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慢性疼痛患者心理灵活性与疼痛刺激、适应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7—9月就诊于北京、上海5所三级甲等医院骨关节科刚入院的491例患者，采用自制一般资料调查表、疼痛患者心理灵活性量表（PIPS）、疼痛功能障碍量表（PDI）、恐动症评估简表中文版（TSK-11）、WHO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IF）中文版进行调查，并提出结构方程模型假设。结果:慢性疼痛患者的PIPS总得分为（51.06±14.35）分，PDI得分为（31.41±18.31）分，TSK-11总得分为（30.42±6.43）分；WHOQOL-BREF生理领域得分为（12.55±2.19）分，心理领域得分为（13.04±2.42）分，社会关系领域得分为（14.29±2.97）分，环境领域得分为（12.98±2.79）分，总的生存质量得分为（3.17±0.98）分，总的健康状况得分为（2.73±0.99）分。疼痛刺激可以产生运动恐惧（ β=3.382， t=21.754， P<0.05），运动恐惧会对刻板心理产生影响（ β=3.382， t=21.754， P<0.05），刻板心理会对生存质量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 β=-0.092， t=-6.516， P<0.05）。 结论:慢性疼痛患者的疼痛刺激通过运动恐惧影响患者的心理灵活性，从而进一步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基于应激系统理论的护理干预对脑卒中后偏瘫患者心理灵活性和创伤后成长的影响。方法:选取2019年9月至2020年9月聊城市第四人民医院收治的脑卒中后偏瘫患者78例，采用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观察组39例及对照组39例，对照组行神经内科常规性护理指导，观察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实施基于应激系统理论的护理干预，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灵活性、创伤后成长、应对方式及生活质量。结果:干预后观察组创伤后成长总评分、面对评分及脑卒中影响量表(SIS)评分较对照组显著提高( P<0.05)，而干预后观察组心理灵活性总评分、回避评分、屈服评分较对照组显著下降( P<0.05)。 结论:基于应激系统理论的护理干预能有效提高脑卒中偏瘫患者心理灵活性，促进患者创伤后成长，使患者能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疾病，促进患者身心健康，改善生活质量。

目的:探讨听觉单通道诱发积极情绪对认知控制策略的影响。方法:采用诱发积极情绪的音乐为材料，比较积极情绪组和无情绪诱发组在AX型持续操作任务(AX-continuous performance test，AX-CPT)任务和AX-CPT修改任务中行为表现，采用SPSS 18.0对任务反应时和正确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在AX-CPT任务中，对反应时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时间间隔主效应显著[ F(1，58)＝98.68， P<0.001， η2＝0.63]，时间间隔为3 000 ms时的反应时长于时间间隔为1 000 ms时的反应时；组间主效应边缘显著[ F(1，58)＝3.79， P＝0.05， η2＝0.06]，积极情绪组反应时长于无情绪诱发组；时间间隔与音乐效价交互作用显著[ F(1，58)＝9.69， P<0.01， η2＝0.01]。进一步多重方差分析，在BX试次上，时间间隔与音乐效价交互作用显著[ F(1，58)＝12.11， P<0.01， η2＝0.17]，在时间间隔为3 000 ms时，积极情绪组反应时显著长于无情绪诱发组[ F(1，58)＝5.09， P<0.05]；在时间间隔为1 000 ms时，诱发积极情绪组与无情绪诱发组反应时无显著差异[ F(1，58)＝0.01， P＝0.97]。在AX-CPT修改任务中AY试次上积极情绪组反应时小于无情绪诱发组[ F(1，53)＝4.12， P<0.05]。 结论:听觉单通道诱发积极情绪减少了线索刺激的干扰，削弱了主动性控制；听觉单通道诱发积极情绪对主动性控制的影响是易变的，受到任务引发的心理疲劳程度、任务经验等因素影响。

目的:研究医护沟通充分性对急危重症患者参与自身医疗安全意愿的影响情况。方法:2019年8—10月，采取连续入组的样本入选方法，应用一般情况调查表、患者参与患者安全的意愿问卷、患者对诊疗信息沟通充分性的评价问卷对我院满足标准的209例急危重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急危重症患者参与自身医疗安全意愿度为（3.92 ± 0.57）分，参与意愿较高，医护患沟通较为充分，且能增加患者参与自身医疗安全意愿度。结论:了解急危重症患者心理，重视医护患沟通的充分性，增加患者参与医疗安全的灵活性，可提高患者参与自身医疗安全意愿度。

目的:探讨医学生自尊、心理灵活性及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为医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ymptom checklist 90，SCL-90）、自尊量表（self-esteem scale，SES）、接纳与行动问卷（acceptance and action questionnaire-Ⅱ，AAQ-Ⅱ）、认知融合分问卷（cognitive fusion questionnaire-fusion，CFQ-F）对重庆市某医科大学788名医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利用SPSS 20.0进行数据分析，并使用 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性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医学生自尊和心理健康水平在性别、不同年级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55， P<0.05； F=6.53， P<0.05）；医学生心理健康、自尊与心理灵活性三者之间两两相关（ r=-0.528~0.694， P<0.01）。心理灵活性在医学生自尊和心理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60.03%。 结论:自尊可以直接对医学生心理健康产生正向预测作用，也可以通过心理灵活性间接影响心理健康。高校应有针对性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

目的:探讨改良内上蒂倒T形切口乳房缩小上提术的临床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21年3月至2023年3月于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整形美容(烧伤)外科，采用改良内上蒂倒T形切口完成的乳房缩小上提术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前使用手持多普勒超声血流探测仪探查并标记胸廓内动脉第2～4穿支血管的穿出点，根据穿支位置设计含至少2条穿支的内上蒂，蒂部宽度为6 cm左右；术中将蒂部向外上方旋转，将乳头乳晕复合体(NAC)向上移位，塑造较饱满的乳房上极，下皱襞处切除多余皮肤形成倒T形切口。术后对NAC血运情况、乳房形态及并发症发生情况进行观察和随访。应用Canfield Mirror 7.1.1软件通过侧位照片测量术前和术后6个月左、右侧乳房形态数据，包括乳房总面积、乳房最大突出度、乳房上极突出度、乳房下极高度、乳头提升高度5个指标；采用BREAST-Q量表调查患者术前和术后6～12个月乳房满意度、社会心理健康度、性健康度及身体健康度，每个维度总分均为0～100分，分数越高满意度和健康度越高。应用SPSS 28.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 ± s表示，术前和术后乳房形态数据(前4个指标)、BREAST-Q量表评分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 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共纳入56例女性患者，年龄(32.0±6.7)岁，体重指数(29.1±5.7) kg/m 2。术前多普勒超声血流探测仪探查显示，所有患者均未出现内上蒂穿支缺如和明显变异的情况。术中去除乳房体积为890～1 800 ml，平均1 250 ml，内上蒂平均宽度为5.4 cm(4.0～7.0 cm)。术后随访时间(13.3±2.5)个月，所有患者NAC血供佳，乳房形态良好，患者对手术效果均非常满意。术后有1例发生切口周围血清肿，3个月内自然缓解；2例切口轻微裂开，经换药后愈合良好；其余患者均恢复较好，无皮瓣坏死、血肿等并发症发生。乳房形态数据比较结果：术后左、右侧乳房总面积均小于术前( P均<0.05)，乳房最大突出度、乳房下极高度均大于术前( P均<0.05)；乳房上极突出度均大于术前，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术后左、右侧乳头提升高度分别为(6.30±1.84)、(6.52±1.66) cm。术前和术后BREAST-Q量表调查均完成的患者有44例，评分结果显示：与术前相比，术后乳房满意度[(50.30±10.30)分vs. (83.20±6.02)分]明显提高( t＝5.17， P＝0.008)，社会心理健康度[(56.20±17.20)分vs.(89.70±2.70)分]也明显提高( t＝5.09， P＝0.010)，但性健康度和身体健康度评分术前、后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 结论:术前使用手持多普勒血流探测仪明确穿支位置，据此设计改良内上蒂倒T形切口行乳房缩小上提术，既能保障NAC血运，避免因血管变异而发生缺血坏死，同时又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蒂部宽度，增加蒂部旋转的灵活性，获得较佳的乳房塑形效果。

目的:探讨学龄前高功能孤独症谱系障碍(high functioning autism，HFA)儿童和全面发育迟缓(global developmental delay，GDD)儿童执行功能的特点，以及与典型发育(typically developmental，TD)儿童执行功能的差异。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1月在贵阳市妇幼保健院儿童保健科心理行为门诊和重庆市第九人民医院儿童保健科发育行为门诊就诊的4~6岁男性HFA、GDD和TD儿童各20例进行对比研究，采用学龄前儿童执行功能行为评定量表(behavior rating scale of executive function-preschool version，BRIEF-P)父母版和执行功能系列任务程序对HFA、GDD、TD儿童的执行功能进行评估。采用SPSS 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方法包括方差检验、独立样本 t检验、 χ2检验、Kruskal Wallis检验和Mann-Whitney U检验。 结果:3组儿童在动物任务(Pig)、动物叫声反串任务(silly sounds game，SSG)、工作记忆任务(pick the picture，PTP)和认知灵活性任务(something’s the same，STS)的正确率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ig：HFA组：0.87(0.76，0.99)，GDD组：0.97(0.85，0.99)，TD组：1.00(0.98，1.00)， χ2＝15.646， P<0.001；SSG：HFA组：0.76(0.53，0.91)，GDD组：0.76(0.65，0.99)，TD组：0.94(0.76，1.00)， χ2＝6.448， P＝0.040；PTP：HFA组：(0.66±0.18)，GDD组：(0.66±0.19)，TD组：(0.78±0.11)， F＝3.221， P＝0.048；STS：HFA组：0.67(0.63，0.70)，GDD组：0.72(0.46，0.78)，TD组：0.87(0.83，0.90), χ2＝26.898， P<0.001]。组间比较显示，HFA组在Pig、SSG、PTP和STS的正确率显著低于TD组(均 P<0.05)；GDD组在Pig和STS正确率显著低于TD组(均 P<0.05)。抑制控制中，在Pig、SSG反应时间方面，3组儿童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ig：HFA组：(1 694.36±222.83)ms，GDD组：(1 513.46±244.91)ms，TD组：(1 444.84±197.95)ms， F＝5.810， P＝0.005；SSG：HFA组：(2 202.42±195.58)ms，GDD组：(2 116.52±323.27)ms，TD组：(1 937.17±252.74)ms， F＝4.610， P＝0.014]，在箭头任务(Arrows)的反应时间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3组在BRIEF-P抑制控制、组织计划、抑制自我调控、认知灵活性及总得分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其余各因子和维度得分上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 结论:学龄前HFA儿童和GDD儿童执行功能存在受损。学龄前HFA儿童和GDD儿童执行功能均与同年龄TD儿童差异显著，并且HFA儿童在执行功能各成分的受损程度严重于GDD儿童。

目的:分析海军某部慢性疼痛官兵心理灵活性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部队官兵慢性疼痛的心理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方法，选取海军某部346名舰艇官兵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慢性疼痛现状调查以及疼痛刻板心理评估量表评估。结果:部队官兵慢性疼痛类型多为肌肉骨骼疼痛(67.92%)、头痛与额面痛(28.32%)，疼痛刻板心理得分为(35.30±13.48)分。多因素逐步回归分析提示，影响心理灵活性的因素是疼痛对情绪的影响，疼痛对情绪影响越低，心理灵活性越好。结论:慢性疼痛官兵心理灵活性相对较好，今后可针对疼痛对情绪的影响，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减少慢性疼痛刻板心理的形成，提高慢性疼痛治疗效果。

目的:观察接纳与承诺疗法（ACT）对2型糖尿病患者心理灵活性、自我效能及血糖控制的近远期影响。方法:选择2017年1—12月湖南省株洲市中心医院收治的2型糖尿病患者96例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ACT组，每组各48例；其中对照组给予常规健康教育，ACT组给予ACT为导向的健康教育，比较2组患者干预前、干预7周及干预1年后的心理灵活性、自我效能及血糖控制情况。结果:干预7周后，ACT组心理灵活性、自我效能评分分别为（21.47 ± 4.89）、（8.96 ± 1.70）分，对照组分别为（25.28 ± 6.33）、（7.80 ± 1.42）分；干预1年后，ACT组分别为（23.87 ± 5.03）、（8.09 ± 1.38）分，对照组分别为（27.19 ± 5.48）、（6.97 ± 1.24）分，ACT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300~4.044， P<0.01）。干预7周后，ACT组血糖控制有效率为93.75%（45/48），对照组为75.00%（36/48）；干预1年后，ACT组为86.96%（40/46），对照组为65.91%（29/44），ACT组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6.400、5.569， P<0.05）。 结论:基于ACT的健康教育活动在2型糖尿病患者中的应用效果显著，能明显提高患者近远期心理灵活性及自我效能，有利于更好地进行长期血糖管理。

目的:探讨心理灵活性和二元应对在肝移植患儿父母领悟社会支持与家庭功能间的链式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3年4—10月在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儿童器官移植科就诊的320名肝移植患儿父母为研究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接纳与行动问卷第2版（AAQ-Ⅱ）、二元应对量表（DCI）和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肝移植患儿父母的领悟社会支持、心理灵活性、二元应对和家庭功能的相关性；采用Amos 26.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心理灵活性和二元应对在肝移植患儿父母领悟社会支持和家庭功能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并采用Bootstrap法进行模型检验。结果:本研究共发放问卷320份，回收有效问卷312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7.50%（312/320）。312名肝移植患儿父母PSSS得分为（59.29±15.64）分，AAQ-Ⅱ得分为（20.35±9.07）分，DCI得分为（124.64±32.65）分，APGAR得分为（6.98±2.74）分。家庭功能与领悟社会支持和二元应对均呈正相关（ P<0.01）；领悟社会支持与二元应对呈正相关（ P<0.01）；心理灵活性与家庭功能、领悟社会支持和二元应对均呈负相关（ P<0.01）。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心理灵活性和二元应对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家庭功能间起链式中介作用且中介效应显著，中介效应值为0.059，心理灵活性与二元应对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家庭功能间的链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3.81%（0.059/0.427）。 结论:肝移植患儿父母领悟社会支持不但直接对其家庭功能产生影响，还通过心理灵活性和二元应对间接影响其家庭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