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首位[1].远处转移是影响乳腺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2].早期发现转移灶并积极治疗,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大意义[3].资料显示,乳腺癌常见转移至肝、骨、肺等部位,少见生殖器官转移,子宫内膜转移更是极为罕见,故临床易忽视乳腺癌子宫内膜转移,致使误诊为原发癌或其他部位转移癌,影响临床治疗[4].本文通过报道1例乳腺癌子宫内膜转移误诊为宫颈管腺癌的临床诊断过程,以期为乳腺癌子宫内膜转移的临床诊断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非典型宫颈管腺细胞（atypical endocervical cells，AEC）的临床病理学特征。方法: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2021年3月至2023年12月宫颈液基细胞学判读为AEC病例的人乳头瘤病毒（humanpapilloma virus，HPV）、组织学等资料并分析。结果:AEC共123例，检出率为0.09%（123/131 966），包括98例非典型宫颈管腺细胞-非特异（AEC，nototherwise specified，AEC-NOS）和25例非典型宫颈管腺细胞-倾向于肿瘤（AEC，favor neoplastic，AEC-FN）。AEC-NOS及AEC-FN病例HPV阳性率分别为35.6%、65.2%。AEC-NOS病例中73例有组织学随访结果，13例为高级别上皮病变，包括2例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7例宫颈HPV相关性腺癌及原位腺癌、4例宫颈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及鳞状细胞癌。AEC-FN病例中20例有组织学结果，16例组织学为高级别上皮病变，包括2例子宫内膜腺癌、8例宫颈HPV相关性原位腺癌及腺癌、1例宫颈胃型腺癌、5例宫颈HSIL及鳞状细胞癌；2例活检病理为良性的AEC-FN病例，复阅细胞涂片后，细胞学仍高度提示存在宫颈高级别腺上皮病变。结论:AEC提示宫颈癌及癌前病变风险性增高，尤其是宫颈腺癌及原位腺癌；HPV阴性的AEC病例出现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风险性明显较HPV阳性者低；对于AEC-FN病例，无论是否感染HPV、无论初次活检结果如何，都要引起高度重视。

目的:探讨子宫颈原位腺癌（AIS）基于切缘状态的分层管理方案。方法:收集2010年1月至2015年12月在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行子宫颈环形电切（LEEP）术，术后病理诊断为AIS的患者249例，回顾性分析其临床病理资料，探讨LEEP术后切缘状态与病灶残留的关系，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影响子宫颈AIS患者LEEP术后病灶残留的相关因素。结果:（1）249例子宫颈AIS患者的诊断年龄为（40±8）岁（范围：23~71岁）。249例子宫颈AIS患者中，19例有病灶残留，病灶残留率为7.6%（19/249）。其中，LEEP术后病理诊断为单纯AIS者69例，其病灶残留率为13.0%（9/69），LEEP术后病理诊断为AIS+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者180例，其病灶残留率为5.6%（10/180），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3.968， P=0.046）；多灶性病变者33例，其病灶残留率为21.2%（7/33），单灶性病变者216例，其病灶残留率为5.6%（12/216），两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858， P=0.005）。181例术前行子宫颈管搔刮术（ECC）患者中，ECC阳性患者的病灶残留率为14.0%（14/100），显著高于ECC阴性者［4.9%（4/81）； χ2=4.103， P=0.043］。（2）249例子宫颈AIS患者中，LEEP术后切缘阳性者88例，切缘阳性率为35.3%（88/249）；切缘阳性患者的病灶残留率（14.8%，13/88）显著高于切缘阴性者［3.8%（6/156）； χ2=9.355， P=0.002］。249例子宫颈AIS患者中，LEEP术后152例行子宫全切除术、97例未行子宫切除术；LEEP术后行子宫全切除术患者的年龄为（43±7）岁，显著高于97例未行子宫切除术者［（37±8）岁； t=6.518， P<0.01］；LEEP术后行子宫全切除术患者中有生育要求者3例，占2.0%（3/152），显著低于未行子宫全切除术者［38例，占39.2%（38/97）； χ2=59.579， P<0.01］。152例LEEP术后行子宫全切除术的患者中，18例有病灶残留，病灶残留率为11.8%（18/152），其中切缘阳性患者的病灶残留率显著高于切缘阴性者［分别为18.8%（12/64）、7.0%（6/86）； χ2=4.861， P=0.028］。97例LEEP术后未行子宫全切除术患者的中位随访时间为32个月（范围：4~70个月），随访期内子宫颈AIS复发3例（3.1%，3/97），进一步行子宫全切除术，未发现浸润性腺癌。（3）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显示，切缘阳性（ OR=4.098，95% CI为1.235~13.595， P=0.021）、多灶性病变（ OR=5.464，95% CI为1.494~19.981， P=0.010）为影响子宫颈AIS患者LEEP术后病灶残留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子宫颈AIS患者LEEP术后的管理，建议以切缘状态作为一级分层管理指标，以年龄、生育需求作为二级分层管理指标，结合病灶残留的高危因素综合评估，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患者女，22岁，2004年9月主诉“便血1年半”诊断为直肠癌，行直肠癌前切除术，术后病理提示（直肠）溃疡型中-低分化腺癌，大小约8.0 cm×6.0 cm×0.8 cm，侵犯肠壁全层，肠系膜淋巴结可见转移癌（3/22）。免疫组化检查示：P53（-）、P120（++）、Her-1（++）、Her-2（++）、Ki-67（-）、TopⅡα（-）。术后行5周期FOLFOX方案化疗，随访5年无复发。外祖母40岁因“癌症”死亡。2004年3月患者母亲诊断为结肠癌，时年48岁，1年后死亡。2019年8月患者行肠镜检查显示升结肠起始段、回盲瓣、盲肠可见隆起型肿块，占4/5周径，病理诊断为腺癌，部分为黏液腺癌。PET-CT检查提示：升结肠恶性肿瘤伴外侵，FDG病灶区高代谢伴肠周淋巴结转移。根据其15年前直肠癌病史及家族史，术前诊断为林奇综合征-结直肠癌。行腹腔镜下右半结肠癌根治术、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提示肿瘤大小10.0 cm×9.0 cm×2.8 cm，中-低分化腺癌，部分为黏液腺癌（<50%），浸润至浆膜下层，脉管内可见癌栓（图1）。免疫组化检查提示：CK20（+）、CK79（-）、EGFR（+）、Ki-67（70%+）、MLH1（蛋白表达缺失）、PMS2（蛋白表达缺失）、MSH2（蛋白表达）、MSH6（蛋白表达）。EBV原位杂交：EBER（-）。肠旁淋巴结2/30。检出KRAS基因2号外显子突变，NRAS、PIK3CA、BRAF基因未检出突变。基因检测：PD-L1阴性。肿瘤突变负荷（Muts/Mb）71.51，低于12%的升结肠癌患者。微卫星检测微卫星不稳定（MSI-H）。根据结肠癌家族史、肿瘤错配修复蛋白表达缺失及基因检查MLH1生殖系突变确诊林奇综合征-结直肠癌，术后未行其他治疗。2021年8月因月经量增多1年，行妇科超声示：子宫内膜增厚，子宫实质性占位，子宫后方液性混浊占位。盆腔增强MRI和PET-CT均提示右侧输卵管结节，宫腔内膜及宫颈管内膜异常信号，FDG摄取明显增高，恶性肿瘤的可能（图2A）。行宫腔镜检查，宫腔镜下分段诊刮，子宫颈活检，病理检查提示（宫腔占位、宫颈管占位）子宫内膜样癌Ⅰ级，伴黏液分化，病理诊断为子宫内膜癌，同时临床诊断为右侧卵巢癌。2021年9月24日行PD-1抑制剂治疗，方案为Keytruda 2.5 mg/kg，3周1次。经3周期免疫治疗后，2022年1月11日复查MRI提示子宫内膜未见增厚、信号未见异常，PET-CT检查示未见明确FDG代谢异常病灶，考虑免疫治疗后获得完全缓解（图2B）。经6周期免疫治疗后复查宫腔镜：子宫内膜未见病变，内膜活检呈分泌期改变，目前继续用PD-1抑制剂维持治疗。

患者女，44岁，阴道间断出血1月余。孕3产2。查体：宫颈后唇正常形态消失，触之出血，宫颈管及阴道后穹隆见白色黏液。宫颈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thin-prep cytology test，TCT)：阴性。MRI检查：宫颈多发纳氏囊肿、宫颈内膜增生伴炎性改变可能。超声检查显示：宫颈形态失常，宫颈与阴道前、后穹隆存在分界，宫颈内口显示不清，宫颈内见囊实性回声团，大小84 mm×63 mm，边缘尚清，实性部分呈稍高回声，囊性部分大小不等，形态不规则。彩色多普勒血流成像示：包块边缘及内部可测及少许短棒状彩色血流信号，阻力指数0.56(图1)。患者后行手术，术后病理：宫颈及颈管内见大小不等腺体成分，浸润性生长，腺细胞有异型，间质炎细胞浸润(图2)，符合宫颈胃型腺癌(gastric type adenocarcinoma of the uterine cervix，GAS)，侵及宫颈基质全层，累及宫颈管及子宫体下段。免疫组化：ER(-)，PR(-)，p16(局灶+)，CK7(+)，CK20(-)，CDX-2(-)，Pax-8(+)，p53(散在+)，CEA(-)，MUC-6(部分+)，Ki-67(60%+)。特殊染色：AB-PAS(部分+)。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通过(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医伦第[202201107]号)。

非典型小叶状宫颈腺体增生作为非人乳头状瘤病毒（HPV）依赖型宫颈原位腺癌的一种组织类型，可能源于小叶状宫颈腺体增生和简单型胃型腺体化生。本文报道1例非HPV依赖型宫颈原位腺癌（非典型小叶状宫颈腺体增生），临床表现为长期阴道排液，HPV阴性。宫颈脱落细胞学检查镜下见富腺细胞，排列拥挤、重叠，胞质丰富透亮、部分稠厚、个别略呈淡黄色，核略大、可见嗜酸性小核仁，判读为非典型腺细胞，无具体指定，其细胞块及宫颈管搔刮中黏液腺体胞质同步呈现免疫组织化学MUC6弥漫强阳性并特殊染色阿辛蓝-过碘酸雪夫（AB-PAS）染色玫红显色模式，提示存在胃型分化腺体。全子宫标本中宫颈管近内口距表层4.5 mm间质见非典型小叶状宫颈腺体增生。免疫表型：Ki-67阳性指数约5%，DPC4弥漫强阳性，p53野生型模式，PAX2小叶状腺体阳性、非典型腺体弱阳性，p16阴性；MUC6、AB-PAS与细胞块表达模式一致。回顾其诊疗经过并复习相关文献，有助于宫颈胃型腺癌及癌前病变的筛查与诊断。

目的:依据宫颈细胞学筛查分析非典型腺细胞（AGC）和高危人乳头状瘤病毒（HR-HPV）及组织学特征，探讨AGC诊断的临床价值和处理方法。方法:我们对2017年1月至2020年12月诊断为AGC的140位患者的宫颈组织学、子宫内膜组织学及HR-HPV检测结果进行了回顾性分析。通过宫颈活检、宫颈管搔刮、宫颈锥切、分段诊断刮宫和子宫切除标本等几种途径，我们获得了组织学标本，并采用卡方检验分析各年龄组患有鳞状上皮病变与腺上皮病变患者的HPV检出率。结果:AGC的检出率为0.05%（140/268 614）。在140位AGC患者中有99例获得有效随访，其中包括慢性宫颈炎15例、子宫内膜良性病变4例、低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LSIL）12例、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21例、宫颈腺癌19例、子宫内膜癌22例、转移癌2例、鳞状细胞癌（SCC）4例。在99例患者中，年龄>40岁患者为89例，其HSIL阳性检出率为（19.1%），低于年龄≤40岁患者（40.0%）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并且其HSIL阳性的检出率明显高于子宫内膜病变的检出率。此外，年龄>40岁组的重度宫颈病变（HSIL和宫颈癌）检出率与子宫内膜病变检出率相似（ P>0.05）。在140例AGC患者中，HR-HPV检测结果共48例，其中HR-HPV阳性20例（41.7%）。并且宫颈上皮内病变的HR-HPV阳性率明显高于子宫内膜病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然而，在21例HSIL阳性患者中，仅有6例HR-HPV阳性（28.6%）患者。 结论:虽然AGC检出率较低，但其仍与多种癌症及癌前病变密切相关。年龄因素在AGC的判读中起一定的相关作用，AGC结合HR-HPV检测对临床诊断和治疗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目的:探讨宫颈/阴道液基细胞学假阴性诊断的可能影响因素，进一步提高宫颈/阴道细胞学检测的灵敏度。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门诊及住院患者的宫颈/阴道细胞学标本检测结果，将6个月内活检病理诊断为宫颈上皮内瘤变（CIN）2或阴道上皮内瘤变（VAIN）2及以上病变，且细胞学检测结果为未见上皮内细胞病变及恶性（NILM）视为细胞学假阴性。细胞学假阴性涂片的复阅，由2位高年资（主治以上）细胞学医师共同完成。采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评估年龄、病变位点、病变程度3个因素对细胞学检测假阴性诊断的影响，并结合复阅结果分析假阴性诊断不一致的原因。结果:1 009例CIN2+和VAIN2+病变中，180例（17.8%）细胞学结果为NILM。复阅涂片后，123例（68.3%）判读为NILM；57例（31.7%）判读为细胞学异常。患者年龄≤30岁组的假阴性率最高（20.8%），其风险是31~60岁年龄组的8.85倍（ P<0.001），是年龄≥60岁组的9.26倍（ P<0.001）。以宫颈多点病变为参照，宫颈息肉或宫颈管内病变的细胞学假阴性率最高为50.0%；阴道壁或阴道断蒂的假阴性率为13.0%；宫颈单点病变的假阴性率为22.3%。高级别鳞状上皮内病变（HSIL）和宫颈原位腺癌的假阴性率为13.7%，恶性肿瘤的假阴性率为3.9%。复阅结果为细胞学异常病例，细胞类型以中表层鳞状细胞（38.6%）及外底层鳞状细胞（24.6%）异常为主，异常细胞全部散在分布最常见（59.7%），涂片中异常细胞数量<10个多见（31.6%），核增大浅染常见（42.2%），背景有炎性病变或伴角化性改变最多见（59.7%）。 结论:患者的年龄、病变位点和病变程度等因素可导致细胞学假阴性诊断的发生，总结取样经验和提升取样技巧，将有利于减少假阴性病例的发生。细胞学阅片医师更加细致地鉴别涂片中一些轻微异常形态学的改变，不断积累阅片经验，将有助于减少假阴性诊断的发生。

目的:检测子宫内膜样腺癌组织中微小RNA-181c-5p(miR-181c-5p)和Kruppel样因子 6(KLF6)的表达,探讨其相关性及临床意义.方法:选择 49 例子宫内膜样腺癌行手术治疗的患者作为观察组,选择 49 例增生期子宫内膜组织作为对照组.应用实时荧光定量 PCR 法检测术后组织中 miR-181c-5p 的表达,应用免疫组化方法检测KLF6 的表达.应用线性相关分析观察 miR-181c-5p 和 KLF6 的关系,应用 K-M 生存分析观察 miR-181c-5p 和KLF6 与术后生存时间的关系.结果:观察组 miR-181c-5p表达量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KLF6 的阳性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 miR-181c-5p与KLF6 表达与肿瘤肌层浸润深度、宫颈管累犯及病理分级密切相关(均P<0.05),且两者具有正相关性,两者的表达与术后生存时间相关(均 P<0.05).结论:子宫内膜样腺癌中miR-181c-5p和KLF6 均异常表达且具有正相关性,联合检测 miR-181c-5p和KLF6 的表达对判断肿瘤预后可能有一定价值.

目的 探讨宫颈胃型腺癌(GAS)的临床病理特征,以提高对该疾病的认识.方法 回顾性分析 15 例GAS临床表现、组织学特点、免疫组化表型并复习相关文献.结果 GAS患者平均年龄 51 岁(34～74 岁).临床表现以阴道排液、出血多见,HPV检查多为阴性,肿瘤标记物CA199 较CA125 比例高.肿瘤多位于宫颈管,病变不明显.病理组织学上GAS形态多样,多为腺样结构弥漫浸润生长伴随显著的促纤维间质或者炎细胞浸润,细胞形态谱广泛,中-重度异型混有轻度异型的上皮.免疫组化MUC6、MUC5AC、villin、PAX8、CK7 阳性率高,ER、PR、P16、SATB2 阳性率低.13 例肿瘤浸润宫颈间质深层,8 例脉管内见癌栓,8 例出现淋巴结转移,8 例可见其他部位累及.结论 GAS罕见,易发生浸润和转移,预后差,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病变隐匿,病理组织学形态多样,易漏诊、误诊,准确诊断对患者意义重大,需要综合临床表现、充分认识组织学形态的多样性及联合应用免疫组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