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S弯精细测漏法对软式消化内镜器械检查及出现中高级故障的影响。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镜中心的内镜测漏检测情况作为研究资料。将2016年7月—2017年12月采用常规测漏法的58条内镜设为对照组（检测29 116次），2018年1月—2019年6月采用S弯精细测漏法的56条内镜设为观察组（检测28 112次）。对照组和观察组测漏后，结果显示，观察组检出角度异常的比例高于对照组［65.6%（59/90）比40.4%（36/89）， χ2=11.330， P<0.001］，但检出电荷耦合器组件损坏和插入部破损等中高级故障的比例低于对照组［0.04%（10/28 112）比0.08%（23/29 116）， χ2=4.680， P=0.030］，观察组的总体维修费用低于对照组（31.37万元比94.26万元）。可见，S弯精细测漏法能早期发现内镜低级故障，例如角度异常，减少内镜中高级故障的发生，明显降低维修成本，有助于降本增效。

目的:对国内5种常见的地中海贫血（简称地贫）筛查模式以及基因筛查模式的成本和应用效果进行分析，筛选出地贫最优筛查模式，为湖南省地贫防控项目的实施提供依据。方法:选取2020年6月至2021年4月湖南省14个市及自治州的12 971对夫妻作为研究对象，以基因检测结果作为确诊依据，对血常规、血红蛋白电泳结果进行分析，采用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约登指数和成本效果等分别评价平均红细胞体积（mean corpuscular volume，MCV）界值分别为80 fl和82 fl标准下5种地贫筛查模式的筛查效能，并通过控制血常规、血红蛋白电泳价格，使用敏感性分析测算基因筛查模式可行性。5种地贫筛查模式分别为：模式一：女方进行血常规检测，若为阳性，则配偶进行血常规检测，若配偶为阳性，则夫妻双方进行地贫基因检测；模式二：夫妻双方进行血常规与血红蛋白电泳筛查，若一方或双方任一结果阳性，则夫妻双方进行地贫基因检测；模式三：夫妻双方进行血常规检测，若双方任一阳性，则双方进行血红蛋白电泳检测，若双方任一阳性，则夫妻双方进行地贫基因检测；模式四：女方进行血常规与血红蛋白电泳筛查，若任意一项为阳性，则女方进行地贫基因检测，若基因检测结果阳性，则配偶进行地贫基因检测；模式五：夫妻双方进行血常规检测，若双方任一阳性，则双方进行血红蛋白电泳检测，若双方血红蛋白电泳检测结果均为阳性，则夫妻双方进行地贫基因检测。基因检测模式：女方进行地贫基因检测，若为阳性，则配偶进行地贫基因检测。结果:当MCV<80 fl时，5种地贫筛查模式的约登指数分别为0.551、0.639、0.898、0.555、0.356；当MCV<82 fl时，分别为0.549、0.629、0.851、0.548、0.356。采用MCV<80 fl作为血常规筛查指标时，5种筛查模式漏诊率分别为44.44%、0.00、0.00、18.52%、62.96%，成本效果分别为21 709元/对、250 939元/对、76 870元/对、138 463元/对、92 860元/对。敏感性分析显示，当基因检测价格低于55元时，基因检查模式成本效果低于模式三。结论:MCV<80 fl可考虑作为湖南省血常规筛查阳性判断标准，模式三（即夫妻双方进行血常规检测，若双方任一阳性，则双方进行血红蛋白电泳检测，若双方任一阳性，则夫妻双方进行地贫基因检测）成本效果最优。随着基因检测价格的下调，基因筛查模式有一定的优势。

粒子射线放疗（PBRT）是基于质子和重离子（目前临床以碳离子为主）射线的放疗技术，通过扩展Bragg峰实现卓越的剂量分布，实现靶向肿瘤部位并保护周围正常组织，从而提供精准的肿瘤治疗。在生物效应方面，质子射线的相对生物效应（RBE）为1.1，略高于光子射线；而碳离子为高传能线密度射线，RBE一般为2~3，针对放射抗性和乏氧肿瘤更具优势。PBRT临床应用包括单线束放疗和混合线束放疗，后者综合不同粒子的优势，是肿瘤治疗研究的重要方向。目前PBRT仍面临着众多挑战，技术上如运动靶区、剂量的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呼吸门控和自适应计划等先进技术；临床上，有限的随机对照试验（RCT）限制了PBRT的临床验证。现有的RCT研究，如美国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研究，虽观察到PBRT的获益，但也表明仍需进一步研究来确认其长期疗效和安全性。未来的研究除将PBRT与光子治疗进行比较外，还应探索将PBRT与免疫治疗等全身治疗相结合的治疗获益。回顾PBRT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概况，并进一步讨论其在肿瘤治疗中的成本效益，有助于为读者提供全面的理解，推动PBRT在肿瘤治疗中的发展和应用。

目的:从医疗保健和经济学的角度，通过内镜手术对比再程放疗治疗局部复发性鼻咽癌（recurrent nasopharyhgeal carcinoma，rNPC）的成本-效果分析，为临床选择rNPC的治疗方案提供参考。方法:纳入2011年9月30日至2017年1月16日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佛山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接受治疗的200例患者，经组织病理学检查诊断为局部rT1-rT3期rNPC，并按1︰1随机分配至内镜手术组和再程放疗组。内镜手术组中男性69例，女性31例，年龄38~55岁；再程放疗组中男性72例，女性28例，年龄41~54岁。使用马尔可夫模型对队列进行回顾性成本效益分析。采用不同治疗方式的生存数据、质量生命调整年（quality-adjusted life year，QALY）以及相应治疗的费用数据用于建立模型。通过Weibull拟合原始数据，计算时间依赖的状态转移概率，并使用β回归将欧洲癌症治疗与研究组织生活质量量表-C30转化为不同状态的效用值。通过马尔可夫模型得出增量成本-效果比（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并进行敏感性分析。结果:内镜手术总费用为29 611.88元，调强放疗总费用为110 082.51元，手术对比放疗治疗局部rNPC的ICER为-85 555.88元/QALY，小于3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居民可接受的支付意愿内。敏感性分析显示再程放疗的费用对ICER的影响最大，在参数波动范围内ICER稳定。结论:内镜手术对比放疗治疗局部rNPC具有经济性。

目的:探讨DIP医保支付方式转变对科室数字化运营模式的推动作用，为科室和医院高质量发展提供探索经验。方法:以上海市某三级甲等医院胸外科为研究对象，分析近3年科室运营核心要素指标并评估其发展方向；重点以出院人次、病种难度、初始支付率和每指数单价为监测指标，分别反映胸外科2021年1—6月的规模、能级、医保、控费4个方面的情况，并与全院水平做横向比较。结果:近3年来该科室整体规模扩张与治疗水平发展之间关系较为平衡，但科室的运营战略有待从规模扩张型平稳转变为质量效益型。具体体现为出院人次规模扩张(32.86%)，但病种难度和服务能级同比下降(-12.34%)。低难度的病种指数单价较标准偏离较高，医保支付负向贡献全院，医生个人控费的偏离程度差异较大(0.56，6.33)，控费水平相较全市标准中等偏下。该科室应重点关注如"恶性肿瘤化学治疗后的随诊检查"等治疗水平低、指数费用偏高的病种。未来可通过日间诊疗减少成本浪费、释放优质医疗资源。结论:DIP支付方式改革和数字化运营可为医院及科室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支持。科室一方面可做强特色病种，突出现有优势；另一方面可填平补齐，消除劣势。同时医院还可多项制度联动，配合运营控费。医院应细化付费管理单位，逐步重视病种合理控费，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

目的:探讨不同剂量糖皮质激素对2型糖尿病患者疼痛微创治疗的影响，为优化疼痛微创治疗的临床路径提供参考。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5月至2020年5月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疼痛科行微创治疗的284例2型糖尿病共病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纳入患者的主要诊断类型划分为两组：脊柱相关组（ n=148）、带状疱疹组（ n=136）。两类疾病中，根据患者住院期间单位体表面积糖皮质激素（GCs）使用的累积剂量划分为3个亚组：低剂量组（GCs<3.5 mg/m2）、中剂量组（3.5 mg/m2≤GCs<7 mg/m2）、高剂量组（GCs≥7 mg/m2）。比较两类疾病内部不同亚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比较两类疾病3个亚组之间不同剂量GCs对2型糖尿病共病患者行疼痛微创治疗住院期间疼痛程度、血糖、住院天数、住院总费用的影响。 结果:两组内部不同亚组之间，患者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治疗前疼痛视觉模拟评分（VAS）、治疗前空腹血糖等资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治疗后，脊柱相关组的低剂量组VAS评分为（4.5±1.6）分，大于中剂量组的（3.5±1.3）分（ P=0.004）；带状疱疹组的中剂量组VAS评分为（4.3±1.3）分，高剂量组为（4.4±1.6）分，大于低剂量组的（3.5±0.9）分（ P＝0.006）。在血糖影响方面，脊柱相关组的低剂量组对治疗前后空腹血糖的影响程度较中剂量组小（ P=0.013）；带状疱疹组的低剂量组血糖为（11±5）mmol/L，对患者住院期间血糖波动的影响小于高剂量组的（15±5）mmol/L（ P<0.05）。脊柱相关组的低剂量组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分别为（9±4）d、（10 583±4 851）元，均小于中剂量组的（11±3）d、（15 202±7 418）元以及高剂量组的（13±6）d、（18 100±4 138）元（均 P<0.05）；带状疱疹组内不同亚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糖皮质激素应用于2型糖尿病共病患者的疼痛微创治疗时，脊柱相关疾病应用低剂量糖皮质激素比高剂量可以获得更大的临床效益，高剂量可能导致患者继发性血糖升高，并可能会延长脊柱相关疾病患者的住院天数、增加住院费用。

目的:探讨采用免散瞳眼底摄片法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远程检查的卫生经济学价值和效果以及最具有成本效用的检查间隔时间方案。方法:基于18篇涉及DR流行病学、临床试验和卫生经济学的文献，全国3个三级甲等医院眼科9名医师的问卷调研资料和临床实际（全国各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目录、2021年基本医疗保险谈判后的支付价格等），从中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角度构建Markov模型并设置参数，预测中国糖尿病患者从45岁开始无DR检查以及DR检查（均采用免散瞳眼底摄片法）间隔时间1、2、3、4、5年方案糖尿病患者的健康产出，包括累积失明天数、累积生命年、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即健康效用值），以及相应的单眼、双眼直接医疗成本（采用3.5%贴现率），进行成本效用分析。结果:累积失明天数无DR检查方案为2 375.00 d，5种DR检查间隔时间方案为701.00~738.00 d。6种DR检查方案的累积生命年为27.120 34~28.005 00年，QALY为9.502 96~9.875 02。单眼直接医疗成本无DR检查方案为72 785.00元，5种DR检查间隔时间方案为52 065.00~52 408.00元。双眼直接医疗成本无DR检查方案为72 785.00元，5种DR检查间隔时间方案为79 100.00~79 603.00元。单眼治疗情况下，与无DR检查方案相比，DR检查间隔时间1、2、3、4、5年方案的增量成本效用比（ICER）分别为-55 523.75、-55 865.32、-56 034.66、-56 194.05、-56 368.54元/QALY，均具有绝对优势；双眼治疗情况下，与无DR检查方案相比，5种DR检查间隔时间方案的ICER为17 469.07~18 325.15元/QALY。以意愿支付阈值为1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0 976元/QALY），与无DR检查方案比较，单眼治疗情况下DR检查间隔时间1年方案的成本效用概率为85.9%，具有绝对优势的概率为55.2%；双眼治疗情况下，检查间隔时间2年方案具有成本效用的概率为61.4%。结论:以Markov模型对45岁以上糖尿病患者进行卫生经济学分析，提示免散瞳眼底摄片法具有较好的卫生经济学价值和效果，可作为我国DR远程检查方法；可采用DR检查间隔时间2年方案，即2年进行1次检查，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DR检查间隔时间1年方案，即每年进行1次检查。

目的:比较内镜全层切除术（endoscopic full-thickness resection，EFR）与透明帽辅助内镜全层切除术（cap-assisted EFR，EFR-C）治疗老年患者（≥60岁）胃小间质瘤（≤1.5 cm）的有效性及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2020年8月在南京鼓楼医院接受EFR（41例）或EFR-C（25例）治疗的胃小间质瘤老年患者资料。比较EFR组和EFR-C组胃小间质瘤的临床病理特征、手术情况、术中及术后并发症、术后疗效、经济效益及随访情况。结果:EFR组和EFR-C组的肿瘤R0切除率分别是95.1%（39/41）和100.0%（25/25）；EFR组手术时间［45.0（32.5，66.5）min比30.0（20.0，42.5）min， U=259.500， P=0.001］及切除时间［30.0（20.0，50.5）min比9.0（6.5，16.5）min， U=127.000， P<0.001］均长于EFR-C组；EFR组热止血钳使用率高于EFR-C组［75.6%（31/41）比12.0%（3/25）， χ２=25.159， P<0.001］；EFR组术后白细胞计数［8.3（6.6，10.4）×10 9/L比6.3（5.0，7.7）×10 9/L， U=271.000， P=0.001］及中性粒细胞百分比（77.6%±8.8%比73.0%±6.8%， t=2.256， P=0.027）均高于EFR-C组；EFR组术后抗生素使用天数多于EFR-C组［（2.8±2.0）d比（1.0±2.0）d， t=3.625， P=0.001）］；EFR组住院花费明显高于EFR-C组［（20 595.0±3 653.3）元比（13 209.0±4 458.9）元， t=7.323， P<0.001］；随访期间内，2组患者均存活且肿瘤无复发或转移。 结论:EFR和EFR-C治疗老年人胃小间质瘤是安全有效的，与EFR相比，EFR-C手术时间较短、术后炎症反应较少、医疗费用更低，更适合老年患者胃小间质瘤的治疗。

目的:拟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评价唐氏综合征序贯筛查策略作为产前诊断指征的适宜风险切割值。方法:依据文献或现场调研（产前咨询、筛查、诊断及妊娠终止所需的费用）设定参数，建立100万单胎妊娠孕妇理论模型。设定策略原则如下，策略Ⅰ：传统中孕期血清学三联筛查，风险切割值1/300（策略Ⅰ-1）或1/1 000（策略Ⅰ-2）行胎儿游离DNA（cell-free fetal DNA, cffDNA）检测，检测高风险者行产前诊断，即传统中孕期血清学三联筛查—cffDNA—产前诊断策略；策略Ⅱ：结合风险度先分流，高风险进行产前诊断，临界风险采用cffDNA，切割值自高而低分别为1/10（策略Ⅱ-1）、1/50（Ⅱ-2）、1/100（Ⅱ-3）、1/150（Ⅱ-4）、1/200（Ⅱ-5）、1/250（Ⅱ-6）、1/300（Ⅱ-7）。主要卫生经济学评价指标为增量成本效果分析，当增量成本费用较低并低于抚养1例患儿所需费用时，相应策略更具优势。次要指标为总费用、成本-效果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同时参考筛查效率。结果:（1）策略Ⅰ-1及Ⅰ-2可分别检出唐氏综合征1 921例和2 199例，低于策略Ⅱ（Ⅱ-1~Ⅱ-7：2 202~2 212例）；漏诊且存活病例数分别为312例、100例，高于策略Ⅱ（Ⅱ-1~Ⅱ-7：98~90例）。策略Ⅰ-1总产前诊断病例数（2 081例）及每检出1例患儿需产前诊断病例数（1.1，2 081/1 921）最少、策略Ⅱ-7最多（37.2，82 385/2 212）。（2）卫生经济学评价中，策略Ⅰ-1总费用（92 889.6万元）、成本-效果（23.7万元）与效益/成本比值（4.90）最优，其次为策略Ⅱ-7（分别为95 738.0万元、37.1万元和3.11），策略Ⅰ-2最差（分别为104 088.3万元、40.4万元和2.85）。（3）将策略Ⅰ-1作为基线进行增量成本效果评价，策略Ⅰ-2增量成本最高（158.0万元），策略Ⅱ增量成本范围为153.5万元（Ⅱ-1）~125.9万元（Ⅱ-7），接近或低于抚养1例患儿费用（152万元）。（4）敏感性分析提示，cffDNA价格是决策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其价格降低至1 075元，策略Ⅱ-1增量成本效果比最低（75.7万元）；继续降低至低于697元时，策略Ⅰ-2增量成本最低（少于52.3万元）。（5）敏感性分析发现，cffDNA接受率不影响增量成本相关结论，策略Ⅱ-7增量成本效果比低于其他策略及抚养1例患儿所需费用。产前诊断接受率降低至80%时，策略Ⅱ-7增量成本效果比最少，但增至166.9万元，高于抚养1例患儿费用。结论:cffDNA用于高风险人群策略（Ⅰ-1）产前诊断病例数少，除增量成本以外的卫生经济评价参数最优，但漏诊最多。以1/300（策略Ⅱ-7）为产前诊断切割值筛查效率较优、增量成本效果比最少，但产前诊断病例数增多。cffDNA价格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当其降低至1 075、697元时，以1/10为切割值（策略Ⅱ-1），或"临界风险"人群全部采用cffDNA（策略Ⅰ-2），增量成本效果比最低，综合筛查效率成为最优策略。产前诊断接受率降低影响异常病例检出，同时增加增量成本，不利于出生缺陷预防工作开展。

目的:分析日间手术单病种付费政策(以下简称政策)实施效果，为日间手术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提供参考。方法:收集某三级甲等医院2017—2019年的住院患者信息，将结直肠良性肿瘤和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分别作为研究组和对照组，2017—2018年为政策实施前，2019年为政策实施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实施与否以及政策实施前后2次差分，分析政策实施后住院天数和住院费用等指标的变化。结果:共纳入2 419例患者，其中，对照组为927例结节性甲状腺肿患者，研究组为1 492例结直肠良性肿瘤患者(政策实施前688例，政策实施后804例)。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后，结直肠良性肿瘤患者的住院天数下降56.53%，住院费用下降26.51%，自付费用下降26.66%，治疗类费用增加11.96%，药品类费用下降50.29%，耗材类费用下降20.23%。结论:政策实施可降低患者住院天数、住院费用和自付费用，优化住院费用结构，提高诊疗效率，有助于医院从规模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