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闭环式服务模式结合气道干预对重症加强治疗病房(ICU)肺炎患儿疗效及呼吸功能和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发生率的影响。方法:选取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儿科于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收治的104例重症肺炎患儿，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2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对照组的基础上，实行闭环式服务模式结合气道干预。比较两组患儿症状体征缓解时间、住院时间、呼吸循环参数、机械通气时间、VAP发生率、C反应蛋白(CRP)、氧合指数、乳酸水平、白细胞计数恢复正常时间和凝血功能指标。结果:与对照组相比，观察组的体温恢复正常时间、咳嗽缓解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明显缩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儿用药后的心率(HR)、呼吸频率(RR)、二氧化碳分压(PaCO 2)明显降低，血氧饱和度(SpO 2)和动脉血氧分压(PaO 2)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患儿的机械通气时间缩短，VAP发生率明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CRP、乳酸水平和白细胞计数(WBC)恢复时间明显降低，氧合指数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的凝血酶原时间(PT)、D二聚体(D-D)和纤维蛋白降解物(FDP)明显降低，纤维蛋白原(Fbg)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采用闭环式服务模式结合气道干预护理后，可明显缓解ICU肺炎患儿的临床疗效，改善ICU肺炎患儿的呼吸循环参数，减少并发症的发生。

目的: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湿热蕴肺证为例，探讨证候的症状间关系及其对证候诊断的贡献度，为建立证候诊断依据提供方法学支持。方法:基于654份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调查数据，以湿热蕴肺证为例，采用SPSS Modeler 14.1软件，结合关联规则与贝叶斯网络数据挖掘技术，探讨症状间关系并明确症状（群）对证候诊断的贡献度。结果:654份新冠肺炎临床资料中涉及湿热蕴肺证患者121例，其中出现频率>40%的症状有发热（53.72%）、咳嗽（47.93%）、舌质红（45.45%）、脉数（43.80%）、苔腻（42.15%）、苔黄（41.32%）、乏力（40.50%）和纳呆（40.50%）。关联规则分析显示，二项关联关系较强的症状群包括发热、口渴，胸闷、气促，咳嗽、痰黄等；三项关联关系较强的症状群包括咳嗽、痰黄、痰黏稠，纳呆、呕恶、头身困重，发热、口渴、乏力等。以湿热蕴肺证（是＝1，否＝0）为目标变量，以出现频率>15%的症状为输入变量，建立贝叶斯网络模型，得出湿热蕴肺证症状（群）概率分布表，其中发热的父节点（每个输入变量的上级节点）只有1个（湿热蕴肺证），条件概率是0.54；咳嗽的父节点有痰黄、湿热蕴肺证，表示在湿热蕴肺证中咳嗽与痰黄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且在有痰黄的条件下，咳嗽的条件概率为0.99。常见症状（群）及其对湿热蕴肺证诊断的贡献度为：发热、口渴（0.47），咳嗽、痰黄（0.49），胸闷、气促（0.46），纳呆、头身困重（0.61），苔黄腻、脉滑数（0.95）。结论:关联规则结合贝叶斯网络在阐释症状间关系及其对证候诊断的贡献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客观性，为建立证候诊断依据提供了方法学支持。

目的: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对支气管哮喘(哮喘)儿童肺功能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观察性研究，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2023年1月1日至2月28日于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就诊，且处于COVID-19确诊后3～8周的138例哮喘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患儿的哮喘控制水平分为哮喘控制良好组(84例)与哮喘控制不佳组(54例)。比较2组哮喘患儿的一般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确诊哮喘时长、吸入过敏原阳性比例、合并其他过敏性疾病比例、过敏性疾病家族史和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史)。分析哮喘患儿COVID-19的临床特征(包括临床分型、临床表现、治疗和影像学表现)。比较2组哮喘患儿COVID-19确诊前3个月内和就诊当日的肺功能检查结果[常规肺功能检查指标包括用力肺活量(FVC)、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 1)、一秒率(FEV 1/FVC)、呼气流量峰值、用力呼出25%肺活量的呼气流量、用力呼出50%肺活量的呼气流量(FEF 50)、用力呼出75%肺活量的呼气流量(FEF 75)和最大呼气中期流量(MMEF)；脉冲振荡技术测定肺功能指标包括共振频率(f res)、5 Hz下的电抗(X 5)、5 Hz下的阻力(R 5)、20 Hz下的阻力(R 20)、5 Hz与20 Hz下的阻力差值(R 5－R 20)和电抗面积(AX)]。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哮喘患儿COVID-19确诊后肺功能恶化的危险因素。 结果:哮喘控制良好组男60例，女24例，中位年龄7岁；哮喘控制不佳组男39例，女15例，中位年龄8岁。2组患儿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133例(96.38%)为轻型COVID-19，5例(3.62%)为中型COVID-19；临床表现有发热[132例(95.65%)]、咳嗽[106例(76.81%)]、喘息[18例(13.04%)]、腹泻[14例(10.14%)]等。所有患儿治疗均以解热镇痛药和中成药对症支持治疗为主。中型COVID-19患儿影像学表现主要为肺部大小不等的斑片状磨玻璃影。哮喘控制不佳组患儿的咳嗽时长和喘息发生率均高于哮喘控制良好组[6(4，8) d比4(3，6) d，22.22%(12/54)比7.14%(6/84)，均 P<0.05]。COVID-19确诊后，哮喘控制良好组FEV 1/FVC占预计值百分比(%pred)、FEF 50%pred、FEF 75%pred和MMEF%pred较COVID-19确诊前均降低，哮喘控制不佳组FEV 1%pred、FEV 1/FVC%pred、FEF 50%pred、FEF 75%pred和MMEF%pred较COVID-19确诊前均降低；哮喘控制良好组X 5%pred、R 5－R 20和AX较COVID-19确诊前均升高，哮喘控制不佳组f res、R 5－R 20、AX较COVID-19确诊前均升高(均 P<0.05)。哮喘控制不佳组FEV 1、FEV 1/FVC、FEF 75和MMEF下降率均较哮喘控制良好组高，f res和R 5－R 20上升率均较哮喘控制良好组高(均 P<0.05)。哮喘控制不佳组FEV 1下降≥8%、MMEF下降≥25%比例均高于哮喘控制良好组[35.19%(19/54)比14.29%(12/84)，51.85%(28/54)比21.43%(18/84)，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哮喘控制不佳是哮喘患儿COVID-19确诊后肺功能恶化的危险因素( OR＝8.000， P＝0.008)。 结论:COVID-19会导致哮喘患儿肺功能水平下降，且哮喘控制不佳的患儿肺功能水平下降更明显。

呼吸道乳头状瘤是呼吸道较常见的良性肿瘤，少数可发生恶变。该病起病隐匿，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其表现与肿瘤生长方式、部位、大小密切相关，可有喉、气管、支气管、肺实质等多个部位受累，引起咳嗽、声音嘶哑、发音困难，严重者可致呼吸道梗阻。目前，呼吸道乳头状瘤的治疗缺乏规范统一的标准，且尚无治愈该病的有效方法，手术是减轻患者症状、预防气道梗阻的主要治疗方式。然而呼吸道乳头状瘤复发率高，患者往往需要经历多次手术治疗，频繁的手术降低患者的生活质量，增加患者的疾病负担与经济负担。贝伐珠单抗作为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结合抗体抑制剂，是一种有希望的辅助治疗方式，在减轻症状、减少手术频率方面表现出较好的潜力。本文主要对贝伐珠单抗治疗呼吸道乳头状瘤的有效性及安全性进行综述，并探讨全身性应用和病灶内注射贝伐珠单抗治疗呼吸道乳头状瘤的差异及疗效。

目的:观察气道湿化疗法用于婴幼儿百日咳痉咳期的临床效果。方法:选择2020年5月至2021年9月在温州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就诊的百日咳患儿60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研究组（30例）和对照组（30例）。对照组患儿予以常规药物治疗，研究组患在常规药物治疗基础上增加气道湿化治疗。评价患儿百日咳临床疗效水平，记录患儿临床症状改善周期及住院时间，分别于治疗前后检测患儿肺功能指标及血清炎性因子水平，观察百日咳相关并发症。结果:研究组总体治疗有效率（100.0%）显著高于对照组水平（76.7%）（χ 2=5.82， P=0.016）；研究组患儿痉挛性咳嗽消失时间、发绀消退时间、肺部啰音消失时间和住院时间［（3.10±0.67）d、（1.53±0.68）d、（4.27±0.58）d和（11.57±0.73）d］均显著短于对照组［（4.23±1.99）d、（2.67±1.77）d、（5.63±2.38）d和（13.33±2.40）d］（ t=2.93、3.27、3.04、3.86， P=0.005、0.002、0.003、 P < 0.001）。研究组患儿治疗后呼吸频率（RR）（21.83±1.15）次/min，显著低于对照组（24.23±3.12）次/min，而每千克体质量潮气量（VT/kg）、达峰时间比（TPEF/TE）和达峰容积比（VPEF/VE）［（10.70±0.81）mL/kg、（41.60±1.57）%和（42.89±1.44）%］均显著高于对照组［（9.78±1.34）mL/kg、（39.18±3.37）%和（40.20±3.05）%］（ t=3.94、3.21、3.56、4.36， P=0.002、 P < 0.001、 P=0.001、 P < 0.001）。研究组患儿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和白细胞介素8（IL-8）含量［（62.44±2.96）ng/L、（46.59±1.96）ng/L和（54.63±3.27）ng/L］均显著低于对照组水平［（79.86±3.30）ng/L、（58.20±2.10）ng/L和（63.31±3.86）ng/L］（ t=21.53、22.13、9.38，均 P < 0.001）。研究组患儿百日咳并发症总体发生率（3.3%）显著低于对照组水平（26.7%）（χ 2=4.71， P=0.030）。 结论:气道湿化治疗可缩短百日咳患儿痉咳期症状改善周期，提高临床疗效，增强肺通气功能，减轻呼吸道炎性反应，降低百日咳相关并发症风险。

目的:探讨盔甲式胸带在胸骨裂开患者修复术后的应用效果。方法:该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将2020年3月—2021年3月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以下简称本院）收治的行胸骨裂开修复术且术后使用常规胸带的11例患者纳入常规胸带组，将2021年4月—2022年3月本院收治的行胸骨裂开修复术且术后使用盔甲式胸带的12例患者纳入盔甲式胸带组。成立胸骨裂开修复专项小组，组内责任护士为2组患者指导正确腹式呼吸方法，手术组成员为2组患者开展个性化手术并佩戴相应胸带。统计术后第1天腹式呼吸频率、胸式呼吸频率；患者采用数字评定量表自评术后6、24、48、72 h疼痛强度；记录术后第1次主动咳嗽时间和伤口愈合时间；记录术后拆线时呼吸运动致伤口缝线切割长度；记录术后2周内皮瓣局部有无红肿、渗出等并发症，随访3~12个月有无伤口裂开或感染等并发症，计算术后并发症发生比例；术后6个月，采用温哥华瘢痕量表评价瘢痕情况。结果:盔甲式胸带组患者术后第1天的腹式呼吸频率为（16.3±1.2）次/min，明显高于常规胸带组的（5.3±1.4）次/min（ t=20.00， P<0.05）；胸式呼吸频率为（1.2±0.8）次/min，明显低于常规胸带组的（12.4±1.5）次/min（ t=22.36， P<0.05）。盔甲式胸带组患者术后6、24、48、72 h疼痛强度评分均明显低于常规胸带组（ t值分别为15.07、14.70、13.66、11.03， P<0.05）。盔甲式胸带组患者术后第1次主动咳嗽时间、伤口愈合时间均明显早于常规胸带组（ t值分别为5.51、8.90， P<0.05）。术后拆线时，常规胸带组患者呼吸运动致伤口缝线切割长度为2.0（0，5.0）mm，明显长于盔甲式胸带组的2.0（1.0，2.0）mm（ Z=4.10， P<0.05）。2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比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6个月，盔甲式胸带组患者瘢痕评分为（4.1±1.4）分，明显低于常规胸带组的（5.6±1.4）分（ t=2.71， P<0.05）。 结论:在胸骨裂开患者修复术后应用盔甲式胸带可提高腹式呼吸频率，减轻伤口切割力，有效缓解术后疼痛，加快第1次主动咳嗽和伤口愈合速度，减轻术后瘢痕增生，应用效果较好。

多发性骨髓瘤（MM）是一种以克隆浆细胞异常增殖为特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 [1]，好发于中老年人，随着我国人口的老龄化，MM发病率逐年上升 [2]。达雷妥尤单抗作为第一个被批准用于治疗MM患者的人源化CD38单克隆抗体药物 [3]，目前已被国内外多个权威指南推荐用于复发或难治性MM（RRMM）及新诊断MM（NDMM） [4]。达雷妥尤单抗于2015年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2019年在中国获批上市，随着2021年正式被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年）》，患者的用药需求激增。与其他单克隆抗体类似，输液相关不良反应（IRR）是接受达雷妥尤单抗治疗患者最常见的不良事件（AE），包括上呼吸道症状（咳嗽、咽喉部不适、鼻塞、喘息或呼吸急促）、寒战、皮疹和胃肠道症状等。SIRIUS和GEN501数据的综合分析表明，大多数（95.8%）IRR发生在第1次输液期间，第2次（7%）及以后（7%）IRR发生率较低 [5]。目前临床中多按药品说明书的推荐输注速度进行缓慢输注，即首次输注中位时间为7 h，第二次输注中位时间为4.3 h，所有后续输注中位时间为3.5 h [3]。由于当前达雷妥尤单抗输注时间较长且输注频率较高，现有住院资源已不能满足用药需求，亟需验证更短时间输注方案的安全性，探索门诊或日间病房输注的可行性。

目的:对我科的患者采用了集束化胸部物理治疗联合肺泡灌洗的方法，并探讨在ICU气管切开撤机后患者中的应用。方法:研究对象选自于2017年1月至2020年1月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ICU收治的患者80例，随机分为对照组40例和观察组40例。对照组的患者采用常规的护理方法，而观察组的患者则采用集束化胸部物理治疗联合肺泡灌洗。比较两组患者住院相关指标，包括住院时间、咳痰消失及抗生素使用时间、住院费用，并比较呼吸浅快指数(RSBI)、心率及呼吸频率、血气指标及肺部并发症，并比较两组患者通过采用不同的护理方法后排痰效果。结果:观察组患者住院时间、咳嗽时间及抗生素使用时间均短于对照组，住院费用低于对照组；两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心率及呼吸频率较对照组改善明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观察组血气指标和RSBI较对照组明显好转，观察组肺部感染及肺不张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且排痰效果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在ICU气管切开撤机后患者中采用集束化胸部物理治疗联合肺泡灌洗治疗临床疗效明显，并发症发生率低。

目的:探讨呼吸衰竭患者在无创通气联合镇静下行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的可行性及安全性。方法:将2018年1月至2019年1月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呼吸监护室收住的100 mmHg<氧合指数<200 mmHg(1 mmHg＝0.133 kPa)、具有气管镜检查适应证的患者32例，根据病情需要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保护性毛刷刷检、活检等操作。16例患者随机分入无创通气联合镇静组(丙泊酚镇静)，16例随机分入无创通气非镇静组。主要观察终点是气管镜检查过程中患者氧合指数、生命体征的变化，患者的感受度及检查完成后1 h及24 h内气管插管率的比较。结果:在气管镜检查过程中，镇静组患者的氧合指数增加了18%，非镇静组氧合指数增加了6%。镇静组患者心率、血压及呼吸频率下降，非镇静组患者心率、血压增高。镇静组气管镜检查所需时间更短。镇静组大部分患者操作过程中无明显不适，并同意必要时再次气管镜检查；非镇静组大部分患者有明显不适，包括呼吸困难、咳嗽、疼痛等，仅有少数患者同意再次气管镜检查。2组大部分患者得到了确诊。结论:对于严重呼吸衰竭患者，无创通气联合镇静下气管镜检查是安全可行的。

目的:观察对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肺功能相关指标监测的临床意义。方法:收集2017年1－12月在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门诊及住院就诊患儿，按就诊顺序依次纳入200例慢性咳嗽病例进行临床观察。将100例确诊为咳嗽变异性哮喘患儿(cough variant asthma，CVA)作为观察组，100例确诊为上呼吸道感染后咳嗽患儿(post infection cough，PIC)作为对照组。患儿均根据病情需要行肺通气功能及肺功能指标监测。比较两组的通气指标和肺功能相关指标，包括呼吸系统阻力(Z 5)、总呼吸道黏性阻力(R 5)、中心气道黏性阻力(R 20)、周边气道黏性阻力(R5-R 20，反映小气道的阻力)、周边气道弹性阻力(X 5，反映周边气道的顺应性)，共振频率(Fres)，以及1s用力呼气量(FEV 1)、用力肺活量(FVC)及FEV 1/FVC。 结果:观察组：阻塞性或混合性通气障碍，57.0%(57/100)患儿的支气管舒张试验(＋)。对照组患儿均存在气道高反应，14.0%(14/100)患儿有阻塞性通气障碍和支气管舒张试验(＋)。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患儿FEV 1、FVC均明显降低( t＝5.160、16.678，均 P<0.05)；FEV 1/FV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t＝2.743， P>0.05)。观察组Z 5、R 5、R 20、R 5：R 20及Fres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t＝5.270、2.143、3.271、13.558、7.774，均 P<0.05)。 结论:临床可通过肺通气和肺功能监测对慢性咳嗽患儿做出早期诊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