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尿白细胞介素6（IL-6）、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3（STAT3）、肝素结合蛋白（HBP）在尿路感染中的表达及其与感染转归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100例尿路感染患者（尿路感染组）的临床资料。其中，单纯性尿路感染62例，复杂性尿路感染38例；经过治疗未痊愈25例，痊愈75例。另外选取50例健康体检者作为健康对照组。采用发光法检测尿IL-6水平，酶联免疫吸附法检测尿STAT3水平，荧光免疫层析法检测尿HBP水平；采用全自动血细胞分析仪行血常规检测，记录白细胞计数；采用放射免疫法检测血清C反应蛋白（CRP）和降钙素原（PCT）水平。尿IL-6、STAT3、HBP与血常规炎性反应标志物的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法。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尿IL-6、STAT3、HBP及血常规炎性反应标志物预测感染转归的效能。结果:尿路感染组尿IL-6、STAT3、HBP及血CRP、PCT、白细胞计数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33.19 ± 11.02）μg/L比（16.84 ± 3.57）μg/L、（66.77 ± 19.58）μg/L比（38.69 ± 11.04）μg/L、（151.98 ± 42.00）μg/L比（28.55 ± 9.16）μg/L、（12.57 ± 4.19）mg/L比（5.23 ± 1.80）mg/L、（0.58 ± 0.19）μg/L比（0.22 ± 0.07）μg/L和（9.86 ± 3.20）× 10 9/L比（6.44 ± 2.13）× 10 9/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复杂性尿路感染患者尿IL-6、STAT3、HBP及血CRP、PCT、白细胞计数明显高于单纯性尿路感染患者[（40.25 ± 10.34）μg/L比（28.87 ± 8.55）μg/L、（79.50 ± 17.92）μg/L比（58.96 ± 13.43）μg/L、（186.51 ± 35.92）μg/L比（130.82 ± 39.74）μg/L、（14.09 ± 4.18）mg/L比（11.64 ± 3.55）mg/L、（0.64 ± 0.20）μg/L比（0.55 ± 0.13）μg/L和（11.27 ± 3.08）× 10 9/L比（8.99 ± 2.36）× 10 9/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未痊愈尿路感染患者尿IL-6、STAT3、HBP及血CRP、PCT、白细胞计数明显高于痊愈尿路感染患者[（42.97 ± 11.51）μg/L比（29.93 ± 8.66）μg/L、（86.81 ± 20.35）μg/L比（60.09 ± 17.43）μg/L、（264.27 ± 28.76）μg/L比（114.55 ± 21.38）μg/L、（19.11 ± 3.28）mg/L比（10.39 ± 2.40）mg/L、（0.85 ± 0.14）μg/L比（0.49 ± 0.11）μg/L和（12.26 ± 2.77）× 10 9/L比（9.06 ± 2.34）× 10 9/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尿IL-6、STAT3、HBP与血CRP、PCT、白细胞计数均呈正相关（ P<0.01）。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尿IL-6、STAT3、HBP预测尿路感染患者感染转归的曲线下面积（AUC）大于血CRP、PCT、白细胞计数，而且尿IL-6、STAT3、HBP联合预测尿路感染患者感染转归的AUC和灵敏度明显大于血CRP、PCT、白细胞计数联合（0.937比0.898和96.00%比76.00%），但特异度低（81.33%比98.67%）。 结论:尿路感染可引起尿IL-6、STAT3、HBP升高，且升高程度与单纯性尿路感染和复杂性尿路感染类型及感染转归有关，联合检测尿此三项指标有望成为预测感染转归的一个方法，可为临床诊疗提供参考信息。

复杂性尿路感染的特点包括病程长、极易复发、迁延难愈、伴有严重并发症以及病死率高等，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构成了严重威胁。如果长时间应用抗菌素，容易诱发耐药性、二重感染。本文就复杂性尿路感染治疗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肾盂鳞状细胞癌(SCC)发病率低，由于其临床表现和传统影像学特征缺乏特异性，临床上诊断十分困难。本文报告1例既往有双肾结石多次手术史的患者，因右肾输尿管结石、左肾复杂性结石、慢性肾功能不全、尿路感染等先后两次入院。其间共行6次手术，其中第1次住院19 d，分别行右输尿管镜取石术和右肾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20 d后第2次入院，共进行4次左肾PCNL，住院27 d。两次住院期间，3次尿路增强CT检查均未报告肿瘤。患者第4次行左肾PCNL后仍持续发热，抗感染治疗无效。临床考虑左肾盂肿瘤，与患者沟通后建议切除左肾。术后病理检查证实为肾盂SCC。左肾切除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术后10 d出院，术后3个月因全身多发转移死亡。

目的:比较超声联合内镜与联合X线引导经皮肾镜取石术(PCNL)治疗复杂性肾结石的有效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3月至2022年2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的超声联合内镜和超声联合X线引导行PCNL治疗的119例复杂性肾结石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引导方式不同分为超声联合内镜引导组(59例)和超声联合X线引导组(60例)。两组患者年龄[(53.9±14.2)岁与(55.6±13.5)岁]、性别[男/女：38/21例与30/30例]、体质量指数[(25.0±3.7)kg/m 2与(24.8±3.8)kg/m 2]、结石位置[左/右：34/25例与31/29例]、结石最大径[(31.9±8.3)mm与(33.9±13.5)mm]、结石最大横截面积[(601.5±242.5)mm 2与(632.6±278.9)mm 2]、累及肾盏数量[(3.5±0.9)个与(3.6±1.3)个]、结石S.T.O.N.E.评分[(9.4±1.0)分与(9.7±1.4)分]、Guy’s分级[Ⅲ级/Ⅳ级：45/14例与41/19例]、术前血红蛋白水平[(125.2±21.5)g/L与(125.6±18.4)g/L]、血肌酐水平[(89.1±33.8)μmol/L与(81.9±27.1)μmol/L]、术前尿路感染比例(43/59与47/60)及尿细菌培养阳性比例(12/59与11/60)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超声联合内镜引导组中患者取改良俯卧分腿位，输尿管软镜逆行进入肾盂，结合超声确定最佳穿刺肾盏，在超声和内镜引导下建立通道和清除结石。超声联合X线引导组中，患者先取截石位，将F5输尿管导管逆行置入患侧输尿管，后患者改俯卧位，在超声和X线联合引导下穿刺目标肾盏，通过顺行或逆行注入造影剂确定穿刺位置，在肾盏穹隆部中央进入。比较两组手术情况、术中及术后相关指标。 结果:超声联合内镜引导组手术时间显著短于超声联合X线引导组[(90.2±34.5)min与(129.4±43.0)min， P<0.001]，两组初次通道建立成功率[94.0%(63/67)与87.7%(107/122)， P＝0.167]、单个通道建立时间[(7.7±1.9)min与(7.7±1.4)min， P＝0.765]、术后第1天血肌酐[(89.3±33.6)μmol/L与(82.9±27.0)μmol/L， P＝0.257]和术后住院时间[(5.3±1.6)d与(5.4±1.7)d， P＝0.883]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超声联合X线引导组较超声联合内镜引导组有较高的结石清除率[93.3%(56/60)与81.4%(48/59)， P＝0.049]和较低的再次手术率[3.3%(2/60)与15.3%(9/59)， P＝0.025]；超声联合内镜引导组术后第1天血红蛋白下降值显著低于超声联合X线引导组[(8.7±6.3)g/L与(16.8±6.9)g/L， P<0.001]，超声联合内镜引导组并发症发生率显著低于超声联合X线引导组[5.1%(3/59)与16.7%(10/60)， P＝0.043]。 结论:超声联合内镜引导PCNL治疗复杂性肾结石，患者无需换体位且穿刺通道少，故手术时间短和并发症发生率低，适用于孤立肾、易出血的患者；超声联合X线引导PCNL有利于多通道的建立，结石清除率较高，再次手术率低，适用于身体状况良好、结石累及肾盏较多的患者。对复杂性肾结石采用个体化治疗，可提高结石清除率和降低并发症发生率。

目的:通过分析双镜联合治疗复杂性肾结石后尿路感染的影响因素来构建并验证列线图模型对尿路感染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本院2020年3月至2022年1月收治的115例复杂性肾结石患者，根据术后是否出现尿路感染分为感染组(32例)与非感染组(83例)。比较两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质量指数、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既往ESWL史、术前尿路感染、肾功能障碍、结石大小、手术时间、鹿角形结石、术前血糖水平、术中灌注量、术中通道类型、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等资料，并进行尿路感染的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将筛选出的影响因素应用R软件拟合列线图模型，并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评估列线图模型对尿路感染的预测价值。结果:感染组与非感染组的性别、年龄、高血压、冠心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感染组的体质量指数>24 kg/m 2、糖尿病、既往ESWL史、术前尿路感染、肾功能障碍、结石>3.5 cm、手术时间>100 min、鹿角形结石、术前血糖>6.1 mmol/L、术中灌注量>30 L、术中多通道、术后留置导尿管时间>7 d的占比均明显高于非感染组(均 P<0.05)。经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尿路感染、肾功能障碍、结石大小、手术时间、鹿角形结石、术前血糖、术中灌注量是双镜联合治疗复杂性肾结石后尿路感染的影响因素(均 P<0.05)。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绘制双镜联合治疗复杂性肾结石术后发生尿路感染的列线图模型，该模型预测尿路感染的ROC曲线下面积为0.889(95% CI：0.823～0.969)。Bootstrap法内部验证的平均绝对误差为0.020，预测曲线与标准曲线基本拟合，提示模型预测有较高的准确度。H-L拟合优度检验结果提示列线图模型预测概率与实际尿路感染率有较高一致性( χ2＝1.968， P＝0.121)。 结论:术前尿路感染、肾功能障碍、结石大小、手术时间、鹿角形结石、术前血糖、术中灌注量是双镜联合治疗复杂性肾结石后尿路感染的影响因素。基于上述影响因素建立的列线图模型可有效预测患者的术后尿路感染风险。

目的:了解上海地区单中心儿童尿路感染常见病原菌的分布及耐药性，为临床经验性抗菌药物的选择提供依据。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1月至2019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收治的0~14岁尿路感染患儿的临床资料、尿培养和药物敏感试验结果，并根据发病年份、有无合并因素进行分组，比较不同组间常见病原菌的分布和耐药情况。统计学分析采用 χ2检验。 结果:共纳入1 832例患儿，其中尿培养阳性1 042例，阳性率为56.9%。检出前五位的病原菌分别是大肠埃希菌(375株，36.0%)、屎肠球菌(164株，15.7%)、肺炎克雷伯菌(133株，12.8%)、粪肠球菌(95株，9.1%)和铜绿假单胞菌(44株，4.2%)。革兰阴性菌年分离率(65.3%~72.9%)始终高于革兰阳性菌(22.6%~30.1%)。各年份间不同病原菌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 ＝27.79， P＝0.146)。在复杂性尿路感染患儿中，铜绿假单胞菌[5.8%(40/688)比1.1%(4/354)]和真菌[6.5%(45/688)比1.7%(6/354)]的检出率分别高于单纯性尿路感染，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2.68、11.79，均 P<0.050)。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耐药率最高，分别为87.2%(301/345)和87.1%(115/132)。大肠埃希菌对阿米卡星、呋喃妥因、磷霉素、头孢美唑、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厄他培南、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1.4%(5/345)、6.1%(21/345)、6.1%(21/345)、8.3%(11/132)、11.6%(40/345)、6.4%(22/345)、4.6%(16/345)和4.6%(16/345)，肺炎克雷伯菌对以上药物的耐药率分别为6.1%(8/132)、37.9%(50/132)、15.2%(20/132)、23.2%(13/56)、26.5%(35/132)、23.5%(31/132)、17.4%(23/132)和16.7%(22/132)，均高于大肠埃希菌，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6.02、76.17、9.99、7.94、16.04、28.29、20.79、18.84，均 P<0.050)。铜绿假单胞菌对头孢哌酮/舒巴坦、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头孢他啶的耐药率分别为6.8%(3/44)、4.5%(2/44)、2.3%(1/44)，对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阿米卡星和环丙沙星的耐药率均为0(0/44)。屎肠球菌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达96.8%(153/158)，而粪肠球菌对氨苄西林的耐药率为9.1%(8/88)，未发现耐万古霉素、替考拉宁、利奈唑胺的肠球菌菌株。2016年至2019年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β-内酰胺类(包括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呈下降趋势。 结论:革兰阴性菌仍是儿童尿路感染的主要病原菌，常见革兰阴性菌对β-内酰胺类(包括碳青霉烯类)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呈下降趋势。

目的:采用快速卫生技术评估的方法评价厄他培南治疗感染性疾病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方法:检索有关数据库以及卫生技术评估网站（截至2023年7月31日），收集厄他培南和其他抗菌药物治疗感染性疾病有效性与安全性比较的系统评价/meta分析和经济学文献，分别采用系统评价方法学质量评估工具和卫生经济学评价报告标准进行质量评价。将患者分为厄他培南组和对照组（使用其他抗菌药物），比较2组的结局指标（临床治愈率、细菌清除率）和不良反应发生率；经济学研究为成本-效果和成本-结果分析。对有关结果进行定性描述。结果:共纳入13篇文献，包括系统评价/meta分析7篇，其中4篇高质量、3篇中等质量；药物经济学文献6篇，其中4篇高质量、2篇中等质量。厄他培南组与对照组对复杂性腹腔感染、社区获得性肺炎、复杂性皮肤及附属器感染的临床治愈率和细菌清除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厄他培南组对严重糖尿病足感染的临床治愈率低于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组[91.5%（119/130）比97.2%（139/143）， P=0.04]；厄他培南组对复杂性尿路感染的细菌清除率高于头孢曲松组[98.71%（305/309）比95.45%（273/286）， P=0.03]。厄他培南治疗复杂性腹腔感染出现的不良反应（转氨酶和碱性磷酸酶升高或血小板计数升高）发生率高于对照组[8.96%（68/759）比6.49%（50/771）， P<0.05]；厄他培南治疗复杂感染（社区获得性肺炎、复杂性尿路感染和复杂性腹腔感染）后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头孢曲松加或不加甲硝唑组[10.62%（163/1 535）比7.89%（91/1 153）， P=0.02]；厄他培南治疗严重糖尿病足感染的腹泻发生率低于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组[8.14%（24/295）比14.09%（41/291）， P=0.02]。使用厄他培南较使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头孢曲松治疗复杂性腹腔感染、严重糖尿病足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社区获得性肺炎等更能节省药物治疗成本。 结论:厄他培南治疗复杂性腹腔感染、社区获得性肺炎、复杂性皮肤及附属器感染的疗效与临床常用抗菌药物相似，治疗复杂性尿路感染的细菌清除率高于头孢曲松；厄他培南与其他抗菌药物治疗复杂性腹腔感染、社区获得性肺炎、复杂性尿路感染和严重糖尿病足感染等的不良反应发生率存在差异；使用厄他培南可以节省药物治疗成本，具有经济学优势。

本文报道1例噬菌体用于碳青霉烯类耐药肺炎克雷伯菌（CRKP）复杂性尿路感染患者的治疗经过。患者因外伤截瘫30余年，长期留置导尿管并发神经源性膀胱，尿培养为CRKP，头孢他啶阿维巴坦治疗停药后复发，应用噬菌体“鸡尾酒”膀胱灌注达到快速良好的治疗效果。

目的:探讨社区获得性尿路感染患者的尿路病原菌分布特点，及其对奈诺沙星和左氧氟沙星的敏感情况。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多中心临床试验。纳入2021年11月至2022年8月于国内9家临床研究中心泌尿外科门诊就诊的患者。纳入标准：年龄18～70岁的社区获得性急性非复杂性膀胱炎(AUC)、反复发作尿路感染(rUTI)急性发作和非发热性复杂性尿路感染(cUTI)患者；具有尿路刺激征且尿常规白细胞异常升高。排除标准：入组前72 h内接受有效的抗菌药物治疗，持续时间超过24 h者；发热(>37.3℃)或存在上尿路感染症状如腰痛、肾区叩痛等；留置尿路导管者。初次就诊时留取清洁中段尿标本做细菌培养，分析不同类型尿路感染的尿路病原菌分布特点，并对革兰阴性菌进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测定。使用纸片扩散法测定尿路病原菌对奈诺沙星和左氧氟沙星的敏感性。比较不同病种病原菌对抗菌药物的敏感率和耐药率的差异。结果:本研究共纳入9家医院的404例患者，男40例(9.9%)，女364例(90.1%)；6例细菌学结果缺失，最终398例纳入分析。398例中AUC 243例，cUTI 46例，rUTI 109例。398例中，170例尿细菌培养阳性(共分离出177株病原菌)，总体阳性率为42.7%(170/398)。177株病原菌中，大肠埃希菌比例最高为66.1%(117/177)，其次为肺炎克雷伯杆菌6.8%(12/177)、无乳链球菌5.1%(9/177)。AUC和rUTI患者中大肠埃希菌比例分别为70.6%(85/119)和65.9%(29/44)；cUTI患者中大肠埃希菌比例为28.6%(4/14)，粪肠球菌比例为7.1%(1/14)。行ESBLs检测的革兰阴性菌中ESBLs总体检出率为30.9%(43/139)。药敏试验结果显示，总体对奈诺沙星的敏感率为74.6%(91/122)，耐药率为25.4%(31/122)；总体对左氧氟沙星敏感率为44.9%(70/156)，耐药率为36.5%(57/156)。既往有尿路感染病史和无尿路感染病史患者中，尿路病原菌对左氧氟沙星耐药率分别为48.2%(27/56)和30.0%(30/100)，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23)。革兰阴性菌对奈诺沙星的敏感率为70.7%(65/92)，对左氧氟沙星的敏感率为50.0%(46/9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1)；革兰阳性菌对奈诺沙星的敏感率为80.0%(16/20)，对左氧氟沙星的敏感率为70.0%(14/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9)。 结论:门诊社区获得性尿路感染患者的细菌谱依病种不同有很大差别，AUC和rUTI患者大肠埃希菌比例高于cUTI患者。总体革兰阴性菌中ESBLs检出率低于国内平均水平。既往有尿路感染病史者应用左氧氟沙星治疗失败的风险高。常见尿路病原菌对奈诺沙星敏感性好，高于左氧氟沙星。

迄今为止，儿童膀胱输尿管反流(vesicoureteral reflux，VUR)的治疗仍然是小儿泌尿外科领域最具争议且复杂的问题之一，其治疗策略及手术指征应基于年龄、性别、VUR分级、病因、膀胱功能、遗传、尿路感染、肾脏状况等风险因素，建议将患儿分为不同风险水平，并根据患儿个体差异和风险因素选择最佳治疗方案，采取相应治疗策略，从而切实提高治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