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尿病是全球性疾病，而中国成人糖尿病患者数量位居世界第一。胰肾联合移植作为治疗终末期糖尿病肾病或糖尿病合并终末期肾病最有效的手段，在1型糖尿病和部分2型糖尿病患者中可获得同样的疗效。为了进一步实现胰肾联合移植临床诊治标准化，由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组织器官移植学专家，制订《中国胰肾联合移植临床诊疗指南》，指南采用2009版牛津大学循证医学中心的证据分级与推荐强度标准制订，针对胰肾联合移植类型、适应证和禁忌证、供器官及受者评估、器官获取及修整、术式选择、并发症的诊治、受者随访等方面的32个关键临床问题，给出了较为详细的循证推荐，旨在通过循证指导临床实践，全面提升我国胰肾联合移植诊治水平。

总结32例胰腺癌根治手术联合自体小肠移植的护理配合.护理要点:组建多学科手术团队,制订手术应急预案;做好设备、物品和环境的准备;利用节点控制理念对手术安全进行管控;集束化的感染防控措施及分段式的隔离技术;围手术期非计划性低体温的防控;小肠灌洗、修整与低温保存;并发症的预防.经过精准手术配合和精心护理,所有患者均顺利完成手术,安全转移至重症监护病房行进一步治疗.

目的:探讨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肾移植术后患者血清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物-2(TIMP-2)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7(IGFBP7)对术后肾功能延迟恢复(DGF)的预测价值。方法:采用前瞻性研究设计，选取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宁波大学附属李惠利医院收治的DCD肾移植患者。纳入标准：①数据资料完整；②术后早期未发生影响移植肾功能的严重并发症。排除标准：①数据资料不完整；②患者不能或不愿配合研究；③术后早期发生影响移植肾功能的严重并发症。用ELASE法定量检测患者肾移植术后6、12、24、48、72 h以及术后7 d的血清TIMP-2和IGFBP7水平，监测同期及术后21 d血肌酐值。根据DGF的发生情况，分析不同时间点TIMP-2和IGFBP7测量值以及二者乘积(TIMP-2×IGFBP7)对肾移植术后发生DGF的预测能力。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和曲线下面积(AUC)评价TIMP-2和IGFBP7对DGF的诊断效能。结果:共纳入33例患者，DGF组7例(21.2%)，非DGF组26例(78.8%)，两组的性别(男/女：3/4例与10/16例)、年龄[48(34～56)岁与45(23～61)岁]、供体肾小球滤过率[98.5(15.8～132.5)ml/(min·1.73m 2)与79.1(60.6～102.5)ml/(min·1.73m 2)]、术前肌酐[1 114.0(731.4～1 293.0)μmol/L与858.4(657.6～1 051.9)μmol/L]、术前尿素氮[15.0(13.2～19.6)mmol/L与17.3(13.6～20.9)mmol/L]、术前白蛋白[43.5(38.5～45.3)mmol/L与41.2(37.5～46.1)mmol/L]、透析方式(血透/腹透：3/4例与9/17例)、术中热缺血时间[6(5～7)min与5(4～6)min]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DGF组血清IGFBP7、TIMP-2×IGFBP7值在各个时间点均高于非DGF组( F＝15.753， P＝0.040； F＝13.000， P＝0.024)，而两组间血清TIMP-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F＝1.157， P＝0.075)。对DGF的诊断价值，血清IGFBP7在术后48 h的AUC为0.863(95% CI 0.696～1.000， P＝0.004)，以5.97 ng/ml为界值时，敏感性为85.7%，特异性为80.8%；TIMP-2×IGFBP7在术后48 h的AUC为0.819(95% CI 0.641～0.996， P＝0.011)，以62.06(ng/ml) 2为界值时，敏感性为71.4%，特异性为80.8%；两者的AUC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DGF组术后7 d血清IGFBP7与肌酐动态变化曲线存在差异，且术后7 d血清IGFBP7与术后21 d肌酐值成正相关( r＝0.808， P<0.05)。 结论:血清IGFBP7和TIMP-2×IGFBP7能够较准确、敏感地早期预测DCD供肾术后DGF的发生，预测价值随时间变化，以术后48 h和术后7 d最有价值。血清TIMP-2无预测价值。

MLL3又名赖氨酸甲基转移酶2C（KMT2C）。MLL3突变可发生在人体多种癌症中，包括白血病、肝癌、胃癌等。但其在不同癌症中发挥的效应不同，如MLL3在胰腺癌、肝癌中表现为促癌作用，而在急性髓系白血病、食管鳞状细胞癌中表现为抑癌作用。基因在肿瘤中产生的效应依赖一定的环境和条件，MLL3在白血病中发挥抑癌作用的机制还尚未完全清楚。文章就MLL3在白血病中的抑癌机制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探讨原位肝脏移植术后胆瘘的类型、方法选择及不同方式的治疗结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00年1月—2019年3月于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治疗的24例肝移植术后胆瘘患者资料。根据是否合并狭窄将胆瘘分为4型。患者均接受内镜或介入治疗，包括经内镜鼻胆管引流术(endoscopic nasobiliary drainage，ENBD)、经内镜胆道内支架放置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biliary drainage，ERBD)或经皮经肝胆道引流术(percuteneous transhepatic cholangial drainage，PTCD)。观察指标为胆瘘发现时间、胆瘘位置、经内镜逆行胰胆管造影术(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及PTCD并发症、腹腔或胆道引流管拔出时间、新发胆道狭窄等。结果:24例胆瘘于肝移植术后(46.5±36.6) d(6～122 d)发现。Ⅰ～Ⅳ型胆瘘分别有6例、14例、2例和2例。22例胆瘘治愈，总体治愈率91.7%。24例均首先接受ERCP，技术成功率及治愈率分别为87.5%(21/24)和85.7%(18/21)。Ⅰ～Ⅳ型胆瘘ERCP的治愈率分别为6/6、84.6%(11/13)、1/2和0，ENBD与ERBD的胆瘘治愈比列分别为8/10和6/8。5例ERCP未成功者接受PTCD治疗，成功及临床治愈比例分别为4/5和3/4。术后胆道感染发生率为33.3%(8/24)，Ⅱ型胆瘘胆管炎发生率高于Ⅰ型[35.7%(5/14)比16.7%(1/6)]，合并非吻合口狭窄者比合并吻合口狭窄者更易发生胆管炎[83.3%(5/6)比16.7%(3/18)]。结论:原位肝移植术后胆瘘首选ERCP，次选PTCD。Ⅰ～Ⅳ型胆瘘分别优选ENBD、ENBD联合ERBD、ENBD及PTCD治疗。

回顾性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19年收治的1例Ⅰ型戈谢病(GD)行肝移植受者的临床诊治过程，其围手术期恢复顺利，轻度胰瘘经持续冲洗引流后治愈。随访1年后，肝功能完全正常，营养不良彻底改善，骨痛消失，贫血完全纠正。 β-葡糖脑苷脂酶活性较术前明显升高，呈逐步升高趋势，但目前仍低于正常值。术后未行ERT，长期预后有待观察。肝移植是Ⅰ型GD受者ESLD的挽救生命的唯一治疗选择，长期预后良好，长期随访活检显示移植肝脏无戈谢病病理表现。

本文综述了肝常温机械灌注(NMP)的相关临床研究和其作为供肝评价工具、肝损伤及治疗平台和胰岛移植研究平台的应用价值，以期明确肝NMP系统在肝移植中的使用现状并进一步扩大肝NMP系统在其他领域应用价值，提出其未来潜在的研究方向。

2017年3月24日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收治1例以双侧肾上腺嗜铬细胞瘤及胰腺肿瘤为特征的希佩尔·林道(VHL)综合征患者，行同期胰体尾肿瘤切除+双侧肾上腺肿瘤切除+右侧肾上腺大网膜移植术，术中使用激素治疗，保留部分正常肾上腺组织并包埋于大网膜中。术后第1天出现肾上腺危象，经激素替代、强心、营养心肌、清除炎性介质、气管插管等积极抢救，病情得到控制。术后激素替代治疗6个月。随访4年，患者血压正常，无皮质功能低下，无肿瘤复发及其他相关病变出现。对于此类患者行同期多器官、肿瘤切除术时保留部分正常肾上腺组织可减少术后长期激素替代、预防后期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围手术期除充分扩容、控制血压、纠正电解质异常等常规准备外，充分使用糖皮质激素是必要的。

胰腺癌预后欠佳，以化疗及分子靶向治疗为代表的全身综合治疗是改善胰腺癌术后预后的关键，也是延长晚期胰腺癌生存时间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胰腺癌细胞的耐药性、异质性等原因，目前的全身综合治疗方案仍未达到理想效果，基于精准医学的个体化胰腺诊疗模式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随着人源性肿瘤组织异种移植(PDX)模型的应用，胰腺癌的个体化治疗方案的制定将成为可能。本文将在回顾胰腺癌PDX模型建立方法的基础上，对PDX模型在胰腺癌综合治疗中的应用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胰腺癌的个体化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慢性胰腺炎(CP)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反复发作腹痛，同时可能出现胰腺内、外分泌功能不全等其他临床表现。对于顽固性腹痛、无法行内镜治疗的CP患者多采用外科治疗，但无论是胰腺部分切除还是全胰腺切除术后患者均易并发糖尿病。全胰腺切除联合胰岛自体移植（TPIAT）技术在改善患者疼痛的同时恢复部分胰岛功能，提高了患者术后胰岛素非依赖的可能性。本文就近年来TPIAT技术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