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分析特发性高颅压(idiopathic intracranial hypertension,IIH)的临床特点,以及归纳梳理相关的超声表现.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2021年7月—2023年6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急诊神经内科住院的I1H患者32例.收集患者的基线资料(年龄、性别、身高、BMI、颅内压)、临床表现、MRV或DSA及超声检查的各项参数(颈内静脉的内径及流量、视神经鞘直径、视盘高度等),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结果 ①本研究共入组32例患者,年龄(32.0±10.6)岁,男女比例9∶23,身高(162.0±8.3)cm,BMI 27.5(24.0～31.8)kg/m2,颅内压330.0(300.0～396.3)mmHg(1 mmHg=0.133 kPa).②入组患者的临床表现为头痛16例(50.0％)、视物模糊16例(50.0％)、恶心/呕吐12例(37.5％)、头晕6例(18.8％)、耳鸣/脑鸣6例(18.8％).③入组的32例患者中,合并糖尿病16例(50.0％)、高脂血症13例(40.6％)、高血压7例(21.9％)、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4例(12.5％)、自发性脑脊液漏2例(6.3％);入组的23例女性患者中,合并多囊卵巢综合征5例(21.7％).④超声测量入组患者的视神经鞘直径4.92(4.90～5.09)mm,视盘高度0.83(0～1.28)mm.⑤MRV或DSA结果显示,颅内静脉窦狭窄共7例(21.9％),其中右侧颅内静脉窦狭窄5例(15.6％),左侧颅内静脉窦狭窄2例(6.3％).⑥颅内静脉窦非狭窄组中,右侧颈内静脉J2、J3段内径大于左侧颈内静脉J2、J3段内径[(6.48±1.69)mm vs.(5.63±1.10)mm,P=0.006;(4.62±1.44)mm vs.(3.42±0.88)mm,P＜0.001],右侧颈内静脉J2、J3段流量大于左侧颈内静脉J2、J3段流量[(376.8±172.8)mL/min vs.(229.6±93.3)mL/min,(214.4±104.0)mL/min vs.(115.2±62.9)mL/min,均P＜0.001];颅内静脉窦狭窄组中,狭窄侧颈内静脉J3段内径小于健侧内径[(3.23±1.05)mm vs.(3.99±1.25)mm,P=0.011],狭窄侧颈内静脉J3段流量小于健侧流量[(91.4±68.7)mL/min vs.(192.9±87.9)mL/min,P=0.004].结论 结果显示,IIH与肥胖密切相关,且伴较高的多囊卵巢综合征、自发性脑脊液漏、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高血压、高脂血症、糖尿病、颅内静脉窦狭窄发病率.同时,颅内静脉窦狭窄侧J3段颈内静脉内径及流量均小于健侧.IIH引起视神经鞘直径的增宽和视盘高度的增高.

目的:制定基于信息-动机-行为技巧模型（IMB模型）的功能锻炼健康教育方案，并探讨其在血液透析患者自体动静脉内瘘（AVF）术后功能锻炼中的应用效果。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2020年6月至2021年6月在青岛市市立医院行AVF手术的患者100例为研究对象，将患者按就诊顺序编号，单号为观察组，双号为对照组，每组5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AVF术后内瘘护理及功能锻炼健康教育，观察组在常规内瘘护理的基础上实施以IMB模型为基础的AVF术后内瘘功能锻炼健康教育，比较2组患者的功能锻炼依从性、头静脉内径、内瘘成熟时间及内瘘并发症发生率。结果:最终对照组入组49例，观察组入组50例。观察组功能锻炼依从性为94.0%（47/50），高于对照组的73.5%（36/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70， P<0.05）；观察组内瘘成熟时间为（5.18 ± 1.14）周，短于对照组的（5.94 ± 1.39）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98， P<0.05）；观察组头静脉内径及透析泵控血流量分别为（5.19 ± 0.28）mm，（218.40 ± 24.19）ml/min，高于对照组的（4.99 ± 0.34）mm、（200.41 ± 23.89）ml/min，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21、-3.72，均 P<0.05）；观察组内瘘并发症发生率为6.0%（3/50），低于对照组的22.4%（11/4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52， P<0.05）。 结论:将IMB模型应用于血液透析患者AVF成形术后功能锻炼，可以有效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增加头静脉内径，提高泵控血流量，缩短内瘘成熟时间，降低内瘘并发症发生率。

患儿女，5 d，因"发现先天性心脏病4 d"入院。出生时Apgar评分1 min、5 min、10 min均为9分，出生后不久出现呼吸急促，进行性加重，当地医院给予"改善循环、维持动脉导管开放、有创呼吸机辅助通气"治疗后转入我院。查体：心率136次/min，呼吸52次/min，上肢收缩压/舒张压56/41mmHg (1 mmHg＝0.133 kPa)，下肢收缩压/舒张压60/43 mmHg，体重3.8 kg，上、下肢血氧饱和度均为85%~90%，呼吸音粗，未及明显杂音。心电图未见异常。术前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 echocardiography，TTE)检查，应用GE Vivid iq超声心动图仪，采用12S探头，频率4.5~12 MHz。TTE检查显示：右心室明显增大，左心室偏小(图1A)，下腔静脉增宽为7 mm，吸气末塌陷率约50%；四支肺静脉(直径3.9~5.6 mm)于左房左上方汇合(直径9 mm)后经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直径9 mm)，垂直静脉于肺动脉分叉上方水平梗阻，直径3.5 mm，峰值流速2.0 m/s(图1B)；右冠状动脉(right coronary artery，RCA)异常起源于主动脉左冠状窦(left coronary sinus，LCS)，开口位于左冠状动脉(left coronary artery，LCA)开口前方约1 mm处，起始段走行于主、肺动脉间的主动脉壁内且狭窄，内径约0.5 mm，范围长约6 mm(图1C)，然后绕主动脉前方向右走行，直径1.5 mm(图1D)，狭窄段呈高速五彩血流束(图1E)，峰值流速2.7 m/s(图1F)；动脉导管未闭直径2.0 mm，右向左分流；房间隔缺损直径6.4 mm，右向左分流。TTE检查结果：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total anomalous pulmonary venous connection，TAPVC)心上型伴垂直静脉梗阻，RCA异常起源于LCS伴壁内走行、狭窄，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重度肺动脉高压。CT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检查结果：TAPVC(心上型)，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前梗阻(图2A)，动脉导管未闭，房间隔缺损，RCA异常脉起源于LCS，走行于主、肺动脉间(图2B)，肺动脉高压。术中所见：RCA发自LCS，与LCA开口相距1 mm，呈壁内走行；左、右肺静脉汇合后经垂直静脉入无名静脉，房间隔缺损直径7 mm，动脉导管未闭。术中行TAPVC矫治术、冠状动脉去顶术、动脉导管结扎术、房间隔缺损修补术。术中经食管超声心动图显示肺静脉汇入左房的吻合处峰值流速1.2 m/s，RCA起始处峰值流速1.1 m/s。术后第6 d撤机。术后多次TTE复查心脏功能及心内结构未见异常。术后第25 d顺利出院。

目的:探讨动静脉移植物内瘘（arteriovenous graft，AVG）的通畅率及其危险因素，为进一步优化血管通路选择、提高透析质量提供临床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分析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血液净化中心2017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期间新建AVG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采用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AVG通畅率，使用Cox回归模型分析AVG通畅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AVG 381例次，年龄为（55.5±11.8）岁，男性154例次（40.4%），糖尿病140例次（36.7%）。AVG中位一期通畅时间为377.00（95% CI 314.26~439.74）d，术后1年、2年和3年一期通畅率分别为51.0%、30.7%和15.4%。中位一期辅助通畅时间为839.00（95% CI 668.89~1 009.11）d，术后1年、2年和3年一期辅助通畅率分别为78.3%、56.4%和39.1%。术后1年、2年和3年二期通畅率分别为96.7%、90.1%和78.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吻合静脉为贵要静脉和头静脉（以肘正中静脉为参照， HR=1.869，95% CI 1.124~3.107， P=0.016； HR=2.110，95% CI 1.176~3.786， P=0.012）及吻合静脉术前内径<3.5 mm（ HR=1.411，95% CI 1.020~1.952， P=0.037）为AVG一期通畅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男性（ HR=1.680，95% CI 1.127~2.503， P=0.011）、平均动脉压<70 mmHg（ HR=3.228，95% CI 1.109~9.394， P=0.032）、Acuseal移植物类型（以Intering为参照， HR=1.884，95% CI 1.185~2.994， P=0.007）、吻合静脉为头静脉（以肘正中静脉为参照， HR=2.817，95% CI 1.328~5.977， P=0.007）、吻合静脉术前内径<3.5 mm（ HR=1.555，95% CI 1.048~2.306， P=0.028）、血磷≤1.78 mmol/L（血磷1.13~1.78 mmol/L />1.78 mmol/L， HR=1.737，95% CI 1.111~2.716， P=0.015；血磷<1.13 mmol/L />1.78 mmol/L， HR=2.162，95% CI 1.072~4.362， P=0.031）以及铁蛋白<200 μg/L（ HR=1.850，95% CI 1.231~2.780， P=0.003）为AVG一期辅助通畅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血清白蛋白<40 g/L（ HR=2.165，95% CI 1.096~4.275， P=0.026）为AVG二期通畅异常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AVG术后1年、2年和3年一期通畅率分别为51.0%、30.7%和15.4%。AVG术后1年、2年和3年二期通畅率分别为96.7%、90.1%和78.5%。吻合静脉为头静脉和贵要静脉及内径<3.5 mm是AVG一期通畅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吻合静脉为头静脉及内径<3.5 mm是一期辅助通畅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血清白蛋白<40 g/L为二期通畅异常的独立危险因素。术前系统评估以及患者良好的营养状态对于维持AVG的长期通畅具有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彩色多普勒超声结合相关生化指标在移植胰静脉血栓早期诊断中的临床意义和超声诊断的重要性。方法:回顾性分析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19年6月至2022年9月行胰肾联合移植术181例受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存在移植胰血栓临床高风险因素(血、尿淀粉酶水平骤降及空腹血糖和D-二聚体水平升高等)将受者分为高风险组(48例)和非高风险组(133例)。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评估移植胰腺及重建血管情况，诊断移植胰血栓。根据供脾静脉是否存在血栓分为有供脾静脉血栓组(6例)和无供脾静脉血栓组(39例)。对比分析各组实验室指标(空腹血糖、血淀粉酶、尿淀粉酶、脂肪酸和D-二聚体水平)和移植胰超声测量值(胰头厚径、胰体厚径、胰尾厚径、供脾静脉内径及血流速度、移植胰实质动脉血流速度及阻力指数)。其中，符合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及方差齐性检验的计量资料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181例受者中，高风险组空腹血糖、血淀粉酶、尿淀粉酶和D-二聚体水平分别为(14.7±1.9)U/L、(92.6±15.4)mmol/L、(9.7±1.7)U/L和(6.1±2.2)mg/L，非高风险组分别为(4.9±0.6)U/L、(209.4±34.4)mmol/L、(168.2±95.7)U/L和(1.3±0.6)mg/L，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21、0.035、0.001、0.017)。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诊断移植胰血栓形成9例，均为高风险组受者，移植术后2周内发生8例；移植胰静脉血栓6例，移植术后2周内发生5例，且均发生在供脾静脉。有供脾静脉血栓组和无供脾静脉血栓组的空腹血糖、血淀粉酶、尿淀粉酶和D-二聚体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超声检查结果显示，有供脾静脉血栓组和无供脾静脉血栓组供脾静脉内径分别为(11.7±0.5)mm和(3.9±0.2)mm，供脾静脉血流速度分别为(18.3±8.4)cm/s和(40.3±16.6)cm/s，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01和0.006)，但组间移植胰头厚径、胰体厚径、胰尾厚径、移植胰实质动脉血流速度及阻力指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在诊断移植胰血栓形成中，空腹血糖、血淀粉酶、尿淀粉酶、脂肪酸和D-二聚体是重要的生化指标，但不具有特异性。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可为胰肾联合移植术后发现移植胰静脉血栓形成的早期诊断和干预提供有价值的影像学诊断依据。建议移植术后1～2周内加强彩色多普勒超声的动态监测，尤其要关注供脾静脉内径及其血流速度。

目的:探讨脑鸣和(或)耳鸣患者寰椎压迫致颈内静脉狭窄的彩色多普勒超声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2020年9月至2023年3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超声科行颈内静脉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的25例存在寰椎横突压迫致颈内静脉狭窄的脑鸣和(或)耳鸣患者的临床资料。25例患者均经头颈部CT静脉成像(CTV)和手术证实为单侧寰椎横突压迫颈内静脉。对比分析其双侧颈内静脉各节段的管腔内径、面积、最高流速、最高压力梯度及平均血流量。结果:患侧颈内静脉J1、J2、J3节段的内径和面积均小于健侧，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患侧与健侧颈内静脉J1段最高流速和最高压力梯度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与健侧相比，患侧颈内静脉J2、J3段最高流速和最高压力梯度均较小，各节段的平均血流量均较小，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寰椎压迫致颈内静脉狭窄在彩色多普勒超声上表现为患侧颈内静脉全段管腔内径、面积和平均血流量减小，J2、J3段最高流速减慢、最高压力梯度减小，可间接反映颈内静脉回流的通畅性。

患者 女性，48岁，因“持续上腹痛伴反酸3个月”于2018年9月17日就诊于我院。患者3个月前无明显诱因出现餐后反酸，中上腹痛，数字疼痛评分5~6分，无背部放射痛，伴呕吐，呕吐后腹痛可稍缓解，无发热、皮肤巩膜黄染，排气排便正常。体重无明显减轻。既往无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病史；无传染病病史；无重大手术、外伤及输血史。体检：体温36.2 ℃，脉搏64次/min，呼吸频率19次/min，血压125/76 mmHg（1 mmHg=0.133 kPa）。全身皮肤及巩膜未见黄染，浅表淋巴结未触及明显肿大，腹软，右上腹深压痛、无反跳痛，肝脾肋下、剑突下未及，Murphy征（-）。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4.17×10 9/L，中性粒细胞百分 比66.3%，血红蛋白143 g/L；谷氨酰胺转肽酶11 U/L，白蛋白 42 g/L，总胆红素13.8 μmol/L；肿瘤标志物CA19-9 108 U/ml；凝血功能检查结果均正常。腹部增强CT、胰腺CT薄层扫描和三维重建结果显示，胰头部囊性占位，胰腺导管内乳头状黏液肿瘤（intraductal papillary mucinous neoplasm，IPMN）可能，大小约1.7 cm×1.8 cm；囊壁较厚伴强化，考虑恶变不除外，病变紧邻肠系膜上静脉根部，管腔略窄；病变周围多发迂曲动脉影，起自肠系膜上动脉；腹腔干起始处重度狭窄，考虑由中弓韧带压迫所致可能（图1）。PET-CT检查结果显示，胰头区囊性低密度影，大小约1.6 cm×1.4 cm，似与胰管相通，囊壁不均匀放射性摄取增高，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 standard uptake value，SUVmax）为2.3，延迟显像后SUVmax为3.2；胰管扩张，未见其余异常放射性摄取增高影。腹部血管超声检查结果显示，腹腔干起始段血流明显变细、紊乱，内径约0.16 cm，收缩期峰期血流速度为249 cm/s，肝动脉、脾动脉管腔未见明显狭窄及扩张，血流方向正常。腹腔干起始处狭窄，中弓韧带压迫综合征（median arcuate ligament syndrome，MALS）可能性大。电子超声内镜检查结果显示，胰头囊性结构，大小约3.1 cm×1.8 cm，囊壁较厚不规则；胰管扩张，直径5~7 mm；穿刺囊性病变未成功。

患者 女性，44岁，因“颅内孤立性纤维性肿瘤/血管外皮瘤（solitary fibrous tumors/hemangiopericytoma，SFT/HPC）术后13年，伴肺、肝、肾等多发转移5年，反复低血糖发作半年”于2019年9月22日收入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肝胆胰中心。患者13年前因头痛、头晕、恶心、呕吐等不适就诊于外院，诊断为右枕部颅内肿瘤，行颅内肿瘤切除术。切除标本的病理学检查结果显示，灰白色组织，大小5 cm ×5 cm×4 cm；免疫组化检查结果显示，波形蛋白（+++）、CD99（++）、EMA（-）、CD34（-）；病理学诊断为右枕血管外皮细胞型脑膜瘤（Ⅱ级）。患者术后行头颅立体放疗一次。5年前复查见双肺多发转移瘤，最大者位于左肺上叶，大小约3.0 cm×5.0 cm，于外院行胸腔镜下左肺楔形切除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硬化性血管瘤。患者3年前复查见肝左叶转移瘤，大小约13.0 cm×11.0 cm×9.5 cm，于外院行肝组织穿刺活检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倾向转移性颅内SFT/HPC。请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病理科会诊，将第一次颅内肿瘤术后病理学检查修正诊断为颅内SFT/HPC，后两次病理学检查结果均为颅内SFT/HPC转移。随后患者于外院行开腹肝左叶肿瘤切除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颅内SFT/HPC肝转移。患者2年前复查见左肾转移瘤，大小约4.0 cm×5.0 cm，于外院行腔镜下左肾转移瘤切除术，术后病理学检查结果为颅内SFT/HPC肾转移。患者半年前出现反复发作的低血糖，CT检查结果示肝脏巨大转移瘤，左肾和肺多发转移瘤，分别于2019年4月、2019年5月、2019年7月于外院行肝动脉+膈动脉化疗栓塞术，前两次使用多柔比星+碘化油，后一次使用博来霉素+碘化油。治疗后肝左叶肿瘤最大径由原来的约17 cm增至约25 cm，且每次介入治疗后血糖仅可维持正常水平3~5 d，然后再次出现反复发作的低血糖，发作频率逐渐增至约3.5 h发作一次，发作时血糖低至1 mmol/L，时有昏迷，夜间需进食2~3次。患者入院前一般情况尚可，小便正常，无其他慢性病史。入院体检：心率123 次/min，体温、呼吸、血压等正常。腹部外形膨隆，反L形手术切口愈合好，上腹部可触及巨大肿块，约达剑突下20 cm，边界不清，固定，质地硬，表面不光滑。血糖化血红蛋白、空腹胰岛素均低于正常值范围。腹部CT平扫见肝内多发大小不等肿块影，左肝为著，最大径约24.2 cm×13.3 cm，内见多发斑片状阴影及结节影；腹部CT增强扫描见实性部分强化，分别由肝动脉及膈动脉分支供血。门静脉增粗，最宽处约24 mm，门静脉左支及分支显示不清（图1）。左肾和双肺也可见多发肿块影，最大径约5 cm，密度不均匀，增强扫描可见不均匀强化。完善相关术前准备，患者和家属签署手术同意书后行手术治疗，术中见肿瘤位于左肝及部分肝脏右前叶，大小约25 cm×20 cm×15 cm，肝脏6段腹侧和背侧各见一个肿瘤，大小分别为7.0 cm×6.6 cm×6.0 cm和3.0 cm×3.0 cm×1.5 cm。肿瘤质韧，表面光滑，呈大结节样改变。肿瘤活动度极差，占位效应明显，游离困难（图2）。行扩大左半肝切除术，手术时间约17 h，出血量约10 000 ml，静脉滴注红细胞20 U、血浆3 200 ml，术中血压维持困难，需大量升压药维持。患者术后出现发热，体温最高达39 ℃，血常规检查示白细胞计数最高达32.85×10 9/L，中性粒细胞占比91%，痰液培养出白色念珠菌，给予亚胺培南、利奈唑胺和氟康唑等多种抗菌药物治疗后好转。患者术后清醒后出现反复发作的抽搐和对答不正确，头颅增强MRI检查结果见脑内多发异常强化灶，考虑转移。请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会诊后，给予左乙拉西坦片后患者病情好转。患者术后复查腹部增强CT，肝内未见肿瘤残余，门静脉右支内径正常，无受压及血栓形成（图3）。患者术后未再出现低血糖发作，术后第19天出院。

目的:探讨不同吻合术式及测量部位对自体动静脉内瘘术后超声流量评估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12月1日至2018年6月1日在本院行首次自体动静脉内瘘手术的患者30例，按照不同吻合术式分为端端吻合组(10例)和端侧吻合组(20例)。收集患者一般资料，并使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在患者首次内瘘穿刺前，测量计算肱动脉、桡动脉、自体内瘘血流量及相关血流参数。结果:所有患者术后无狭窄、栓塞等并发症发生。两组术后的评估时间分别为(7.9±2.4)、(7.2±2.0)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端端吻合组患者术后的吻合口内径为(3.8±1.1)mm，头静脉直径为(4.7±1.0)mm，头静脉(内瘘)血流量为(524.7±116.1)mL/min；端侧吻合组患者术后的吻合口内径为(7.9±2.1)mm，头静脉直径为(5.2±1.1)mm，头静脉(内瘘)血流量为(877.2±442.3)mL/min，两者在吻合口内径及内瘘流量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但两组内瘘直径及头静脉与桡动脉的血流量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肱动脉、桡动脉、头静脉血流量两两间都呈线性相关( P<0.05)；吻合口大小与头静脉流量间呈线性相关( P＝0.045)。 结论:自体动静脉内瘘端侧吻合较端端吻合术后血流量更好。若考虑自体动静脉内瘘术后血流量对心功能的影响，须适当限制吻合口大小，此时端端吻合术式可作为第一选择。建议通过多普勒超声直接测量头静脉流量来评判内瘘成熟情况，肱动脉流量可作为内瘘功能的监测指标。

104例前臂桡动脉-头静脉内瘘（RC-AVF）手术患者被纳为研究对象，按血管分离的方法分为常规技术（CT）组及No-touch技术（NTT）组。术后12周观察期内NTT组内瘘头静脉内径及自然血流量均大于CT组（均 P<0.05）；术后第4周、第8周NTT组临床内瘘成熟率高于CT组（分别69.8%比49.2%， χ2=4.379， P=0.036；83.7%比65.6%， χ2=4.910， P=0.040）；术后第4周、第8周、第12周NTT组影像学内瘘成熟率亦高于CT组（分别为76.7%比55.7%， χ2=4.856， P=0.028；86.0%比68.8%， χ2=4.083， P=0.043；93.0%比78.7%， χ2=3.981， P=0.046）。结果提示，与应用常规技术比较，应用No-touch技术分离血管构建RC-AVF可促进内瘘成熟并提高内瘘成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