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新生儿胎粪吸入综合征(MAS)预后结局的关联因素及预测意义.方法:回顾性分析2016年5月-2022年5月本院收治的MAS新生儿108例临床资料,根据治疗结果分为成功组与失败组并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新生儿MAS预后结局的关联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关联因素对新生儿MAS预后结局的预测价值.结果:108例MAS新生儿中,有21例院内死亡或放弃治疗(失败组),不良预后19.4％;成功组87例.多因素分析显示,窒息史(OR=1.370)、羊水污染程度高(OR=1.563)均是影响新生儿MAS预后结局的独立危险因素,补充益生菌(OR=0.700)、高动脉血氧分压(PaO2)/吸入氧浓度(FiO2)(OR=0.770)是新生儿MAS预后结局的保护因素(均P＜0.05),PaO2/FiO2预测新生儿MAS预后的曲线下面积为0.970,价值较高.结论:窒息史、羊水污染程度、补充益生菌、PaO2/FiO2均与是新生儿MAS预后结局影响因素,PaO2/FiO2有一定预测价值,早期识别危险因素并制定干预措施对改善患儿预后有益.

目的:调查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者术后放置宫内节育器(IUD)停用情况及影响因素.方法:收集2022年1-12月本院收治的人工流产者1035例,均流产术后应用IUD避孕措施,随访1年,观察IUD使用情况并分为停用组(189例)、续用组(846例).调查IUD停用原因,通过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人工流产者术后落实避孕措施1年内停用危险因素.结果:随访1年,人工流产术后IUD停用189例(18.4％),原因包括不良反应83例、社会心理因素100例、其他原因6例.多因素logistic分析显示,年龄低、无生育史、无重复流产、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下为人工流产者术后放置IUD停用的危险因素(OR=1.657、1.669、2.442、1.790,P＜0.05).结论:非意愿妊娠人工流产者术后放置IUD仍存在一定比例的停用情况,影响因素较多,临床需加强术前咨询、术后管理,针对性采取干预对策以提高流产后长效避孕措施的落实使用率.

目的 分析2010-2022年淮河流域滕州市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的初筛和随访情况,掌握筛查结果的变化趋势.方法 收集整理2010-2022年滕州市上消化道癌早诊早治项目相关数据,分别计算上消化道癌初筛和复查的检出率、早诊率和治疗率等指标.采用x2检验分析不同组间高危率、检出率、早诊率和治疗率的差异,采用趋势x2检验分析各年间筛查结果的变化趋势.结果 2010-2022年滕州市共完成73 282人次上消化道癌危险因素调查,总体高危率为45.85％(33 598/73 282);23 478人次的内镜筛查和随访复查,其中初筛22 925人次,复查553人次.初筛人群上消化道癌检出率、早诊率、治疗率分别为0.64％(147/22 925)、76.87％(113/147)和74.15％(109/147),初筛人群中13年间的上消化道癌检出率、早诊率和治疗率变化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趋势检验:检出率x2=2.62,P=0.106;早诊率x2=2.31,P=0.129;治疗率x2=1.07,P=0.302);复查人群检出率、早诊率、治疗率分别为4.52％(25/553)、80.00％(20/25)和60.00％(15/25),复查人群检出率显著高于初筛人群,x2=111.75,P＜0.001.结论 2010-2022年淮河流域滕州市上消化道癌风险率较高,整体检出率较低,需进一步完善规范化及长效化的筛查工作机制,开展癌症防控知识普及教育,实施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以期进一步提升项目筛查效果.

心脏骤停(cardiac arrest,CA)是全球成人主要死亡原因之一,院外心脏骤停(out-of-hospital cardiac arrest,OHCA)的年发病率在10万人中为30.0～97.1例[1].我国OHCA患者每年超过百万,但出院存活率和良好神经功能预后的比例极低[2].CA后脑损伤是导致患者死亡和长期残疾的关键因素[3].目标温度管理(targeted temperature management,TTM)是当前国际指南中唯一被推荐的具有神经保护效果的干预措施[4].尽管目标温度的选择在TTM治疗过程中一直存在争议,但最新的证据表明,高质量的TTM治疗对于改善CA患者的预后至关重要[5].

综述未来照护准备的概念、现状及评估工具,分析人口学、认知、生理、心理和社会因素对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的影响,并总结以家庭为中心干预、团体健康教育和网络辅助决策对提高老年人未来照护准备水平的有效性,为后续开展干预性研究提供参考.

本研究为一项随机、开放标签研究,研究对象为18～45岁的排卵期女性,受试者按照1:1:1的比例被随机分为自然周期组、改良自然周期组或人工周期组.由于研究干预措施的性质特殊,故本试验不设盲.自然周期组不使用雌激素、孕酮或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改良自然周期组使用hCG来触发排卵;人工周期组使用口服戊酸雌二醇(从月经第2～4天开始,每天8 mg)和阴道孕酮(从子宫内膜厚度≥7 mm开始,每天800 mg).

目的 构建急性期高血压脑出血患者的症状网络,探索核心症状群,为医护人员开展个体化、精准化症状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2022年12月-2024年1月便利抽取河北省三所三级甲等医院神经外科住院的423例高血压脑出血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记忆症状评估量表、美国国立卫生院卒中量表、脑卒中专用生活质量量表收集资料.探索性因子析取症状群,R语言构建症状网络分析中心性指标,并通过分层回归明确对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的症状群,确定核心症状群.结果 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最常见的症状是疼痛(83.5％)、担忧(80.6％)、恶心(75.7％),最严重的症状是疼痛(2.29±0.05),其次是恶心(1.93±0.06)、担忧(1.72±0.06).探索性因子分析出5个症状群,分别是病感症状群、功能障碍症状群、精神情绪症状群、呼吸道症状群和消化道症状群,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1.832％.症状网络中预期影响值最大的症状为疼痛(rs=1.17).分层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病感症状群的对生活质量影响程度最大(β=-4.677,95％CI:-5.224～-4.131,P＜0.001),对模型解释度为46.5％.结论 病感症状群为高血压脑出血患者急性期的核心症状群,医护人员可基于此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开展症状管理,进一步提高症状管理的效率.

目的 建立针对云南省多民族人群的产后抑郁风险预测模型并识别预测因子.方法 于云南省某多民族聚居县对处于产后42天～1年的女性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进行产后抑郁筛查.以是否存在产后抑郁症状(EPDS ≥9分)为结局指标,基于随机森林算法纳入人口经济学、社会心理学、产科学、新生儿、配偶及家庭、其他特征因素共52个影响因素,在训练集上构建云南多民族人群产后抑郁风险预测模型,在测试集上采用准确率、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及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ROC曲线)下面积(Area Under Curve,AUC)评价该模型性能.结果 本研究纳入分析的女性为459名,产后抑郁检出率为11.55％,其中汉族7.56％、壮族13.94％、其他少数民族13.92％.重要性评分位于前14的变量为:焦虑、既往不良情绪史、夫妻感情、家人支持水平、照顾新生儿身心疲惫、妊娠风险分级、母婴同室、喂养模式、文化程度、配偶文化程度、夜间照顾新生儿次数、民族、孕次、年龄.该模型准确率为92.74％,特异度为95.50％,灵敏度为69.23％,阳性预测值为64.29％,阴性预测值为96.36％,AUC值为0.925.同时,分别以汉族、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群作为验证集进行内部验证,显示模型稳定性好.结论 基于随机森林算法建立的云南多民族人群产后抑郁风险预测模型性能良好,可用于预测少数民族地区女性产后抑郁风险因子,从而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

从不孕不育患者心理痛苦的内涵、评估工具、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改善不孕不育患者心理健康水平、完善相关管理体系、提高生殖服务质量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目的:了解2019-2023年无锡市梁溪区高危妊娠孕产妇的流行病学特征,为规范高危孕产妇管理提供参考的依据.方法:依托江苏省妇幼健康信息系统,收集2019-2023年无锡市梁溪区高危妊娠孕产妇人群特征和妊娠风险信息,分析高危妊娠发生率、妊娠风险等级、人群特征、妊娠风险因素特征的变化趋势.结果:2019-2023年梁溪区高危孕产妇发生率逐年上升,平均为75.428％;妊娠风险以黄色为主,橙色和红色风险比例逐年上升.2021年起高龄、剖宫产的高危孕产妇增多趋势发生逆转,2023年才明显回升;低龄高危孕产妇比例自2020年起一直保持在低位.5年来13周内初次产检、产检次数超过10次以上的高危孕产妇占比逐年提升;妊娠风险因素前10种类变化不大,2023年前三顺位为体质量指数异常、贫血、糖尿病.结论:2019-2023年梁溪区高危妊娠孕产妇的发生率逐年升高,妊娠风险等级倾向于复杂化,人群年龄和分娩方式特征、主要妊娠风险因素特征均发生变化,高危孕产妇的健康管理逐渐规范.梁溪区应依据现状调整高危妊娠管理方向,针对难点、弱点采取对应的干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