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者男，61岁，因"腹胀、腹泻伴右下腹疼痛1个月"于2017年5月8日就诊。既往体健，吸烟史10年(平均20支/d)，饮酒史8年(平均100 ml/d)，一妹妹有乳腺癌病史。初诊时腹部CT示，回盲部占位性病变，肠系膜淋巴结肿大。癌胚抗原(carcinoembryonic antigen, CEA)7.29 ng/ml。5月21日行剖腹探查+右半结肠切除+腹腔淋巴结清扫+末段回肠横结肠吻合术。术后病理诊断：(结肠)黏液腺癌，部分呈印戒细胞癌，侵及肠壁全层。免疫组化染色：癌细胞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1(mutL protein homolog 1, MLH1)、减数分裂后分离增强蛋白2弱阳性，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2(mutS protein homolog 2, MSH2)、错配修复蛋白同源物6阴性，Ki－67指数约为70%，肠周淋巴结可见转移癌(5/17)。术后病理分期为T3N2aM0 ⅢB期。术后3个月复查肿瘤标志物CEA，在正常范围。6—12月接受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方案辅助化疗8个周期。末次化疗后3个月(2018年3月6日)常规复查腹部增强CT，见腹主动脉旁增大淋巴结，转移不除外。进一步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computed tomography, PET－CT)检查，示腹腔多发增大淋巴结，代谢异常增高，考虑转移(图1)。患者当时无特殊不适症状，未接受进一步治疗。2018年6月患者开始出现腰腹部疼痛并逐渐加重，伴体重减轻，口服阿片类止痛药物症状缓解。8月21日行腹部增强CT检查，示吻合口周围肠管扩张，腔内积液，并可见气液平面，考虑肠梗阻；腹主动脉旁淋巴结较前明显增大，局部呈肿块样改变，与邻近降主动脉及脊柱分界不清(图2)。对手术标本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提示为微卫星高度不稳定(high frequency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MSI－H)，肿瘤突变负荷为36.67个/Mb，检测到MLH1 K196fs、MSH2 Y757X基因突变，未检测到Kirsten大鼠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神经母细胞瘤RAS病毒癌基因同源物、鼠类肉瘤病毒癌基因同源物B基因突变。遗传性肿瘤变异基因检测未见致病性胚系突变。患者入组了恩沃利单抗纳米抗体Ⅰb期临床试验，于9月3日开始接受恩沃利单抗治疗，180 mg(2.5 mg/kg体重)，皮下注射，每周1次。11月21日(治疗后3个月)首次疗效评价达部分缓解(partial remission, PR)。之后恩沃利单抗维持治疗2年，末次用药日期为2020年10月12日，后停药观察，维持PR，截至影像学末次疗效评价日期(2022年7月20日)依然未见复发(图2)，期间未出现明显的免疫治疗相关不良反应。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目的:评估术前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联合CapeOx（奥沙利铂+卡培他滨）或SOX（奥沙利铂+替吉奥）化疗方案治疗免疫治疗敏感型局部进展期胃癌（LAGC）或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的近期疗效和安全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纳入2021年8月1日至2024年1月31日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治疗前经内镜活检证实为免疫治疗敏感的LAGC或AEG患者，包括PD-L1综合阳性评分（CPS）≥5、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Epstein-Barr病毒编码RNA（EBER）阳性3种类型患者，术前均给予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作为新辅助或转化治疗策略。排除免疫系统疾病、发生远处转移及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阳性患者。主要观察指标为病理完全缓解、临床完全缓解、主要病理缓解、R 0切除率、手术转化率以及治疗安全性［包括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和手术并发症情况］。 结果:共纳入39例患者，男28例，女11例；中位年龄62（44~79）岁。全组患者中，14例最初被认为不可切除者经治疗后均转化为可根治性切除（手术转化率：14/14）；其余25例患者中23例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另外2例达到临床完全缓解并接受“去手术策略”，选择等待观察。全组37例（94.9%）患者接受了根治性切除术，R 0切除率为100%（37/37），病理完全缓解率为48.6%（18/37），主要病理缓解率为62.2%（23/37）。24例CPS≥5（非MSI-H/dMMR和非EBER阳性）患者中，有1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CPS=95的患者达到临床完全缓解。8例MSI-H/dMMR患者中，6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例临床完全缓解。7例EBER阳性患者中，有1例达到病理完全缓解。13例患者术前活检标本与术后手术标本（不包括主要病理缓解患者）CPS评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769±5.570）比（15.538±16.870）， t=2.287， P=0.041］。全组39例患者术前免疫治疗耐受良好，9例（23.1%）出现Ⅰ~Ⅱ级irAE，未发生Ⅲ~Ⅳ级irAE。5例患者治疗前伴有幽门梗阻，经治疗后恢复正常饮食。全组接受手术的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18.9%（7/37），其中ⅢA级吻合口漏1例，ⅢA级肠梗阻1例，Ⅱ级腹腔出血1例，Ⅱ级腹腔感染2例，术后Ⅰ级肠梗阻1例，1例患者术后感染COVID-19，均经对症治疗后康复。 结论:术前应用PD-1抑制剂联合CapeOx或SOX方案治疗CPS≥5、MSI-H/dMMR和EBER阳性这3种类型的LAGC或AEG患者，显示出良好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具有较高的手术转化率、R 0切除率和完全缓解率。

目的:探讨不同的错配修复（MMR）蛋白和微卫星不稳定性（MSI）状态检测方法在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中的一致性及差异原因。方法:收集2021年1月至2023年4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理科诊断的214例子宫内膜癌患者，对其MMR蛋白的免疫组化（MMR-IHC）检测结果进行复核，通过二代测序（NGS）技术进行MSI状态（MSI-NGS）及多基因体细胞突变、胚系MMR基因突变检测，计算肿瘤突变负荷（TMB）值。对MMR-IHC检测与MSI-NGS检测结果不相符的患者进一步进行MSI-PCR检测和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检测，并结合TMB值综合评估MMR、MSI状态，明确分子分型。结果:（1）214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POLE突变（POLEmut）型22例，错配修复缺陷（MMR-d）型55例，p53异常（p53abn）型29例，无特殊分子改变（NSMP）型108例。其中，MMR-d型患者的中位确诊年龄为54岁、侵袭性病理亚型（包括子宫内膜样癌G 3和非子宫内膜样癌）的比例为40.0%（22/55），均高于NSMP型［分别为50岁、12.0%（13/108）］，两者分别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均<0.05）。（2）214例患者中，MMR-IHC检测显示，153例患者判定为错配修复正常（MMR-p），49例判定为MMR-d，12例患者难以直接判读；MSI-NGS检测显示，164例患者判定为微卫星稳定性（MSS；与MMR-p对应），48例患者判定为高度微卫星不稳定性（MSI-H；与MMR-d对应），2例患者因有效测序深度未满足质控标准而无MSI结果。MMR-IHC检测与MSI-NGS检测结果的一致率为94.3%（200/212），12例不符合患者的MMR-IHC检测结果为MMR-d或亚克隆缺失，但MSI-NGS检测均判定为MSS，其中MLH1和PMS2蛋白表达共缺失或亚克隆缺失10例。12例不符合患者中，3例检出POLE基因致病性突变而归为POLE突变型；另外9例患者中，8例有MSI-PCR检测结果的患者中5例为MSI-H、3例为低度微卫星不稳定性（MSI-L），7例TMB值高于10个突变/Mb，6例检出MLH1基因启动子甲基化，综合分析后9例患者均判定为MMR-d。（3）55例MMR-d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15例（27.3%，15/55）确诊为Lynch综合征。15例Lynch综合征相关MMR-d型子宫内膜癌患者的TMB值［（71.5±20.1）个突变/Mb］显著高于40例散发性MMR-d型子宫内膜癌患者［（41.9±24.3）个突变/Mb； t=3.51， P=0.001］；20例MSH2和（或）MSH6蛋白表达缺失患者的TMB值［（71.0±26.2）个突变/Mb］显著高于35例MLH1和（或）PMS2蛋白表达缺失者［（38.2±19.1）个突变/Mb； t=-4.71， P<0.001］。55例MMR-d型子宫内膜癌患者中，突变率排序前10个的基因是PTEN（85.5%，47/55）、ARID1A（80.0%，44/55）、PIK3CA（69.1%，38/55）、KMT2B（60.0%，33/55）、CTCF（45.5%，25/55）、RNF43（40.0%，22/55）、KRAS（36.4%，20/55）、CREBBP（34.5%，19/55）、LRP1B（32.7%，18/55）、BRCA2（32.7%，18/55）基因，其中PTEN、ARID1A、PIK3CA基因共突变率为50.9%（28/55）。 结论:MMR-IHC检测与MSI-NGS检测结果的—致率较高，两种方法检测结果不一致多见于MLH1基因启动子高甲基化状态导致的MLH1和PMS2蛋白表达共缺失或MMR蛋白亚克隆缺失，必要时应结合MLH1基因甲基化、MSI-PCR、MMR基因胚系突变及TMB值综合评估MMR、MSI状态，为子宫内膜癌患者提供精准的分子分型。

目的:了解免疫组织化学（IHC）结果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的子宫内膜样腺癌（EEC）中微卫星不稳定（MSI）状态，探讨在EEC中MMR/MSI不同检测方法间一致性及各自的优缺点。方法:选取2017年11月至2019年2月北京协和医院病理科错配修复（MMR）蛋白IHC检测结果为dMMR的EEC病例60例，由2名病理医师对IHC结果进行复核。利用二代测序（NGS）技术对60例样本进行MSI状态及MMR基因胚系/体细胞突变状态的检测。MLH1蛋白表达缺失的病例用甲基化特异性PCR（MSP）技术检测MLH1启动子甲基化状态。在MMR IHC和MSI NGS检测结果不相符的样本中，用PCR法再次检测MSI状态，并结合基因突变及MLH1启动子甲基化检测探讨结果不一致的原因。结果:在IHC结果为dMMR的60例EEC样本中，3例IHC结果经复核为MMR蛋白表达完整/正常（pMMR），相应NGS检测结果均为MSS；另有3例肿瘤细胞含量不足，NGS检测结果为MSI状态不能确定（MSI-U）。其余54例中，dMMR与MSI-H的符合率为87%（47/54）。对7例不符合样本进一步分析发现：（1）5例为MLH1/PMS2蛋白表达共缺失病例。除1例样本量过少外，4例经PCR法再次检测MSI状态，其中1例为MSI-H，余3例为MSS；5例均为MLH1启动子高甲基化状态，其中2例MSS病例还存在MSH2基因的体细胞突变。（2）2例为MSH6蛋白表达单独缺失病例。2例PCR法检测结果均为MSS，其中1例存在MSH6基因胚系突变，考虑为Lynch综合征。结论:在IHC检测结果为dMMR的EEC中，除去IHC判读以及肿瘤含量不足的因素外，绝大多数病例NGS/PCR检测结果为MSI-H，一致性较高。但的确存在少数IHC结果为dMMR EEC的病例表现为MSS，多见于MLH1启动子高甲基化状态造成的MLH1/PMS2蛋白表达共缺失病例，罕见于Lynch综合征相关病例。MMR IHC和MSI NGS/PCR检测方法各有优缺点，必要时可以互为补充。

目的:探讨泛素特异性蛋白酶7（USP7）在瘢痕溃疡癌变过程中的生物学作用及其临床意义。方法:采用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结合生物信息学分析方法。从癌症基因组图谱（TCGA）数据库和基因表达综合数据库中获取USP7在肿瘤和/或其对应癌旁正常组织中的RNA表达谱数据，并将RNA测序数据进行log 2转化。通过多维度癌症基因集cBioPortal数据库分析 USP7基因变异情况，并分析其突变位点。通过TIMER 2.0数据库中“差异表达”模块获得TCGA数据库中肿瘤、癌旁正常组织USP7 mRNA表达情况。使用基因表达谱交互分析2（GEPIA2）数据库分析皮肤黑色素瘤（SKCM）、宫颈鳞状细胞癌（CESC）、肺鳞状细胞癌（LUSC）和头颈鳞状细胞癌（HNSC）中高表达USP7患者与低表达USP7患者的生存率并绘制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利用Sangerbox数据库分析USP7在泛癌中的表达与微卫星不稳定性（MSI）或肿瘤突变负担（TMB）的相关性。通过GEPIA2数据库中“相关性分析”模块，评估USP7在泛癌中的表达与5种DNA错配修复基因（ MLH1、 MSH2、 MSH6、 PMS2和 EPCAM）表达水平和3种必需DNA甲基转移酶（DNMT）——DNMT1、DNMT3A、DNMT3B表达水平的相关性。通过TIMER 2.0数据库中“免疫-基因”模块分析USP7在CESC、HNSC、LUSC和SKCM中表达及其与免疫细胞（B细胞、CD4 +T细胞、CD8 +T细胞、中性粒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浸润的相关性。利用GEPIA2数据库的“相似基因检测”模块获得与USP7表达模式相似且排名前100的蛋白集。将前述蛋白集与利用STRING数据库获得的与USP7有直接物理结合作用且排名前50的蛋白集进行交集分析。通过DAVID数据库对上述2个蛋白集进行京都基因与基因组百科全书（KEGG）和基因本体论（GO）富集分析。收集2018年10月—2022年10月武汉大学附属同仁医院暨武汉市第三医院病理科有相应临床病理特征的正常皮肤、增生性瘢痕、瘢痕溃疡、瘢痕癌的术后标本，采用免疫组织化学法检测组织中USP7表达情况，样本数为6。对数据行Log-rank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及Bonferroni检验。 结果:在泛癌中， USP7的主要基因变异类型为突变和扩增，变异频率（>6%）居前3位的肿瘤依次为膀胱尿路上皮癌、SKCM和子宫内膜癌。 USP7基因在泛癌中的主要突变为错义突变。在突变频率最高的SKCM中，主要突变类型是USP7_ICP0_bdg结构域的错义突变。USP7 mRNA在乳腺浸润癌、胆管癌、结肠癌、食管癌、HNSC、肾嫌色细胞癌、肝细胞肝癌、肺腺癌、LUSC、前列腺癌和胃癌肿瘤组织中的表达均明显高于其对应的癌旁正常组织（ P<0.05），在多形成性胶质细胞瘤、肾透明细胞癌、肾乳头状细胞癌和甲状腺癌中的表达均明显低于其对应的癌旁正常组织（ P<0.05）；此外，USP7 mRNA在SKCM转移组织中的表达远高于其原发肿瘤组织（ P<0.05）。生存曲线显示，在CESC、HNSC、LUSC和SKCM中，高表达USP7患者与低表达USP7患者的存活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05，风险比分别为1.00、0.99、1.00、1.30）。USP7在结肠癌、结直肠癌、胸腺癌、甲状腺癌中的表达均与TMB呈显著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26、-0.19、-0.19和-0.11， P<0.05）；USP7在神经胶质瘤、CESC、肺腺癌、混合肾癌、LUSC中的表达均与MSI呈显著正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22、0.14、0.15、0.08和0.14， P<0.05），在结肠癌、结直肠癌、乳腺浸润癌、前列腺癌、HNSC、甲状腺癌和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中的表达均与MSI呈显著负相关（Pearson相关系数分别为-0.31、-0.27、-0.13、-0.19、-0.16、-0.18和-0.53， P<0.05）。USP7在CESC中的表达与MSH2和MSH6的表达均呈明显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51和0.44， P<0.05），在HNSC中的表达与EPCAM、MLH1、MSH2、MSH6、PMS2的表达均呈明显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39、0.14、0.49、0.54和0.41， P<0.05），在LUSC中的表达与EPCAM、MSH2、MSH6和PMS2的表达均呈明显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20、0.36、0.40和0.34， P<0.05），在SKCM中的表达与EPCAM、MLH1、MSH2、MSH6和PMS2的表达均呈明显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11、0.33、0.42、0.55和0.34， P<0.05）；USP7在CESC、HNSC、LUSC和SKCM中的表达与DNMT1、DNMT3A和DNMT3B的表达均呈显著正相关（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42、0.34和0.22，0.45、0.52和0.22，0.36、0.36和0.22，0.38、0.46和0.21， P<0.05）。USP7在CESC、HNSC、LUSC和SKCM中的表达仅与CD4 +T细胞浸润呈显著正相关（Partial相关系数分别为0.14、0.22、0.13、0.16， P<0.05）。与USP7表达模式相似且排名前100的蛋白集中，排名前5的蛋白依次是C16orf72、BCLAF1、UBN、GSPT1、ERI2（Spearman相关系数分别为0.83、0.74、0.73、0.73和0.72， P值均<0.05）。与USP7有直接物理结合作用且排名前50的蛋白集与前述蛋白集的交集仅有1个蛋白，即为甲状腺激素受体相互作用因子12。KEGG富集分析显示，USP7相关基因涉及细胞周期、剪接体、细胞衰老和p53信号通路等。GO富集分析显示，USP7相关基因涉及转录调控、蛋白质泛素化、DNA修复和细胞质模式识别受体信号通路等。临床样本分析显示，USP7在增生性瘢痕（0.35±0.05）、瘢痕溃疡（0.43±0.04）和瘢痕癌（0.61±0.03）中的表达均明显高于正常皮肤（0.18±0.04）， P<0.05。 结论:USP7可能为临床瘢痕溃疡癌变恶化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探究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抑制剂联合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微卫星稳定（MSS）极低位直肠癌的安全性和疗效。方法:本研究为前瞻性二期、单臂、开放性临床研究的初步结果报道。筛选2021年1—10月间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收治的cT 1~3aN 0~1M 0、无法保肛的极低位直肠癌患者。研究纳入标准：（1）具有强烈的保肛意愿，愿意接受新辅助治疗的患者；（2）18~75周岁，体质指数≤30 kg/m 2，性别不限；（3）经肠镜、腔内超声和盆腔高分辨率MRI（增强CT）检查确诊为肿瘤下缘距齿线≤2 cm内的极低位直肠癌，治疗前分期cT 1~3aN 0~1M 0；（4）错配修复蛋白（MMR）检测为MSS患者；（5）经组织病理学诊断为直肠腺癌；（6）患者依从性较好，能按要求来医院复查；（7）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况评分0~1分；（8）常规实验室检查指标正常；（9）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既往具有恶性结直肠肿瘤病史；（2）合并肠梗阻、肠穿孔、肠出血等需急诊手术的患者；（3）已知对卡培他滨、PD-1单抗等药物过敏者；（4）病理提示为低分化腺癌、印戒细胞癌患者。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方法如下：使用长程放疗模式，对原发肿瘤和高危区域照射肿瘤剂量50 Gy（2 Gy/次×25次）；放疗过程中同步给予卡培他滨；首次放疗2周后添加PD-1抗体（200 mg/3周），放疗期间应用2个疗程PD-1抗体。放疗结束后给予卡培他滨单药或XELOX方案化疗，再应用2个疗程的PD-1抗体（200 mg/3周×2）。完成新辅助治疗后通过直肠指检、内镜、盆腔MRI等手段评估治疗效果，对于达到临床完全缓解（cCR）的患者行等待观察；肿瘤退缩不良甚至进展的患者根据情况进行根治性手术；对于肿瘤退缩良好，接近临床完全缓解(ncCR)的患者，经多学科团队讨论后决定是行经肛肿瘤全层切除术或进入等待观察队列。观察指标：（1）患者基本资料；（2）新辅助治疗及其不良事件发生情况；（3）后续治疗决策及随访情况。 结果:共入组24例患者，2例患者退出研究，4例患者仍在治疗中。完成治疗并进行评估的18例患者最终纳入分析，其中男性12例，女性6例；中位年龄55（39~71）岁；基线临床分期为：cT 2N 0M 0 8例，cT 2N 1M 0 2例，cT 3aN 0M 0 5例，cT 3aN 1M 0 3例。完成新辅助治疗后，初始疗效评估结果为cCR 7例，ncCR 5例，临床部分缓解6例。本组仅有1例患者出现3级以上的不良事件，1~2级不良事件共计发生30例次。7例cCR和1例ncCR患者直接进入等待观察队列，其中1例患者出现局部再生并进行Miles手术；4例ncCR患者行局部切除，之后重新进入等待观察队列（分别为1例ypT 0，TRG=0；1例ypT 1，TRG=1；2例ypT 2，TRG=2）；6例临床部分缓解患者行根治性手术。至末次随访，直肠肛门保留比例为11/18，保肛比例为17/18。 结论:新辅助放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应用于MSS极低位直肠癌安全可行，患者可获得较高的cCR率，有利于保留器官及肛门。

包括组蛋白乙酰化在内的染色质表观遗传修饰和肿瘤血管生成在建立免疫抑制性肿瘤微环境中起关键作用.我们在这项随机2期试验——CAPability-01中,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单克隆抗体信迪利单抗+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histone deacetylase inhibitor,HDACi)西达本胺联合或不联合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单克隆抗体贝伐珠单抗治疗不可切除的化疗难治性局部晚期或转移性微卫星稳定(micro-satellite stable,MSS)/错配修复正常(proficient mismatch repair,pMMR)型结直肠癌患者的潜在效能.本试验共有48例患者被随机分配至双药组(信迪利单抗+西达本胺,n=23)或三药组(信迪利单抗+西达本胺+贝伐珠单抗,n=25).结果显示,主要研究终点已达到——总体研究对象的第18周的无进展生存(progression-free survival,PFS)率(18wPFS率)为43.8%(21/48).次要研究终点的结果包括中位PFS期达3.7个月,总缓解率为29.2%(14/48),疾病控制率为56.3%(27/48),中位持续缓解时间达12.0个月,中位总生存时间数据尚不充分.与双药组相比,三药组的结果更优:18wPFS率更高(64.0%vs.21.7%,P=0.003),总缓解率更高(44.0%vs.13.0%,P=0.027)和中位PFS期更长(7.3个月 vs.1.5个月,P=0.006).在三药组和双药组中观察到最常见的与治疗相关的不良事件包括蛋白尿、血小板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贫血、白细胞减少和腹泻.共有2例与治疗相关的死亡病例(肝功能衰竭和肺炎).来自患者的bulk RNA测序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三药组合增强了CD8+T细胞浸润,诱导建立更具免疫活性的肿瘤微环境.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联合应用PD-1抗体、HDACi和VEGF抗体是一种有前景的治疗MSS/pMMR型晚期结直肠癌患者的方案.ClinicalTrials.gov注册号:NCT04724239.

目的 利用生信分析技术联合实验验证探究错配修复蛋白(MMRP)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情况.方法 收集2017-01-2021-12 136例阳光融和医院浸润性乳腺癌的根治标本和40例乳腺癌旁组织,通过免疫组化方法验证MLH1、PMS2、MSH2及MSH6表达情况,分析错配修复蛋白缺失在乳腺癌与癌旁组织之间的差异及与各临床病理参数的相关性.下载肿瘤基因图谱(TCGA)BRCA(乳腺癌)项目中level 3 HTSeq-FPKM格式的RNAseq数据,将FPKM格式的RNAseq数据转换成TPM格式并进行log2转化,应用Wilcoxon rank sum test分别比较正常对照和癌组织之间MLH1、PMS2、MSH2及MSH6表达的差异,应用"ggplot2"包(版本3.3.3)绘图.结果 免疫组化结果证实,MLH1、PMS2、MSH2及MSH6在癌旁组中均未发现错配修复蛋白缺失;而在乳腺癌组中仅发现1例三阴性浸润性导管癌出现MSH2缺失,判定为错配修复蛋白缺失(dMMR),其余乳腺癌组病例均未发现dMMR.dMMR在乳腺癌组织与癌旁组织之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1.000).dMMR在不同肿瘤发病部位、年龄、肿瘤大小、组织学分型、淋巴结转移情况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分析TCGA数据显示,在乳腺癌中,MLH1、MSH2及MSH6的缺失率明显高于正常组织(P＜0.0001),PMS2的缺失率与正常组织之间无明显差异(P=0.505).结论 PMS2缺失率在乳腺癌组织中很低,与癌旁组织之间具有显著差异,且与生信分析结果一致,而MLH1、MSH2及MSH6在乳腺癌中的缺失率与生信分析结果均具有差异性,其原因有待于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