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多胞胎早产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necrotizing enterocolitis，NEC)的临床特征，探讨多胞胎对NEC患儿临床表现和预后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纳入2014年7月至2021年6月上海市儿童医院收治的早产儿NEC患者234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79例为多胞胎早产儿NEC病例，155例为单胎早产儿NEC病例。按出生胎儿数量，分为单胎组(A组， n＝155)、多胞胎组(B组， n＝79)。按顺产的双胞胎出生先后顺序，分为双胎之大组(C组， n＝9)与双胎之小组(D组， n＝4)。按双胞胎出生体质量，出生体质量大的为双胎之重组(E组， n＝20)，出生体质量小的为双胎之轻组(F组， n＝45)。按双胞胎发育一致性，分为发育一致组(concordant twin，CT，G组， n＝42)和发育不一致组(discordant twin，DT，H组， n＝26)，在发育不一致组中NEC患儿与同胞比较，出生体质量大的为DT之重组(I组， n＝5)，出生体质量小的为DT之轻组(J组， n＝21)。分别比较各组患儿的基本情况(出生体质量、胎龄、生产方式等)、临床资料(NEC发生时间、出现症状前实验室检查、Bell分期等)、治疗情况(手术比例、有无肠穿孔、病变范围)、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 结果:纳入本研究的多胞胎NEC早产儿共79例，其中双胞胎75例，三胞胎4例。75例双胞胎NEC早产儿平均胎龄31.60周，出生体质量1476.51g，Bell分期Ⅰ、Ⅱ、Ⅲ期分别为35例、21例和19例，需要手术治疗18例(18/79，24%)。与A组相比，B组出生体质量较低[(1 618.77±481.30)g比(1 479.34±376.88)g， P＝0.016]，剖宫产率[84/155(54.2%)比65/79(82.3%)， P<0.001]和采用辅助生殖技术比例[11/155(7.1%)比21/79(26.6%)， P<0.001]较高，但两组患儿在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治疗和预后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C组与D组NEC患儿的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疾病严重程度、手术治疗、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E组相比，F组出生体质量较低[(1 677.65±458.23)g比(1 382.89±300.81)g， P＝0.019]，出现症状前48 h内外周血白细胞计数较低[(12.31±4.22)×10 9/L比(9.13±4.01)×10 9/L， P＝0.023]，全肠道型所占比例较高[5/11(45.4%)比0/7(0.0%)， P＝0.002]，术后并发症也明显增多[11/11(100%)比3/7(42.9%)， P＝0.011]。但两组患儿在基本情况、临床表现、其他实验室检查、手术治疗和住院期间死亡率等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G组相比，J组患儿胎龄较大[(30.95±2.44)周比(32.71±2.30)周， P＝0.027]，剖宫产比例较高[30/42(71.4%)比20/21(95.2%)， P＝0.045]。 结论:多胞胎NEC患儿出生体质量较低，但手术比例、病变累及范围、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均未明显增加，Bell分期无明显改变。低出生体质量双胞胎NEC患儿的肠管病变程度加重，术后并发症增加。出生顺序和发育不一致对双胞胎NEC患儿疾病严重程度、手术比例、术后并发症和住院期间死亡率无明显影响。

B族链球菌(group B Streptococcus,GBS)是革兰阳性链球菌家族的主要成员,在新生儿和小婴儿感染谱中占有重要地位.出生<7 d的新生儿发生的GBS感染被称为GBS早发型病(GBS early-onset disease,GBS-EOD),7～89 d的新生儿和婴儿发生的GBS感染被称为GBS晚发型病(GBS late-onset disease,GBS-LOD).随着产时抗生素的预防性使用,新生儿GBS-EOD发生率大幅下降,然而GBS-LOD却没有获得很好的预防控制效果,给临床诊疗和护理带来压力和挑战.虽然GBS传播引发新生儿和婴儿患病的具体机制还没有被完全阐明,但研究已发现母体GBS定植、产妇的特征(如年龄、体质量和种族)、早产、多胞胎中有GBS感染,以及暴露于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环境等是导致GBS-LOD的危险因素.接种疫苗、调节肠道微生态、补充乳铁蛋白作为预防母婴GBS感染的措施在不断发展完善中.此外,加强孕产妇保健和健康教育、强化看护者的手卫生意识、做好环境和设备的消毒工作、实施隔离等常规感染控制策略在预防GBS-LOD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文综述了婴儿GBS-LOD的流行病学特征、传播方式、危险因素及预防措施,以期帮助临床医护人员提高对疾病的认识和临床实践能力.

介绍了无创采集的胎儿心电信号的主要特点,总结归纳了自适应滤波法、独立成分分析、人工神经网络、小波变换法、贝叶斯滤波法等5种无创胎儿心电信号提取算法及其相关改进算法的基本原理及研究现状,分析了5种算法各自的导联方式及其优缺点.指出了未来胎儿心电信号提取应考虑到多胞胎的问题,在提高算法实时性和精确性的前提下,研究便携式胎心监护设备,从而使胎儿心电监护走向个人化和家庭化.

目的:调查上海市某妇婴保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极低出生体质量儿(VLBWI)医院感染现状,分析VLBWI医院感染现状及危险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1-2015年该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时间>48 h VLBWI的病历,基于医院病案管理系统,对所有病历逐一审查,并与医院感染报表结合找出所有医院感染病例.采用Excel录入数据,SPSS24.0进行数据分析.结果:VLBWI医院感染率44.3％,感染部位主要为下呼吸道(14.2％)及血液(11.6％),各年度感染部位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感染病例病原菌检出以革兰阴性菌为主(72.4％);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患儿为多胞胎、机械通气及静脉营养时间久、住院时间长及母亲有胎膜早破史是VLBWI医院感染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1).结论:加强围生期保健,对存在高危因素的早产儿,给予高度关注,及时干预.

目的 分析杭州市孕晚期孕妇压力性尿失禁(SUI)的影响因素,为预防孕晚期SUI的发生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2018年4-10月在杭州市5家医院产检的孕晚期孕妇为调查对象,采用基本情况调查表和 《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尿失禁简表》(ICI-Q-SF)进行问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孕晚期SUI发生的影响因素.结果 有效调查2130名孕妇,其中846例被诊断为SUI,发生率为39.72％.其中孕足月孕妇719例,占84.99％;轻度SUI有693例,占81.9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周≥37周(OR=1.235,95％CI:1.059～1.440)、 孕期BMI为25～＜30 kg/m2(OR=1.273,95％CI:1.048～1.546)、 既往新生儿出生体重≥4 kg(OR=1.423,95％CI:1.019～1.988)、 既往分娩次数≥1次(OR=1.188,95％CI:1.022～1.382)、 现孕多胞胎(OR=2.202,95％CI:1.114～4.352)是孕晚期SUI发生的危险因素.结论 SUI好发于孕足月孕妇,以轻度为主;孕周大、 孕期超重、 既往新生儿出生体重≥4 kg、 既往分娩次数多、 现孕多胞胎是孕晚期SUI发生的影响因素.

目的:研究先天性心脏病(CHD)患儿相关危险因素及营养风险筛查情况,为临床诊治CHD惠儿提供理论参考.方法:选取2014年1月-2019年12月成都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CHD患儿150例作为研究组,另取同期于该院接受体检的健康儿童150例作为对照组.分别对比两组研究对象父母的年龄、胎数、产检次数、烟草暴露情况、负性生活事件情况以及产妇营养不良情况,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CHD患儿相关危险因素;同时,采用营养风险筛查工具对两组研究对象进行营养风险筛查.结果:研究组患儿疾病分布占比从高到低的顺序分别为房间隔缺损(29.33％)、动脉导管未闭(24.67％)、室间隔缺损(20.67％)、法洛四联症(8.00％)以及房室间隔缺损(6.67％).研究组父亲年龄≥50岁、母亲年龄≥35岁、多胞胎、产检次数＜9次、烟草暴露、负性生活事件以及产妇营养不良人数占比均高于对照组(P＜0.05).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可得,父亲年龄≥50岁、母亲年龄≥35岁、多胞胎、产检次数＜9次以及烟草暴露均是CHD患儿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研究组患儿低度风险人数占比低于对照组,而重度风险人数占比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中度风险人数占比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CHD患儿的影响因素包括父亲年龄≥50岁、母亲年龄≥35岁、多胞胎、产检次数＜9次以及烟草暴露,且患儿营养风险较高,值得临床重视.

剖宫产是产科中较为常见的分娩方法,常应用于产程迟滞、妊娠胎儿窘迫、胎位不正、多胞胎以及严重妊娠并发症等不适宜自然分娩的孕产妇[1].近年随着不适宜进行阴道自然分娩的孕产妇增多,剖宫产率也随之上升,导致孕产妇并发症发生也越多[2].下肢深静脉血栓(DVT)是最为严重的并发症之一,是指血液在深静脉系统非正常凝结,造成血管堵塞,导致血液回流不畅;症状轻者下肢疼痛、肿胀,严重者可导致溃疡、湿疹,若血栓脱落后随血流进入肺动脉引起肺栓塞导致病情危急[3-4].西医临床上预防DVT主要采用低分子肝素抗凝等,虽然有较好预防效果,但是有导致出血的可能,因此在服用期间需要进行凝血机制的监测[5].中医药在剖宫产术后DVT的防治上具有明显优势,可通过多环节、多靶点、多方式发挥作用.2019年5月-2019年9月笔者采用中药穴位贴敷防治剖宫产术后DVT,效果理想,今报道如下.

目的 探讨多胞胎早产儿出生后延迟脐带结扎(DCC)的可行性.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病例对照研究.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月在扬州大学附属盐城市妇幼保健院分娩的孕28+0～36+6周的多胞胎产妇及其早产儿.根据生后脐带结扎的时间分为立即结扎(ICC)组(即出生后立即夹紧并切断脐带时间<3～5s)与DCC组(即出生与断脐间隔30～60s),比较两组多胞胎产妇及其早产儿的临床资料及相关预后指标.结果 共纳入多胞胎产妇53例(早产儿113例),其中ICC组26例(早产儿56例),DCC组27例(早产儿57例).两组产妇及其早产儿一般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早产儿在复苏情况、入院时生命体征、入院时血糖、出生后72 h内需扩容、峰值胆红素水平、光疗持续时间、住院时间,主要并发症及病死率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DCC组多胞胎早产儿入院时红细胞压积(Hct)高于IC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030,P<0.05);DCC组早产儿上腔静脉(SVC)的速度时间积分、直径、流量高于IC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2.476、4.808、2.383,P<0.05);出生后8周的Hct和网织红细胞计数比较,DCC组早产儿高于IC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值分别为3.224、2.361,P<0.05).两组产妇产时失血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DCC组产妇产后出血发生率高于IC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3.902,P<0.05).结论 多胞胎早产儿出生后延迟30～60s进行脐带结扎可显著改善胎盘输血,并降低其生理性贫血的程度.但DCC组产妇产后出血发生率增高.

目的 分析多胞胎和单胞胎早产儿的神经心理发育规律及影响因素,为促进早产儿出院后随访管理和早期采取干预措施提供依据.方法 选取2017年1月—2021年12月在温州市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随访的535例早产儿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妊娠胎儿个数分为多胞胎组和单胞胎组,定期对其进行Gesell发育量表评估并记录其基本资料,比较两组神经发育规律及寻找其影响因素.结果 1)多胞胎组在纠正12月龄时适应性DQ值与单胞胎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773,P＜0.05).2)纠正12月龄与纠正6月龄多胞胎组的适应性、大运动和语言DQ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为-2.038、-4.833、5.198,P＜0.05).3)纠正12月龄与纠正6月龄单胞胎组的适应性、大运动、精细动作和语言DQ值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分别为-6.547、-6.251、-4.441、4.738,P＜0.05).4)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混杂因素后,多胞胎是适应性发育异常的危险因素(OR=5.066,P=0.010),低出生体重是大运动发育异常的危险因素(OR=15.186,P=0.003),低出生胎龄是语言发育异常的危险因素(OR=2.225,P=0.005),低出生胎龄(OR=2.675,P＜0.001)和男性(OR=3.844,P=0.026)是个人社交发育异常的危险因素.结论 多胞胎和单胞胎早产儿易出现语言和个人社交方面的发育落后,同时多胞胎早产儿也存在适应性发育障碍风险,针对影响早产儿发育的因素,应加强随访监测,并给予科学的干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