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索在同一人群中,依据白天、夜间和24 h平均动态血压隐匿性高血压(masked hypertension,MH)的检出率有无差别以及患者临床特征是否存在差异.方法 对2017年3月至2018年7月东莞市寮步镇262例诊室血压均值<140/90 mmHg(1 mmHg=0.133 kPa)且无原发性高血压(高血压)史的心血管病高危对象进行动态血压监测(ambulatory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ABPM),分别以(1)24 h平均值≥130/80 mmHg;(2)白天均值≥135/85 mmHg;(3)夜间均值≥120/70 mmHg为标准诊断MH,计算相应检出率和一致性,并比较单纯夜间、单纯白天、24 h/白天+夜间MH对象的基本特征、血压、生化和超声结果.结果 依据白天、夜间和24 h血压MH的检出率分别为32.8%、47.7%和28.6%,而以任一时段血压水平诊断的MH患者为148例(56.5%).采用24 h和白天血压指标诊断的MH结果较为一致(Kappa=0.687,P<0.001),与用夜间血压指标诊断的MH差异较大.持续性MH组(占全部MH的57.4%)诊室收缩压值(F=11.414,P<0.001)和清晨高血压比例高于另两组(χ2=39.626,P<0.001).单纯白天MH组(占8.8%)的超杓型比例更高,单纯夜间MH组(占33.8%)的反杓型比例高.结论 采用ABPM不同时段的血压水平诊断的MH检出率有不同,不同MH亚组患者的诊室收缩压和血压昼夜节律也有不同.

本研究通过对海口市社区高血压高危人群进行干预，探讨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技术对高血压高危人群的血压控制效果，为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CVD）的防治提供参考。采用多阶段整群抽样方法，于2021年7至12月期间在海口市15个社区招募295名高血压高危人群，通过随机数字表法将15个社区随机分为空白组、传统组和互联网+组3个组。空白组即课题组不采取特殊的干预措施组（99名），所在社区按照《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之健康教育服务规范》进行常规干预；传统组（95名）在空白组的基础上，由课题组额外采取举办讲座和分发科普书籍等传统方式进行干预；互联网+组（101名）在传统组的干预基础上额外采取互联网手段进行干预。于6个月后对其进行一般状况调查、实验室生化检查和体格测量。采用SPSS 25.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服从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进行统计描述，干预前组间比较用方差分析，干预后组间比较用协方差分析，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用中位数（四分位区间）即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使用k样本Kruskal-Wallis单因素ANOVA法。用构成比或率描述计数资料，在干预前组间均衡可比的前提下，干预后的组间比较采用卡方检验，组间的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调整法。结果显示，共纳入295名调查对象，其中男性占35.6%（105名），女性占64.4%（190名）；年龄范围为55~74岁、（64.69±5.73）岁；95.6%（282名）为已婚。三组调查对象入组时在性别、年龄、家族史、教育程度、职业、婚姻状态、饮酒习惯、规律运动、膳食情况、SBP（收缩压）、DBP（舒张压）、脉压差、BMI（身体质量指数）、叶酸、24 h尿钠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饮酒率表现为互联网+组（29名，28.7%）<传统组（47名，49.5%）<空白组（66名，66.7%）（ χ2=28.948， P<0.001）；规律运动率表现为互联网+组（37名，36.6%）高于传统组（18名，18.9%）和空白组（16名，16.2%）（ χ2=13.476， P=0.001）。干预后，与空白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钠和叶酸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与传统组参与者相比，互联网+组参与者的能量、碳水化合物和膳食纤维摄入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干预后互联网+组［SBP：（128.95±6.55）mmHg，DBP：（79.88±5.75）mmHg］和传统组的的血压水平［SBP：（129.63±8.41）mmHg，DBP：（79.77±7.73）mmHg］均低于空白组［SBP：（132.93±8.41）mmHg，DBP：（82.42±7.76）mmHg］（SBP： F=9.417， P<0.001；DBP： F=6.967， P=0.001），而互联网+组的24 h尿钠水平（143.63±38.58）mmol/24 h低于传统组（163.31±35.67）mmol/24 h和空白组（154.14±35.52）mmol/24 h（ F=11.509， P<0.001）。综上，和传统干预方式相比，“互联网+膳食自我管理干预”模式更可能促进高血压高危人群养成健康生活方式，有效改善血压与24 h尿钠水平，利于CVD预防。

心血管病是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和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近年来我国人群中心血管病，尤其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的疾病负担快速增长。心血管病是可以预防的，控制心血管病负担的增长需落实预防为主、关口前移的慢病防控方针。本文主要围绕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病，阐述了心血管病零级预防、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的概念和措施，以及心血管病预防的全人群策略和高危人群策略，并对心血管病预防的前景进行了展望。

伴随家庭睡眠呼吸暂停监测（HSAT）技术的进步以及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OSA）家庭诊疗模式临床循证数据的增加，采用不同种类生物信号采集技术的HSAT设备越来越广泛应用于成人OSA的诊断。HSAT应用于OSA的诊断需结合全面的睡眠及临床评估；HSAT可用于临床评估高风险的中重度单纯OSA患者的诊断，但不能用于排除诊断；对于合并严重心肺疾病、脑血管疾病、神经肌肉疾病等伴发疾病或疑诊合并其他类型睡眠疾病的患者首选多导睡眠监测（PSG），HSAT用于上述疾病状态下OSA诊断需考量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及伴发疾病、患者个人的倾向性、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及医疗资源的可及性等因素，在遵照基本诊疗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每个患者的不同情况，选取适宜的诊断工具；对于行动不便或病情危重需尽快启动干预治疗的OSA患者，可考虑应用HSAT；HSAT可用于合并存在心脑血管疾病等高危人群的OSA筛查；对于OSA的非气道正压通气（PAP）治疗，建议采用多通道诊断级别HSAT或PSG评估疗效；OSA患者启动PAP治疗后如果发生具有临床意义的体重波动，或依从性良好、但症状复发或持续无缓解，或新发心血管疾病或原有心血管疾病恶化，可复查HSAT或PSG；鉴于目前HSAT监测设备自动判读的准确性有限，须对原始数据进行人工回顾判读；HSAT设备类型的选择、结果的正确解读及据此制定的诊疗方案需由睡眠专业医生指导实施；鉴于尚缺乏足够的临床验证，目前不推荐消费者级别的睡眠监测设备用于成人OSA的诊断。

以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为主的心血管疾病（CVD）是我国城乡居民第1位死因，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是ASCVD的致病性危险因素。面对我国ASCVD疾病负担不断上升的趋势，血脂管理刻不容缓。近几年世界范围内血脂领域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我国血脂指南的修订势在必行。由于人群血脂合适水平随ASCVD危险分层的级别不同而异，在没有危险因素的人群中，所谓“正常”的LDL-C水平对ASCVD超（极）高危患者而言则属明显升高。因此，指南修订专家委员会经认真讨论后，决定将“血脂异常防治指南”修改为“血脂管理指南”（以下简称新指南）。新指南仍推荐LDL-C作为血脂干预的首要靶点，以危险分层确定其目标值。推荐在生活方式干预的基础上，以中等强度他汀类药物作为起始药物治疗，必要时联用胆固醇吸收抑制剂和/或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抑制剂的达标策略。新指南涵盖了从儿童到老年全生命周期的血脂管理。旨在通过本指南指导临床实践，全面提升我国血脂管理水平，推进ASCVD防治。

目的:了解西安市职业人群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风险及血脂达标情况，为心血管疾病的防治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通过横断面调查研究方法收集2019年3月至12月在陕西省人民医院体检的35个单位职工资料，进行ASCVD危险因素及风险评估，并比较其血脂达标情况。结果:⑴研究对象共有8 806例，男性7 104例，女性1 702例。危险因素暴露率最高的为超重/肥胖、吸烟，分别占56.0%、54.1%；血脂组分异常比例由大到小依次为：TG(42.8%)、TC(29.0%)、HDL-C(16.2%)、LDL-C(16.1%)。⑵人群ASCVD风险评估低危、中危、高危比例分别为77.7%、12.9%、9.4%；ASCVD风险男性高于女性，年龄≥40岁组高于年龄<40岁组( P均<0.05)。进一步余生危险评估530例，结果显示高危283例，占比53.4%。⑶人群LDL值为(2.69±0.74)mmol/L，达标率78.4%；非HDL值为(3.50±0.92)mmol/L，达标率70.1%。LDL及非HDL达标率在不同ASCVD风险组间、余生风险高危组及非高危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西安市职业人群ASCVD危险因素暴露比重较大，约1/4为ASCVD中高危人群，更为严格的血脂控制有望降低ASCVD10年发病危险。

目的:对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ASCVD）高危人群进行个人深度访谈，了解高危人群疾病认知及医疗需求现状，为临床工作提供指导。方法:于2018年10月至2019年4月，利用China-PAR模型筛选ASCVD高危人群，根据年龄、性别、学历采取分层目的抽样法抽取受访者，进行半结构式深入访谈，采用Colaizzi 7步分析法对原始资料整理分析。结果:共入选37例受访者，年龄（65.2±8.9）岁，ASCVD风险值为（14.2±3.2）。提炼出3个主题：（1）大部分人对ASCVD概念、危险因素及危害认知较好；（2）知晓自己是高危人群后，ASCVD干预需求低下；（3）受访者更希望解决有症状或困扰自己的健康问题。结论:无症状的高危人群即使对ASCVD认知度较好，仍无过多的干预需求。健康教育中，不仅要提升居民知识水平，更要关注其态度、行为改变。

目的:探讨信息-知识-信念-行为（IKAP）健康管理模式对白银市老年心血管高危人群护理效果的影响。方法:本研究为非随机对照试验，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抽取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于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健康管理中心接受体检及护理服务的126例老年心血管高危人群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所选护理方式采用倾向性匹配评分法1∶1入组，接受常规护理的纳入对照组（63例），给予常规健康教育及护理，健康教育通过讲解疾病相关知识，饮食、用药指导等方式进行，1次/周；接受IKAP健康管理模式的纳入IKAP组（63例），在对照组基础上给予IKAP健康管理，通过收集信息、传递知识、转变观念、改变行为方式进行，1次/周。两组均连续干预6个月。比较两组干预前后心理状态［中国心身健康量表（CPSHS）］、自我效能［自知力与治疗态度问卷（ITAQ）］、生活质量［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GQOLI-74）］、生活习惯（控制饮食、规律运动、睡眠困难、控制体重）、躯体健康状况［躯体化症状自评量表（SSS）］差异，采用 χ2检验比较两组服药率及血压、血糖、血脂达标率差异，分析IKAP健康管理模式对白银市老年心血管高危人群护理效果的影响。 结果:两组干预后CPSHS评分、睡眠困难率及SSS评分均显著低于干预前［IKAP组，（19.29±4.96）比（31.37±9.23）分、31.75%比73.02%、（37.06±4.30）比（60.16±79.83）分；对照组，（22.93±7.39）比（31.67±9.21）分、52.38%比74.60%、（41.75±4.97）比（60.04±9.95）分］，且IKAP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均 P<0.05）。两组干预后ITAQ评分、GQOLI-74评分、控制饮食率、规律运动率、控制体重率均显著高于干预前［IKAP组，（17.65±3.65）比（2.41±0.31）分、（83.91±6.04）比（56.26±5.14）分、76.19%比42.86%、57.14%比30.16%、71.43%比42.86%；对照组，（14.35±3.36）比（2.33±0.29）分、（75.25±5.78）比（57.12±5.21）分、57.14%比44.45%、38.10%比28.57%、53.97%比39.68%］，且IKAP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均 P<0.05）。IKAP组干预后血压、血糖、血脂达标率均显著高于对照组（85.71%比68.25%、90.48%比76.19%、82.54%比66.67%）（均 P<0.05）。 结论:IKAP健康管理模式能有效提高老年心血管高危人群的自我效能，纠正其不良生活习惯，改善心理及躯体状态，有助于控制血压、血糖、血脂，提高生活质量。

目的:了解心血管疾病（CVD）中高危人群发病风险感知与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关系，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以为临床早期筛查及靶向干预提供依据。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便利选取2022年3—8月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就诊的272例CVD中高危人群为调查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心血管疾病风险态度和信念量表（ABCD-C）、健康促进生活方式量表-Ⅱ（HPLP-Ⅱ）进行调查，基于多因素回归分析构建CVD中高危人群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列线图模型。结果:272例研究对象中，男150例，女122例，年龄（60.59 ± 10.64）岁。ABCD-C总分（56.57 ± 5.69）分，HPLP-Ⅱ总分为（111.92 ± 12.47）分，二者呈显著正相关（ r=0.556， P<0.01）。以HPLP-Ⅱ总分中位数（111分）为界分为低水平健康促进生活方式（≤111分）和高水平健康促进生活方式（>111分）2类，并将其作为因变量，吸烟（ OR=0.215，95% CI 0.104~0.446）是CVD中高危人群采取健康促进生活方式的障碍因素，已婚（ OR=14.237，95% CI 1.963~103.238）、家庭人均月收入≥5 000元（ OR=4.101，95% CI 1.369~12.288），心血管疾病预防知识（ OR=1.660，95% CI 1.373~2.007）、感知到的益处和身体活动改变意图（ OR=1.445，95% CI 1.255~1.663）、感知到的益处和健康饮食改变意图（ OR=1.322，1.058~1.654）得分高为促进因素。 结论:CVD中高危人群健康促进生活方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受吸烟、婚姻和经济状态、心血管疾病预防知识风险态度和信念的影响，应用列线图模型开展早期筛查和重点人群靶向风险沟通，有助于提高其健康行为水平。

目的:了解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应用现状。方法:研究基于"心血管病高危人群早期筛查与综合干预项目"，自2016年1月至2018年11月，采用方便抽样，对我国西南地区35~75岁成年人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和心血管健康资料，检出高血压患者，并收集患者服用降压药物的名称、服药剂量和频率。分析不同特征亚组高血压患者的降压药物使用情况和个体影响因素，常用药物类型和联合用药组合模式。结果:共394 957名研究对象纳入分析。高血压患者159 014名，年龄为（58.8±9.5）岁，男性占40.2 %，29.8 %的患者接受了降压药物治疗。30 445名患者上报了具体用药信息，其中22.5 %接受了联合用药治疗，在不同年龄、性别、血压水平及心脑血管病史组别中联合用药比例基本一致。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既往发生过心脑血管事件、肥胖、糖尿病的患者更可能接受联合用药治疗，而家庭年收入低、文化程度低的患者联合用药的可能性较低。单药治疗以钙拮抗剂为主（58.6 %），联合用药以使用传统复方制剂最常见（31.4 %），其次为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钙拮抗剂（22.4 %）；冠心病患者的联合用药以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联合β受体阻滞剂为主。 结论:我国西南地区高血压患者的药物治疗率低，降压药物的使用仍然存在不规范之处，联合用药率亟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