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放化疗宫颈癌患者的病痛体验.方法 采用描述性现象学研究方法对15例宫颈癌放化疗患者以及12名妇科肿瘤科医护人员进行叙事访谈以及半结构式访谈,运用Colaizzi七步分析法分析资料.结果 提炼出3个主题及10个亚主题:身体完整性遭破坏(消化系统损伤、泌尿生殖系统改变、皮肤改变),身份序列被打乱(社会角色转变、家庭角色调整、自我认同危机),新的康复断裂与冲击(医疗照护服务断裂、饮食习惯改变、社会再融入障碍、癌症复发恐惧).结论 放化疗宫颈癌患者病痛体验复杂多样,医护人员应及时评估患者病情和感受,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缓解患者身心痛苦.

哺乳期乳腺炎(lactation mastitis,LM)不仅危害母亲的身心健康,且与新生儿/婴儿获得乳汁的持续与否密不可分.因多发于产褥期,LM患者遭受乳汁淤积的痛苦被放大,患者自报告其疼痛程度甚至较分娩更为强烈[1].若多次复发,患者将对哺乳产生恐惧[1],LM也被视为母乳喂养中断的第三大原因[2].患者经历的母乳喂养困难作为中介因素,可增加产后抑郁发生的风险[3].在世界范围内,LM患病率约为2.5％～40.0％[4],复发率约为8.5％[5].随着我国三胎政策的推行,LM患者或将成为一个庞大群体.自我管理是患者通过保持或促进自身健康,监管疾病症状,减少疾病对自身社会功能、情感和人际关系的不良影响并坚持治疗的一种健康行为,包括疾病管理、角色管理及情感管理[6].高质量的自我管理能够延缓病情进展,甚至帮助乳汁淤积期的轻症患者实现自我治愈,但此过程中患者的复杂体验将影响自我管理效果[7].现有质性研究多注重LM患者的患病经历[1,8,9],忽视了自我管理中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因此,本研究对LM患者进行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旨在深入挖掘其患病期间的真实体验,分析问题所在,为完善或制订LM自我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目的 探讨接纳承诺疗法(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ACT)对粒子治疗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fear of cancer recurrence,FCR)的影响.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2-6月我院肿瘤科四病房和六病房的肺癌患者74例,采用抛硬币法将六病房的37例患者作为对照组,四病房的37例患者作为干预组.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干预组采用基于接纳承诺治疗模型框架为指导,结合相关著作和文献分析结果形成的粒子治疗肺癌患者的ACT干预方案.比较2组患者干预前、干预后、干预后3个月FCR水平、心理灵活性和心理痛苦程度.结果干预前,2组患者FCR水平、心理灵活性和心理痛苦程度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及干预后3个月,干预组FCR水平、心理灵活性和心理痛苦程度均优于对照组,除FCR中社会家庭维度无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除心理灵活性总分外,FCR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心理痛苦程度总分的交互效应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ACT能有效降低粒子治疗肺癌患者的FCR水平和心理痛苦程度,提高其心理灵活性,有利于患者的身心健康.

目的:探讨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8年12月至2019年12月该院膀胱灌注患者148例，采用自制调查表收集患者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在职情况、婚姻状况、病情认知程度等人口学资料，以及膀胱灌注化疗情况、肿瘤复发情况、肿瘤病灶数量、组织学分级等临床资料。同时采用单因素、多因素回归分析法对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膀胱灌注患者FoP-Q-SF总分处于中等水平，为(25.57±5.36)分，其中心理机能失调(≥34分)者27例(18.24%)，生理健康维度与条目得分均高于社会家庭维度；据一般资料单因素分析结果结果显示，性别、应对方式、肿瘤组织学分级、肿瘤复发、社会支持、肿瘤病灶以及年龄均为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因素；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对MDASI-C中的13项条目进行主成分分析，最终根据获取的胃肠道、身体功能、悲伤感-治疗副作用以及苦恼-躯体化症状群分析结果显示，Cronbach's a分别为0.701、0.688、0.714与0.598；据分析结果显示，身体功能相关症候群、应对方式、肿瘤复发、肿瘤组织学分以及悲伤感治疗副作用群，均为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独立影响因素( P<0.05)。 结论:本研究通过人口学、临床学与症候群观察的综合角度因素分析，明确了身体功能相关症候群、应对方式、肿瘤复发、肿瘤组织学分以及悲伤感治疗副作用群，均为膀胱癌术后膀胱灌注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独立影响因素。建议临床以认知行为、积极心理及延续性4C等护理，为患者提供针对性、规范化的病情干预，以提高临床治疗效果及改善患者预后。

目的:评价直肠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FCR）的发生情况及其与元认知和神经质的关系。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17年7月—2019年11月在丽水市人民医院接受诊疗的289例直肠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癌症复发恐惧量表（FCRI）、元认知问卷30项版和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对患者进行评估。FCRI得分为60~98分为亚临床FCR，>98分为临床FCR。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发生亚临床FCR和临床FCR的影响因素。采用INDIRECT macro模块进行路径分析。共发放289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85份，有效回收率为98.6%（285/289）。结果:分别有26.0%（74/285）和11.2%（32/285）的患者发生了亚临床FCR和临床FCR。积极信念（ OR=1.230， P=0.004）和失控与危险（ OR=1.170， P=0.004）是患者发生亚临床FCR的危险因素。神经质（ OR=1.240， P=0.004）和失控与危险（ OR=1.190， P=0.038）是患者发生临床FCR的危险因素。神经质通过对失控与危险对FCR产生了间接影响（ β=0.13， P=0.006）。在控制了失控与危险的中介作用后，神经质对FCR的直接影响虽有所降低，但仍具有显著性（ β=0.21， P=0.023）。 结论:发生亚临床FCR或临床FCR的癌症患者失控与危险得分以及神经质程度较高，且失控与危险部分介导了FCR与神经质的关系。

目的:分析乳腺癌患者围手术期抑郁、焦虑症状对癌症复发恐惧感的预测作用。方法:2019年5月至2020年5月在山东大学齐鲁医院选取194例围手术期乳腺癌患者纳入研究。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患者健康问卷（PHQ-9）和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R-Q-SF）分别在入院时和术后2周对患者的抑郁、焦虑症状和癌症复发恐惧感进行调查。结果:乳腺癌患者围手术期焦虑、抑郁症状均为癌症复发恐惧感的显著预测因素（ B值为2.325， OR值为10.22， P<0.05； B值为2.570， OR值为13.07， P<0.05），且术后存在抑郁、焦虑症状的患者产生癌症复发恐惧感的风险更高（ OR值为7.653~25.403， P<0.01）。 结论:对于存在负性情绪和恐惧疾病进展的乳腺癌患者要帮助其提高心理应对能力，鼓励患者积极配合后续治疗，改善预后，提高整体生命质量。

目的:研究"斯金纳"式健康教育改善天疱疮患者社交回避、复发恐惧及生活质量的效果。方法:选取2018年12月至2020年12月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76例天疱疮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系统随机化法均分为观察组("斯金纳"式健康教育)及对照组(常规健康教育)各38例。比较两组干预4 w后疾病认知程度，比较两组干预前及干预4 w后复发恐惧程度、社交回避〔社交回避及苦恼量表(SADS)〕、自护能力〔自我护理能力测量量表(ESCA)〕、生活质量〔皮肤病生活质量(DLQI)〕。结果:干预4 w后，观察组疾病认知程度高的人数明显高于对照组( P<0.05)。干预4 w后，观察组复发恐惧、SADS、DLQI评分水平显著低于干预前及同期对照组，ESCA评分水平明显高于干预前及同期对照组( P<0.05)。 结论:"斯金纳"式健康教育能够改善天疱疮患者社交回避情况，降低对疾病复发的恐惧，提高自护能力及疾病认知程度，改善患者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基于PERMA模式的积极心理干预对化疗期乳腺癌患者癌症复发恐惧及心理资本的影响。方法: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在邵阳市中心医院2019年11月至2020年1月化疗的60例乳腺癌患者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每组各30例，对照组进行常规健康教育，干预组在此基础上给予8次积极心理干预，采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及积极心理资本问卷（PPQ）对2组干预前后结果进行评价。结果:干预前、干预4周后及干预8周后，干预组患者的复发恐惧得分分别为（39.67 ± 4.24）、（34.60 ± 3.78）、（31.17 ± 3.60）分，不同时间点复发恐惧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值为257.757， P<0.05）；心理资本得分分别为（113.20 ± 19.75）、（125.57 ± 18.79）、（134.43 ± 17.59）分，不同时间点心理资本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F值为154.225， P<0.05）。 结论:基于PERMA模式的积极心理干预可以降低化疗期乳腺癌患者的癌症复发恐惧，提高其心理资本水平。

目的:探究胃癌根治术后患者正念水平、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与复发恐惧的相关性，了解正念水平影响复发恐惧的内在机制。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2019年1月至2021年3月，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27例胃癌根治术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正念注意觉知量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疾病不确定感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其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患者正态水平、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复发恐惧之间的相关性，并进行中介模型检验。结果:回收有效问卷207份，有效回收率为91.19%（207/227）。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正念水平与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复发恐惧均呈负相关（ r=-0.176、-0.269、-0.480，均 P<0.01），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与复发恐惧呈正相关（ r=0.433、0.420，均 P<0.01）；中介模型检验表明，正念水平对复发恐惧有显著直接效应（效应值为-0.220），疾病不确定感与消极应对方式在正念水平与复发恐惧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36、-0.030），且疾病不确定感与消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也显著（效应值为-0.006）。 结论:正念水平不仅能够对胃癌根治术后患者复发恐惧产生直接影响，还可分别通过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与疾病不确定感→消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复发恐惧。

目的:深入了解心房颤动（以下简称房颤）患者导管消融术后"空白期"复发恐惧体验。方法:基于自我调节常识模型制订访谈提纲。采用目的抽样法，选取2023年7—9月于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门诊复查的15例房颤导管消融术后"空白期"患者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半结构式访谈。采用定向内容分析法对资料进行分析。结果:提炼出4个主题，分别是复发恐惧的触发因素、对房颤复发的感知、负性情绪困扰和应对房颤复发的能力不足。结论:针对房颤导管消融术后"空白期"的患者，医护人员应密切关注患者的认知水平和心理状态，针对患者术后疾病管理、生活适应等多方面需求开展针对性健康教育，减少房颤患者术后"空白期"的复发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