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腺癌发病率位居女性恶性肿瘤首位[1].远处转移是影响乳腺癌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2].早期发现转移灶并积极治疗,对于改善患者预后具有重大意义[3].资料显示,乳腺癌常见转移至肝、骨、肺等部位,少见生殖器官转移,子宫内膜转移更是极为罕见,故临床易忽视乳腺癌子宫内膜转移,致使误诊为原发癌或其他部位转移癌,影响临床治疗[4].本文通过报道1例乳腺癌子宫内膜转移误诊为宫颈管腺癌的临床诊断过程,以期为乳腺癌子宫内膜转移的临床诊断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癌(EC)组织中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蛋白3(STAT3)、A解聚素和金属蛋白酶及血小板反应蛋白基序19(ADAMTS19)的表达及与病理参数和预后的关系.方法:选取我院2018年1月至2020年12月接受手术切除的EC患者82例,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EC组织及癌旁组织STAT3、ADAMTS19表达.采用Phi相关系数分析EC组织中STAT3、ADAMTS19表达的相关性.根据EC组织STAT3、ADAMTS19表达分为STAT3、ADAMTS19阳性/阴性表达组,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STAT3、ADAMTS19阳性/阴性表达EC患者生存曲线,并通过Cox回归分析影响EC患者预后的因素;绘制ROC曲线评价癌组织STAT3、ADAMTS19表达对EC患者死亡的预测价值.结果:与癌旁组织比较,EC组织STAT3阳性表达率升高,ADAMTS19阳性表达率降低(P＜0.05).EC组织中STAT3与ADAMTS19表达呈负相关(φ=-0.443,P＜0.001).STAT3、ADAMTS19表达与EC患者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分期、肌层浸润深度、分化程度和淋巴结转移有关(P＜0.05).82例EC患者3年总生存率为69.51％(57/82).STAT3阳性表达组3年总生存率60.71％低于STAT3阴性表达组88.46％,AD-AMTS19阳性表达组3年总生存率88.89％高于ADAMTS19阴性表达组64.06％(P＜0.05).FIGO 分期Ⅲ期、肌层浸润深度≥ 1/2、低分化、淋巴结转移、STAT3阳性为EC患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AD-AMTS 19阳性为独立保护因素(P＜0.05).癌组织STAT3、ADAMTS19表达联合预测EC患者死亡的曲线下面积为0.860,大于癌组织STAT3、ADAMTS19表达单独预测的0.758、0.750(P＜0.05).结论:EC组织STAT3高表达、ADAMTS19低表达,二者表达呈负相关,与FIGO分期、肌层浸润深度、分化程度、淋巴结转移和预后有明显的相关性,且STAT3、ADAMTS19表达联合对EC患者预后有较高预测价值.

目的 探讨血清蛋白激酶N1(PKN1)、肿瘤坏死因子受体超家族成员4(TNFRSF4)、DNA损伤诱导转录因子4(DDIT4)预测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转移和预后的临床价值.方法 选取2019年10月至2021年10月于唐山市妇幼保健院治疗的180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为子宫内膜癌组.另选取同期在该院治疗的子宫良性疾病患者180例作为良性疾病组,以及在该院体检的180例健康者作为健康组.子宫内膜癌组根据是否发生淋巴结转移分为淋巴结转移组42例和无淋巴结转移组138例,按照随访结果将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和预后良好组.比较各组血清PKN1、TNFRSF4、DDIT4水平,Logistic模型分析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以及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分析血清PKN1、TNFRSF4、DDIT4对患者预后的预测价值.结果 与健康组比较,子宫内膜癌组、良性疾病组血清PKN1、DDIT4水平升高,血清TNFRSF4水平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结转移组血清PKN1、DDIT4水平高于无淋巴结转移组,TNFRSF4水平低于无淋巴结转移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不良组低分化程度、淋巴脉管间隙浸润阳性、肌层浸润≥1/2的占比高于预后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不良组血清PKN1、DDIT4水平高于预后良好组,TNFRSF4水平低于预后良好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清PKN1、DDIT4、LVSI、肌层浸润是子宫内膜癌预后的危险因素,血清TNFRSF4为子宫内膜癌预后的保护因素(P＜0.05).血清PKN1、TNFRSF4、DDIT4联合对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状况的预测效能高于各血清指标单独预测(P＜0.05).结论 血清PKN1、TNFRSF4、DDIT4与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转移及预后有关,且对患者预后的预测效能较高.

目的 探讨外周血血清胰岛素及25(OH)D3在Ⅰ型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ncer,EC)中的表达水平及其临床意义.方法 选取2021年7月至2022年7月徐州医科大学附属连云港医院收治的30例Ⅰ型EC患者(观察组)及同期30例体检健康女性(对照组)作为研究对象,分别用化学发光法检测空腹胰岛素(FINS)及25(OH)D3水平,并计算胰岛素抵抗指数(HOMA-IR).结果 无论糖尿病或非糖尿病患者,观察组血清胰岛素、HOMA-IR明显高于对照组,而血清25(OH)D3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Ⅰ型EC患者不同FIGO分期、组织学分级、肌层浸润深度、有无淋巴结转移、雌孕激素受体表达情况的FINS水平及HOMA-IR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随着FIGO分期升高、组织学分级增加、浸润肌层深度增加,患者血清25(OH)D3的水平呈下降趋势,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有无淋巴结转移、雌孕激素受体表达情况等无明显相关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结论 Ⅰ型EC患者血清胰岛素水平明显升高,血清25(OH)D3水平显著降低,它们可能诱发Ⅰ型EC,对EC的诊断及病情进展具有一定的临床指导意义.

患者女性,73岁,因"头晕5年余,加重5个月"就诊于神经内科;盆腔MR平扫和增强显示:子宫腔占位,考虑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rcinoma,EC).转入妇科治疗,诊刮术中见子宫颈内口广泛肌性致密粘连.送检病理镜下仅见少量平滑肌组织和吞噬含铁血黄素的组织细胞.

子宫内膜癌(endometrial carcinoma,EC)是女性生殖道常见的恶性肿瘤,近年来发病率逐年上升.淋巴脉管间隙浸润(lymphvascular space invasion,LVSI)被认为是早期EC患者发生盆腔淋巴结转移的独立危险因素,严重影响患者预后.术前对于LVSI进行准确评估有助于指导个体化手术方式的选择.常规MRI仅能通过形态学对LVSI进行评估,MRI功能序列可以通过定量参数评估LVSI状态.本文介绍了多模态MRI在LVSI评估中展现出的临床价值,旨在通过查阅分析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对多模态MRI评估LVSI的研究进行综述,为今后通过多模态MRI评估局灶性或弥漫性LVSI提供客观的影像学依据.

目的:探讨子宫内膜浆液性上皮内癌（SEIC）的临床特点及诊治要点。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1月至2022年2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收治的术后病理诊断为SEIC的6例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及随访结果。结果:6例SEIC患者的中位年龄为61.5岁（范围：55~73岁），均因绝经后阴道流血初次就诊。6例患者术前均行子宫内膜活检病理检查，其中4例行宫腔镜手术、2例行分段诊刮术，均提示SEIC，其中3例合并子宫内膜息肉。6例患者均行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手术范围包括筋膜外子宫全切除+双侧附件切除+盆腔淋巴结切除+腹主动脉旁淋巴结切除+大网膜切除+肉眼可见病灶剔除术，其中1例术中见右侧卵巢表面、右侧髂窝表面腹膜、子宫直肠陷凹表面腹膜及直肠表面均有转移灶。术后病理检查：6例患者中，4例仅见SEIC，其中3例病灶存在于息肉内（包括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2例为子宫内膜浆液性癌合并SEIC，且均存在子宫内膜息肉背景，其中1例出现子宫外转移。免疫组化法检测：6例患者p53均呈不同程度的阳性表达，其中3例呈强阳性表达。术后3例患者辅助铂类药物+紫杉醇方案化疗4~6个疗程。6例患者均随访，中位随访时间44个月（范围：13~94个月），其中1例患者于术后9个月出现复发，复发后持续中药治疗，目前带瘤生存；其余5例随访期内定期复查均无复发征象。结论:SEIC临床多表现为绝经后阴道流血，诊断依赖于手术病理检查，治疗方案推荐全面分期手术+术后辅助化疗。

目的:研究影响Ⅰ型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西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2010年1月至2015年1月收治的279例Ⅰ型子宫内膜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回顾性分析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Kaplan-Meier法估计患者的生存率，采用Cox回归风险模型分析可能影响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的危险因素。结果:279例子宫内膜癌患者术后复发36例，5年无瘤生存率为87.10%(243/279)。患者2、3、5年生存率分别为95.9%(95% CI为93.6%～98.3%)、94.3%(95% CI为91.6%～97.2%)、90.4%(95% CI为86.6%～94.3%)。单因素分析显示，肥胖( HR＝2.194，95% CI为1.031～4.671， P＝0.041)、肌层浸润深度( HR＝2.957，95% CI为1.382～6.329， P＝0.005)、组织学分级(G2： HR＝3.271，95% CI为1.336～8.010， P＝0.010；G3： HR＝9.933，95% CI为3.565～27.672， P<0.001)、肿瘤大小( HR＝8.067，95% CI为2.426～26.821， P＝0.001)、腹腔细胞学( HR＝3.293，95% CI为1.523～7.121， P＝0.002)、手术-病理分期(Ⅲ期： HR＝28.357，95% CI为11.516～69.828， P<0.001)、淋巴结性质( HR＝14.629，95% CI为5.023～42.606， P<0.001)、宫颈间质浸润( HR＝3.806，95% CI为1.653～8.764， P＝0.002)、附件转移( HR＝9.101，95% CI为3.831～21.622， P<0.001)、淋巴血管间隙浸润( HR＝5.011，95% CI为2.233～11.249， P<0.001)均与患者预后相关；多因素分析显示，肌层浸润深度( HR＝2.503，95% CI为1.115～5.616， P＝0.026)、组织学分级(G2： HR＝3.143，95% CI为1.205～8.198， P＝0.019；G3： HR＝3.655，95% CI为1.151～11.610， P＝0.028)、手术-病理分期(Ⅲ期： HR＝27.701, 95% CI为9.608～79.869， P<0.001)及淋巴血管间隙浸润( HR＝3.297，95% CI为1.370～7.936， P＝0.008)均是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肥胖、肌层浸润深度、组织学分级、肿瘤大小、腹腔细胞学、手术-病理分期、淋巴结性质、宫颈间质浸润、附件转移、淋巴血管间隙浸润均对患者预后产生影响，其中肌层浸润深度、组织学分级、手术-病理分期及淋巴血管间隙浸润均是Ⅰ型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探讨长链非编码RNA尿路上皮癌相关1(UCA1)基因对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迁移、凋亡和免疫逃逸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方法:收集2017—2019年于河南省人民医院行子宫全部或部分切除的内膜样腺癌患者的子宫内膜癌组织和癌旁正常组织。采用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检测UCA1和miR-204-5p的表达，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法、Transwell法、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增殖迁移和凋亡能力，双荧光素酶报告分析UCA1与miR-204-5p的靶关系。将HEC-1A-sh-NC或HEC-1A-sh-UCA1细胞与外周血单核细胞(PBMC)或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进行体外共培养，探讨UCA1在免疫逃逸中的作用。结果:子宫内膜癌组织中UCA1的表达水平(17.08±0.84)高于癌旁正常子宫内膜组织(3.00±0.37)，miR-204-5p的表达水平(0.98±0.16)低于癌旁正常子宫内膜组织(2.00±0.20，均 P<0.05)。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miR-204-5p的表达与UCA1的表达呈负相关( r＝－0.330， P＝0.030)。UCA1和miR-204-5p的表达与子宫内膜癌国际妇产科联盟分期、淋巴结转移及血管浸润有关(均 P<0.05)。sh-UCA1组细胞的吸光度( A)值(0.58±0.11)和细胞迁移数[(199.68±18.44)个]均低于sh-NC组[分别为1.24±0.17和(374.76±24.83)个]，sh-UCA1组细胞凋亡率[(28.64±7.80)%]高于sh-NC组[(14.27±4.38)%，均 P<0.05]。效应细胞和靶细胞不同比例培养后，HEC-1A-sh-UCA1组细胞存活率均低于HEC-1A-sh-N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UCA1存在与miR-204-5p结合的位点。UCA1+anti-miR-204-5p组细胞的 A值(1.74±0.08)和细胞迁移数[(426.00±18.00)个]均高于对照组[分别为1.00±0.03和(284.00±8.00)个]，UCA1+anti-miR-204-5p组细胞凋亡率[(5.42±0.93)%]低于Control组[(14.82±1.48)%，均 P<0.05]。当与PBMC共培养时，HEC-1A-sh-UCA1细胞可以诱导更高的干扰素γ(IFN-γ)表达，PHA组及PHA+pre-miR-204-5p组细胞中IFN-γ的表达水平分别为2.42±0.49和1.88±0.26，均高于PHA+pre-NC组(0.85±0.10，均 P<0.05)。体外与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不同比例)共培养时，HEC-1A-sh-UCA1细胞则具有较低的存活率，HEC-1A-pre-miR-204-5p组细胞存活率均低于HEC-1A-pre-NC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UCA1/miR-204-5p可能在人子宫内膜癌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的:探讨在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应用两种示踪剂通过子宫颈、子宫体联合注射（即两步法双示踪）进行前哨淋巴结（SLN）活检的可行性及临床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7月至2021年4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因术前诊断为早期（Ⅰ~Ⅱ期）子宫内膜癌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共73例，其年龄为（54.2±3.3）岁；其中低危型56例，中高危型17例。按示踪剂注射部位不同随机（直接抽样法）分为3组：宫颈注射组（25例）：纳米炭1 ml于子宫颈3点和9点注射；宫体注射组（21例）：盆腔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确定病灶部位，亚甲蓝4 ml于病灶所在的子宫体部位分2点注射；联合注射组（27例）：子宫颈注射纳米炭（1 ml）联合子宫体注射亚甲蓝（4 ml）。所有患者均在腹腔镜下完成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若术后病理检查SLN为阴性则进一步行病理超分期检查。比较3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SLN检出率、SLN分布部位及SLN病理超分期检查结果，并计算3组SLN诊断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阴性预测值。结果:（1）SLN检出率：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SLN总检出率为88%（64/73），双侧盆腔SLN检出率为67%（49/73），腹主动脉旁SLN检出率为49%（36/73）。宫体注射组的SLN总检出率（71%，15/21）、双侧盆腔SLN检出率（43%，9/21）均显著低于宫颈注射组［分别为92%（23/25）、76%（19/25）］、联合注射组［分别为96%（26/27）、78%（21/27）； P均<0.05］；宫颈注射组的腹主动脉旁SLN检出率（28%，7/25）显著低于宫体注射组、联合注射组［分别为52%（11/21）、67%（18/27）； P均<0.05］。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术后病理检查证实淋巴结转移者9例，其中8例SLN阳性、1例SLN未检测出淋巴结转移，SLN检测诊断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总敏感度为89%、阴性预测值为98%；其中宫颈注射组和联合注射组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宫体注射组的敏感度为67%，阴性预测值95%。56例低危型患者中，仅1例SLN阳性患者术后病理证实淋巴结转移，转移率为2%（1/56），SLN检测诊断低危型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17例中高危型患者中，8例（8/17）术后证实淋巴结转移，包括7例SLN阳性和1例SLN阴性患者，SLN检测诊断中高危型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为88%、阴性预测值90%。（2）SLN分布部位：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共检出SLN 459枚，显影比例最高的部位为髂外33.3%（153/459），其次为闭孔25.3%（116/459）、腹主动脉旁19.6%（90/459）、髂总12.0%（55/459）和骶前9.8%（45/459）。宫颈注射组腹主动脉旁SLN占12.4%（21/169），显著低于宫体注射组和联合注射组［分别为27.4%（26/95）、22.1%（43/195）； P均<0.05］。（3）病理超分期检查结果：64例SLN常规石蜡病理为阴性的患者中，检出4例淋巴结微小转移和1例孤立肿瘤细胞转移，SLN低体积转移（包括微小转移和孤立肿瘤细胞转移）率为8%（5/64），其中低危型患者2例，中高危型患者3例。 结论:SLN示踪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可作为低危型患者系统性淋巴结切除术的替代方案。两步法双示踪可以进一步提高SLN的检出率，尤其可以有效避免腹主动脉旁阳性SLN的漏检，对于中高危型或肿瘤累及宫底部的患者推荐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