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6例9p24区微缺失的胎儿进行产前诊断与遗传学分析。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因血清学唐氏综合征筛查高风险/临界高风险就诊于河南省人民医院遗传咨询门诊6例孕妇的遗传学检测资料。采用常规G显带和微阵列比较基因组杂交（array comparative genomic hybridization，aCGH）技术检测胎儿羊水及其父母的外周血，对检出的拷贝数变异致病性采用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American College of Medical Genetics and Genomics，ACMG）评分标准进行分级。对结果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6例胎儿孕中期超声检查均未发现异常。G显带分析结果显示，6例胎儿及其父母染色体核型分析均未见异常。aCGH检测结果显示，6例胎儿在9p24区存在1 019~6 001 kb染色体缺失，涉及 DMRT1、 SMARCA2和 DOCK8等疾病相关基因；其中例3胎儿的缺失遗传自无临床表型父亲，其他胎儿染色体缺失为新发突变。参考ACMG分级指南，例1~2、5~6胎儿检出微缺失为致病性/可能致病性，例3和4胎儿检出微缺失为临床意义未明。经遗传咨询后，例1~2、5~6孕妇及家属选择终止妊娠；例3和4选择继续妊娠，出生后半年随访婴儿发育良好。 结论:9p24区微缺失胎儿产前缺乏特异性表型， DMRT1和 SMARCA2可能为该区域关键基因。

目的:比较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与孕中期血清学筛查对于胎儿染色体数目异常的筛查效果并评估4种筛查策略对于预防唐氏综合征的卫生经济学价值。方法:对长沙市妇幼保健院2018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的54 026例同时完成NIPT和孕中期血清学筛查的单胎孕妇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为NIPT高风险孕妇提供产前诊断，通过电话或民生系统随访妊娠结局。从卫生经济学角度模拟4种筛查策略，并对其进行成本效果分析。结果:NIPT的灵敏度、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均高于孕中期血清学筛查。策略1 ～ 4分别成功预防了71、29、52和54例唐氏综合征患儿的出生；安全指数分别为0.0036、0.3944、0.2215和0.1281。NIPT费用降至600元/例时，成本效果比分别为46.33万元、60.55万元、44.30万元和39.49万元。策略1与策略4的增量成本效果比为68.04万元。结论:NIPT各项检测性能均显著优于孕中期血清学筛查。当NIPT费用降至600元/例时，策略1在具有效果最好、安全性及准确率最高优势的同时也具备了更好的卫生经济学价值。

31岁，G 3P 1，健康状况良好，否认不良接触史、家族遗传病史、传染病史及手术史，系非近亲婚配。12岁时月经初潮，月经周期28~30 d，经期规律。中孕期唐氏血清学筛查提示临界风险，孕19周孕妇无创产前检测提示性染色体异常，于2019年10月24日就诊于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本研究通过了上述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查(2021-395)，患者及其丈夫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孕妇羊水染色体核型为46，X，dup(X)(q21.1q21.3)(图1)，羊水染色体微阵列检测提示arr[GRCh37]Xq21.1q21.31(84320022-91308217)×3，即X染色体长臂q21.1q21.31区存在约6.98 Mb重复(图2)。孕妇染色体核型为46，X，dup(X)(q21.1q21.3)，丈夫未见异常，提示胎儿X染色体重复区域遗传自胎儿母亲。该重复区域包含 ZNF711、POF1B、CHM等9个OMIM基因，ClinGen数据库显示无基因三倍剂量敏感性证据，DGV数据库、DECIPHER数据库均未收录相似变异的报道，该重复片段致病性判断为临床意义不明。经遗传咨询，夫妇选择继续妊娠，于孕39周娩出1女婴，体质量为3.2 kg，身长50 cm，暂未见先天畸形等异常情况。

目的:拟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评价唐氏综合征序贯筛查策略作为产前诊断指征的适宜风险切割值。方法:依据文献或现场调研（产前咨询、筛查、诊断及妊娠终止所需的费用）设定参数，建立100万单胎妊娠孕妇理论模型。设定策略原则如下，策略Ⅰ：传统中孕期血清学三联筛查，风险切割值1/300（策略Ⅰ-1）或1/1 000（策略Ⅰ-2）行胎儿游离DNA（cell-free fetal DNA, cffDNA）检测，检测高风险者行产前诊断，即传统中孕期血清学三联筛查—cffDNA—产前诊断策略；策略Ⅱ：结合风险度先分流，高风险进行产前诊断，临界风险采用cffDNA，切割值自高而低分别为1/10（策略Ⅱ-1）、1/50（Ⅱ-2）、1/100（Ⅱ-3）、1/150（Ⅱ-4）、1/200（Ⅱ-5）、1/250（Ⅱ-6）、1/300（Ⅱ-7）。主要卫生经济学评价指标为增量成本效果分析，当增量成本费用较低并低于抚养1例患儿所需费用时，相应策略更具优势。次要指标为总费用、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同时参考筛查效率。结果:（1）策略Ⅰ-1及Ⅰ-2可分别检出唐氏综合征1 921例和2 199例，低于策略Ⅱ（Ⅱ-1~Ⅱ-7：2 202~2 212例）；漏诊且存活病例数分别为312例、100例，高于策略Ⅱ（Ⅱ-1~Ⅱ-7：98~90例）。策略Ⅰ-1总产前诊断病例数（2 081例）及每检出1例患儿需产前诊断病例数（1.1，2 081/1 921）最少、策略Ⅱ-7最多（37.2，82 385/2 212）。（2）卫生经济学评价中，策略Ⅰ-1总费用（92 889.6万元）、成本-效果（23.7万元）与效益/成本比值（4.90）最优，其次为策略Ⅱ-7（分别为95 738.0万元、37.1万元和3.11），策略Ⅰ-2最差（分别为104 088.3万元、40.4万元和2.85）。（3）将策略Ⅰ-1作为基线进行增量成本效果评价，策略Ⅰ-2增量成本最高（158.0万元），策略Ⅱ增量成本范围为153.5万元（Ⅱ-1）~125.9万元（Ⅱ-7），接近或低于抚养1例患儿费用（152万元）。（4）敏感性分析提示，cffDNA价格是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其价格降低至1 075元，策略Ⅱ-1增量成本效果比最低（75.7万元）；继续降低至低于697元时，策略Ⅰ-2增量成本最低（少于52.3万元）。（5）敏感性分析发现，cffDNA接受率不影响增量成本相关结论，策略Ⅱ-7增量成本效果比低于其他策略及抚养1例患儿所需费用。产前诊断接受率降低至80%时，策略Ⅱ-7增量成本效果比最少，但增至166.9万元，高于抚养1例患儿费用。结论:cffDNA用于高风险人群策略（Ⅰ-1）产前诊断病例数少，除增量成本以外的卫生经济评价参数最优，但漏诊最多。以1/300（策略Ⅱ-7）为产前诊断切割值筛查效率较优、增量成本效果比最少，但产前诊断病例数增多。cffDNA价格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当其降低至1 075、697元时，以1/10为切割值（策略Ⅱ-1），或"临界风险"人群全部采用cffDNA（策略Ⅰ-2），增量成本效果比最低，综合筛查效率成为最优策略。产前诊断接受率降低影响异常病例检出，同时增加增量成本，不利于出生缺陷预防工作开展。

中孕期血清学产前筛查是目前覆盖率最高的产前筛查手段，群体大规模血清学产前筛查已成为趋势。中国优生科学协会医学遗传学专委会组织国内及河南省产前筛查领域部分专家共同起草了《血清学产前筛查科学管理专家共识》，重点关注大规模血清学产前筛查的组织、管理和质量控制及实验室内质量控制，供国内同行参考。

目的:评价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技术在产前筛查中的效能及其在产前诊断体系中的作用。方法:对22 649例单胎孕妇的产前筛查结果及诊断路径进行效能分析。对同期接受介入性产前诊断的9268例本院和转诊孕妇的指征及结局进行效能分析。结果:孕妇选择唐筛比例为60.24%，年龄主要为35岁以下；选择NIPT者比例为34.74%，年龄主要为35～39岁。NIPT对于胎儿21、18、13三体高风险的总体检出率为0.89%，阳性预测值为75.71%，其中唐筛临界风险孕妇的NIPT高风险检出率为0.30%。高龄孕妇和唐筛高风险孕妇人数占产前诊断孕妇63.04%和21.22%，阳性预测值为5.1%和5.13%。NIPT高风险孕妇人数占产前诊断孕妇的2.30%，阳性预测值为54.46%。结论:随着中国孕妇年龄结构的改变和妊娠复杂性的增加，以NIPT为主的筛查模式将有助于提升现有产前筛查和诊断技术体系的效能。

孕妇 　29岁，G 1P 0。因唐氏血清学筛查结果为21三体高风险(1/104)来我中心咨询。孕妇否认有不良孕产史及家族史，其夫妻双方表型正常。经签署知情同意书后，于孕19 +5周时行羊膜腔穿刺(伦理审查编号KS-2018-KY-36)。常规方法进行羊水细胞培养、染色体制备及G显带核型分析，计数80个中期分裂相，分析10个核型，胎儿核型为46，XN，del(7)(q34)(图1)。拷贝数变异检测(copy number variation sequencing，CNV-seq)结果为seq[hg19]7q34q36.3(141 880 000-159 138 663)×1，提示胎儿7q34q36.3区存在约17.26 Mb的缺失(图2)。对夫妇双方行细胞遗传学检查，其核型均未见异常。

目的:总结胎儿性染色体非整倍体（sex chromosomal aneuploidy，SCA）孕妇的产前诊断指征、妊娠结局及其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纳入2013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医学遗传中心行产前诊断确诊为胎儿SCA的1 372例单胎妊娠孕妇。分析产前诊断指征与SCA的关系、SCA的类型和超声异常与围产结局的关系。采用 χ2检验及趋势 χ2检验进行统计学分析。 结果:SCA病例最常见的产前诊断指征是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异常（61.6%，845/1 372）。以NIPT异常或高龄为产前诊断指征者最常见的SCA类型为47,XXY；以唐氏综合征血清学筛查高风险或临界值为产前诊断指征者最常见的SCA类型为嵌合体；以颈项透明层增厚或淋巴水囊瘤为产前诊断指征者最常见的SCA类型为45,X。1 372例胎儿SCA孕妇中17例失访，7例胎死宫内，余1 348例（98.3%）随访到妊娠结局［36.3%（489/1 348）继续妊娠，63.7%（859/1 348）选择终止妊娠］。胎儿45,X、47,XXY、嵌合体、47,XXX和47,XYY孕妇的终止妊娠率依次降低，分别为99.2%（247/249）、74.5%（307/412）、67.8%（156/230），36.6%（86/235）和28.4%（63/222）（ χ2趋势＝352.76， P<0.001）。不同类型嵌合体的终止妊娠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合并超声结构异常的SCA胎儿终止妊娠率［91.5%（182/199）］高于无超声异常［57.1%（535/937）］和合并超声软指标的SCA胎儿［67.0%（142/212）］（ χ2值分别为83.68和36.85， P值均<0.001），合并软指标的SCA胎儿终止妊娠率高于无超声异常者（ χ2＝7.13， P<0.05）。 结论:NIPT异常是SCA病例最常见的产前诊断指征。SCA的类型和超声结果是决定SCA妊娠选择的重要因素。

目的:探讨孕中期唐氏筛查血清学指标对妊娠期高血压疾病（GH）的预测效能。方法:以2013年6月至2019年6月期间在北京妇产医院规律产检并最终分娩的64 849名孕妇为研究对象，GH组（含GH、子痫前期、子痫诊断患者）与非GH组分别有3 808例、61 041例。于妊娠14~19周空腹抽取静脉血3 ml，通过体格检查、实验室检测等方法得到体重、血清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游离雌三醇（uE3）及甲胎蛋白（AFP）的含量等信息。β-HCG、AFP、uE3采用所对应孕周中位数倍数值（MOM值）进行分析，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与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进行血清学指标的预测效能分析。结果:64 849名研究对象中，GH组（3 808例）、非GH组（61 041名）年龄分别为（29.51±2.72）、（29.38±2.68）岁，体重分别为（65.46±12.17）、（58.73±9.13） kg，采血孕周分别为（16.53±0.89）、（16.58±0.90）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随着体重、β-HCG和AFP的浓度增加，GH的发生风险随之增加， OR（95% CI）值分别为1.059（1.056~1.062）、1.329（1.188~1.487）和1.195（1.125~1.269）；而随着uE3的浓度下降，GH的发生风险随之增加， OR（95% CI）值为0.527（0.464~0.599）。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年龄、体重、血清AFP、β-HCG、uE3及多因素联合诊断对于GH均有预测效能（ P值均<0.05）；多指标联合诊断和体重的AUC（95% CI）值分别为0.684（0.675~0.693）、0.673（0.663~0.682），但两者的约登指数、灵敏度和特异度等均较小。 结论:孕中期唐氏筛查的β-HCG、AFP、uE3对GH的预测效能较低。

目的:探讨胎儿完全型大动脉转位（D-transposition of great arteries，D-TGA）的围产期多学科诊治效果。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妇女儿童医院产前超声诊断37例D-TGA胎儿（其中2例是双胎之一），接受围产期多学科（胎儿医学科、遗传科、产科、超声科、儿童心脏科和新生儿科等）诊治，总结诊治效果。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研究期间胎儿D-TGA的检出率为0.059%（37/62 413）。37例D-TGA中室间隔完整型D-TGA占56.8%（21/37），合并室间隔缺损的D-TGA占43.2%（16/37）。37例D-TGA胎儿颈项透明层厚度均正常；4例胎儿唐氏综合征血清学筛查高风险；31例孕妇行无创胎儿游离DNA检测，26例孕妇行胎儿染色体核型分析和染色体微阵列分析，检出异常2例。D-TGA胎儿中引产19例（51.4%），其中因医学因素引产10例，非医学因素引产9例。活产胎儿18例（48.6%，18/37）中，1例生后复查超声显示D-TGA合并室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和肺动脉瓣二叶畸形，生后发生严重缺氧及酸中毒，家属放弃治疗。另外17例接受手术治疗，手术日龄为（10.2±6.0）d，住院时间为（26.3±9.3）d，手术均成功，术后随访（3.3±1.2）年，心功能均良好。结论:胎儿D-TGA围产期多学科诊治有助于提高生后救治成功率，改善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