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 +年中，随着诊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多发性骨髓瘤(MM)患者的生存得以极大改善，但是仍有10%~20%的高危MM(HRMM)患者预后较差。HRMM患者的临床识别主要通过宿主因素、肿瘤负荷、肿瘤生物学因素和治疗反应4个方面。蛋白酶体抑制剂(PI)、免疫调节剂(IMiD)及CD38单克隆抗体的三/四药联合诱导方案，可提高HRMM患者的微小残留病(MRD)阴性率，从而改善其预后。对适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的HRMM患者，诱导缓解后进行单/双次auto-HSCT，序贯PI联合IMiD的维持治疗十分重要。对不适合auto-HSCT者使用诱导有效方案进行持续治疗较为重要。笔者拟就目前HRMM的定义及其临床识别，是否适合auto-HSCT、难治/复发HRMM患者的治疗策略进行阐述，旨在为HRMM患者的诊疗提供理论参考。

目的:探讨抗CD19 CAR-T细胞治疗达深度缓解后序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难治B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疗效及不良反应。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11月至2019年3月河南省肿瘤医院收治的10例抗CD19 CAR-T细胞治疗达深度缓解后序贯allo-HSCT难治B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临床资料。结果:①10例患者中，男5例，女5例，中位年龄23.5（10~31）岁，其中难治急性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9例，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1例。10例患者抗CD19 CAR-T细胞治疗后第30天及移植前评估微小残留病（MRD）均为阴性。②亲缘全相合移植2例，亲缘单倍型移植8例，抗CD19 CAR-T细胞治疗获得深度缓解至allo-HSCT中位时间为32.5（20~60）d。③10例患者获得造血重建，中性粒细胞植入中位时间为15（15~21）d，血小板植入中位时间为19（17~30）d。④预处理过程中，10例患者均未出现肝静脉闭塞病及出血性膀胱炎。1例患者出现渗漏综合征，予以限制入量、补充白蛋白及利尿等治疗后好转。移植过程中8例（80%）出现发热，均经抗感染治疗后好转。发生Ⅱ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2例，Ⅲ度aGVHD 1例；至随访截止9例存活患者中8例出现局限性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⑤中位随访262（150~540）d，预期1年总生存率为（90.0±1.0）%，无病生存率为（85.7±1.3）%。结论:抗CD19 CAR-T细胞治疗达深度缓解后序贯allo-HSCT可作为难治B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的可选治疗方案。

患者男，19岁，未婚，因"腹胀伴纳差半月余，间断发热4天"于2018年11月26日入院。患者于2018年11月无诱因出现腹胀、纳差，后受凉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就诊于当地医院查血常规提示白细胞升高伴贫血及血小板减低。11月26日转诊我院查血常规：白细胞计数14.39×10 9/L，血红蛋白54 g/L，红细胞平均体积122.1 fL，血小板计数9×10 9/L。胸部CT：两肺片絮影，下叶为著，多考虑感染；两侧胸膜局限性增厚、粘连；两侧胸腔少量积液；两侧腋窝数枚稍大淋巴结。骨髓细胞形态学示：骨髓有核细胞增生极度活跃；粒：红＝78∶1；原粒＋早幼粒占72.4%，Auer小体可见。白血病免疫分型示：本次检测范围内，约30.6%(占有核细胞比例)的细胞为恶性原始幼稚髓系细胞，多考虑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白血病43种融合基因示：AML1-ETO融合基因阳性。预后基因：FLT3-TKD突变型。染色体核型：45，X，-Y，t(8；21)(q22；q22)[18]/46，XY[2]。明确诊断为：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2 AML1-ETO(＋) FLT3-TKD(＋)。11月28日开始行DA方案化疗，12月28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AML-M2-NR(原始粒细胞占48.4%)。12月30日开始行IA方案化疗，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AML-M2-NR(原始粒细胞占75.6%)。2019年1月30日行开始行HAG方案化疗，3月4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AML-M2-NR(原始粒细胞占9.2%)。给予HAG方案化疗，4月9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AML-NR(原始粒细胞占28%)。给予FLAG方案化疗，5月7日复查骨髓细胞形态学：粒：红＝11.3：1；粒系增生，中幼粒比例增高；AML-CR。随后行大剂量阿糖胞苷强化治疗。患者无全相合供者，与其胞妹为7/10半相合。6月3日复查骨髓：ANLL-CR治疗后骨髓象。微小残留病变(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阴性。FLT3-TKD阴性。AML1-ETO阴性、AML1-ETO/ABL1 0.0168%。脑脊液：白细胞计数65×10 6/L、脑脊液蛋白3 990.0 mg/L、蛋白定性阳性。6月24日入无菌间行CBA方案预处理，预处理过程基本顺利，6月30日至7月1日行妹供兄单倍体异基因外周血干细胞移植(A供A)，输注外周血干细胞结束后6小时输注间充质干细胞100 mL。两天共移植MNC 495.2×10 8个，平均7.68×10 8/kg，CD34 ＋为5.55×10 6/kg。术后给予CSA＋MMF＋短程MTX预防移植物抗宿主反应(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GVHD)，哌拉西林他唑巴坦钠＋阿昔洛韦＋伏立康唑预防性抗感染治疗。＋2天出现腹泻及肝功能异常。＋19天粒细胞植活。＋20天血小板植活。＋29天复查骨髓涂片：AML-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geneic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allo-HSCT)术后恢复期骨髓象，GVHD预测为低风险。MRD、AML1-ETO及FLT3-TKD定量阴性，呈完全嵌合状态。＋36天出院休养。院外患者服用环孢素、吗替麦考酚酯胶囊治疗，病情平稳。移植后多次复查骨髓均为AML-HSCT术后骨髓象。T、B、NK及全血细胞均为完全嵌合。MRD阴性。AML1/ETO基因定量为0。白血病微小残留阴性。病毒定量(CMV－DNA＋EBV－DNA)为0。目前仍在后续治疗随访中。

患者，男，17岁，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普通B细胞型（标危组），以VDCLP方案诱导化疗达完全缓解，CAML、HD-MTX方案3疗程，VCLP方案1疗程，CAM方案1疗程，CAML方案1疗程巩固治疗，其后6-巯基嘌呤+甲氨蝶呤方案维持治疗，每半年给予VDLP方案化疗1疗程，于2015年11月维持治疗结束，共行腰穿及鞘内注射13次。规律复查持续完全缓解，微小残留病（MRD）阴性。2016年7月复查骨穿提示复发（幼稚淋巴细胞占15%），流式细胞术检测B系幼稚细胞占12.79%，染色体正常核型。于2016年8月行单药氯法拉滨治疗（52 mg/m 2，第1~5天）达完全缓解，流式细胞术检测MRD 0.31%，继续单药氯法拉滨巩固1疗程，MRD阴性。2016年10月行单倍体造血干细胞移植（母亲供者），移植前行预防性鞘内注射1次，脑脊液检查未见异常。预处理方案为改良白消安/环磷酰胺+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应用环孢素A（CsA）、霉酚酸酯（MMF）及甲氨蝶呤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输注单个核细胞6.533×10 8/kg，CD34 +细胞4.217×10 6/kg，移植后13 d血小板植入，17 d粒系植入，无急性GVHD表现，未发生严重感染。移植后100 d开始CsA减量（每周减量10%），规律随访骨髓完全缓解、MRD阴性、完全供者嵌合。

患者，女，40岁，2020年1月诊断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EB-2（WPSS评分3分）"，分别于2020年1月、2020年3月和2020年5月应用地西他滨去甲基化治疗。移植前骨髓原始粒细胞占0.020，微小残留病（MRD）0.77%，WT1基因定量18.658%，NPM1-A基因突变定量1.244%。预处理方案：阿糖胞苷4 g·m -2·d -1，移植前10 d（-10 d）、-9 d，地西他滨20 mg·m -2·d -1，-10 d~-6 d，白消安3.2 mg·kg -1·d -1，-8 d~-6 d，环磷酰胺1.8 g·m -2·d -1，-5 d、-4 d，兔抗人胸腺细胞球蛋白2.5 mg·kg -1·d -1，-5 d~-2 d，司莫司汀250 mg/m 2，-3 d，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预防方案：西罗莫司、霉酚酸酯联合短程甲氨蝶呤。患者于2020年8月18日行单倍型造血干细胞移植（女供母，HLA 6/12，AB+供A+），回输供者外周血干细胞单个核细胞（MNC）9.63×10 8/kg，CD34 +细胞3.84×10 6/kg。移植后11 d（+11 d）粒细胞及血小板植活。+3 d患者发生呕血，给予禁食水、抑酸治疗。患者高热，血培养、病毒、细菌、真菌筛查均为阴性，给予广谱抗生素抗感染治疗后体温未降。+8 d，患者出现皮疹。+9 d，患者发生上腹部烧灼感伴腹泻，考虑急性GVHD，加用甲泼尼龙2 mg·kg -1·d -1，体温降至正常。+13 d，患者血脂明显升高（甘油三酯38.18 mmol/L，总胆固醇8.65 mmol/L）。患者间断恶心、呕吐伴上腹不适，+14 d，患者出现乳糜血（甘油三酯41.70 mmol/L，总胆固醇7.49 mmol/L），停西罗莫司（此时西罗莫司浓度17.7 μg/L），改为环孢素A治疗GVHD，甘油三酯降至3.80 mmol/L，总胆固醇降至6.15 mmol/L。+25 d，患者出现嗜睡，恶心、呕吐好转，血巨细胞病毒、EB病毒DNA阴性，环孢素A浓度165.5 μg/L。+26 d，患者昏睡，定向力、计算力障碍、四肢肌力下降，腰穿脑脊液压力100 mmH 2O，氯114.3 mmol/L，葡萄糖8.30 mmol/L，蛋白0.55 g/L。脑脊液细菌培养、真菌培养及抗酸杆菌均阴性，脑脊液神经免疫病检测：血清和脑脊液中AQP4、MOG、MBG抗体均为阴性。脑脊液和外周血病毒PCR筛查均阴性，脑脊液病原体二代测序（NGS）阴性。TMA筛查阴性。头颅平扫+增强磁共振成像（MRI）：双侧颞叶深部（海马区）及室管膜下区、左侧颞叶皮层多发异常信号并下丘对侧斑片明显强化灶。右侧小囊幕增厚并明显强化。结合患者近1个月进食差，伴有恶心、呕吐、腹泻，考虑不除外Wernicke脑病，给予维生素B 1 200 mg每8 h 1次治疗，+27 d患者神志转清，肢体肌力明显好转。患者维生素B 1<1.0 μg/L，明确诊断为Wernicke脑病，继续补充维生素B 1治疗。复查头颅MRI：双侧颞叶（及海马区）及室管膜下区多发异常信号并双侧下丘、右侧小脑幕明显强化灶，较前部分病变信号明显减低，范围减小。+30 d，复查骨髓完全缓解（CR），MRD阴性，NPM1基因突变阴性，短串联重复序列-聚合酶链反应（STR-PCR）完全供者型。+36 d，间断谵妄，给予奥氮平对症治疗后好转，+50 d，患者谵妄好转，停用奥氮平。随访至移植后8个月，患者无明显神经、精神症状及体征，环孢素A血浓度50 μg/L，原发病处于完全缓解状态，MRD阴性，STR-PCR完全供者型。头颅MRI：双侧颞叶（及海马区）及室管膜下区多发异常信号并双侧下丘脑、右侧小脑幕病变强化灶明显减低，范围明显缩小。

目的:评估阿扎胞苷联合BUCY2预处理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治疗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7月15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接受阿扎胞苷联合BUCY2预处理allo-HSCT的26例AML、MDS受者的临床资料。26例受者中男性15例，女性11例；所有受者均采用阿扎胞苷+BUCY2预处理，其中半相合移植加用兔抗人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Rabbit anti-human thymocyte immunoglobulin，ATG），使用他克莫司+吗替麦考酚酯（MMF）+重组抗CD25人源化单克隆抗体注射液（Xenopax）±甲氨蝶呤预防GVHD，全相合移植使用环孢素A+甲氨蝶呤+ Xenopax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 versus host disease，GVHD）。观察受者粒细胞植入、血小板植入，急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发生时间、严重程度及发生率，合并感染、复发及生存时间数据等指标。结果:所有受者均获得粒细胞植入，植入时间12 d（9~18）d，所有受者均获得血小板植入，植入时间16 d（13~34）d；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发生率为63.14%（95% CI：60.90%~65.37%），Ⅲ~Ⅳ度aGVHD发生率为12.31%（95% CI：11.39%~13.23%），中位aGVHD发生时间移植后49 d（11~93）d；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发生率为52.68%（95% CI：49.23%~56.13%），中重度cGVHD发生率为11.43%（95% CI：10.20%~12.66%）；7例受者发生巨细胞病毒（CMV）血症，3例发生细菌感染，4例发生真菌感染；截止随访日期，23例受者均获得无复发存活，且微小残留（minimal residual disease，MRD）持续阴性，2例受者复发，并死于疾病复发，1例受者死于GVHD合并重症感染。累积复发率（cumulative incidence of relapse，CIR）10.20%（95% CI：9.21%~11.18%），1年的总存活率为83.50%（95%CI：67.90%~100%），无GVHD无复发存活（GRFS）率为70.30%（95% CI：52.30%~94.30%），非复发死亡（NRM）率为5.02%（95% CI：4.53%~5.52%）。 结论:阿扎胞苷联合BUCY2预处理allo-HSCT治疗AML和MDS的总存活率较传统预处理方式高，Ⅲ~Ⅳ度aGVHD、复发、感染风险安全可控。

目的:探讨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时代Ph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Ph +ALL）在完全缓解（CR）状态下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的预后和影响因素。 方法:回顾性分析2012年5月至2017年5月河北燕达陆道培医院收治的116例在CR状态下行allo-HSCT的Ph +ALL患者的预后及其影响因素。 结果:116例患者中男72例，女44例。中位年龄20（4～64）岁。同胞全相合移植21例，亲缘单倍型移植77例，非血缘移植18例。5年总生存（OS）率为73.2％（95％ CI 63.8％～80.5％），其中诊断至移植间隔时间<180 d的亚组5年OS率为87.5％。5年无病生存（DFS）率为61.4％（95％ CI 51.8％～69.7％）。5年细胞形态及分子学水平复发累积发生率为18.5％（95％ CI 12.6％～27.3％）。5年移植相关死亡率（TRM）为19.9％（95％ CI 13.8％～28.7％）。多因素分析显示，15～39岁（ HR＝2.730， P＝0.044）、诊断至移植间隔时间≥180 d（ HR＝4.534， P＝0.010）、发生Ⅲ～Ⅳ度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aGVHD）（ HR＝7.558， P＝0.000）是影响患者OS的不利因素；发生局限型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cGVHD）是影响患者OS的有利因素（ HR＝0.300， P＝0.034）。而性别、起病时WBC（<30×10 9/L，≥30×10 9/L）、BCR-ABL融合基因类型、体细胞突变类型、移植前状态（CR 1，>CR 1）、移植前微小残留病（MRD）水平（MRD阴性，MRD阳性）、预处理方案（全身照射方案，白消安为基础方案）、预处理方案强度、移植类型、GVHD预防方案（环孢素A，他克莫司）、抗胸腺细胞免疫球蛋白的种类、巨细胞病毒和EB病毒血症的有无对OS的影响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TKI时代Ph +ALL在CR状态下行allo-HSCT时，影响生存的因素有年龄、诊断至移植间隔时间和发生重度aGVHD。

目的 建立150 L生物反应器大规模培养狂犬病病毒(rabies virus,RABV)的工艺,为后期开发更大规模高密度微载体反应器工艺奠定基础.方法 应用30 L(型号:C30-2)和150 L(型号:VESSEL FERMENTER 300L)生物反应器,以灌流方式培养Vero细胞和CTN-1V株RABV,Cytodex-1微载体浓度20g/L,培养温度36～38 ℃,DO 20％～60％,pH 7.0～7.4,连续13 d收获病毒液,培养过程中取样检测细胞密度、病毒滴度,并对病毒收获液进行无菌和支原体检查及抗原、宿主细胞蛋白(host cell protein,HCP)、牛血清白蛋白(bovine serum albumin,BSA)、DNA残留量检测.结果 30和150 L生物反应器的细胞培养密度均可达1.2×107个/mL以上,在培养过程中各时间点的细胞密度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t=0.225～2.173,P=0.096～0.833).2种规模生物反应器病毒收获液均在感染后6 d达最高病毒滴度(8.5 lgLD50/mL),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1.000,P=0.374).2种规模生物反应器病毒收获液的抗原、HCP、BSA和DNA残留量基本一致.结论 可用150 L生物反应器大规模培养RABV,病毒收获液符合《中国药典》三部(2020版)相关标准.

目的 利用实验设计(Design of Experiment,DoE)筛选及优化实验对SARS-CoV-2单抗F61亲和层析工艺参数进行筛选及优化,获得最佳工艺条件.方法 选择8个可能在亲和层析中影响实验响应结果的工艺参数并制定其水平范围,利用DoE筛选实验对选择的工艺参数进行8因子2水平筛选实验,通过检测响应值,用统计学软件拟合数学模型,经帕累托图分析获得3个显著影响关键质量属性的关键工艺参数(P＜0.05),再选择DoE响应曲面法对关键工艺参数进行优化实验.首先完成全析因实验设计部分,检测响应结果拟合数学模型,分析弯曲项P值判断显著因子的工艺参数范围处于最佳范围内(弯曲P＜0.05)后,再根据实验的序贯性补齐中心复合表面设计(central composite face-centered design,CCF)实验,通过检测响应结果拟合响应曲面模型,获得工艺最佳条件范围,最终通过重复试验验证最佳参数值的稳定性.结果 在筛选实验中获得在亲和层析阶段影响F61的显著因子为洗脱缓冲液pH、洗脱缓冲液盐浓度、中间淋洗缓冲液盐浓度、平衡缓冲液盐浓度.通过CCF实验最终获得亲和层析中关键工艺参数的最佳条件,当洗脱缓冲液pH为3.2、洗脱缓冲液盐浓度为0.07 mol/L NaCl、中间淋洗缓冲液盐浓度为0.31 mol/L NaCl,F61在亲和层析阶段收率达95.25％,宿主细胞蛋白(host cell protein,HCP)残留量为97.33 ppm,样品单体纯度达98.51％.结论 用不同类型DoE方法进行了F61亲和层析阶段工艺参数的筛选和优化,获得了最佳工艺条件,为F61纯化工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为应对治疗性抗体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抗体上游细胞培养规模和表达量水平已显著提高,而下游纯化工艺的生产效率则相对落后,下游处理能力已成为限制抗体产能的瓶颈.本研究以单克隆抗体 mab-X 为实验材料,优化了细胞培养液、低 pH 病毒灭活收集液 2 种模式的正辛酸(caprylic acid,CA)沉淀工艺条件,并研究了CA处理去除聚体、CA处理灭活病毒等2种应用,在小试的基础上,采用低pH病毒灭活收集液CA沉淀的模式进行了500 L细胞培养规模生产放大研究,对沉淀前后的产品质量和收率进行了检测和对比.结果显示,两种模式的 CA沉淀均可显著降低宿主细胞蛋白(host cell protein,HCP)残留和聚体含量,在聚体去除实验中CA沉淀可去除约 15%的聚体,病毒灭活研究显示CA对逆转录模型病毒具有完全的病毒灭活能力.在放大生产规模中,下游依次进行了深层过滤收获、亲和层析、低 pH 病毒灭活、CA 沉淀及深层过滤、阳离子交换层析,CA沉淀过程中混合时间和搅拌速度显著影响CA沉淀效果,CA沉淀处理后低pH病毒灭活液中的HCP残留量降低了 895 倍,沉淀后产品纯度和 HCP残留均已控制在单克隆抗体质量要求范围内,CA 沉淀可以减少传统纯化工艺中的一个精纯步骤.总之,下游工艺中采用 CA 沉淀,能够精简传统纯化工艺,并完全满足mab-X的纯化质量要求,而且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本研究结果将推动 CA 沉淀在单克隆抗体下游纯化生产中的应用,为解决目前传统纯化工艺的问题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