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通过对北京市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中医药参与优势的调查,探索中医药融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优化建议.方法:检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相关政策,对北京市2 995名从事公共卫生相关工作的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对中医药优势和参与现状展开实证研究.结果:回收有效问卷2 982份,北京市公共卫生服务领域从业人员对中医药参与关注度和认可度较高,其普遍认为中医药在疫病防治、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0～6岁儿童和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基本公共卫生领域具有明显优势,但整体上,重视程度、人才配置、基础建设、公众认知和资源均衡等多方面存在不足.结论:为发挥中医药优势作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可以从优化中医药参与疫病防治、慢性病管理、儿童、老年人健康管理等相关机制来扩大中医药参与的优势效用,通过增加财政投入、加强中医药人才培育和管理、重视中医药基层与均衡配置资源等方面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

近年来我国成人糖尿病患病率持续上升，已高达11.9%。2018年中国慢性病及危险因素监测报告显示，全国糖尿病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分别为38.0%、34.1%和33.1%，基层糖尿病防治任务艰巨。为了指导基层医务人员为居民提供综合性、连续性的糖尿病健康管理服务，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基层卫生健康司、中华医学会指导下，国家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办公室组织糖尿病相关领域及基层医疗卫生专家共同制定了《国家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指南（2018）》。本指南是在2018年版指南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研究实践最新进展进行的更新，旨在进一步推动基层糖尿病健康管理工作的同质化与规范化。本指南适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员。管理人群包括辖区内18岁及以上的2型糖尿病患者。本指南主要内容包括管理基本要求、健康管理流程、诊断、治疗、急性并发症的识别与处理、慢性并发症检查、中医药防治、转诊及健康管理。

为提高基层中医糖尿病防治水平和服务能力，使中医学在基层糖尿病防治中发挥作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委托中华中医药学会糖尿病基层防治专家指导委员会组织制定了《国家糖尿病基层中医防治管理指南（2022）》。指南遵循中医理论和循证医学证据，以基层临床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出发点，组织中西医临床专家、内分泌学专家、循证方法学专家、流行病学专家、药学专家、运动学专家、营养学专家、基层全科医师代表等多学科专家以《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和《国家基层糖尿病防治管理指南（2022）》等内容为基础制订。本指南突出中医治未病的优势，提倡非药物疗法，将代茶饮、传统锻炼功法融入防治体系，从重点解决患者常见症状入手提升患者的生命质量，强调综合管理模式，推荐内分泌糖尿病专科医师、中医师、健康管理师共同参与的“三师共管”诊疗模式。指南的主要内容包括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基层中医药防治管理的要求、筛查评估和诊断、生活方式预防与调护、常见危险因素的中医预防、糖尿病常见症状治疗、糖尿病前期、糖尿病、糖尿病常见并发症等。

治未病的思想实际切合了现代医疗卫生工作重点前移的需求。但治未病工作需要大型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密切有序的合作，以加快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作者介绍了广东省东莞市卫生健康局、东莞市中医治未病指导中心共同打造的"一中心一平台一网络"中医治未病健康管理新模式，建设了治未病全程化闭环式一站式服务链。由此，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管理信息实现了互通互联，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与服务效果得到提升，受惠人数不断增加。

目的:探究慢性心力衰竭（CHF）再入院患者对出院前的准备服务需求，为制订出院准备服务计划提供可靠的证据支持。方法:基于现象学研究方法，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3年2—4月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12例CHF再入院患者进行半结构式访谈，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结果:12例患者中，男6例，女6例，年龄53~85岁。CHF再入院患者的出院准备服务需求可以归纳为生理、心理、社会3个大主题，包含6个小主题：提升自我管理技能的需求、康复锻炼的需求、改善负性情绪的需求、提升健康教育的需求、居家护理改善需求、卫生资源服务的需求。结论:CHF再入院患者自我管理知识与技能、家庭照护需求、专业人员指导需求以及基层卫生资源转介服务信息需求较大，护理人员应重点评估患者此类需求，以制订个性化的CHF患者出院准备服务计划。

目的:综合评价我国28个省份县级中医医院卫生服务能力，为促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均衡发展提供参考。方法:从《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和《中国统计年鉴》提取2021年28个省份县级中医医院卫生服务能力相关数据；围绕卫生资源、卫生服务和服务收入3个维度确定12个中医医院卫生服务能力综合评价指标；综合运用熵权TOPSIS法和秩和比法确定各指标权重，计算评价对象与最优方案的接近程度( C值)，并对各省份县级中医医院卫生服务能力进行排序和分档。 结果:中药饮片收入占药品收入比例(0.628)和每千人口中医类医院机构数(0.057)指标的权重较大，是评价县级中医医院卫生服务能力的关键指标。28个省份县级中医医院卫生服务能力平均 C值为0.105，其中，排名前5的省份分别是青海(0.879)、河南(0.128)、四川(0.118)、浙江(0.112)和湖南(0.102);根据最佳分档原则，可将各省份县级中医医院卫生服务能力分为"强""较强""一般""较弱""弱"5档，其中，处于强档的省份为四川、河南和青海。 结论:我国县级中医医院卫生服务能力总体不高，各省份之间的差距较大，受少数中医特色指标影响较大。建议县级中医医院应强化政府主导作用，以自身中医特色为引领，合理整合医疗卫生资源，切实提升医院卫生服务能力。

目的:构建基层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质量影响因素模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典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于2022年8—10月抽取浙江省15个社区39名基层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知情人，针对服务开展项目、实施效果和影响因素进行访谈，基于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访谈记录进行三级编码，根据编码后结果构建基层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质量影响因素模型，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结果:对39份原始访谈资料进行开放式编码，共获得516个参考点，形成了与主题相关的53个初始概念，并归纳为17个一级范畴。通过主轴编码进一步归纳，提取出“政策环境”“健康素养”“社区定位”“能力建设”“健康偏好”“利益冲突”6个主范畴，通过选择式编码分析6个主范畴之间的逻辑关联，以服务质量影响因素的故事线为基础构建了影响因素模型。该模型的故事线为：首先，政策环境是服务质量的外部保障；其次，作为服务需求侧，居民的健康素养、健康偏好是服务质量的调节因素；最后，社区作为服务供给侧，服务能力是关键影响因素，社区职能和目标定位是内驱因素，内/外部利益冲突则对服务质量起到反向制约作用。结论:现阶段对基层中医药外部政策环境保障力度有限，服务需求侧重视不足，服务供给侧功能也存在缺位，应进一步完善外部政策环境，深化中医药服务领域的供需对接，持续推进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平衡中医药相关部门利益，进而提升服务质量。

依据国家关于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要求，仙居县以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破解山区群众看好中医难、基层中医馆运行难、基层中医药监管难问题为导向，于2021年11月开始整合县域中医药资源，组建巡回医疗团队和县域中药师审方团队，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打造云上中医管理体系，并逐步在2个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牵头医院和完成数据对接的乡镇街道卫生院的中医馆中推行。该体系包括云上中医馆、共享中药房和云上中医智治平台3个场景模块，可实现远程复诊，统一审方、调剂、代煎和配送，以及饮片质量和代煎环节的追溯管理。在云上中医管理体系的支持下，截至2023年4月，能够正常运营的中医馆由2021年的5家增至20家，各中医馆能够常态化开展的中医适宜技术均保持在6项以上，中医馆开具中药处方的总量由2021年的27 915张增至2023年的65 142张，其中通过云上中医平台开具中药处方的总数量也由2022年1月的432张，增至2023年12月的6 330张，有效提升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患者就医体验，可为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管理提供参考。

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可以分为中医药医疗、中医药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促进3大类。现行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尚不能完全适应中医药健康服务业的发展，体现在中医类本科专业设置与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匹配度不高，全科医学教育体系与基层中医药健康服务政策不衔接，技能人员职业资格设置中缺少中医药养生保健类职业准入制度。因此，有必要重塑中医药健康服务人才培养的理念，优化中医药健康服务人才培养体系和结构，构建中西医融合的全科医学教育体系，建立适应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的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体系。

目的:分析我国中医医疗资源分布及其变化情况，为合理配置中医医疗服务资源提供参考。方法:资料来源于2014—2021年度《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采用AcrGis 10.8软件分析我国31个省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及其床位、人员的数量分布及变化情况，采用灰色关联法分析中医医疗资源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我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数、人员数和床位数分别从2013年的41 966家、89.47万人和79.42万张增加到2020年的72 355家、151.30万人和143.29万张；各省份中医医疗资源总量排名变化不大，四川、广东、山东等省份处于领先地位，中西部地区总体排名靠后；中医类门诊部(诊所)对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数量增长的贡献最大( r＝0.96)，而中医类医院对中医药人员和床位数量增长的贡献最大( r＝0.65， r＝0.66)。 结论:近年来，我国中医医疗资源总量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但资源分布相对不均衡。应结合基层实际情况，以特色人才队伍建设为抓手，完善监督考核体系，健全人才培养机制，强化重点地区政策倾斜和典型地区示范引导作用，优化中医药文化氛围，推动中医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