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淋巴细胞/单核细胞比值(LMR)、平均血小板体积/淋巴细胞比值(MPVLR)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免疫治疗相关甲状腺不良事件(TFA-IRAE)的预测效能.方法 选择2020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广德市人民医院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的110例晚期恶性肿瘤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有无TFA-IRAE发生分为TFA-IRAE组(61例)与无TFA-IRAE组(49例).检测并对比两组外周血LMR、MPVLR.采用受试者工作特性(ROC)曲线分析LMR、MPVLR对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预测价值.采用二分类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探讨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影响因素.结果 TFA-IRAE组患者LMR低于无TFA-IRAE组患者、MPVLR明显高于无TFA-IRAE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LMR、MPVLR预测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AUC(95％CI)分别为0.829(0.784～0.879)、0.756(0.711～0.806),两者联合预测的AUC(95％CI)为0.914(0.870～0.963).两组TNM分期、基础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吸烟史、饮酒史、免疫治疗线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FA-IRAE组患者女性、年龄≥60岁比例高于无TFA-IRAE组患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2.394,95％CI:1.227～4.671)、LMR≤3.73(OR=3.294,95％CI:1.639～6.618)、MPVLR≥5.23(OR=4.693,95％CI:1.985～11.094)是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低LMR、高MPVLR与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有关,两者能作为预测晚期恶性肿瘤患者发生TFA-IRAE的实验室指标.

胆道系统恶性肿瘤发病率逐年升高，对于晚期或不可切除的患者，全身治疗是最主要的治疗手段。吉西他滨联合顺铂仍是晚期一线标准化疗方案，同时吉西他滨联合替吉奥、吉西他滨联合白蛋白结合型紫杉醇亦是一线治疗可选择的方案。研究证实免疫治疗作为后线治疗生存获益优势明显，其中纳武单抗疾病控制率达61%，且中位总生存期超过1年。此外，针对FGFR2、IDH1/2、HER-2等胆道肿瘤主要驱动基因的靶向药物也表现出了良好的抗肿瘤活性，成为晚期胆道肿瘤治疗的研究热点。对晚期胆道肿瘤系统化疗、免疫治疗及分子靶向治疗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可为临床实践提供帮助。

目的:探讨抗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相关性胃肠炎的临床病理学特征，加深对该疾病的认知，避免误诊、漏诊。方法:收集2020—2021年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诊治的抗PD-1相关性胃肠炎3例。分析其临床特点、病理形态学特征，电话随访患者。结果:3例患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63、39和73岁，此前均因恶性肿瘤免疫治疗而出现胃肠道症状。内镜检查2例表现为全结肠炎，1例表现为胃窦巨大溃疡并累及幽门管。显微镜下观察3例均主要表现为上皮明显萎缩、变薄，黏膜固有层大量中性粒细胞弥漫浸润，隐窝/腺腔内微脓肿形成，腺体减少及结构改变（分支、扭曲），部分腺体可有明显扩张。此外，2例局部区域还可见慢性炎症特征（如淋巴细胞、浆细胞增多）。3例行巨细胞病毒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均为阴性。结合病史及形态学，3例均诊断为抗PD-1相关性胃肠炎。针对上述诊断，对3例患者的治疗方案均为停止抗PD-1治疗和使用皮质类固醇，并进行了临床随访。3例患者的胃肠道症状均明显改善，腹泻症状得到了缓解。结论:抗PD-1相关性胃肠炎临床上并不罕见，然而，病理医师对它缺乏足够关注及认识，结合临床病史及病理形态学特征，应当想到该疾病，避免误诊、漏诊。

目的:探讨钇-90树脂微球经动脉放射栓塞（TARE）治疗初始不可切除肝脏恶性肿瘤的安全性和短期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方法。收集2022年6月至2023年6月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0例初始不可切除肝脏恶性肿瘤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均为男性，年龄为（57±4）岁。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或 M（范围）表示，组内治疗前后比较采用配对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占比表示。 结果:（1）治疗前评估情况。10例患者均完成治疗前评估，其中8例行1次锝99-聚合蛋白（ 99mTc-MAA）灌注试验、2例行≥2次 99mTc-MAA灌注试验；10例患者 99mTc-MAA的肿瘤组织摄取值/周围正常组织摄取值、肝肺分流率、钇-90树脂微球治疗需要量分别为5.8±1.2、4.8%±0.8%、（1.10±0.20）GBq。（2）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策略。10例患者中，采用全肿瘤放射栓塞、主要靶病灶放射栓塞+非靶病灶射频消融术治疗、主要靶病灶放射栓塞+非靶病灶碘-125粒子植入、肝叶或肝段放射栓塞分别为6、2、1、1例。治疗期间，1例高龄患者因不能耐受，未行靶向及免疫治疗，其余9例均联合靶向及免疫治疗。10例患者中，行1次和2次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分别为7例和3例。（3）随访情况。10例患者均获得随访，随访时间为4.5（3.0~12.0）个月。随访期间，无患者发生与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相关的不良反应。10例患者经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前肿瘤长径、甲胎蛋白（AFP）、异常凝血酶原、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白蛋白（Alb）、总胆红素（TBil）、谷氨酰转移酶（GGT）分别为96（72，135）mm、26（6，833）μg/L、290（56，2 997）Au/L、（36±13）IU/L、（41+16）IU/L、（40±4）g/L、（15.3±4.1）μmol/L、（99±68）IU/L；治疗后90 d上述指标分别为63（43，97）mm、4（3，357）μg/L、38（25，142）Au/L、（40±16）IU/L、（51±28）IU/L、（39±4）g/L、（14.4±1.2）μmol/L、（134±93）IU/L；治疗前与治疗后90 d肿瘤长径、异常凝血酶原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Z=-2.08，-2.24， P<0.05），AFP、ALT、AST、Alb、TBil、GGT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Z=-1.27， t=0.63、1.69、1.73、0.67、1.30， P>0.05）。10例患者随访期间达到临床完全缓解5例、临床部分缓解4例，1例患者于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后30 d内发生非靶病灶进展，患者疾病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均为9/10，随访期间无患者死亡。 结论:钇-90树脂微球TARE治疗初始不可切除肝脏恶性肿瘤安全、可行，联合其他治疗方法可获得较为满意的短期疗效。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程序性死亡因子-1(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能特异性阻断免疫检查点PD-1/PD-L1介导的肿瘤免疫逃逸，增强抗肿瘤免疫应答，被广泛应用于恶性黑色素瘤、非小细胞肺癌、肾细胞癌等恶性肿瘤的治疗中。然而，并非所有患者都能从中获益。阐明导致PD-1/PD-L1抑制剂出现疗效差异的原因，对临床选择合适的获益人群、评估疗效与预后、避免延误治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总结了影响PD-1/PD-L1抑制剂抗肿瘤疗效的主要因素，对其现存的研究分歧和可能原因进行简要分析。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助于为临床实践制订合理的疗效评估方案、解决耐药问题。

急性白血病（acute leukemia，AL）是儿童及青少年时期常见的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化疗是目前临床上AL主要的治疗方式。造血干细胞移植、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疗法也为难治/复发患者的生存带来更大的希望。化疗药物、放疗、靶向和免疫药物在进行临床应用的同时，会在其他非靶系统产生不良反应，其中对生殖系统的不良作用可能导致患者面临无法生育的困境，降低长期生存质量。随着AL患者生存率不断地提升，需明确不同治疗方案对性腺功能的影响，针对性进行改进与预防，促使患者生存质量随着生命长度的延长而同步提高。该文旨在综述AL治疗对女性儿童及青少年患者卵巢功能的影响，为临床白血病患者远期生殖保护提供思路。

胆囊是胆道系统恶性肿瘤中较常见的肿瘤发生部位。胆囊癌约占新发恶性肿瘤的0.6%，占恶性肿瘤相关致死疾病的0.9%。目前已确定的胆囊癌发生危险因素包括女性、年龄>65岁、无症状胆石症及肥胖等。手术切除是早期胆囊癌的唯一治愈手段，部分中晚期胆囊癌可通过扩大性切除达到根治目的。但肝切除范围、淋巴结清扫范围及是否联合胆管切除、血管重建和多器官切除仍存在一定争议。在新辅助治疗后，高达1/3的局部晚期胆囊癌患者可从二次手术治疗中获益。仅有少部分高复发风险的胆囊癌患者可从术后辅助治疗中获益。随着针对不同靶点的靶向药物的出现及基因检测在胆道系统恶性肿瘤中的应用，靶向治疗及PD-1/PD-L1抑制剂可能成为胆囊癌新的标准治疗方案。

患者 男性，55岁，因“皮肤、巩膜黄染伴上腹痛5 d”，于2021年11月10日就诊于我科。患者自述有乏力，无发热、寒战、腹胀、呕吐等表现，小便偏黄1个月余，体重未见明显改变。既往史：1年前确诊为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ate receptor，NMDAR）型自身免疫性脑炎，给予甲泼尼龙冲击联合丙种球蛋免疫治疗，规律监测病情控制可，未再诉头痛、行为异常等表现；10个月前确右肺上叶小细胞肺癌（广泛期）：纵隔淋巴结转移、骨转移，序贯行6个周期依托泊苷联合洛铂方案化疗、33次累及野和缩野推量放疗，经影像学评估病情稳定后定期复查。既往有高血压病30余年，发现血糖升高7个月余，发现结核感染1年余（均未行规律监测及治疗）。体检：神志清，皮肤、巩膜明显黄染，上腹部轻压痛，余无明显异常。实验室检查：血常规和红细胞沉降率正常，结核菌素试验阳性；血清总胆红素238.8 μmol/L，直接胆红素202.2 μmol/L，白蛋白39.2 g/L；凝血指标和免疫球蛋白G分型检测正常；血清淀粉酶 437.0 U/L，脂肪酶2 002.0 U/L；血清CA19-9 304.1 U/mL，CA125 39.5 U/mL，癌胚抗原5.3 μg/L，神经源性特异性烯醇化酶45.1 μg/L，胃泌素释放肽前体741.2 ng/L；糖化血红蛋白7.1%。上腹部CT检查结果显示，胰头区低密度、轻度强化病灶，向十二指肠腔内突出（图1），合并肝内外胆管及胰管扩张，胰颈-胃间隙软组织密度影，考虑恶性肿瘤并淋巴结转移；胸部CT提示：右肺上叶尖段病灶最大径约10.0 mm（较前6.2 mm增大），纵隔多发肿大淋巴结较前增大；头颅MRI检查未见明显异常。主要诊断考虑：胰腺转移癌，腹膜后淋巴结转移癌，梗阻性黄疸；次要诊断为：小细胞肺癌（广泛期），自身免疫性脑炎（抗NAMDAR型），高血压3级（很高危），2型糖尿病。

肺孢子菌肺炎（PCP）是一种由肺孢子菌引起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感染/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HIV/AIDS）患者最常见的机会性真菌感染。随着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的出现，HIV/AIDS患者罹患PCP感染的概率降低，且治疗效果明显改善。而另一方面PCP在肿瘤放化疗、免疫治疗、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治疗等因素所致免疫功能低下或免疫功能受损等非HIV/AIDS患者中越来越常见。全球范围内PCP的研究热点正在从HIV感染合并PCP（HIV-PCP）向非HIV-PCP转变。与HIV-PCP相比，非HIV-PCP临床进展迅速，病情严重，病死率也更高。研究显示90%的非HIV-PCP患者在感染前有糖皮质激素使用史，如在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实体器官移植和风湿病患者中，长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是PCP易感的重要风险。临床观察发现，PCP经常发生在糖皮质激素减量过程中，发生PCP时，较高比例的患者会出现肺部弥漫性病变，严重者出现急性呼吸衰竭，危及患者生命。目前非HIV-PCP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也缺少有效的治疗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