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对重庆市某高校一起鼠伤寒沙门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进行实验室病原学分析.方法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4789.4-2016)对11株沙门菌分离株进行生化和血清型鉴定;使用微量肉汤稀释法进行药敏测试;采用脉冲场凝胶电泳(PFGE)和全基因测序(WGS)进行分子分型、毒力和耐药基因分析.结果 11株沙门菌全部为鼠伤寒沙门菌;在测试的15种抗生素中,所有菌株仅对四环素耐药;所有菌株的PFGE带型一致;WGS鉴定与血清学表型实验结果一致,所有菌株均携带2个四环素类耐药基因和10个毒力岛;溯源分析结果显示所有菌株的ST型相同,wgSNP进化树显示所有菌株可聚为一簇.结论 11株鼠伤寒沙门菌序列高度同源,说明患者、环境和食品分离株来源相同,结合流行病学调查结果判定此次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是由食品加工人员使用器皿生熟不分引起食品污染所致.

目的:探索梅毒螺旋体在二期梅毒皮疹中的分布特点及其与组织病理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在北京协和医院皮肤性病科通过组织病理检查，并根据临床表现和血清学检查确诊的二期梅毒患者41例，分析皮损组织切片的免疫组化结果，并以此为分组依据，分析不同组间临床及组织病理特点的差异。对连续数据使用 t检验或Kruskal-Wallis检验评估两组间差异；对分类数据使用卡方或Fisher精确检验来评估组间差异。 结果:免疫组化检查显示，42份二期梅毒皮损切片中，68.3%存在梅毒螺旋体，主要分布于表皮下部及真皮浅中层。以斑疹为主的二期梅毒疹的梅毒螺旋体阳性率[80%（16/20）]较以丘疹为主的二期梅毒疹[50%（11/22）]高（ P < 0.05）。在10种病理特征中，免疫组化阳性组较阴性组更常表现出皮突延长（ P < 0.05）、基底细胞液化变性（ P < 0.05）、角质层中性粒细胞浸润（ P < 0.05）、苔藓样浸润模式（ P < 0.05）、点状角质形成细胞坏死（ P < 0.05）。免疫组化显示有较多数量梅毒螺旋体的切片表现出更多病理特征（ H = 17.914， P < 0.001）。梅毒螺旋体免疫组化染色显示有大量（8份）、中量（14份）及少量（5份）梅毒螺旋体的切片分别平均有8种、7种及6种梅毒特异性组织病理特征；15份梅毒螺旋体免疫组化阴性的组织切片平均只有4种病理特征。 结论:免疫组化可以显示梅毒螺旋体在二期梅毒皮疹中的分布，梅毒螺旋体含量较多的组织切片显示更多的梅毒特异性病理特征。

目的:调查国家级性病监测点医疗机构开展性病实验室检测能力的现状。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调查105个监测点内医疗机构性病实验室检测方法开展情况，计算各检测项目的比例、比较其差异。结果:752家医疗机构开展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和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比例分别为97.5%（733/752）和91.4%（687/752）；淋球菌培养和生殖道沙眼衣原体（CT）核酸检测的比例分别为48.4%（364/752）和23.4%（176/752）；单纯疱疹病毒2型（HSV-2）和人乳头瘤病毒（HPV）各检测项目的比例均<40%。其中，省、地市及县区级医疗机构开展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和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比例均>90%，开展淋球菌培养的比例分别为66.9%（83/124）、46.9%（197/420）和47.4%（82/173），开展CT核酸检测的比例分别为29.0%（36/124）、25.0%（105/420）和19.7%（34/173）。公立医疗机构开展梅毒与淋病检测项目、CT核酸检测的比例高于民营/合资医疗机构，皮肤性病专科医院高于综合医院、妇幼保健机构。华东和中南地区监测点开展性病检测项目的比例普遍高于其他地区，西北地区最低。结论:我国性病监测点医疗机构已普遍开展梅毒血清学检测，但淋球菌培养、CT核酸检测开展不足。不同级别、类型和经营性质的医疗机构开展性病检测项目的比例不同，不同地区性病检测发展不平衡。应加强淋球菌培养、CT核酸检测的能力建设，加强基层、民营/合资以及西部欠发达地区医疗机构性病检测能力建设。

慢性乙型肝炎(chronic hepatitis B，CHB)患者长期抗病毒治疗可减轻肝纤维化程度甚至逆转肝硬化，降低肝癌的发生率。早期准确识别CHB患者的纤维化程度在临床极为重要。因肝活体组织检查存在创伤性、取样误差、重复性差等缺点，故肝纤维化的无创诊断是近年的研究热点和重点。本研究就超声弹性成像技术、磁共振弹性成像、肝纤维化单一血清学标志物和肝纤维化血清学诊断模型对CHB患者肝纤维化诊断研究进展进行综述，分析其诊断肝纤维化的优缺点。

目的:分析浙江省血液中心无偿献血者乙肝酶免阳性核酸阴性感染情况[以下简称HBsAg-ELISA(+)/HBV-DNA(－)]，探讨造成酶免与核酸结果不一致的原因。方法:对常规血液筛查结果为HBsAg-ELISA(+)/HBV-DNA(－)献血者进行单人份核酸再次检测，分析该类献血者的检测结果。结果:2022年5月至11月共114 017例献血者中筛选出205例HBsAg-ELISA(+)/HBV-DNA(－)标本，男性献血者(0.14%)显著低于女性献血者(0.24%) ( χ2＝ 14.761， P<0. 005)；初次献血者(0.32%)显著高于再次献血者(0.09%) ( χ2 ＝ 78.781， P<0.005)；不同文化程度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47.753， P<0.005)。经单人份核酸再次检测后，ELISA双试剂阳性标本再次检测核酸阳性率高于单试剂阳性标本(χ 2＝94.378， P<0.005)；ELISA试剂1与试剂2再次检测核酸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 χ2＝0.163， P>0.005)；2种核酸检测系统的再次核酸检测阳性率无显著性差异( χ2＝0.626， P>0.005)。血清学补充实验显示11例HBV-DNA(+)标本经化学发光检测后共出现2种血清学组合模式，分别是HBsAg(+)/HBeAb(+)和HBeAb(+)，大部分为HBsAg(+)/HBeAb(+)，共10例，占90.91%，只有一例为HBeAb(+)，占9.09%；HBsAg定量结果显示大多数处于低HBsAg水平。 结论:通过单人份核酸检测方法再次检测后，献血者HBsAg-ELISA(+)/HBV-DNA(－)标本中有一定比例为HBV-DNA(+)。但大部分标本仍为HBV-DNA(－)，还需进行HBV血清学标志物和HBV-DNA的补充实验来确定其真实感染状态，明确造成酶免与核酸结果检测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另外，在献血者筛查中，尽可能选择灵敏度和特异度较高的核酸和HBsAg检测试剂，确保结果准确性。

目的:动态监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急性期和恢复期特异性抗体IgM和IgG水平变化特征，分析相关影响因素。方法:对172例新冠病毒感染者住院期间及出院后2周的血清IgM与IgG抗体进行分析，按恢复期抗体水平分为IgM(-)/IgG(+)和IgM(+)/IgG(+)组，比较影响抗体水平的临床特征及诊治因素。结果:发病后0~3天，新冠病毒核酸阳性率高于抗体阳性率，而发病两周后抗体阳性率高于核酸。单因素分析发现影响IgM转阴的因素包括年龄、核酸转阴时间、是否使用新冠病毒特异性单克隆抗体治疗及临床分型。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核酸转阴时间（ P=0.020）和临床分型（ P<0.01）为影响IgM转阴的独立影响因素。其中，随核酸转阴时间延长，IgM转阴延迟；与无症状和轻型患者相比，普通型、重型及危重型患者IgM转阴时间延迟，抗体水平更高。 结论:血清学抗体检测可作为核酸检测的补充，动态检测抗体水平对于免疫功能评价有积极作用。

我国慢性胃炎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危害着人们的身心健康。幽门螺杆菌感染是慢性活动性胃炎的主要病因，长期或反复感染加重胃黏膜萎缩和肠化生，甚至导致癌变。对胃龄与实际年龄相差大者应给予更多关注。加强内镜随访是影响慢性萎缩性胃炎转归的重要措施，联合血清学检测、内镜检查和病理分期有助于高风险人群的筛查。慢性胃炎的治疗主要遵循个体化原则，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去除病因、缓解症状，从而有效预防胃癌的发生。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HIV）的实验室诊断策略是通过组合现有HIV检测方法，准确检出HIV患者的流程。HIV感染的实验室检测方法主要包括血清学抗体、抗原检测和HIV-1 RNA检测。随着检测试剂更新换代，HIV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有大幅度提高，检测窗口期缩短，但存在假阳性的风险。针对不同目的人群和不同流行率地区，各类指南推荐了不同的诊断策略，引导患者尽早确诊并接受规范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如何参照诊断策略，在提高检出率的同时降低假阳性、缩短窗口期，是实验室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从实验室诊断策略的角度，阐述了HIV感染相关检测方法的特点和优劣势，以及治疗手段的发展对诊断策略的影响，以期为HIV诊断策略的实际应用提供理论支撑。

目的:探究肺腺癌转化小细胞肺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的多线治疗方案效果并进行相关文献复习讨论。方法:结合肺腺癌经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 against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TKIs）治疗后转化SCLC的临床实例，对转化性SCLC的诊断过程、多线治疗方案进行分析，并对治疗效果进行影像学评价；同时结合相关文献资料进行讨论。结果:血清学肿瘤标志物对肺腺癌EGFR-TKI治疗后转化SCLC的诊断有提示意义，病理仍为其诊断金标准；SCLC的多线治疗方案对于转化性小细胞肺癌有一定效果。结论:肺腺癌EGFR-TKIs治疗后转化SCLC总体预后不佳，须尽早进行诊断、治疗，并及时进行影像学评效，迅速做出治疗调整。

目的:探讨血清CD36水平在RA患者心血管风险中的表达及预测价值，为临床识别及预测RA患者中的中、高心血管风险患者提供新的理论依据。方法:选取甘肃省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风湿免疫科住院治疗的84例RA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健康体检者34名作为对照。所有纳入对象根据中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研究（China-PAR）分为低心血管风险组和中高心血管风险组，同时于入院时接受血清CD36水平及其他血清学指标检测，且病例资料完整。应用SPSS 26.0软件进行资料的统计分析，计量资料比较采用 t检验或非参数检验，分类资料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单因素分析中 P<0.05的变量进入Logistic多因素回归模型。 结果:与健康对照组比较，RA患者的中高心血管风险人数明显增多[8例（23.5%）与38例（45.2%）， χ2=4.80， P=0.029]，并和血清CD36呈负相关（ r=-0.27， P<0.05）。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OR值（95% CI）=1.654（1.157，2.365）， P=0.029]、舒张压[ OR值（95% CI）=1.225（1.040，1.442）， P=0.015]可能是RA患者的中高心血管风险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清CD36水平[ OR值（95% CI）=0.569（0.352，0.922）， P=0.022]升高可能是RA患者的中高心血管风险的保护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血清CD36水平诊断RA患者的中高心血管风险的曲线下面积=0.691，截断值为4.27 pg/ml，灵敏度和特异度分别为89.7%、41.0%，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 结论:血清CD36水平在RA患者中随着心血管风险增高而降低，提示血清CD36水平升高是RA心血管风险的保护因素，且血清CD36水平对RA患者心血管风险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是潜在预测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