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调查三孩政策背景下河北省已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现状,并分析生育支持对已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于2023年7月抽取河北省内已婚育龄女性作为调查对象,利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进行调查,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已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 共发放1 20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 104份,有效回收率92％.调查对象中,222人(20.1％)无生育/再生育意愿,263人(23.8％)意愿生育1个孩子,545人(49.4％)意愿生育2个孩子,74人(6.7％)意愿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民族、职业、居住地是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生育支持中,时间支持、托育费用、孕产保健、经济支持是已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结论 已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较低,三孩意愿仍处于较低水平,积极提供促使已婚育龄女性意愿生育的生育支持及政策,营造良好的生育环境,有助于提升已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

目的 探究血清微RNA(miR)-130b-3p、果蝇母系DPP同源物4(SMAD4)对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不孕病人人工授精妊娠结局的预测价值.方法 选取2018年1月至2022年1月在平顶山市妇幼保健院就诊的PCOS不孕病人172例为PCOS组,另取同期体检的180例月经周期正常且已婚已育女性作为对照组.实时荧光定量PCR法检测血清中miR-130b-3p的水平;用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LISA)法检测血清SMAD4水平.判断PCOS病人人工授精结局并分为临床妊娠组(n=146)和未临床妊娠组(n=26).Pearson法对PCOS病人血清SMAD4、miR-130b-3p、抗苗勒氏管激素(AMH)的相关性进行分析;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PCOS不孕病人人工授精后未临床妊娠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曲线)评估miR-130b-3p、SMAD4水平预测PCOS病人人工授精未临床妊娠的价值.结果 与对照组相比,PCOS组血清miR-130b-3p(1.02±0.24比2.16±0.34)水平较高(t=36.47,P<0.05),血清SMAD4[(71.15±11.62)ng/L比(36.05±6.37)ng/L]水平较低(t=34.92,P<0.05),与临床妊娠组相比,未临床妊娠组血清miR-130b-3p(2.04±0.31比2.85±0.51)水平较高(P<0.05),优势卵泡数≥2个比例(78.08％比50.00％)及血清AMH[(8.27±1.85)pg/L比(6.16±1.01)pg/L]、SMAD4[(38.27±6.99)ng/L比(23.60±2.91)ng/L]水平较低(P<0.05).Pearson分析显示,PCOS病人血清中SMAD4与miR-130b-3p呈负相关(r=-0.56,P<0.05),PCOS病人血清中miR-130b-3p与AMH呈负相关(r=-0.46,P<0.05),血清中SMAD4与AMH呈正相关(r=0.46,P<0.05).logistic分析显示,miR-130b-3p水平升高是PCOS不孕病人人工授精后未临床妊娠的危险因素(P<0.05),AMH和SMAD4水平降低是PCOS不孕病人人工授精后未临床妊娠的保护因素(P<0.05).ROC曲线分析显示,血清miR-130b-3p、SMAD4联合预测PCOS病人人工授精未临床妊娠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5,其灵敏度为96.20％,特异度76.70％.结论 PCOS病人血清miR-130b-3p水平升高,SMAD4水平下降,二者对PCOS病人人工授精未临床妊娠有预测价值.

本研究通过对海口市社区高血压高危人群进行干预，探讨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技术对高血压高危人群的血压控制效果，为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的防治提供参考。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于2021年7至12月期间在海口市15个社区招募295名高血压高危人群，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15个社区随机分为空白组、传统组和互联网+组3个组。空白组即课题组不采取特殊的干预措施组（99名），所在社区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之健康教育服务规范》进行常规干预；传统组（95名）在空白组的基础上，由课题组额外采取举办讲座和分发科普书籍等传统方式进行干预；互联网+组（101名）在传统组的干预基础上额外采取互联网手段进行干预。于6个月后对其进行一般状况调查、实验室生化检查和体格测量。采用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干预前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干预后组间比较用协方差分析，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区间）即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使用k样本Kruskal-Wallis单因素ANOVA法。用构成比或率描述计数资料，在干预前组间均衡可比的前提下，干预后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结果显示，共纳入295名调查对象，其中男性占35.6%（105名），女性占64.4%（190名）；年龄范围为55~74岁、（64.69±5.73）岁；95.6%（282名）为已婚。三组调查对象入组时在性别、年龄、家族史、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态、饮酒习惯、规律运动、膳食情况、SBP（收缩压）、DBP（舒张压）、脉压差、BMI（身体质量指数）、叶酸、24 h尿钠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饮酒率表现为互联网+组（29名，28.7%）<传统组（47名，49.5%）<空白组（66名，66.7%）（ χ2=28.948， P<0.001）；规律运动率表现为互联网+组（37名，36.6%）高于传统组（18名，18.9%）和空白组（16名，16.2%）（ χ2=13.476， P=0.001）。干预后，与空白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钠和叶酸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与传统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互联网+组［SBP：（128.95±6.55）mmHg，DBP：（79.88±5.75）mmHg］和传统组的的血压水平［SBP：（129.63±8.41）mmHg，DBP：（79.77±7.73）mmHg］均低于空白组［SBP：（132.93±8.41）mmHg，DBP：（82.42±7.76）mmHg］（SBP： F=9.417， P<0.001；DBP： F=6.967， P=0.001），而互联网+组的24 h尿钠水平（143.63±38.58）mmol/24 h低于传统组（163.31±35.67）mmol/24 h和空白组（154.14±35.52）mmol/24 h（ F=11.509， P<0.001）。综上，和传统干预方式相比，“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模式更可能促进高血压高危人群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有效改善血压与24 h尿钠水平，利于CVD预防。

目的:了解石家庄市社区居民对胃癌风险因素认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2020年10月16日至11月17日，采用方便抽样法在石家庄市新华区和裕华区抽取年龄>18岁的常住居民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了解其对胃癌风险因素的认知情况。对1 490名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和胃癌风险因素的知晓率进行频数和百分比的描述，并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胃癌风险因素认知水平的影响因素。结果:调查对象男性占35.0%（522名），女性占65.0%（968名）。胃癌风险因素知识得分为5.0（1.0，11.0）分，57.0%（849/1 490）的居民胃癌风险因素知识得分处于低水平。居民知晓率较高的风险因素包括不规律饮食（47.4%，706/1 490），经常吃腌制食物（45.2%，674/1 490），经常吃烟熏食物（45.0%，671/1 490）；居民知晓率较低的风险因素包括缺乏运动（14.8%，221/1 490），男性（17.3%，258/1 490），老年（19.5%，291/1 490）；居民对幽门螺杆菌（Hp）感染是胃癌风险因素的知晓率仅为26.8%（400/1 490）。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文化程度（ Z=39.34）、婚姻状况（ Z=53.31）、月收入（Z=11.82）、家人或朋友是否患有胃部疾病（ H=-2.98）和胃癌家族史（ H=-2.34）的居民对胃癌风险因素认知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相比于小学及以下学历的居民，初中、高中或中专、大学学历的居民胃癌风险因素认知得分较高（ β=0.27， P<0.001； β=0.23， P<0.001； β=0.16， P<0.001）；相比于未婚居民，已婚、离异或丧偶的居民胃癌风险因素认知得分较高（ β=0.16， P<0.001； β=0.05， P=0.039； β=0.06， P=0.027）；相比于月收入<3 000元的居民，月收入5 000~10 000元的居民胃癌风险因素认知得分较高（ β=0.07， P=0.020）；相比于没有胃癌家族史的居民，有胃癌家族史的居民胃癌风险因素认知得分较高（ β=0.06 ，P=0.029）。 结论:石家庄市>18岁社区居民的胃癌风险因素认知严重不足；应积极开展健康教育活动提高居民对胃癌风险因素的认知，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改变居民不良生活方式。

目的:了解18~45岁已婚HIV感染者生育安全认知现状，为艾滋病感染家庭生育安全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选择重庆市6个区和四川省自贡市2021年11月至2022年4月接受随访的18~45岁已婚HIV感染者进行问卷调查，收集其一般人口学特征、性行为史、生育意愿、生育安全认知等，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和Poisson回归分析研究对象生育安全认知的相关因素。结果:266名研究对象中，女性占58.3%（155/266），有生育意愿的HIV感染者占48.9%（130/266）。研究对象的生育安全知识知晓率为59.4%（158/266），生育安全知识知晓情况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生育安全知识知晓率是男性的2.14（95% CI：1.25~3.66）倍；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者生育安全知识知晓率是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1.88（95% CI：1.08~3.27）倍；有生育意愿者生育安全知识知晓率是无生育意愿的1.88（95% CI：1.10~3.22）倍，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者生育安全知识知晓率是未接受过艾滋病知识宣传教育的9.06（95% CI：2.46~33.32）倍。生育安全措施知晓率为5.3%（14/266），Poisson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生育安全措施知晓率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因素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结论:18~45岁已婚HIV感染者生育安全认知水平较低，存在家庭内夫妻间和母婴传播HIV的风险，应加强针对性生育安全健康教育和干预，从而降低因生育造成的HIV家庭内传播。

目的:研究安徽省合肥市2020年新报告HIV-1感染者的传播性耐药（transmitted drug resistance，TDR）及分子传播网络情况。方法:收集合肥市2020年1—12月新报告HIV-1感染者，扩增 pol基因区（2 253~3 314 nt），判定基因型耐药情况，构建分子传播网络并分析进入网络病例的相关特征。 结果:成功扩增 pol基因区序列376条，主要的毒株为CRF07_BC（157，41.8%）和CRF01_AE（136，36.2%）。新报告感染者TDR为2.7%（10/376），10例携带监测性耐药突变（surveillance drug resistance mutation，SDRM），并且毒株CRF55_01B所占比例较大（4/10）。分别以0.5%作为基因距离阈值构建了分子传播网络，CRF01_AE的大型网络以已婚中年男男性行为者（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MSM）为主，而CRF07_BC则以教育水平较高的未婚MSM为主。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入网的影响因素发现CD4细胞计数在200~500个/μL者（ aOR=3.219，95% CI：1.226~8.452）与CD4细胞计数>500个/μL者（ aOR=5.375，95% CI：1.664~17.364）更易进入网络。 结论:合肥地区2020年新报告HIV-1感染人群以中青年MSM为主，TDR较低，但要加强CRF55_01B的耐药监测。

目的:了解德宏州缅甸籍人员的现状，并对其HIV主动检测意识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研究设计，利用方便抽样方法完成研究对象招募与筛选，使用一对一问卷调查的方法对400名缅甸籍人员完成人口学特征、艾滋病知晓、性行为、HIV检测情况等信息收集。运用 χ2检验和logistic回归方法，对HIV主动检测意识现状以及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回收有效问卷393份，有效率为98.3%。研究对象以男性 (61.3%)、缅族 (65.1%)、接受1～7年教育 (59.3%)、已婚 (57.5%)、非独居 (96.2%)为主；打工为在德宏居留主要目的 (69.5%)；69.5%累计居留2年以上；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75.6%。42.0%研究对象最近6个月发生过性行为；22.9%发生危险行为后会主动寻求HIV检测。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HIV主动检测意识影响因素包括：女性 ( OR＝2.16，95% CI：1.09～4.27)、文化程度8～10年和10年以上( OR＝5.21，95% CI：2.09～12.95； OR＝19.78，95% CI：5.80～67.46)、最近6个月发生过性行为( OR＝2.53，95% CI：1.34～4.78)、最近6个月接受过艾滋病宣传教育( OR＝2.46，95% CI：1.30-4.65)、知晓艾滋病知识 ( OR＝8.13，95% CI：2.94～22.49)。 结论:缅甸籍人员HIV主动检测意识低。女性、受教育程度高、近6个月接受过艾滋病宣传教育、艾滋病知识知晓者主动检测意识较高。应当继续加强缅甸籍人员艾滋病知识教育，提高其发生危险行为后尽早主动检测的意识。

目的:了解男男性行为者（MSM）的异性性行为特征及其无保护异性性行为的影响因素，为艾滋病的防控工作提出更有针对性的策略。方法:2022年10月至2023年3月，依托杭州市、金华市、嘉兴市、宁波市的社会组织，以横断面的研究方法对1 993名MSM开展调查，选取最近6个月发生过异性性行为者作为研究对象。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社会心理情况、艾滋病知识、同性性行为和异性性行为特征等。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无保护异性性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共调查1 993名MSM，其中38.7%（772/1 993）发生过异性性行为，14.7%（293/1 993）最近6个月发生过异性性行为。最近6个月女性性伴侣数量为1人者占93.2%（273/293），2~5人者占6.1%（18/293），>5人者占0.7%（2/293）。91.1%（267/293）仅与固定性伴侣发生性行为，58.0%（170/293）发生过无保护异性性行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拥有女性性伴侣的MSM最近6个月发生无保护异性性行为的影响因素为已婚、有过婚姻或同居（ OR=1.925，95% CI: 1.114~3.550）、最近6个月压力不大（ OR=1.988，95% CI: 1.114~3.550）、最近6个月无男性固定性伴侣（ OR=3.857，95% CI: 2.182~6.817）、最近6个月发生无保护同性性行为（ OR=3.120，95% CI: 1.601~6.082）、最近6个月接受过社会组织开展的安全套使用宣传（ OR=2.080，95% CI: 1.143~3.785）、目前认为自己的HIV感染风险一般或较高（ OR=2.244，95% CI: 1.304~3.860）。 结论:MSM存在异性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交织的现象，且无保护异性性行为发生率高。婚姻、压力、同性性行为特征、安全套使用宣传教育等因素与MSM发生无保护异性性行为相关。

目的:了解天津市男男性行为人群（MSM）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2017年9月至2020年12月采用滚雪球抽样方法招募MSM开展横断面调查，收集调查对象社会人口学信息、精神活性物质使用情况和相关行为信息，并采集血样开展HIV和梅毒检测。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MSM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相关因素。结果:MSM研究对象9 218人中，曾经使用精神活性物质占43.5%（4 013/9 218），使用Rush、多种精神活性物质分别占92.6%（3 718/4 013）和17.2%（692/4 013）。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的相关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汉族是少数民族的0.68倍（95% CI：0.51~0.91），已婚/同居者、离异/丧偶者分别是未婚者的0.65倍（95% CI：0.57~0.74）、0.80倍（95% CI：0.65~0.97），首次同性性行为年龄≥30岁者是<30岁者的0.57倍（95% CI：0.44~0.74），天津市户籍者是外地户籍者的1.12倍（95% CI：1.03~1.23），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是初中及以下的1.29倍（95% CI：1.12~1.49），最近6个月发生肛交性行为者是未发生者的1.93倍（95% CI：1.34~2.77），最近1周同性性伴数>2个者是≤2个者的1.62倍（95% CI：1.41~1.87），最近6个月发生同性商业性行为者是未发生商业性行为者的1.99倍（95% CI：1.62~2.45），最近1年被诊断性病者是未患性病者的2.39倍（95% CI：1.82~3.12），最近1年接受过同伴教育者是未接受过同伴教育者的1.63倍（95% CI：1.50~1.78）。 结论:天津市MSM的精神活性物质使用率较高，相关的影响因素较多，需加强针对性的预防干预措施。

目的:了解江苏省淮安市社区高血压患者单片复方制剂（SPC）的使用情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方法:该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分阶段随机抽样法，于2022年6至12月抽取江苏省淮安市清江浦区、淮阴区为一级抽样单位，然后再从中抽取1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研究单位。入选已纳入研究单位高血压慢病管理的全部患者。根据是否使用SPC，将入选患者分为SPC组和非SPC组。通过调查问卷、现场测量和实验室检查等方法收集入选患者的相关临床资料。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社区高血压患者使用SPC的影响因素。结果:入选患者4 094例，年龄（71.6±5.9）岁，男性1 959例（47.85%），其中SPC组496例，非SPC组3 598例，社区高血压患者中SPC的使用率为12.12%（496/4 094）。SPC组中≥65岁、规律运动、已婚患者的比例低于非SPC组，血肌酐、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高于非SPC组，中等教育及以上、职工医疗保险、高血压诊断单位为市级医院及以上、高血压病程≥10年患者的比例高于非SPC组（均 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 OR=1.653，95% CI：1.117~2.445）、是否规律运动（ OR=1.307，95% CI：1.075~1.590）、血肌酐水平（ OR=1.003，95% CI：1.001~1.005）、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 OR=1.153，95% CI：1.045~1.273）、教育程度（ OR=1.645，95% CI：1.349~2.006）、婚姻状况（ OR=1.377，95% CI：1.011~1.875）、医疗保险类型（ OR=1.374，95% CI：1.121~1.684）、高血压诊断单位等级（ OR=1.366，95% CI：1.114~1.675）和高血压病程（ OR=1.305，95% CI：1.075~1.585）是社区高血压患者是否使用SPC的独立影响因素（均 P<0.05）。 结论:江苏省淮安市社区高血压患者SPC的使用率较低，年龄、是否规律运动、血肌酐水平、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医疗保险类型、高血压诊断单位等级、高血压病程是社区高血压患者使用SPC的独立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