进行生存分析。 结果:共纳入856例结肠癌患者，其中肿瘤TNM分期Ⅰ期129例（15.1%），Ⅱ期391例（45.7%），Ⅲ期336例（39.3%）；错配修复缺陷（dMMR）139例（16.2%）。左半结肠癌442例（51.6%，左半结肠癌组），右半结肠癌414例（48.4%，右半结肠癌组）。相比右半结肠癌，左半结肠癌患者的男性比例高［62.0%（274/442）比54.1%（224/414），χ 2=5.462， P=0.019］，中位体质指数也高［24.2（21.9，26.6）kg/m 2比23.2（21.3，25.5）kg/m 2， U=78 789.0， P<0.001］，高、中分化腺癌比例［93.2%（412/442）比83.1%（344/414），χ 2=22.266， P<0.001］更高；dMMR状态［9.0%（40/442）比23.9%（99/414），χ 2=34.721， P<0.001］和合并脉管侵犯［24.0%（106/442）比30.2%（125/414），χ 2=4.186， P=0.041］比例更低。所有患者中位随访时间48（33，59）个月。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左半结肠癌组患者与右半结肠癌组患者的DFS（ P=0.668）和OS（ P=0.82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多因素Cox回归分析发现，dMMR是结肠癌患者DFS的独立保护因素（HR=0.419，95%CI：0.204~0.862， P=0.018）；T3~4（HR=2.178，95%CI：1.089~4.359， P=0.028）、N+（HR=2.126，95%CI：1.443~3.133， P<0.001）和神经侵犯（HR=1.835，95%CI：1.115~3.020， P=0.017）是DFS的独立危险因素。肿瘤位置不是影响非转移性结肠癌患者DFS和OS的独立因素（均 P>0.05）。亚组分析发现，在右半结肠癌组患者中，dMMR患者的DFS优于错配修复正常（pMMR）患者（HR=0.338，95%CI：0.146~0.786， P=0.012），但是两组患者的O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HR=0.340，95%CI：0.103~1.119， P=0.076）。对DFS的独立危险因素进行倾向性得分匹配后，Log-rank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的DFS（ P=0.343）和OS（ P=0.658）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而dMMR患者的DFS（ P=0.047）和OS（ P=0.040）均优于pMMR患者。 结论:不同肿瘤位置的非转移性结肠癌患者其临床病理特征存在差异；但患者的生存与肿瘤位置无关，而与MMR有关，dMMR状态与更好的生存有关，在右半结肠癌患者中更为突出。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全直肠系膜切除术是直肠癌的标准手术方式，以此为基础的经括约肌间切除术和适形保肛术已将极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推向极限。然而无论哪种手术方式，患者仍需面临造口、肛门功能不佳等问题，严重影响生命质量。对在新辅助放化疗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的患者采用“等待观察”策略为直肠癌的治疗开启新思路，使直肠癌的非手术治疗成为可能。全程新辅助治疗使“等待观察”策略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并被列入指南。而免疫治疗的兴起改变了肿瘤的治疗模式，已成为错配修复缺陷或微卫星高度不稳定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一线治疗方案。增强错配修复正常或微卫星稳定的人群新辅助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效果，使更多低位直肠癌患者有机会达到临床完全缓解从而进入等待观察，达到保器官保功能目的成为研究热点。笔者深入探讨低位直肠癌保肛手术现状和免疫治疗时代的保肛策略，以期为低位直肠癌的治疗提供思路。

免疫治疗是近年来在结直肠癌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错配修复基因缺陷（dMMR）或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的结直肠癌患者是免疫治疗的主要获益人群。dMMR或MSI-H结直肠癌患者接受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缓解率接近100%，其中病理学完全缓解率为60%~67%。新辅助免疫治疗在dMMR或 MSI-H结直肠癌，尤其是直肠癌人群的应用前景，在于可获得持续临床完全缓解，以达到器官保留和避免手术以及放疗后对生育能力、性功能、肠道和膀胱功能产生的不良影响。研究表明，部分错配修复基因正常（pMMR）或微卫星稳定（MSS）的结直肠癌患者联合其他治疗手段如放疗、化疗等对新辅助免疫治疗可产生应答。在 pMMR或MSS结直肠癌中，优化新辅助免疫治疗方案和寻找有效的疗效预测生物标志物是重要的研究方向。在新辅助免疫治疗中，克服原发和继发性耐药、甄别新辅助免疫治疗的假性进展和超进展是需要关注的临床挑战。本文就新辅助免疫治疗（主要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结直肠癌中的研究进展、面临的争议与挑战以及未来探索的方向进行了全面的评述，期望为结直肠癌新辅助免疫治疗的发展提供研究思路。

目的:探讨转移性结直肠癌(mCRC)原发灶及配对转移灶错配修复(MMR)状态的一致性。方法: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1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普外科诊断为mCRC且可获得配对样本患者的临床病理信息，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方法检测4种MMR蛋白(MSH2、MSH6、MLH1、PMS2)表达，确定配对样本MMR状态，分析其与患者临床病理参数的关系；根据原发灶MMR状态分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组和错配修复完整(pMMR)组，根据配对样本MMR状态分为异质性组和非异质性组，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 χ2检验。 结果:共纳入84例患者。84例原发灶样本中，9例[10.7%(9/84)]呈dMMR，75例[89.3%(75/84)]呈pMMR，dMMR组较pMMR组肿瘤更多位于右半结肠[88.9%(8/9)比42.7%(32/75)， χ2＝7.168， P<0.05]、原发肿瘤直径更大(7.00 cm比4.00 cm， Z＝2.555， P<0.01)、分化程度更差[66.7%(6/9)比21.3%(16/75)， χ2＝8.543， P<0.01]；84例配对样本中，2例[2.4%(2/84)]呈单个MMR蛋白差异表达，10例[11.9%(10/84)]呈MMR状态异质性，包括4例[4.8%(4/84)]原发灶dMMR、转移灶pMMR，6例[7.1%(6/84)]原发灶pMMR、转移灶dMMR，统计学分析显示，与非异质性组比较，异质性组具有较大原发肿瘤直径(5.75 cm比4.50 cm， Z＝1.988， P<0.05)和较差分化程度[70.0%(7/10)比20.3%(15/74)， χ2＝11.271， P<0.01]。 结论:10.7%的mCRC配对样本MMR状态表现出异质性，在制定治疗策略时应多点、多部位取样，综合考虑原发灶和转移灶的MMR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