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对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免疫层析法）进行国际多中心临床评价。方法:1 855份具有有效检测结果的临床平行样本（分别用于核酸和抗原检测）来自德国、英国、乌克兰、法国、印度、泰国、马来西亚、美国和巴西9个国家，采样时间为2021年1月3日至9月22日。对这些样本分别采用SARS-CoV-2抗原检测试剂盒（胶体金免疫层析法）和核酸检测试剂盒（RT-PCR）进行检测，计算阳性符合率［（抗原阳性例数/核酸阳性例数）×100%］、阴性符合率［（抗原阴性例数/核酸阴性例数）×100%］、总符合率［（抗原和核酸检测一致的例数/总例数）×100%］和Kappa 值。采用变异系数评价以上指标在不同国家间的差异。分析不同核酸检测循环阈值（Ct值）样本、不同特征样本和不同突变株样本的抗原检出率。结果:所有样本SARS-CoV-2抗原检测与核酸检测阳性符合率为90.8%（569/627），阴性符合率为99.7%（1 224/1 228），总符合率为96.7%（1 793/1 855），一致性系数Kappa值为0.924；各国间的阳性符合率（除含Ct值>30样本较多的马来西亚外）、阴性符合率（除不含阴性样本的法国外）和总符合率（除法国外）的变异系数分别为6%、<1%和6%。当Ct值<25时抗原检出率可达83.3%~100%（变异系数为6%），无症状感染者和症状出现7 d内样本总体检出率和变异系数分别为93.4%（428/458）和5%，对SARS-CoV-2突变株的总检出率为97.5%（119/122），对20份其他病毒感染样本（包括甲型流感病毒H1N1、乙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A型和B型、肠道萨奇病毒A组16、人类偏肺病毒、副流感病毒1型和4型、EB病毒和腺病毒）的抗原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结论:SARS-CoV-2抗原检测试剂盒检测真实性好，且其各指标在9个国家间差异较小，可满足大规模早期筛查SARS-CoV-2感染的需要。

目的:探讨冷冻消融技术治疗前列腺癌根治性放疗后原发灶复发患者的临床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7年8月至2021年2月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21例行冷冻消融治疗的前列腺癌根治性放疗后原发灶复发患者的临床资料。平均年龄73.1(57.3~85.0)岁，初诊Gleason评分6分5例，7分8例，≥8分8例。初诊临床分期：cT 2期13例；cT 3期8例。放疗前基线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35.3(6.4~78.5) ng/ml，放疗后PSA最低值为1.8ng/ml；中位随访8(3~12)个月后均因PSA持续升高就诊。盆腔MRI及PSMA SPECT检查提示前列腺癌原发灶复发。21例均行挽救性内分泌治疗，冷冻消融术前PSA 4.1(1.8~14.4)ng/ml。术前检查综合评估，患者仅原发灶复发，未见淋巴结或远处转移。采用氩气-氦气低温手术治疗系统，针对复发病灶留置1~3根冷冻针，采用两个冷热循环进行冷冻消融。术后继续应用内分泌治疗。观察不良反应，以及PSA进展、原发灶复发或转移等预后指标。 结果:21例手术均顺利完成，术中评估前列腺体积中位值为42.0(23.0~85.0)ml。21例中术后2例出现尿潴留，1例尿路感染，2例排尿后出现组织脱落。11例术后2~3个月PSA快速下降，下降至中位最低值0.400(0.003~2.800)ng/ml。冷冻消融术后中位随访18(6~51)个月，1例影像学检查提示前列腺局部仍有弥散受限或PSMA摄取增高；4例出现PSA进展，PSA进展时间中位值13(4~36)个月；16例疾病控制良好。无复发转移病例。PSA进展患者较疾病控制良好患者的前列腺体积更大[69.2(59.2~85.0)ml与38.7(23.0~48.7)ml， P<0.001]，冷冻消融术前PSA更高[9.8(6.4~14.4)ng/ml与2.0(1.8~13.8) ng/ml， P＝0.021]。 结论:前列腺冷冻消融可延缓前列腺癌根治性放疗后原发肿瘤复发后的进展，尿潴留、尿路感染等并发症的发生率不高，可作为根治性放疗后原发灶复发的一种局部治疗选择。

本研究肺癌患者外周血CTC与神经元特异性烯纯化酶(NSE)、癌胚抗原(CEA)以及细胞角蛋白21-1(CYFRA21-1)水平，现报道如下。

目的:探讨亚低温顺行机械灌注对犬缺血性脑损伤脑组织的保护作用。方法:选取13只比格犬，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亚低温灌注组（6只）和常温灌注组（7只）。自颈部离断建立缺血性脑损伤模型，缺血停循环1 h后，利用基于自体血的灌注液经双侧颈总动脉持续灌注6 h，亚低温灌注组和常温灌注组的灌注液温度分别设定在33℃和37℃。灌注0，1，2，3，4，5，6 h，记录两组血氧饱和度，评价灌注液血氧含量；抽取灌注液，检测灌注液Na +、K +和Ca 2+离子、葡萄糖浓度和pH值。灌注结束后，取两组每一只犬顶叶脑组织，评价脑组织含水量；取额叶皮质区和海马区组织，采用尼氏染色评价锥体神经元细胞结构形态完整性；采用神经元核抗原（NeuN）染色评价锥体神经元结构和形态完整性；采用免疫荧光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和离子钙结合适配器分子1（Iba1）染色评价星形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片段完整性和活跃性。 结果:灌注0，1，2，3，4，5，6 h，亚低温灌注组和常温灌注组血氧饱和度和Na +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灌注0，1，2，3，4，5，6 h，亚低温灌注组K +浓度分别为（4.57±0.12）mmol/L、（4.67±0.14）mmol/L、（4.27±0.12）mmol/L、（4.45±0.10）mmol/L、（6.60±0.15）mmol/L、（7.37±0.18）mmol/L、（9.03±0.16）mmol/L，较常温灌注组的（4.84±0.10）mmol/L、（5.31±0.13）mmol/L、（5.44±0.24）mmol/L、（5.70±0.18）mmol/L、（7.79±0.18）mmol/L、（10.44±0.40）mmol/L、（11.40±0.41）mmol/L显著降低（ P均<0.01）。灌注0，1，2，3 h，亚低温灌注组Ca 2+浓度分别为（0.72±0.15）mmol/L、（1.55±0.16）mmol/L、（1.62±0.15）mmol/L、（1.88±0.15）mmol/L，较常温灌注组的（0.41±0.13）mmol/L、（0.99±0.12）mmol/L、（1.29±0.13）mmol/L、（1.57±0.11）mmol/L显著提高（ P均<0.01），其余时间点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灌注0，1，2 h，亚低温灌注组的葡萄糖浓度为（5.75±0.19）mmol/L、（5.17±0.15）mmol/L和（4.72±0.15）mmol/L，较常温灌注组的（5.30±0.22）mmol/L、（4.89±0.20）mmol/L和（4.30±0.17）mmol/L显著提高（ P均<0.01），其余时间点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灌注2，3，4，5，6 h，亚低温灌注组pH值分别为7.32±0.06、7.25±0.02、7.23±0.02、7.24±0.02、7.24±0.02，较常温灌注组的7.26±0.01、7.21±0.01、7.17±0.02、7.15±0.02、7.08±0.02显著提高（ P<0.05或0.01），其余时间点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亚低温灌注组脑组织含水量为（74.9±0.4）%，明显低于常温灌注组的（79.9±0.9）%（ P<0.01）。尼氏染色结果显示，亚低温灌注组前额叶皮质区和齿状回区锥体神经元细胞完整。NeuN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亚低温灌注组较常温灌注组锥体神经元细胞形态结构状态较好，轴突清晰可见，而常温灌注组胞体饱满膨胀，轴突少。GFAP和Iba1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亚低温灌注组较常温灌注组胶质细胞结构完整，细胞异常活跃，轴突增厚，各方向轴突完整性较好。 结论:与常温顺行机械灌注相比，亚低温顺行机械灌注能够通过持续稳定供能供氧、平衡离子稳态和灌注液酸碱度、减轻组织水肿、维持锥体神经元细胞和星形胶质细胞及小胶质细胞低代谢等，对犬脑组织进行保护，减缓缺血性脑损伤。

目的:研究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治疗(CAR-T)后出现严重并发症的重症患儿的临床特征、治疗经过以及预后，为其提供及时干预指导方向。方法:将2015年6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期间，在我院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较为严重的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或免疫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需要转入PICU进一步治疗的重症患儿作为研究对象，对其临床经过和多项实验室检查资料进行系统性回顾分析。结果:17例患儿接受CAR-T治疗后出现CRS反应进入PICU，临床症状以呼吸窘迫(13例)和循环障碍(10例)最为常见，其中7例合并有重度ICANS。输注CAR-T细胞后，血清干扰素-γ(IFN-γ)以及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升高显著，在第(5.1±1.6)天达到峰值，发生重度CRS的患儿血清IFN-γ以及IL-6水平明显高于轻度CRS患儿( P均<0.05)。输注CAR-T细胞后，高肿瘤负荷患儿血清中IL-6水平明显高于低肿瘤负荷患儿( P<0.05)。出现血清TNF-α水平升高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3/11， P<0.05)。发生严重CRS反应的患儿更易发生4级ICANS(4/4比0/3， P<0.05)。氧合指数(P/F值)<200 mmHg(1 mmHg＝0.133 kPa)的患儿病死率更高(5/5比2/12， P<0.05)，死亡组患儿的血管活性药物评分[ M( Min， Max)]明显高于生存组患儿[29.5(14.0，50.0)比1.5(0，25.0)， Z＝8.000， P＝0.027]。 结论:血清IL-6和INF-γ是引起CRS的重要原因，高肿瘤负荷是引起血清高炎症因子水平的因素之一，呼吸系统及循环系统是最常受累的系统，对这两个系统的评估指标可以帮助判断患儿预后。

抗体介导排斥反应始于抗体和移植物抗原的有效结合。随血流运动中的抗体和相对固定的靶抗原能否结合，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引力势能和抗体的运动动能之间的相对大小。抗原抗体间的引力势能主要由两者间的亲和力决定，是相对固定的。人抗体的动能取决于其运动速度，运动越快，动能越大(动能＝质量×运动速度 2/2)。由于抗体在毛细血管中流动最慢，动能最小，因此抗体最易结合并损伤毛细血管内皮。尽管抗体在毛细血管内的运动速度最慢(≤1 mm/s)，但相较于抗体本身的直径而言(<10 nm)，其相对运动速度是每秒钟移动10万个抗体直径大小的距离，接近百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博尔特最快跑动时相对速度的2万倍。在抗体以如此快速相对运动的情况下，抗原抗体间的引力势能可能不足以克服抗体的运动动能，使得抗原抗体不易结合。这些血流动力学和抗体相对运动速度的基本概念，至少给移植临床医师提供如下启发：(1)在抗体的体外检测时，抗体和抗原在同一个反应体系中，两者之间无相对运动，结合反应容易发生；而在体内环境中，随血流运动中的抗体要结合到相对固定的器官组织的靶抗原上需要克服抗体运动的动能；(2)细胞杀伤性治疗药物对血液中靶细胞的清除效率通常远高于对组织中的靶细胞，因为药物和血液中靶细胞之间是伴行状态，无相对运动，而药物要结合到组织中相对固定的靶细胞时，需要克服其巨大的运动动能；(3)有些受者在移植后体内可以检出供者特异性抗体，但抗体介导排斥反应并不一定会在短期内发生，其原因可能是抗体无法和靶组织抗原有效结合。一则是由于抗原抗体间亲和力不够强，导致两者间较低的引力势能；二则是由于微血管血流通畅，抗体维持较大的动能；(4)缺血再灌注或其他因素引起血管内皮受损后，容易导致损伤部位血栓形成，引起毛细血管部分甚至全部堵塞、血流变慢，从而增加了抗体和靶抗原的结合机会；(5)根据血流速度能影响抗原抗体结合的原理，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断，维持一个良好的移植器官的微循环，将有助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的预防和治疗。可选的治疗方案包括：抗白细胞黏附、抗血小板沉积、抗红细胞聚集，降脂、降血黏度，多喝水、以及适当运动等。这样的治疗方针在预防和治疗细胞介导排斥反应中也同样重要。

目的:探讨叶酸偶联量子点（FA-QD）免疫脂质磁珠法检测卵巢上皮性癌循环肿瘤细胞（CTC）的有效性及CTC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19年8月至2020年1月在山西省人民医院就诊的卵巢上皮性癌患者67例。将卵巢癌SKOV-3细胞分为5个细胞数梯度（0、100、150、200、300个），比较上皮细胞黏附分子（EpCAM）免疫磁珠法（单标法）和FA-QD免疫脂质磁珠法（双标法）对CTC的检出率。应用FA-QD免疫脂质磁珠法检测卵巢癌患者外周血中CTC数量，荧光显微镜下见阳性CTC者即为CTC阳性患者，分析CTC与患者临床病理特征及肿瘤标志物的关系。结果:FA-QD免疫脂质磁珠法对SKOV-3细胞CTC的平均捕获率高于EpCAM免疫磁珠法（83.4%比70.3%）。在67例卵巢癌患者中，Ⅰ~Ⅱ期患者CTC阳性者比例为30.0%（3/10），Ⅲ期为91.9%（34/37），Ⅳ期为95.0%（19/2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淋巴结转移患者CTC阳性者比例为97.1%（33/34），高于淋巴结未转移者的69.7%（23/3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人附睾蛋白4（HE4）>110 pmol/L患者CTC阳性者比例为58.8%（10/17），低于HE4≤110 pmol/L患者的92.0%（46/5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05）；而年龄、绝经情况、病理分化程度、远处转移、癌胚抗原125（CA125）、癌胚抗原199（CA199）、血清癌胚抗原（CEA）分层患者间CTC阳性患者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FA-QD免疫脂质磁珠法可有效检测卵巢上皮性癌患者外周血CTC。卵巢上皮性癌患者CTC水平与淋巴结转移、临床TNM分期及HE4水平有关。

目的:探讨早期循环肿瘤DNA(ctDNA)清除对晚期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肺癌的疗效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2016年11月至2018年12月云浮市人民医院收治的69例晚期EGFR突变肺癌经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治疗有效患者作为有效组，同期治疗无效患者34例作为无效组。比较两组基础资料，入院时及EGFR-TKI治疗6周时循环肿瘤DNA(ctDNA)丰度，采用Spearman秩相关系数分析ctDNA丰度与疗效的关系，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法分析疗效的相关影响因素，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早期ctDNA丰度对晚期EGFR突变肺癌的疗效预测价值。结果:两组患者吸烟史、病理类型、血清肿瘤标志物癌胚抗原、细胞角质蛋白21-1片段水平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经EGFR-TKI治疗6周时两组ctDNA丰度均较前降低(均 P<0.05)，且有效组治疗6周时ctDNA丰度低于无效组( P<0.05)；ctDNA丰度变化与疗效呈负相关( r＝-0.851， P<0.05)；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法校正癌胚抗原、细胞角质蛋白21-1片段、吸烟史、病理类型混杂因素后，EGFR-TKI治疗6周时ctDNA丰度仍与晚期EGFR突变肺癌疗效有关( P<0.05)；以早期ctDNA丰度预测晚期EGFR突变肺癌疗效的AUC为0.916，当ctDNA丰度>11.35时有较高预测价值，灵敏度为88.24%，特异度为84.06%。 结论:早期ctDNA丰度是晚期EGFR突变肺癌疗效的独立影响因素，通过检测ctDNA丰度可为临床疗效评估提供参考，便于早期完善相关治疗方案。

患者女，47岁，因"发现肝硬化，脾切除术后12年，间断呕血、黑便3 d，加重18 h"入院。既往史：4个月前于当地医院诊断乳腺癌，行左乳乳腺癌根治术，术后病理乳腺浸润性导管癌伴黏液腺癌，术后口服来曲唑2个月后因肝功能异常停药。入院查体：贫血貌，蛙状腹，移动性浊音阳性。入院后辅助检查：①肝功能：天冬氨酸转氨酶59.8 U/L，γ-谷氨酰转移酶92.2 U/L，总胆红素141.1 μmol/L，直接胆红素77.4 μmol/L，总胆汁酸254.9 μmol/L；凝血常规：凝血酶原时间16.7 s，凝血酶原活动度49%，国际标准化比值1.53；肿瘤标志物：细胞角蛋白19片段6.33 μg/L，CA125 79.89 μg/L，鳞状细胞癌抗原1.72；血红蛋白68 g/L；超敏C反应蛋白15.43 mg/L；IgA 8.60 g/L；余肝炎病原学、IgM、IgG、IgG4、补体C3、补体C4及自身免疫性肝病9项等均阴性。②肝脏血管超声检查：非典型肝炎后肝硬化背景，肝体积增大，右肝斜径160 mm，各叶比例尚协调，肝实质回声不均，沿肝内网络分隔呈片状，未见占位(图1，2)；肝内网络系统回声增强增宽，沿网格系统观察未见扩张胆管，伴行之细小门静脉分支未显示，肝动脉系统显著弥漫增宽(图3~5)；门静脉系统仅见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主干内径11.9 mm，左支矢状部内径8.4 mm，右支内径4.8 mm。彩色多普勒血流显像(color Doppler flow imaging，CDFI)：管腔内血流通畅，呈向肝血流(图4)，主干峰值流速为20 cm/s。频谱多普勒(pulsed wave Doppler，PW)：主干频谱呈动脉样波动；门静脉左支矢状部旁肝动脉内径增宽，宽约3.4 mm，峰值流速277 cm/s；脾脏切除病史；胃底食管静脉迂曲、扩张，血流通畅。三条肝静脉走行规则，形态欠规整，CDFI显示肝静脉血流通畅。超声提示：①门静脉高压，建议除外门静脉系统发育不良可能；②门静脉-肝动脉瘘可能。下腔静脉超声检查：下腔静脉走行正常，肝后段管腔变细，前后径3.69 mm，流速229 cm/s，腹腔段未见增宽，前后径14.8 mm，流速25.9 cm/s，CDFI示全程血流通畅，PW示随呼吸静脉频谱期相性存在。提示：下腔静脉肝后段管径变细，考虑增大的肝脏压迫所致。全腹增强CT：①肝硬化、腹水、门静脉高压伴侧支循环开放；②肝组织密度及强化改变(图6)，请结合病史，建议进一步检查；③肝左叶钙化灶；④肝内动静脉瘘？⑤脾切除术后。增强CT三维重建：肝总动脉及其分支走行如常；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可见，左右支远端呈残根状，未见远端门静脉分支；胃周见增多迂曲静脉汇集一支粗大血管(胃左静脉)汇入门静脉主干。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检查：门静脉主干及左右支显示良好，二级以上属支随着时间延迟逐渐迂曲紊乱(图7)；胃左静脉主干明显增粗，可见迂曲的血管影和曲张的食管静脉。经颈静脉肝组织穿刺活检，病理回报：考虑肝血管病变。标本切片送外院会诊，诊断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切片见肿瘤组织，其间散在残留的汇管区成分与肝细胞片团，瘤细胞大部分呈梭形、散在分布，部分形成不规则腔隙；另见肿瘤组织沿肝窦浸润并破坏邻近肝实质。免疫组化示CD31、CD34、Ki-67、ERG均阳性。为明确肝外有无转移，行PET-CT检查：肝脏弥漫高代谢灶，延迟显像代谢进一步增高，考虑恶性病变；余脏器未见明显高代谢灶。综上所述，临床诊断为肝脏上皮样血管内皮瘤。患者在等待肝移植治疗期间死于严重感染和多器官功能障碍。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同意(批号：AF-IRB-032-06)。

目的:探讨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CTC）在前列腺癌诊治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院2018年6月至2020年5月就诊的前列腺癌患者64例作为癌症组，同期入院的前列腺良性病变患者35例作为良性疾病组以及非前列腺疾病男性20例作为对照组。通过富集、分离、染色及识别CTC，并将其与Gleason评分和病理分期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在癌症组、良性疾病组和对照组中CTC ≥ 3的阳性率分别是73.43%（47/64）、17.14%（6/35）、10.00%（2/20）。CTC阳性组患者的前列腺特异抗原（PSA）水平明显高于CTC阴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9， P < 0.05）。CTC计数在各Gleason评分组（ F=3.25， P < 0.05）和病理分期组（ F=3.42， P < 0.05）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外周血CTC检测可以作为前列腺疾病良恶性鉴别的辅助方法，前列腺癌患者CTC水平与PSA水平、Gleason评分及病理分期存在相关性，对预测患者的疾病预后有一定的辅助作用，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