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调查成都市售菌菇类食品中唐菖蒲伯克霍尔德菌的污染情况,分析其病原特征,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提供支持.方法 参照GB 4789.29-2020,增加了可疑菌落微生物质谱鉴定,对121份菌菇类食品进行检测,并对分离到的菌株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分析其遗传特性及与米酵菌酸生物合成相关bon基因的携带情况.结果 121份样品唐菖蒲伯克霍尔德菌的阳性率为50.41％(61/121),其中银耳的阳性率达到67.14％(47/70).4份样品中分离的10株唐菖蒲伯克霍尔德菌携带bon基因簇;存在主要污染银耳的优势克隆群,但未携带bon基因簇.结论 银耳易被唐菖蒲伯克霍尔德菌污染,需加强对重点食品中该致病菌的风险监测,尤其是携带bon基因簇菌株的检测.

目的 探讨颈部淋巴结结核超声造影(CEUS)声像特征及其诊断价值.方法 回顾性分析青海省中医院2021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期间收治的肺结核继发颈部淋巴结肿大患者 146 例,按照病理结果及结核杆菌微生物学检测结果分为结核组(61 例)和非结核组(85 例).全部病例均进行常规超声CEUS检查及病理检测.分析颈部淋巴结结核患者的CEUS声像特征性表现,比较常规超声、CEUS对颈部淋巴结结核的诊断价值.结果 结核组淋巴结内蜂窝样增强、边缘环形增强等CEUT征象明显高于非结核组(P＜0.05),且结核组淋巴结最大径≤20 mm与＞20 mm的CEUS表现特征对比有统计学差异(P＜0.05).CEUS诊断的灵敏度、准确度均明显高于常规超声(P＜0.05),但二者特异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淋巴结坏死CEUS检出率明显高于常规超声(P＜0.05).颈部淋巴结结核患者增强模式表现为多样性,以不均匀增强为主,表现为淋巴结内蜂窝样增强、高增强边缘或二者并存等CEUS特征性表现;颈部淋巴结结核最大径≤20 mm的CEUS以高增强边缘为主,＞20 mm的CEUS以淋巴结内蜂窝样增强为主.结论 与非结核相比,颈部淋巴结结核的CEUS特征性表现可客观反映其增强、坏死情况.CEUS诊断颈部淋巴结结核的灵敏度、准确度高于常规超声.

免疫失调在血液系统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而肠道微生态中高度多样性的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对血液系统肿瘤患者的免疫功能有重要的影响。肠道微生态失衡可影响血液系统肿瘤的进展及患者预后。笔者拟从肠道微生态的组成，肠道微生态与宿主抗肿瘤免疫、血液系统肿瘤发病及患者预后的关系，以及化疗对血液系统肿瘤患者肠道微生态的影响等方面，对肠道微生态与血液系统肿瘤患者免疫功能的关系进行阐述。

肠道微生态与人类健康密切相关。肠道微生物组成特征改变促进肿瘤发生发展。特定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调节宿主生理功能和肿瘤微环境，显著影响抗肿瘤治疗反应及其不良反应。靶向肠道微生态的策略在肿瘤诊治中显示出有希望的应用前景。

目的:比较深部持续冲洗联合负压封闭引流（VSD）与日常规换药治疗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5年3月至2021年12月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8例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5例，女13例；年龄15~65岁［（41.8±12.9）岁］。所有患者主干血管损伤后行血管移植手术，术后微生物培养提示创面发生耐碳青霉烯革兰阴性杆菌（CRO）或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感染，无敏感抗生素。所有患者每5 d给予手术清创，14例后续治疗采用常规换药（常规换药组），14例后续治疗采用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冲洗联合VSD组）。清创术后第1天及之后每3 d行炎症指标［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降钙素原］检测，若患者病情有变化，随时复测。每5 d留取患者标本行微生物培养。观察两组创面及感染控制情况。比较两组炎症指标降至正常时间、治疗后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换冲洗液（换药）前及换冲洗液（换药）后1，2，3 h视觉模拟评分（VAS）、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情况、吻合口瘘发生率。结果:患者均获随访12~24个月［（14.3±2.4个月）］。两组创面均无红肿、破溃及脓性分泌物，感染未复发。冲洗联合VSD组白细胞计数降至正常时间为（9.4±2.4）d，中性粒细胞为（9.6±2.8）d，CRP为（9.8±3.1）d，ESR为（12.2±3.6）d，降钙素原为（7.6±1.9）d，短于常规换药组的（15.2±3.1）d、（13.6±3.4）d、（14.2±3.9）d、（19.9±3.3）d和（12.9±4.1）d（ P均<0.01）。冲洗联合VSD组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为（13.9±3.1）d，低于常规换药组的（19.2±6.9）d（ P<0.05）。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1，2，3 h VAS为（4.2±0.7）分、（4.1±0.9）分、（4.2±0.9）分、（4.1±0.8）分，常规换药组分别为（4.3±0.6）分、（6.9±0.7）分、（5.4±0.9）分、（4.5±0.9）分。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后1，2 h VAS低于常规换药组（ P均<0.01），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3 h VAS与常规换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冲洗联合VSD组感染控制后5例（35.7%）创面需要植皮或皮瓣修复，少于常规换药组的11例（78.6%）（ P<0.01）。冲洗联合VSD组吻合口瘘发生率为7.1%（1/14），低于常规换药组的42.9%（6/14）（ P<0.05）。 结论: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时，与常规换药相比，在不依赖抗生素的情况下，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具有感染控制快、治疗过程疼痛减轻、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率低、吻合口瘘发生率低等优点。

目的:研究酪酸梭菌对db/db小鼠肾组织的保护作用及机制。方法:14周龄db/db小鼠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糖尿病肾病组(db/db组， n＝10)和酪酸梭菌治疗组(db/db+Cb组， n＝7)，选用同周龄db/m小鼠为正常对照组(db/m组， n＝10)。db/m和db/db小鼠给予0.9%氯化钠溶液灌胃，db/db+Cb小鼠给予等量的酪酸梭菌溶液灌胃，连续灌胃8周。检测血肌酐、空腹血糖和尿白蛋白/肌酐比值(ACR)等指标；HE染色观察肾组织病理变化；实时荧光定量PCR检测肾组织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活化受体γ协同刺激因子-1α(PGC-1α) mRNA表达情况；免疫组化及蛋白免疫印迹法测定肾组织核因子-κB(NF-κB)、胰升糖素样肽1受体(GLP-1R)、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蛋白的表达。采用16S rRNA法、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分别测定肠道菌群、血清和粪便短链脂肪酸(SCFAs)水平。 结果:与db/db小鼠相比，db/db+Cb小鼠通过补充酪酸梭菌后一般状态改善，空腹血糖、血尿素氮、ACR、血肌酐、肾脏组织中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降低(均 P<0.05)；病理显示，小鼠肾组织损伤有不同程度的改善；肾组织中PGC-1α mRNA表达量上升( P<0.05)；肾组织NF-κB蛋白表达下降，GLP-1R、磷酸化腺苷酸活化激酶(p-AMPK)/AMPK蛋白表达上调(均 P<0.05)；酪酸梭菌调节了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血清和粪便中总SCFAs含量升高(均 P<0.05)。 结论:酪酸梭菌能增加肾组织GLP-1R表达，促进AMPK磷酸化，减轻小鼠肾组织损伤，推测与调节富产SCFAs菌群有关。

目的:探讨宏基因组高通量测序技术（mNGS）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感染患者中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4月至2020年11月于北京大学血液病研究所进行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术后出现局部或全身感染症状的83例患者，并进行mNGS检测。标本包括外周血、脑脊液、肺泡灌洗液、脓腔穿刺液等，同时分析同期细菌/真菌培养、病毒PCR检测结果，将mNGS结果和常规检测结果进行比对。结果:83例患者112份样本进行了mNGS检测，共确定病原微生物34种。其中细菌11种，共17例次，最常见为大肠埃希菌（4/17）。真菌7种，共10例次，白色念珠菌（2/10）。病毒16种，共129例次，细环病毒30.2%（39/129）、CMV 25.6%（33/129）、EBV 14.0%（18/129）。以常规检测手段为金标准，mNGS敏感性为86.5%，特异性为45.0%。单一病原体感染的样本，mNGS与常规检测手段结果一致的共82.9%（29/35）；共感染样本中，mNGS与常规检测结果一致的占16/17。结论:mNGS有助于确定感染病原体，可作为常见手段的补充诊断方式。

产免疫分枝杆菌是一种罕见的非结核分枝杆菌，属于快生长型分枝杆菌，可引起皮肤感染、角膜炎、导管相关感染、慢性肺炎和脓毒症等，其感染多发生在美洲，国内诊治经验很少。本文报道1例由产免疫分枝杆菌引起的全身多发皮肤软组织感染病例，经培养、质谱鉴定和宏基因组二代测序检测明确病原体，最终参考抗菌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通过联合抗分枝杆菌治疗取得了良好疗效。面对罕见感染病例，临床微生物实验室采用全面的诊断方法和应用新技术对于精准诊治具有重要价值。

目的:观察临床和血清炎性标志物均正常的Gustilo Ⅲb型开放性胫骨骨折后期遗留的骨缺损，及应用Ilizarov技术治疗的体会。方法:回顾性研究2010年1月至2021年6月期间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收治的19例Gustilo Ⅲb型开放性胫骨骨折后期遗留骨缺损患者资料。男15例，女4例；年龄（41±11）岁。病例纳入标准：Ilizarov技术（短缩-延长术或骨运输术）治疗，软组织修复手术创面闭合且没有临床感染征象至少3个月，血清炎性标志物均正常，随访超过取外固定支架后3个月。研究患者术前均进行三相骨扫描检查。第一次术中均行骨缺损端的扩创、细菌培养、外固定支架固定，一期或二期行截骨进行肢体延长或骨运输术。培养阳性患者术后全身应用6周敏感抗生素。记录患者术中缺损部位是否有脓液、培养结果、治疗的缺损长度、治疗过程中感染的发生比例、感染出现时间、骨折愈合率、骨愈合指数、骨性结果和功能结果。结果:19例患者从原始损伤至第一次手术间隔（10±8）个月，术前骨扫描结果：8例感染阴性，4例不除外感染，7例慢性骨髓炎。所有患者术中在折端周围均未见脓液。术中培养结果：1例培养出1份阳性结果（骨扫描提示无感染），3例培养出≥2份阳性结果（骨扫描提示无感染、可疑感染和慢性骨髓炎各1例）。骨缺损长度（8±3）cm，第一次术后随访（37±15）个月。所有患者均骨折愈合，骨愈合指数（1.7±0.5）月/cm。治疗期间6例患者于第一次术后1（1，1）个月出现临床感染征象，均是术中培养阴性的患者。6例患者中5例经过全身应用经验抗生素保守治疗，1例经过再次扩创治疗。6例患者经过治疗后均无临床复发表现。所有患者骨性结果优16例，良3例；功能结果优10例，良9例。结论:针对Gustilo Ⅲb型严重开放性骨折后期遗留的骨缺损，即使临床和血清炎性标志物检查均正常，仍要警惕存在低毒性感染。重视扩创术前和术中的标准取材流程，在精细操作下进行微生物学检查对诊断骨折相关感染是非常有价值的。

目的:通过16S rDNA基因测序检测复杂性肛瘘患者的肠道菌群分布，探讨其与健康人的菌群分布是否存在差异。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方法，回顾性收集2020年6月至12月期间杭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30例复杂性肛瘘患者临床资料（复杂性肛瘘组），并按1∶1配比选择本院健康体检人群30例作为对照组（健康对照组）。病例纳入标准：（1）符合腺源性肛瘘诊断的标准，且症状持续3个月以上；（2）术前已行电子结肠镜检查排除肠道炎性反应、炎性肠病等；（3）复杂性肛瘘的定义为符合下面情况之一者：瘘管跨越2/3及以上的肛门括约肌；包含两个以上的外口或瘘管；既往已行肛瘘手术后确认复发者。排除标准：（1）合并有炎性肠病、慢性腹泻或便秘、糖尿病、消化道恶性肿瘤、肝肾功能障碍等；（2）克罗恩病、外伤、特殊感染（如放线菌病和结核病）等引起的肛瘘；（3）近1个月内使用过抗生素、益生元、益生菌等可能影响肠道微生态制剂者；（4）认知缺陷不能配合者。提取研究对象的粪便样本总DNA，扩增细菌16S rDNA基因序列的V4高变区，利用Illumina Miseq平台进行高通量测序，最后进行操作分类单元（OTU）聚类、进行Alpha多样性和LEfSE数据分析，其中Chao指数或ACE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的预期物种丰度越高，Simpson指数越小或Shannon指数越大，表明微生物区系多样性越高。两组间性别、年龄、体质指数（BMI）、饮酒吸烟史基线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说明两组具有可比性。本研究观察指标包括两组的测序和质量控制、Alpha多样性分析和物种及其丰度分析以及LEfSE分析。 结果:复杂性肛瘘组与健康对照组的主要优势菌都是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分别占93.4%±32.0%和87.4%±41.2%；在属水平上，复杂性肛瘘组的普雷沃菌属（4.9%±7.4%比0.1%±1.1%， P<0.001）、巨细胞菌属（3.9%±8.2%比0.5%±4.2%， P<0.05）和毛螺菌属（2.6%±5.7%比0.1%±3.4%， P<0.05）的丰度明显更高，而变形菌属（0.02%±4.2%比9.3%±14.4%， P<0.01）、肠球菌属（0.02%±2.3%比9.3%±19.6%， P<0.05）、拟杆菌属（24.7%±9.9%比29.8%±9.1%， P<0.05）和克雷伯菌属（0.4%±4.2%比3.9%±7.3%， P<0.05）相对更低。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组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表现为ACE指数更高［（293.30±44.00）比（218.75±33.83）， t=102.069， P<0.001］，Chao指数也更高［（318.40±41.99）比（250.00±46.38）， t=77.818， P=0.028］，Shannon指数更高［（3.36±0.29）比（2.43±0.34）， t=9.657， P=0.001］；而Simpson指数更低［（0.103±0.013）比（0.131±0.013）， t=5.551， P=0.04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韦荣菌科、Selenemondales 及厌氧菌纲（均属于厚壁菌门）的菌株总体上对两组样本肠道菌群差异的影响最大（LDA 值均>4）。 结论:与健康对照组相比，复杂性肛瘘患者肠道菌群多样性更丰富，提示某些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可能在肛瘘发病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