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食管癌根治术后病原菌分布情况及发生肺部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2年12月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收治的555例行食管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资料；男344例，女211例；年龄为（64±8）岁。观察指标：（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单因素分析根据资料类型采用对应的统计学检验方法。多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逐步回归模型前进法。 结果:（1）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及病原菌分布情况。555例患者中，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发生率为16.40%（91/555）。91例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患者中，共分离培养细菌59株，其中革兰氏阴性菌53株，革兰氏阳性菌 3株，真菌3株，包括多重耐药菌20株。53株革兰氏阴性菌中，鲍曼不动杆菌18株（12株多重耐药），肺炎克雷伯菌18株（3株多重耐药），铜绿假单胞菌6株（2株多重耐药），大肠埃希菌、阴沟肠杆菌、流感嗜血杆菌各2株（2株大肠埃希菌和1株阴沟肠杆菌多重耐药），粘质沙雷菌、克氏柠檬酸杆菌、纹状棒杆菌、奇异变形菌、产酸克雷伯菌各1株。3株革兰氏阳性菌中，金黄色葡萄球菌2株，肺炎链球菌1株。3株真菌均为白色假丝酵母菌。18株鲍曼不动杆菌中，对亚胺培南、头孢曲松、头孢他啶、头孢哌酮或舒巴坦、环丙沙星、阿米卡星、左氧氟沙星的耐药情况分别为12、12、11、9、8、6、5株；18株肺炎克雷伯菌的上述指标分别为0、1、1、1、2、0、2株。（2）术后发生肺部感染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P<0.05）。 结论:食管癌根治术后肺部感染病原菌主要为鲍曼不动杆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肿瘤病理学分期为Ⅱ期和Ⅲ期、术前住院时间≥6 d、手术时间≥240 min、手术方式为开胸手术、围手术期抗菌药物使用种类≥3种、术后抗菌药物使用时间≥5 d是患者术后发生肺部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了解妇产科患者发生尿路感染的病原菌分布状况及耐药特点，分析其耐药性变迁。方法:选取2016年1月至2020年12月在本院妇产科病区住院的634例尿路感染患者，取患者的中段尿进行培养，比较分析不同年份的病原菌分布状况及耐药性变化趋势。结果:共检出病原菌706株，其中革兰阴性杆菌581株(82.30%)、革兰阳性球菌94株(13.31%)和念珠菌31株(4.39%)。排名前3位的病原菌依次为大肠埃希菌(66.29%)、肺炎克雷伯菌(8.22%)和粪肠球菌(6.23%)。奇异变形杆菌、无乳链球菌检出率呈上升趋势( P<0.05)。尿路感染随着年龄增长呈上升趋势( χ2＝118.28， P<0.001)。年龄≥61岁的妇产科患者具有最高的感染率[127/386(32.90%)]。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对头孢唑林的耐药率较高，大肠埃希菌在5年之间对庆大霉素、复方新诺明的耐药率呈下降趋势(均 P>0.05)。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产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菌株的检出率较高[61.11%(286/468) vs. 46.55%(27/58)]，大肠埃希菌产ESBLs菌株呈上升趋势( χ2＝10.03， P<0.05)。粪肠球菌对四环素的耐药率较高且稳定，肺炎克雷伯菌和粪肠球菌在5年之间对各种抗菌药物的耐药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大肠埃希菌是妇产科尿路感染的主要病原菌，且产ESBLs菌株检出率较高。临床需关注病原菌分布状况及耐药性变化趋势，规范化使用抗菌药物。

目的:监测2018年中国院内革兰阴性杆菌对常用抗菌药物的敏感性。方法:前瞻性收集2018年1至12月全国13家教学医院革兰阴性杆菌。采用琼脂稀释法及微量肉汤稀释法测定美罗培南等抗菌药物的最低抑菌浓度（MICs）。采用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2019年M100S（第29版）标准进行药敏结果判断。数据分析采用WHONET-5.6软件。结果:共收集1 214株非重复革兰阴性杆菌，血和无菌体液标本来源占96.7%（1 174/1 214）。主要抗菌药物对871株肠杆菌科细菌的敏感率依次为阿米卡星（93.2%，812/871）、美罗培南（92.0%，801/871）、厄他培南（88.9%，774/871）、亚胺培南（88.4%，770/871）、哌拉西林/他唑巴坦（84.0%，732/871）、头孢哌酮/舒巴坦（83.1%，724/871）、头孢吡肟（71.4%，622/871）、米诺环素（68.9%，600/871）、头孢他啶（66.9%，583/871）及左氧氟沙星（54.4%，474/871）。大肠埃希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61.5%（155/252）（头孢曲松）和60.7%（153/252）（头孢噻肟）。肺炎克雷伯菌对三代头孢菌素的耐药率分别为56.3%（125/222）（头孢曲松）和57.7%（128/222）（头孢噻肟）。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检测阳性率分别为50.4%（127/252）和18.0%（40/222），且全部ESBLs阳性菌株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敏感率均>95%。碳青霉烯耐药的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菌的发生率分别为2.8%（7/252）和20.3%（45/222）。对阴沟肠杆菌、产气克雷伯菌和弗劳地柠檬酸杆菌，抗菌活性最高的药物依次为替加环素（96.3%~100%）、阿米卡星（94.9%~97.1%）、美罗培南（89.8%~96.6%）及亚胺培南（89.8%~94.9%）。奇异变形杆菌、摩根摩根菌和黏质沙雷菌对美罗培南、阿米卡星的敏感率均大于90%。对67株碳青霉烯耐药的肠杆菌科细菌（CRE）进行改良碳青霉烯灭活试验（mCIM）显示，45株为丝氨酸型碳青霉烯酶，20株为金属酶。铜绿假单胞菌对美罗培南和亚胺培南的敏感率分别为73.2%（112/153）和66.0%（101/153）。鲍曼不动杆菌对黏菌素的敏感率最高（100%，163/163），其次是替加环素（87.1%，142/163）。血标本与其他感染来源的标本相比较，肺炎克雷伯菌[17.6%（27/153）比21.7%（15/69）]和鲍曼不动杆菌[68.3%（71/104）比71.2%（42/59）]碳青霉烯耐药比例低，而大肠埃希菌[2.5%（4/198）比0%（0/54）]和铜绿假单胞菌[37.0%（33/89）比18.8%（12/64）]碳青霉烯耐药比例高。结论:碳青霉烯类对肠杆菌科细菌仍保持较高的抗菌活性，尤其是仅产ESBLs的菌株。碳青霉烯耐药肺炎克雷伯菌应引起足够重视。产碳青霉烯酶是当前我国碳青霉烯耐药肠杆菌科细菌最重要的耐药机制。

目的:探讨改良双负压疗法联合清创减张缝合术治疗骶尾部及周围4期压疮并感染患者的疗效。方法:2015年1月—2019年6月，临邑县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美容外科收治20例骶尾部及周围4期压疮并感染患者，其中男11例、女9例，年龄48～88岁，13例患者创面位于骶尾部，其中8例见骶尾骨外露；4例患者创面位于股骨大转子区，3例患者创面位于坐骨结节区。入院时患者均有不同程度发热、细菌感染、低蛋白血症及电解质紊乱等。Ⅰ期根据病变累及范围彻底清创、换药后行常规负压治疗，负压值为-16.6 kPa；待肉芽组织新鲜、渗出少、无坏死组织残留时，立即行Ⅱ期改良双负压疗法联合清创减张缝合术，其中改良双负压疗法为创面深部置入负压引流导管与表层负压引流导管同时实施持续负压吸引，表层负压值为-19.9 kPa。同时予以全身抗感染及营养支持等治疗。观察创面愈合等级，缝合处皮肤有无坏死、裂开或积液，出院后随访1～6个月，观察创面愈合情况，记录患者住院时间、清创减张缝合术前后感染情况、治疗过程中有无并发症。结果:创面均甲级愈合，缝合处皮肤无裂开或积液、坏死。出院后随访1～6个月，术口外形良好，皮肤少量色素沉着，无瘢痕增生或挛缩，压疮均未复发。本组患者住院时间为24～33 d，平均28.5 d。清创减张缝合术前，2例患者创面感染铜绿假单胞菌、1例患者创面混合感染大肠杆菌与金黄色葡萄球菌、1例患者创面感染奇异变形杆菌；术后再次行细菌学培养，结果均呈阴性。治疗期间患者均未并发骨或关节感染、坏死性筋膜炎、败血症等。结论:改良双负压疗法联合清创减张缝合术治疗骶尾部及周围4期压疮并感染患者，操作简单、创伤小、患者易于接受且对效果满意度较高，适合基层医院推广应用。

目的:分析新生儿化脓性脑膜炎合并弥漫性气脑的临床特点及病因。方法:对河北省儿童医院新生儿科2019年1月收治的1例新生儿阴沟肠杆菌性脑膜炎合并弥漫性气脑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中文以"新生儿、脑膜炎、气脑或颅内积气"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英文以"(neonate OR newborn) AND (meningitis) AND (pneumocephalus)"为检索式在PubMed数据库中检索建库至2020年12月报道的临床资料完整的文献，总结该病的临床特点及病因。结果:患儿，男，6日龄，因"发热伴吃奶差1 d"入院。患儿系足月剖宫产娩出，生后5日龄出现发热伴吃奶差，6日龄入院时哭声尖直，前囟张力高，血C-反应蛋白85.13 mg/L，脑脊液白细胞数77 485×10 6/L，多核为主，给予抗感染、呼吸支持，但患儿病情持续恶化，7日龄出现频繁抽搐，前囟膨隆，双侧瞳孔不等大。头颅CT：双侧大脑半球脑水肿、脑疝、颅内积气。9日龄血和脑脊液培养回报阴沟肠杆菌，13日龄头围增大至37 cm，无自主活动，复查头颅CT示弥漫性颅内积气，家长放弃治疗后患儿死亡。经文献检索发现中文病例报道1篇，英文9篇，加上本例共纳入11例患儿。胎龄范围32~39周，足月儿6例。5例患儿入院时年龄<7 d。最主要的首发症状为吃奶量减少或拒乳、体温异常，均病情迅速恶化，出现头围增大、脑疝或多器官功能衰竭，CT平扫均有弥漫性颅内积气。10例患儿死亡，仅1例存活，随访至9月龄，存在严重神经系统发育障碍。10例患儿血和脑脊液细菌培养阳性，5例为柯氏柠檬酸肠杆菌，4例阴沟肠杆菌，1例奇异变形杆菌。 结论:因细菌感染导致的颅内积气在新生儿期罕见，一旦发生，病死率极高。临床医生需早期识别感染的高危因素，及时给予广谱抗生素治疗，以降低病死率及致残率。

目的:探讨结直肠癌腹腔镜术后感染患者的病原菌特征情况，分析感染对患者辅助性T细胞(T helper，Th)1、Th2类炎症因子、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onocyte chemoattractant protein-1，MCP-1)以及可溶性髓样细胞触发受体-1(soluble triggering receptor expresses on myeloid cells ，sTREM-1)表达的影响。方法:纳入2017年9月至2020年9月期间沐阳县中医院收治的126例行腹腔镜手术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术后患者是否感染分为感染组(49例)和非感染组(77例)。观察感染患者病原菌分布特征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dsorption test ，ELISA)检测并分析两组患者Th1、Th2类炎性因子及MCP-1和sTREM-1表达水平。结果:126例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患者中有49例患者出现术后感染。其中浅部切口感染38例，占77.55%；其次为深部切口感染10例，占20.41%；器官感染1例，占比最低为2.04%。术后感染患者共分离出63株病原菌，其中革兰阳性菌12株，包括表皮葡萄球菌(7.94%)、金黄色葡萄球菌(4.76%)、屎肠球菌(3.17%)以及粪肠杆菌(3.17%)，共占19.05%；革兰阴性菌51株，包括大肠埃希菌(53.97%)、铜绿假单胞菌(11.76%)、肺炎克雷伯菌(7.84%)、产气肠杆菌(5.88%)、奇异变形菌(5.88%)以及鲍氏不动杆菌(1.96%)，共占80.95%，革兰阴性菌比例明显高于革兰阳性菌( χ2＝76.63， P<0.05)；所有病原菌中以大肠埃希菌感染为主，明显高于其他病原菌，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153.81， P<0.05)。感染组患者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2、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表达水平低于非感染组[(1.39±0.26)μg/L比(1.64±0.28μg/L，(14.32±2.84)μg/L比(21.56±2.92)μg/L， t值分别为5.02和13.71， P值均<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IL-6、IL-10、IL-13、MCP-1以及sTREM-1表达水平明显高于非感染组[(2.84±0.36)μg/L比(2.12±0.25)μg/L，(18.92±2.87) μg/L比(10.68±2.15)μg/L ，(34.76±3.38) μg/L比(21.43±2.82)μg/L ，(24.52±3.06) μg/L比(13.67±2.24)μg/L，(252.46±23.52) μg/L比(149.71±16.16)μg/L ，(，64.18±12.54) μg/L比(34.62±8.16)μg/L， t值分别为13.24，18.38，23.92，21.57，29.07，16.04， P值均<0.05 ]，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革兰阴性菌是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后感染的主要致病菌，其中以大肠埃希菌为主。术后感染患者Th1、Th2类炎症因子以及MCP-1、sTREM-1表达水平对结直肠癌腹腔镜手术后感染的诊断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研究结直肠癌荷瘤小鼠中广谱抗生素的使用及其诱导的抗生素耐药菌对氟尿嘧啶(5-fluorouracil，5-FU)化疗疗效的影响及其中的抗肿瘤免疫相关机制。方法:结直肠癌细胞CT26皮下荷瘤小鼠随机分成4组：荷瘤对照组，氨苄青霉素、链霉素和多黏菌素处理的抗生素组，5-FU化疗组和抗生素+5-FU组。监测记录小鼠肿瘤体积、体重。末次化疗后第7天，流式细胞术检测脾脏中免疫细胞亚群比例和与CT26共培养后增殖的CD8 +T细胞比例；16S rRNA测序分析肠道菌群组成，并分离培养各组小鼠肠系膜淋巴结中的细菌。用分离的细菌刺激骨髓来源的巨噬细胞，定量PCR法检测M1型和M2型巨噬细胞标志分子的表达，流式细胞术检测与细菌处理的巨噬细胞进行共培养的CD8 +T细胞的增殖。将分离自抗生素+5-FU组的细菌和等体积PBS分别灌胃至进行5-FU化疗的CT26荷瘤小鼠，检测小鼠肿瘤大小、肠道菌群组成和与CT26共培养后增殖的CD8 +T细胞比例。 结果:抗生素+5-FU组小鼠的肿瘤体积大于5-FU组，小鼠体重显著低于5-FU组。抗生素的使用对脾脏CD4 +T细胞、CD8 +T细胞、中性粒细胞的比例影响不显著，但促进单核细胞比例升高；抗生素+5-FU组体外增殖的肿瘤特异性CD8 +T细胞比例下降，低于5-FU组。与对照组和5-FU组比较，抗生素的使用导致肠道菌群组成发生变化，菌群α多样性指数明显降低；从抗生素组、5-FU组和抗生素+5-FU组小鼠的淋巴结中分别培养出大肠埃希菌、肺炎克雷伯菌和奇异变形杆菌。奇异变形杆菌处理的骨髓来源的巨噬细胞显著表达M2型巨噬细胞标志分子精氨酸酶，且与该组巨噬细胞共培养后增殖的CD8 +T细胞比例下降。奇异变形杆菌灌胃后小鼠肠道菌群中有变形杆菌属细菌富集，对肿瘤生长没有明显影响，但体外增殖的肿瘤特异性CD8 +T细胞比例下降。 结论:广谱抗生素抑制化疗疗效及肿瘤特异性CD8 +T细胞的增殖，抗生素耐药菌可能在其中发挥作用。

目的:探讨不同宫颈病变女性阴道菌群的特征变化及菌群间的相互关系。方法:选取2018年1—6月于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就诊、经病理学确诊宫颈病变的女性，其中正常宫颈(NC)41例，低度宫颈上皮内瘤样变(CIN 1)39例，高度宫颈上皮内瘤样变(CIN 2/3)37例，宫颈鳞状细胞癌(SCC)15例。应用16S rDNA测序技术对阴道分泌物中的阴道菌群进行检测，采用共生网络分析菌群间的Spearman相关关系。结果:NC、CIN 1和CIN 2/3患者优势菌均为乳酸杆菌属[构成比分别为79.4%(1 869 598/2 354 098)、63.6%(1 536 466/2 415 100)和58.3%(1 342 896/2 301 536)]，嗜胨菌属[20.4%(246 072/1 205 154)]为SCC患者的优势菌。随着宫颈病变的加重，阴道菌群多样性呈升高趋势(Shannon指数 F＝6.39， P＝0.001；Simpson指数 F＝3.95， P＝0.012)，乳酸杆菌属构成比逐渐降低，嗜胨菌属、纤毛菌属、普雷沃菌属等厌氧菌构成比逐渐增加，特征菌(LDA分值>3.5)由乳酸杆菌属演变为以嗜胨菌属、拟杆菌属、卟啉单胞菌属等为代表的厌氧菌。选取相对丰度居前10位、Spearman相关系数>0.4且 P<0.05的菌属经共生网络分析，结果显示，在不同阶段宫颈病变组中，普雷沃菌属、嗜胨菌属、卟啉单胞菌属、厌氧球菌属、纤毛菌属、奇异菌属、加德纳菌属、链球菌属等厌氧菌属之间呈正相关，而乳酸杆菌属与多种厌氧菌属呈负相关，尤其在CIN 1患者中阴道菌群间关系最为复杂，在SCC患者中仅嗜胨菌属与乳酸杆菌呈负相关。 结论:阴道菌群多样性增加、菌群间相互关系改变与宫颈病变密切相关，嗜胨菌属对宫颈病变的诊断及预测预警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探讨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后补片感染的外科治疗策略。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13年3月至2018年5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收治的88例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后补片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男85例，女3例；平均年龄为58岁，年龄范围为14～84岁。患者均行清创手术。观察指标：(1)手术及术后情况。(2)随访情况。采用门诊或电话方式进行随访，了解患者术后伤口愈合情况，术后疝复发，术后疼痛及再感染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19年7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 s表示，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 结果:(1)手术及术后情况：88例患者均顺利施行清创手术。88例患者中，71例行清创手术前先行腹腔镜探查，17例直接行开放清创手术。71例行腹腔镜探查患者中，63例经探查腹腔，分离肠管、网膜粘连后，未见肠管、膀胱等组织明显受感染累及，腹膜完整，遂中转行开放清创手术；4例经探查证实为小肠瘘，分离粘连后中转行开放清创手术，并行小肠部分切除吻合术；3例经探查证实为网塞感染，经腹腔镜切开腹膜自后入路取出感染网塞；1例经探查证实为膀胱瘘，经腹腔镜清除感染补片后行膀胱缝合修补术。88例患者中，82例为补片感染，其中31例完整清除补片，51例清除补片感染部分，术中发现合并线结感染28例，予以清除；6例仅为浅表感染，予以切除窦道等感染组织。84例行开放清创手术患者中，65例伤口放置引流管后行一期缝合；19例伤口敞开，视术后换药情况，13例放置负压封闭引流装置行持续引流，6例行换药治疗。88例患者手术时间为60 min(15～175 min)，术中出血量为14 mL(2～200 mL)，术后住院时间为22 d(1～101 d)，术后均顺利拔管。88例患者术后切口愈合情况包括甲级愈合56例，乙级愈合15例，丙级愈合17例。88例患者中，71例术中留取脓液及缝线线结行细菌培养检查，其中结果阴性27例，金黄色葡萄球菌32例，溶血葡萄球菌5例，铜绿假单胞菌5例，屎肠球菌5例，人葡萄球菌亚种4例，奇异变形菌3例，黏质沙雷菌2例，无乳链球菌2例，大肠埃希菌2例，木糖氧化无色杆菌亚种1例，部分患者合并≥2种细菌感染。(2)随访情况：88例患者均获得术后随访，随访时间为14～76个月，中位随访时间为32个月。88例患者中，术后腹股沟疝复发5例，其中3例行经腹腔腹膜前腹股沟疝修补术，1例行开放腹膜前修补术，1例行经腹腔部分腹膜外疝修补术。1例患者术后疼痛，视觉模拟评分为2～4分，未予特殊处理。17例患者术后再次感染，3例经换药后伤口愈合，14例再次行清创手术完整清除感染组织后伤口愈合，其中合并残余补片感染7例，合并残余线结感染2例。结论: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后补片感染处理情况复杂，手术清除感染补片是有效治疗手段。

目的:探讨上下尿路梗阻患者病原菌分布及耐药性情况，并分析影响患者病原菌感染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6年5月至2019年4月在本院收治的200例上下尿路梗阻患者作为研究对象，统计患者临床资料，并检测是否出现病原菌感染，分析病原菌分布、耐药菌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上下尿路梗阻患者病原菌感染影响因素。结果:共79例患者出现感染，其中革兰氏阴性菌感染患者61例，革兰氏阳性菌感染16例，真菌感染2例；大肠埃希菌对头孢吡肟、氨苄西林、阿米卡星、氨曲南及哌拉西林的耐药率不低于50%，奇异变形杆菌对环丙沙星及甲氧苄氨嘧啶的耐药率不低于50%，肺炎克雷伯菌对氨苄西林、环丙沙星及甲氧苄氨嘧啶的耐药率不低于50%；粪肠球菌对四环素、青霉素、左氧氟沙星、红霉素及环丙沙星的耐药率不低于50%，表皮葡萄球菌对四环素、红霉素、环丙沙星、氨苄西林、青霉素、苯唑西林及甲氧苄氨嘧啶的耐药率不低于50%，屎肠球菌对四环素、左氧氟沙星、红霉素、环丙沙星、利福平、氨苄西林及青霉素的耐药率不低于50%；年龄、住院时间、糖尿病、泌尿科器械检查、留置尿管、膀胱冲洗及膀胱输尿管逆流均是影响上下尿路梗阻患者出现病原菌感染的独立性影响因素( P<0.05)。 结论:上下尿路梗阻患者年龄、住院时间、糖尿病、尿潴留、留置尿管、膀胱冲洗及膀胱输尿管逆流均是影响患者出现病原菌感染的独立性影响因素，其中革兰氏阴性菌是导致上下尿路梗阻患者主要的病原菌感染类型并具有较强的耐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