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射治疗中宫腔管不同重建点对源驻留位置及计划剂量学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5月至2022年10月在柳州市工人医院完成根治性放射治疗的43例宫颈癌患者的资料.患者年龄32～79岁,病理类型为鳞癌40例,腺癌3例,均接受外照射(50.4 Gy分28次)和CT引导下的腔内(45°宫腔管)近距离治疗(36 Gy分6次).近距离治疗采用Fletcher施源器,其宫腔管弯曲角度有15°、30°和45°.为每位患者模拟制订2套近距离治疗计划.一套计划提取患者近距离治疗CT模拟定位图像及原始计划,将45°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调整为逐层重建,根据处方优化计划至符合临床要求,称为逐层组.另一套计划以逐层组为模板,仅调整45°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至1、3、5、7个,不修改驻留权重及其他参数,分别称为平均1、3、5、7组.对15°、30°和45°宫腔管分别进行不同重建点个数时的偏差分析,比较45°、30°与15°宫腔管在不同重建点时的重建偏差.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或Wilcoxon符号秩检验比较45°宫腔管的两组计划的高危临床靶区(HR-CTV)D30％、D90％、D100％、V100％、V150％、V200％和适形指数(CI),及膀胱、直肠和小肠的D2cm3、D1cm3、D0.1cm3的差异.结果 45°宫腔管平均组重建偏差主要来源于宫腔管垂直方向.45°(1、3、5、7个重建点)、30°(1、3、5个重建点)与15°(1、2个重建点)宫腔管的平均重建偏差分别为1.30、0.32、0.14、0.08 mm,0.57、0.14、0.06 mm,0.14、0.06 mm.逐层组的HR-CTV参数与平均5组、平均7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5组与平均7组间的剂量学参数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膀胱和直肠的剂量学参数在逐层组与平均组之间或在各平均组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逐层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较平均1组增加,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02,＜0.001,＜0.001),逐层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分别与平均5组和平均7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5组的小肠剂量学参数与平均7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为P＞0.005).平均组小肠D0.1 cm3、D1 cm3和D2cm3的剂量偏差在1个重建点时分别为2.41％±1.70％、1.95％±1.27％和1.71％±1.10％.结论 宫颈癌腔内近距离放射治疗中,建议15°、30°与45°Fletcher宫腔管弯曲部分重建点应分别不少于1、3和5个.

目的:探讨p16和人乳头瘤病毒（HPV）分型联合检测在子宫颈上皮内瘤变（CIN）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2月至2020年2月于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就诊的患者8 346例，年龄25~65岁；其中经阴道镜活组织病理检查确诊存在子宫颈病变共2 882例。按照年龄段分组，分析各年龄段HPV感染情况；以活组织病理检查为金标准，按照病理分级结果，分析p16、HPV分型的检出率及其单项或联合检测对CIN的诊断效能。结果:p16和HPV阳性率最高的年龄段均为31~40岁[分别为47.42%（1 014/2 427）和36.84%（894/2 427）]，其次为41~50岁[分别为30.15%（907/2 942）和28.11%（827/2 942）]，各年龄段间p16和HPV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病理检查存在子宫颈病变的2 882例患者中，p16阳性2 572例（89.24%），HPV阳性2 169例（75.26%），随着病变进展，p16和HPV阳性率逐渐增高，其中炎症、CINⅠ、CINⅡ、CINⅢ、子宫颈鳞状细胞癌（SCC）p16阳性率分别为11.68%（23/197）、94.85%（1 105/1 165）、93.57%（771/824）、96.76%（538/556）、96.43%（135/140）；HPV阳性率分别为17.77%（35/197）、77.60%（904/1 165）、80.22%（661/824）、80.40%（447/556）、87.14%（122/140），且随着CIN病程进展，HPV感染逐渐以16/18型为主。HPV诊断CIN的灵敏度为75.26%，特异度为81.13%，阳性预测值为67.78%，阴性预测值为86.14%；p16诊断CIN的灵敏度为89.24%，特异度为84.74%，阳性预测值为75.51%，阴性预测值为93.72%；p16诊断效能高于HPV，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二者联合诊断CIN的灵敏度为94.10%，特异度为91.33%，阳性预测值为85.12%，阴性预测值为96.71%，均高于单项检测，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HPV感染的发生以31~40岁女性为主，41~50岁次之，发病有年轻化的趋势。p16诊断CIN效能、优于HPV；p16和HPV联合检测可提高CIN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降低漏诊率，对CIN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有重要的临床价值。

目的:研究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对宫颈癌放疗的增敏作用。方法:选取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2017年7月至2018年11月中晚期宫颈癌（ⅡB~ⅣA期）患者60例，将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试验组（30例）采用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同步放化疗治疗，对照组（30例）采用单纯同步放化疗治疗。检测两组患者治疗前1周和治疗后1周内血清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和碱性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水平，于治疗后3个月评价近期疗效。结果:试验组客观缓解率（ORR）和疾病控制率（DCR）高于对照组[93%（28/30）比87%（26/30）和97% （29/30）比93%（28/30）]，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两组治疗后血清VEGF和bFGF均明显低于治疗前[试验组：（88.07 ± 37.53）ng/L比（227.27 ± 142.61）ng/L和（21.03 ± 5.75）ng/L比（38.34 ± 18.17）ng/L，对照组：（120.04 ± 81.22）ng/L比（197.34 ± 142.41）ng/L和（24.04 ± 7.29）ng/L比（39.78 ± 13.35）n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试验组治疗后血清VEGF和bFGF低于对照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对于中晚期宫颈癌患者，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联合同步放化疗有进一步下调患者血清VEGF、bFGF水平、提升放化疗敏感性和近期疗效的趋势。

目的:分析淋巴细胞主动免疫（LIT）治疗在反复胚胎种植失败（RIF）患者中的应用效果，以及对血清半乳糖凝集素（galectin）-3、galectin-1、宫颈分泌物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6（IL-6）的影响。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19年3月湖北省天门市第一人民医院收治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患者144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RIF患者（RIF组）66例，非RIF患者（非RIF组）78例。首先比较两组患者血清galectin-3、galectin-1、宫颈分泌物TNF-α、IL-6差异，随后，利用LIT治疗RIF患者，观察治疗效果，并比较治疗前后上述指标的差异。结果:RIF患者血清galectin-1、galectin-3、宫颈分泌物IL-6水平低于非RIF患者[排卵日：（35.94 ± 3.91）μg/L比（39.26 ± 3.75）μg/L、（53.10 ± 5.91）μg/L比（57.68 ± 6.87）μg/L、（73.13 ± 16.69）μg/L比（90.98 ± 16.25）μg/L；排卵后6 d：（43.13 ± 4.53）μg/L比（48.95 ± 6.23）μg/L、（68.61 ± 7.70）μg/L比（72.25 ± 7.94）μg/L、（81.11 ± 16.02）μg/L比（91.21 ± 18.13）μg/L]，宫颈分泌物TNF-α水平高于非RIF患者[排卵日：（13.33 ± 1.76）μg/L比（10.20 ± 1.74）μg/L；排卵后6 d：（12.17 ± 1.64）μg/L比（9.36 ± 1.84）μg/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RIF患者经过LIT治疗后，胚胎种植率为25.45%（42/165），临床妊娠率为48.48%（32/66），流产率为9.38%（3/32）；RIF患者经过LIT治疗后，血清galectin-1、galectin-3、宫颈分泌物IL-6水平高于治疗前，宫颈分泌物TNF-α水平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RIF患者血清galectin-1、galectin-3、宫颈分泌物TNF-α、IL-6水平与非RIF患者间存在一定的差异，LIT治疗可对上述指标产生影响，并对RIF患者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目的:探讨在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中应用两种示踪剂通过子宫颈、子宫体联合注射（即两步法双示踪）进行前哨淋巴结（SLN）活检的可行性及临床价值。方法:选择2019年7月至2021年4月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因术前诊断为早期（Ⅰ~Ⅱ期）子宫内膜癌行手术治疗的患者共73例，其年龄为（54.2±3.3）岁；其中低危型56例，中高危型17例。按示踪剂注射部位不同随机（直接抽样法）分为3组：宫颈注射组（25例）：纳米炭1 ml于子宫颈3点和9点注射；宫体注射组（21例）：盆腔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确定病灶部位，亚甲蓝4 ml于病灶所在的子宫体部位分2点注射；联合注射组（27例）：子宫颈注射纳米炭（1 ml）联合子宫体注射亚甲蓝（4 ml）。所有患者均在腹腔镜下完成子宫内膜癌分期手术，若术后病理检查SLN为阴性则进一步行病理超分期检查。比较3组子宫内膜癌患者的SLN检出率、SLN分布部位及SLN病理超分期检查结果，并计算3组SLN诊断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阴性预测值。结果:（1）SLN检出率：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SLN总检出率为88%（64/73），双侧盆腔SLN检出率为67%（49/73），腹主动脉旁SLN检出率为49%（36/73）。宫体注射组的SLN总检出率（71%，15/21）、双侧盆腔SLN检出率（43%，9/21）均显著低于宫颈注射组［分别为92%（23/25）、76%（19/25）］、联合注射组［分别为96%（26/27）、78%（21/27）； P均<0.05］；宫颈注射组的腹主动脉旁SLN检出率（28%，7/25）显著低于宫体注射组、联合注射组［分别为52%（11/21）、67%（18/27）； P均<0.05］。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术后病理检查证实淋巴结转移者9例，其中8例SLN阳性、1例SLN未检测出淋巴结转移，SLN检测诊断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总敏感度为89%、阴性预测值为98%；其中宫颈注射组和联合注射组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宫体注射组的敏感度为67%，阴性预测值95%。56例低危型患者中，仅1例SLN阳性患者术后病理证实淋巴结转移，转移率为2%（1/56），SLN检测诊断低危型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均为100%。17例中高危型患者中，8例（8/17）术后证实淋巴结转移，包括7例SLN阳性和1例SLN阴性患者，SLN检测诊断中高危型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敏感度为88%、阴性预测值90%。（2）SLN分布部位：73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共检出SLN 459枚，显影比例最高的部位为髂外33.3%（153/459），其次为闭孔25.3%（116/459）、腹主动脉旁19.6%（90/459）、髂总12.0%（55/459）和骶前9.8%（45/459）。宫颈注射组腹主动脉旁SLN占12.4%（21/169），显著低于宫体注射组和联合注射组［分别为27.4%（26/95）、22.1%（43/195）； P均<0.05］。（3）病理超分期检查结果：64例SLN常规石蜡病理为阴性的患者中，检出4例淋巴结微小转移和1例孤立肿瘤细胞转移，SLN低体积转移（包括微小转移和孤立肿瘤细胞转移）率为8%（5/64），其中低危型患者2例，中高危型患者3例。 结论:SLN示踪对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具有较高的敏感度和阴性预测值，可作为低危型患者系统性淋巴结切除术的替代方案。两步法双示踪可以进一步提高SLN的检出率，尤其可以有效避免腹主动脉旁阳性SLN的漏检，对于中高危型或肿瘤累及宫底部的患者推荐使用。

目的:探讨多西他赛+卡铂联合宫颈癌根治术对宫颈癌患者血清肿瘤标志物、Th1/Th2型细胞因子表达水平的影响。方法:选择西北妇女儿童医院2018年8月至2020年8月间96例确诊为宫颈癌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手术组和化疗+手术组。手术组直接进行宫颈癌根治术（腹腔镜广泛子宫切除术+盆腔淋巴结清扫术），化疗+手术组于术前进行多西他赛+卡铂辅助化疗，比较两组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CEA）、糖类抗原125（carbohydrate antigen 125，CA125）、糖链抗原19-9（carbohydrate antigen 19-9，CA19-9）、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squamous cell carcinoma antigen，SCC）]、Th1/Th2型细胞因子[γ干扰素（interferon-γ，IFN-γ）、白介素-2（interleukin-2，IL-2）、IL-4、IL-6]表达及骨髓抑制发生情况，并评价近期疗效。结果:治疗前两组血清CEA、CA125、CA19-9、SCC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治疗后均有明显降低（ P<0.05），其中化疗+手术组显著低于手术组（ P<0.05）。治疗后手术组和化疗+手术组IFN- γ分别为20.58±3.52和25.69±3.61，相比治疗前的11.75±2.59和12.15±2.65明显提高；治疗后两组的IL-2分别为24.68±4.46和29.53±5.28，相比治疗前的17.26±3.96和17.52±4.23明显提高；治疗后两组的IL-4分别为17.65±4.12和13.59±4.23，相比于治疗前的22.56±4.74和23.13±4.86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的IL-6分别为24.59±3.85和31.76±4.42，相比于治疗前的41.78±4.71和42.35±5.59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血清CEA分别为（33.89±5.51）ng/L和（30.46±4.86）ng/L，相比于治疗前的（44.34±5.62）ng/L和（44.71±5.75）ng/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CA125分别为（51.96±5.85）μg/L和（47.23±5.46）μg/L，相比于治疗前的（64.81±6.71）μg/L和（65.43±6.62）μg/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CA19-9分别为（42.21±5.23）U/mL和（37.56±5.61）U/mL，相比于治疗前的（51.46±5.71）和（52.13±6.20）U/mL均明显降低；治疗后两组SCC分别为（1.12±0.12）μg/mL和（0.96±0.15）μg/mL，相比于治疗前的（1.22±0.17）μg/mL和（1.24±0.18）μg/mL均明显降低。化疗+手术组治疗有效率显著高于手术组（ P<0.05），两组骨髓抑制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宫颈癌根治术前行多西他赛+卡铂辅助化疗能显著提高临床治疗效果，降低血清肿瘤标志物水平，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且不会增加不良反应，值得推广。

目的:分析研究阿帕替尼联合放化疗用于中晚期宫颈癌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方法:入选2017年12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在我院治疗的58例中晚期宫颈癌患者作为观察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各29例；对照组患者予以同步放化疗治疗，观察组患者予以阿帕替尼联合放化疗治疗。持续用药治疗4个疗程后比较两组患者的近期临床疗效，肿瘤病灶变化以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结果:治疗前两组患者肿瘤病灶大小组间比较无明显差异[(4.26±0.21)cm和(4.30±0.29)cm， t＝0.601， P＝0.550]，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肿瘤病灶均减小，观察组小于对照组[(2.37±0.17)cm和(3.32±0.20)cm， t＝19.490， P＝0.000]；治疗后，观察组和对照组患者临床治疗的近期总有效率分别为82.76%(24/29)，58.62%(17/29)，观察组患者的近期总有效率高于对照组( χ2＝4.077， P＝0.043)；两组患者治疗期间，腹泻、皮疹、蛋白尿、骨髓抑制、手足综合征、高血压等不良反应发生率组间比较无统计学差异(均 P>0.05)。 结论:中晚期宫颈癌患者采用阿帕替尼联合放化疗治疗可以有效地提高患者的临床疗效，减小肿瘤病灶的大小，且患者不良反应可以耐受。

目的:探讨早期子宫颈神经内分泌癌（NECC）术后放疗的价值，并分析高危病理因素对预后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收集2011年1月至2022年4月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收治的早期（Ⅰ~Ⅱa2期）NECC患者，均行子宫广泛性切除术±辅助治疗，根据术后是否放疗分为术后未放疗组和术后放疗组，对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Kaplan-Meier法计算并比较两组患者的无进展生存（PFS）时间、总生存（OS）时间、复发率和死亡率。结果:（1）共62例早期NECC患者纳入本研究，其年龄为（43.6±11.7）岁；其中，术后未放疗组33例、术后放疗组29例。（2）术后中位随访时间为37个月（范围：12~116个月），随访期内23例（37%）复发，其中7例（11%）为盆腔内复发、20例（32%）为盆腔外复发［其中4例（6%）盆腔内、外均有复发］。与未放疗组相比，术后放疗组的盆腔内复发率（18%、3%， P=0.074）降低，盆腔外复发率（24%、41%， P=0.150）和总复发率（33%、41%， P=0.513）均升高，但两组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单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浸润、子宫颈间质浸润≥1/2均为显著影响早期NECC患者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 P均<0.05）；多因素分析显示，淋巴脉管间隙浸润为影响早期NECC患者术后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 OR=23.03，95% CI为3.55~149.39， P=0.001）。（3）随访期内18例（29%，18/62）死亡，术后未放疗组10例（30%，10/33）、术后放疗组8例（28%，8/29），两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814）。62例早期NECC患者的3年生存率为79.2%，5年生存率为60.8%。对不同高危病理因素进行亚组分析显示，与术后未放疗组相比，术后放疗组中子宫颈间质浸润≥1/2所占比例更高（27%、64%； P=0.011），此类患者术后放疗使PFS时间（32.3、53.9个月）和OS时间（39.4、73.4个月）有延长趋势，但分别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704， P=0.371）；有淋巴脉管间隙浸润患者中，与术后未放疗患者相比，术后放疗患者并未改善PFS时间（54.5、37.3个月， P=0.860）和OS时间（56.2、62.4个月， P=0.550）。 结论:早期NECC手术后放疗有减少盆腔内复发的趋势，但未能降低盆腔外复发率和总复发率，未能改善死亡率；对于子宫颈间质浸润≥1/2的患者，术后放疗有延长PFS时间和OS时间的趋势；淋巴脉管间隙浸润为术后肿瘤复发的独立危险因素，但此类患者术后放疗并无生存获益。

目的:放射性直肠损伤（RP）是盆腔放疗最常见并发症之一。当RP出现梗阻、穿孔、瘘、顽固性直肠出血等严重晚期并发症时，需要手术治疗。由于放疗后腹盆腔可能广泛粘连，解剖层次消失，手术难度大，目前病变肠管切除术（尤其是腹腔镜下）在慢性RP（CRP）中的应用仍缺乏经验借鉴。本研究初步探讨腹腔镜Parks手术治疗CRP的可行性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2013年7月至2019年3月期间，因CRP晚期并发症行腹腔镜Parks手术的19例患者的临床及随访资料。病例纳入标准：（1）盆腔放疗后出现CRP严重晚期并发症，包括：重度顽固性便血（血红蛋白<70 g/L）、重度顽固性肛门疼痛（疼痛数字评分>7分）、直肠狭窄、直肠穿孔和直肠瘘；（2）术前行结肠镜、盆腔MRI和（或）胸腹盆CT等影像学检查明确病变。排除标准：（1）术前或术中诊断肿瘤复发；（2）腹腔镜探查后仅行造口术；（3）直肠癌新辅助放疗后；（4）病历资料不完整。Parks手术步骤：（1）腹腔镜探查：排除肿瘤复发，明确放射性损伤肠管范围，于肉眼判断近端无明显水肿增厚、无放射性损伤改变的近端乙状结肠处做标记。（2）腹部操作：打开乙状结肠直肠右侧系膜，离断肠系膜下动、静脉，向内侧头侧拓展Toldt间隙，游离左半结肠外侧，打开胃结肠韧带，充分游离脾曲，从后方、两侧及前方分离直肠至最低点，转会阴部操作。（3）会阴部操作：于病变下缘1 cm全层切开直肠壁，充分分离直肠周围间隙至与腹腔相通，将直肠及乙状结肠经肛门拖出，于肉眼评估正常肠管处切断，移除病变肠管，行结肠肛管吻合。（4）行保护性造口。对入组病例总结手术、并发症以及症状缓解情况。采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计量资料用 ± s或 M（ P25， P75）表示。 结果:全组19例患者均为女性，中位年龄53（50，56）岁，18例患者原发肿瘤为宫颈癌。因放疗致直肠阴道瘘9例，顽固性肛门疼痛9例（其中合并直肠深溃疡7例），顽固性便血合并直肠深溃疡1例。18例完成Parks手术，中转开腹1例。中位手术时间215（131，270）min，中位出血量50（50，100）ml，术后中位住院时间12（11，20）d。无围手术期死亡病例。术后10例发生并发症，严重并发症（Clavien-Dindo并发症分级Ⅲb级及以上者）3例，其中1例为直肠阴道膀胱尿道瘘导致盆腔感染、急性肾衰（Ⅳa级），是术后30 d内并发症；另有2例为造口脱垂并旁疝（Ⅲb）。7例出现吻合口相关并发症，其中A级吻合口漏4例，吻合口狭窄3例。全组患者手术1年后CRP症状均明显缓解或消失。5例实现造口回纳。结论:腹腔镜Parks术治疗CRP晚期并发症是安全可行的，能有效改善直肠症状；但吻合口并发症发生率较高，需严格把握手术指征。

目的:分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复发转移性宫颈癌的疗效、安全性及其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87例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根据复发转移后是否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将患者分为非免疫治疗组（ n=32）及免疫治疗组（ n=55）。比较两组患者的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1（OS1，病理确诊日期至随访截止时间或患者死亡时间）、总生存期2（OS2，首次免疫治疗/非免疫治疗时间至随访截止时间或患者死亡时间）、安全性及影响预后的因素。 结果: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的DCR分别为53.1%（17/32）和72.7%（40/5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44， P=0.064）。非免疫治疗组中位OS1为51.0个月，免疫治疗组未达到中位OS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50， P=0.006）；非免疫治疗组中位OS2为28.0个月，免疫治疗组未达到中位OS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07， P=0.008）。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的中位PFS分别为18.0个月和23.0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1， P=0.915）。在免疫治疗组中，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作为一线治疗的患者占70.9%（39/55），作为二线及以上治疗的患者占29.1%（16/55），患者均未达到中位OS2，中位PFS分别为23.0个月和17.0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94， P=0.333； χ2=2.00， P=0.158）；38.2%（21/55）的患者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局部放疗，61.8%（34/55）的患者未行放疗，患者均未达到中位OS2，中位PFS分别为19.0个月和25.0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62， P=0.432； χ2=0.01， P=0.906）。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用药期间1~2级血尿及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率分别为53.1%（17/32）比27.3%（15/55）、3.1%（1/32）比21.8%（12/5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82， P=0.016； χ2=4.19， P=0.041）；非免疫治疗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1~2级为59.4%（19/32），3~4级为34.4%（11/32）]与免疫治疗组[1~2级为80.0%（44/55），3~4级为3.6%（2/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50， P<0.001）；肌酐升高、谷草转氨酶及谷丙转氨酶升高、淋巴细胞降低、低蛋白血症、蛋白尿、皮疹、乏力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HR=0.31，95% CI为0.12~0.77， P=0.012）。 结论:无论作为一线或二线及以上治疗，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延长了患者的OS1、OS2，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