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报道一例因血尿确诊肾肉瘤样癌的病例。患者因"间歇性全程肉眼血尿1月余"在茂名市人民医院就诊。泌尿系CTU提示左肾团块状占位，肿瘤与感染性病变待鉴别；左肾上腺局部增粗，未除外增生。CTA图像示病灶乏血供，由左侧肾动脉分支供血。经广东省医学会泌尿外科疑难病例多学科会诊专家建议行肾穿刺活检术明确肿物性质。穿刺结果回报提示穿刺组织内见异形梭形细胞伴坏死，符合恶性肿瘤，倾向肉瘤样改变。综合广东省医学会泌尿外科疑难病例多学科会诊专家的意见，成功为患者行经腹膜后途径腹腔镜下左肾根治性切除+左肾上腺切除术。术后随访患者恢复良好，复查肾功能正常，未见肿瘤复发和转移。因此针对肾肉瘤样癌等术前不能明确诊断的肾占位病变，可以考虑穿刺活检以获得明确的病理类型，以指导治疗。肾肉瘤样癌侵袭性强，建议行肾根治性切除术，术后必须进行严密随访。Ⅱ期以上的肿瘤患者可考虑联合靶向、免疫治疗或放疗等综合治疗。

患者，女，7岁，因"颅脑外伤3个月伴右眼内斜1.5个月"于2022年5月5日第1次就诊于济南明水眼科医院。患儿3个月前曾因颅脑外伤后出现头痛伴喷射性呕吐，随后出现右眼内斜视、嗅觉丧失（症状出现时间不详）就诊外院。外院CT扫描示双侧鼻骨骨折，顶部皮下血肿；MRI未见异常。经该院住院治疗后，头痛呕吐减轻。2022年4月29日家属发现患儿走路不稳，经该院眼科会诊发现患儿双眼视力差伴视乳头水肿，遂转入本院。本院眼科检查：右眼裸眼视力（UCVA）0.03，左眼UCVA 0.15；双眼矫正无助；右眼眼压11 mmHg（1 mmHg=0.133 kPa），左眼14 mmHg；右眼内斜20°，外转受限，左眼各方向运动正常（图1）；双眼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3 mm，对光反射灵敏。眼底彩照示：双眼眼底视盘充血水肿、边界不清，周围出血渗出累及黄斑区，周边视网膜红润在位（图2）。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示：双眼视盘向内隆起反射增强，其后声影遮挡，正常生理凹陷不见，黄斑区视网膜神经上皮层脱离，层间可见高反射颗粒。荧光素眼底血管造影（FFA）示：双眼视盘区毛细血管扩张，晚期荧光渗漏融合成片（图3），视网膜静脉迂曲扩张，晚期管壁荧光渗漏，出血遮蔽荧光。视野检查示：双眼中心区视野缺损，右眼较左眼重。图形视觉诱发电位示：右眼波幅平坦，左眼波幅降低，双眼潜伏期延长。闪光视网膜电图示：双眼混合反应中度降低，余方向重度降低。眼眶CT示：眼眶未见明显骨折。诊断：双眼外伤性视神经病变、双眼视乳头水肿、右眼外展神经麻痹、双侧鼻骨骨折、嗅觉丧失、脑外伤恢复期。治疗上给予甲强龙200 mg静脉滴注，每日1次，以减轻视乳头水肿；联合静滴胞磷胆碱钠注射液0.25 g静脉滴注，每日1次，维生素B1片和甲钴胺片各1片口服，每日1次营养神经治疗。经多学科会诊讨论怀疑颅内高压，次日加20%甘露醇60 mL静脉滴注，每日2次；甲强龙减为80 mg，静脉滴注，每日1次。治疗3 d后查颅脑磁共振静脉造影（Magnetic resonance venography，MRV）未见异常，建议转上级医院完善腰椎穿刺检查（因疫情延期），停用甲强龙，改为甲泼尼龙片20 mg口服，每日早晨1次。入院第8天，查右眼UCVA 0.25，左眼UCVA 0.4 -1；眼位同前。眼底彩照示：眼底视盘前出血较前增多。停用甲泼尼龙片，余治疗同前。住院治疗11 d后出院，并于2022年5月18日转诊至上级医院神经内科，行腰椎穿刺测脑脊液（Cerebrospinal fluid，CSF）压力为40 cmH 2O，CSF常规及特殊蛋白、生化均正常，确诊颅内高压症。予甘露醇75 mL，静脉滴注3次/d，5 d后减为50 mL，3次/d，6 d后停甘露醇改为甘油果糖140 mL，静脉滴注2次/d，以脱水降颅压治疗。10 d后查右眼UCVA 0.2，左眼UCVA 0.5，眼位、眼底改善不明显，加用乙酰唑胺片0.25 g口服，每日2次，辅助降低CSF压力。20 d后复行腰椎穿刺测CSF压力无变化，视力右眼0.3，左眼0.5。停甘油果糖静脉滴注，乙酰唑胺片改为0.25 g口服，每日3次，辅助降颅压治疗，加用复方樟柳碱注射液1 mL，左右颞浅动脉旁皮下注射，以营养神经及银杏叶提取物注射液35 mg静脉滴注，每日1次，以改善循环。入院第30天复查颅脑MRV仍未见确切异常出院。

患者，男性，年龄73岁，身高150 cm，体质量45 kg，BMI 19.7 kg/m 2，ASA分级Ⅳ级。因"咳嗽、咳痰10 d，加重伴气促1 d"入院，主要诊断为：1.右侧中央型支气管鳞癌；2.气管中段重度狭窄；3.Ⅱ型呼吸衰竭；4.强直性脊柱炎。既往强直性脊柱炎病史40余年。查体：T 36.0 ℃，HR 95次/min，RR 28次/min，SpO 284%，BP 132/75 mmHg(1 mmHg＝0.133 kPa)。神志清，呼吸浅快，三凹征，存在严重吸气性呼吸困难，伴喘鸣音，双肺可闻及呼吸双相干啰音。血气分析结果提示：pH值7.3、PaO 2 51 mmHg、PaCO 2 55 mmHg、HCO 3－30 mmol/L、BE －2.3 mmol/L。胸部CT结果提示：气管中段气管内软组织突向腔内，大小约15 mm×10 mm(见图1)。胸部CT多平面重建及三维重建：气管内软组织密度影，气管中段严重狭窄，最狭窄处气管直径2 mm(见图2-3)。支气管镜：距离隆突约3 cm见菜花样新生物，肿物长度20 mm(见图4)；气道阻塞程度达90%。术前心电图、心脏彩超、血常规、电解质、肝肾功能未见明显异常。病情重，若不尽快解除气道梗阻有窒息风险。经多学科联合会诊，拟急诊在喉罩全身麻醉下行经支气管镜支架置入术+球囊扩张术。气道评估：Mallampati分级Ⅱ级，脊柱驼背畸形，胸椎向背侧凸起，颈椎成前屈状态，活动度受限，后伸、侧屈和旋转活动困难，无法平卧，以侧卧为主，少许半卧位。有活动性义齿，无小下颌畸形、巨舌，未见睡眠呼吸暂停。甲颏距离6 cm，张口度4 cm。

Ⅳ期原发性肺癌患者虽然有多种治疗选择，但由于病情复杂，疾病异质性较大，在诊疗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涉及全身多个系统和器官，因此，在临床实践过程中经常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协作。多学科团队(MDT)是指由来自两个以上的相关学科，组成固定的工作组，针对某一疾病的特定患者，通过会诊形式，提出适合患者的最佳个体化治疗方案，并由相关学科单独或多个学科联合执行该治疗方案。MDT是一种广为推崇的诊疗模式，特别适用于肿瘤患者，已经成为国际上恶性肿瘤诊疗的基本原则，Ⅳ期原发性肺癌的诊疗也遵循MDT原则。为了促进中国Ⅳ期原发性肺癌MDT模式的健康发展和Ⅳ期原发性肺癌诊疗水平的提高，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和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肿瘤内科分会共同组织全国专家编写了中国Ⅳ期原发性肺癌多学科团队诊疗实施指南，供临床医师参考。

患儿 女，1岁2月龄，因“认知、运动及语言发育迟缓”就诊于山东大学齐鲁儿童医院康复科，生后有畏光、睁眼困难，行肾脏超声检查发现体积尚小的肾母细胞瘤，确诊为肾母细胞瘤、虹膜缺失、泌尿生殖系统畸形、智力发育迟缓（WAGR）综合征。多学科会诊确定诊疗方案，儿科研究所行染色体微阵列分析明确基因诊断，肿瘤外科行微创手术，血液肿瘤科给予化疗，并继续康复干预和定期随访。该病较罕见，染色体微阵列分析可辅助临床明确诊断，多学科协作机制有助于WAGR综合征患儿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和早期干预。

目的:初步探讨全盆腔脏器切除（TPE）治疗盆腔放射性损伤晚期并发症的安全性及有效性。方法:采用观察性研究的方法，纳入标准：（1）盆腔恶性肿瘤放疗后确诊为盆腔放射性损伤；（2）盆腔放射性损伤晚期并发症（包括出血、穿孔、瘘及梗阻等），合并复杂盆腔瘘并累及盆腔多器官；（3）多学科团队会诊评估认为TPE手术可达到R 0切除，建议进行TPE手术；（4）患者术前状态良好，可以耐受TPE手术；（5）患者手术意愿强烈，充分接受手术风险。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或转移；（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转流或短路等姑息性手术；（3）临床资料不完整。根据上述标准，回顾性纳入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放射性肠损伤数据库中2020年3月至2022年9月期间，因盆腔放射性损伤晚期并发症接受TPE或扩大TPE（合并其他脏器）手术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观察手术和术后恢复情况，记录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围手术期死亡情况和术后1年生活质量情况。 结果:本研究共纳入14例患者，均为女性患者，包括9例直肠-阴道-膀胱瘘、2例膀胱阴道瘘、1例回肠-膀胱瘘+直肠坏死、1 例回肠-膀胱瘘+直肠阴道瘘和1例直肠溃疡+双侧输尿管狭窄。手术时间为（592.1±167.6）min，中位出血量为550（100~6 000）ml，10 例进行了肠道重建，4例接受了Hartmann手术；10例采用Bricker手术进行泌尿系重建；7例接受盆底重建。术后住院天数为（23.6±14.9）d。7例（7/14）患者在围手术期出现Clavien-DindoⅢa~Ⅳb级并发症，包括手术部位感染8例次、腹盆腔脓肿5例次、肺部感染5例次、肠梗阻4例次及回肠膀胱瘘2例次。5例患者诊断空盆腔综合征（EPS），均为未进行盆底重建的患者，未进行盆底重建患者EPS发生比例为5/7；进行盆底重建的患者均未发生EPS。1例EPS患者因盆腔脓肿、盆腔出血和肠梗阻，需要二次手术。无围手术期死亡。随访（18.9±10.1）个月，3例患者死亡，其中2例死亡原因为肾衰竭，均为术前合并症，1例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死亡；其余患者在随访过程中临床症状逐步缓解，术后生活质量QLQ-C30评估显示，术后1、3、6个月所有功能领域及总体健康状况均逐步改善（均 P<0.05）。 结论:TPE手术是治疗盆腔放射性损伤晚期并发症合并复杂盆腔瘘的一种可行的手术方法，可有效缓解临床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但应严格把握手术适应证，并在有经验的中心开展。

目的:探讨产前多学科会诊模式优化对结构畸形胎儿结局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04年1月至2019年12月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联合开展的产前多学科会诊中心接诊的孕妇的临床资料。2014年，本中心优化了多学科会诊模式。在更加精准的影像学诊断基础上，强调了个体化的遗传学检测方案，以及产科与儿科团队更深入的合作。采用 χ2检验比较会诊模式改进后（优化后组）和前10年（优化前组）病例数、病种结构、遗传学检测情况、转归及预后等的差异。 结果:（1）纳入研究的孕妇共5 977例，其中优化前组3 424例，优化后组2 553例。参加会诊孕妇以胎儿因素为主要会诊指征［97.2%（5 812/5 977）］，其中77.5%（4 503/5 812）为胎儿先天性结构畸形。2组先天性结构畸形的系统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41.31， P<0.001），但中枢神经系统、心血管系统和泌尿系统畸形在2组中的占比均排在前3位。（2）优化后组遗传学检查率高于优化前组［26.7%（682/2 553）与15.9%（546/3 424）， χ2=103.87， P<0.001］，遗传学检测阳性率也高于优化前组［19.9%（136/682）与9.9%（54/546）， χ2=23.42， P<0.001］。（3）5 977例孕妇中，418例（7.0%）失访，1 741例（29.1%）选择主动引产，123例（2.2%）胎儿宫内死亡，3 695例（61.8%）活产。优化后组主动引产率低于优化前组［27.7%（707/2 553）与30.2%（1 034/3 424）， χ2=4.45， P=0.035］。（4）1 741例主动引产病例以致死性的严重心血管系统畸形（413例，23.7%）、中枢神经系统畸形（377例，21.7%）、多发畸形（258例，14.8%）和染色体异常（162例，9.3%）为主。主动引产率最高的前5种疾病为唇腭裂［59.0%（46/78）］、脑膜膨出（5/9）、腹裂/脐膨出［49.3%（33/67）］、膈疝［46.5%（33/71）］和骨骼畸形［40.9%（83/203）］。优化后组腹裂/脐膨出、膈疝和骨骼畸形的主动引产率低于优化前组［分别为57.4%（27/47）与30.0%（6/20）， χ2=4.23；59.0%（23/39）与31.3%（10/32）， χ2=5.43；51.8%（72/139）与17.2%（11/64）， χ2=21.72； P值均<0.05］。（5）3 695例活产婴儿中，1 979例（53.6%）为剖宫产，1 716例（46.4%）经阴道分娩；3 633例（98.3%）存活，62例（1.7%）在新生儿期死亡。优化后组新生儿存活率高于优化前组［98.8%（1 648/1 668）与97.9%（1 985/2 027）， χ2=4.23， P=0.040］。死亡的62例新生儿中，51例（82.3%）为致死性结构畸形或染色体异常。（6）存活的新生儿中，372例（10.2%）生后复查病变消失，468例（12.9%）在新生儿期接受手术治疗。其余2 793例患儿未在新生儿期干预，定期门诊随访。 结论:优化的产前多学科会诊模式有效降低了非致死性单一结构畸形患儿的主动引产率，提高了新生儿存活率。

本文报道了2例胎儿肠扭转的诊治过程。病例1因“孕33周 +4，自觉胎动减少”就诊于甘肃省妇幼保健院（简称本院），病例2因“孕32周 +5外院超声发现肠管扩张”转诊至本院。本院超声检查发现2例胎儿肠管扩张伴典型“漩涡”征或“咖啡豆”征。经过多学科会诊讨论，行急诊剖宫产，2例新生儿均行产时外科手术，术中确诊肠扭转、肠坏死，手术切除坏死肠管。病例1患儿术后恢复良好；病例2患儿在肠道手术后并发肺动脉血栓，24 h内再次行肺动脉切开取栓术，术后患儿恢复良好。随访2例患儿各生长参数及神经系统发育测评均未见明显异常。

目的:评估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化疗在Ⅲ期不可切除的非小细胞肺癌术前应用的安全性和手术效果。方法:回顾2019年11月至2021年11月通过术前免疫联合化疗"转化"后进行手术切除的23例患者。所有患者均经活检明确非小细胞肺癌的病理诊断。经多学科会诊(MDT)讨论和术前影像学评估符合《Ⅲ期非小细胞肺癌多学科诊疗专家共识2019版》中所描述的Ⅲ期不可切除的情况。经过术前2~4个周期的抗PD-1单抗联合化疗治疗后，由外科团队评估手术切除机会并进行手术切除。统计手术切除率、R0切除率、主要病理缓解率(MPR)、病理完全缓解率(pCR)、3~5级不良反应发生率等重要指标和其他各项围手术期数据。结果:全组患者初始影像学评估cⅢA期10例，cⅢB期13例。出现多站N2转移15例、巨块融合N2转移9例、侵犯大血管(T4)6例、对侧纵隔淋巴结转移(N3)1例。术前新辅助治疗后，影像学评估部分缓解17例，疾病稳定3例，疾病进展3例。全组手术切除率达91.3%(21/23，上腔静脉人工血管置换+肺叶切除1例；肺叶袖式切除2例；全肺切除5例；肺叶/复合肺叶切除12例；楔形切除1例；探查后无法行手术切除2例)。21例手术的R0切除率95.2%(20/21)；术后病理评估MPR为13例，其中8例达到pCR。围手术期无死亡病例，中位手术时间260(190~460)min，中位出血量100(50~750)ml，中位术后胸腔引流管留置时间5(3~9)天，中位术后住院天数7(5~11)天。免疫治疗相关3级不良反应2例，1例为免疫相关间质性肺炎，1例为累及眼、口腔、生殖器黏膜的免疫相关性损伤。手术并发症2例，1例为持续性肺漏气，经46天保守治疗后自行停止漏气；另1例为胸腔积液，经穿刺引流后缓解。结论:对于Ⅲ期不可切除非小细胞肺癌，免疫联合化疗是一种有效的术前降期手段，可将91.3%的"不可切除"转化为"可切除"，同时实现较大程度的病理缓解。其副反应总体可控，安全性较好。

目的:探讨基于显微外科技术的穿支皮瓣修复体表恶性肿瘤切除后继发创面的临床效果。方法:收集广西玉林市第一人民医院2018年1月至2021年1月收治的各类体表恶性肿瘤患者，完善检查行多学科会诊初步诊断，根据术前拟定诊断采用相应彻底切除原则，联合术中切缘快速病理检查进行肿瘤切除，或采取减瘤姑息切除后，遗留创面采用基于显微外科技术的穿支皮瓣游离移植修复。根据手术体位需要、缺损面积及需组织量大小、血管口径及长度等实际情况，分别选择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穿支皮瓣、胸背动脉穿支皮瓣、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旋髂浅动脉穿支皮瓣。观察患者术后情况。结果:共纳入29例，男19例，女10例，年龄28 ~69岁。肿瘤位于头面部13例、上肢4例、下肢6例、胸部6例。鳞状细胞癌12例、基底细胞癌4例、软组织肉瘤9例、晚期乳腺癌4例。切除肿瘤后遗留创面9.0 cm×7.5 cm~22.0 cm×17.0 cm。采用旋股外侧动脉降支穿支皮瓣修复创面20例，胸背动脉穿支皮瓣4例，腹壁下动脉穿支皮瓣4例，旋髂浅动脉穿支皮瓣1例。皮瓣大小10.0 cm×9.0 cm~24.0 cm×18.0 cm。术后1例出现静脉回流障碍，探查桥接静脉后成活，1例动脉危象患者不同意探查，皮瓣坏死后改植皮修复。其余病例皮瓣均顺利成活。25例患者达到R0切除，随访时间半年至2年，肿瘤均无复发，局部外观平整。4例晚期乳腺癌患者行减瘤姑息切除，创面修复局部无再发，生存期内生活质量改善。供区直接缝合关闭13例，余16例收拢创面后移植头部刃厚皮片修复，供区未遗留功能障碍。结论:基于显微外科技术的穿支皮瓣能较好地解决体表恶性肿瘤扩大切除后遗留的较大的复杂创面，是体表恶性肿瘤外科治疗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