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汀类药物作为调脂药物已广泛应用于高脂血症的治疗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一级和二级预防。肝细胞癌(HCC)预后不良，给患者造成严重的恶性肿瘤负担。他汀类药物可抗肿瘤增殖、降低HCC患病风险及术后复发风险、延长生存期、增强其他治疗手段的疗效，因此可能会增加HCC患者的临床获益。他汀类药物可影响MARK/ERK信号通路的表达，促使恶性细胞凋亡，可以降低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HCC的发生风险。他汀类药物不仅对HCC具有预防作用，而且对不同疾病阶段的HCC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尽管其并不能替代当前手术、消融、分子靶向治疗和免疫疗法等治疗手段，但作为辅助用药，他汀类药物为HCC患者带来的临床获益仍具有重要意义。他汀类药物在HCC防治中的进展逐渐受到关注，但对其最终能否成为HCC防治的辅助用药，目前仍存在诸多讨论与争议。文章通过对他汀类药物在HCC防治中研究新进展及现存争端进行总结及评述，以期对未来临床实践提供帮助。

恶性肿瘤是严重危害中国人民健康及社会发展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未来的恶性肿瘤防控工作应继续坚持预防优先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实施一级预防相关举措。预防对减轻中国居民，特别是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及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居民的恶性肿瘤负担尤为关键。过去几十年间，国际社会通过烟草控制、改善职业卫生条件以及疫苗接种等一级预防措施，显著降低了相关恶性肿瘤的发病率。中国也在云南省宣威市、江苏省启东市、河南省林县等特定地区的恶性肿瘤高危人群中探索实施了一系列一级预防措施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由于中国居民恶性肿瘤危险因素系统性认知水平偏低、自我健康管理意识和能力不足，当前亟需创建新的研究工具与研究方法以进一步揭示恶性肿瘤病因并建立人群层面及个体层面的恶性肿瘤一级预防新机制和新体系。基于当前癌谱转变与数字化发展的现状，建立一个可以覆盖全民的集恶性肿瘤一级预防权威科普宣教、个体化风险评估与自我健康管理助手于一体的癌症一级预防数字化智能服务体系，对提升中国居民恶性肿瘤一级预防能力将大有裨益，并能助力中国恶性肿瘤防控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肺癌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危害人类的健康。本文对2022年1月1日至12月10日国内外肺癌流行病学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研究发现，随着肺癌病因学研究的深入和精准医学的开展，全球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大规模人群队列和生物银行的建设推动了肺癌的病因学研究，阐明肺癌发病与吸烟、空气污染、慢性病共病、饮食和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关联对肺癌一级预防策略的制定具有积极意义；高通量组学检测技术的发展推动了罕见胚系变异、嵌合基因组变异、“表观时钟”、循环细胞游离DNA（cfDNA）甲基化和血浆代谢物等新型生物标志物的发现，有助于优化肺癌个体化风险评估模型和提高肺癌早期筛查效果；深度学习等人工智能算法可揭示影像组学特征与临床诊疗数据之间的深层关系，提升肺癌的筛查效能。上述研究发现为肺癌精准防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和理论依据。

癌症防治工作的重点在于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通过健康教育引起人们对疾病的重视、自觉改变不良行为习惯、主动参加定期体检是防治癌症性价比最高的措施之一。食管癌作为我国疾病负担较重的恶性肿瘤之一，定期筛查和早诊早治是该病防治工作的重点。而队列研究有助于了解食管癌的自然史和危险因素、识别食管癌高危人群。本研究拟从危险因素调查、疾病监测、生物样本信息搜集等方面对食管癌多维动态随访共享队列的建设规范进行探讨，为今后建立规范统一的食管癌筛查队列研究操作流程和建设标准提供参考。

目的:对中国常见的戒烟药物干预策略进行成本效用分析，以探究药物戒烟作为中国恶性肿瘤一级预防策略的卫生经济性。方法:通过建立Markov队列模拟模型，模拟10 000名35岁有戒烟意愿的人群采用多种药物戒烟策略的干预效果。模型共纳入12种与吸烟相关的恶性肿瘤，分别为肺癌、口腔癌、鼻咽癌、喉癌、食管癌、胃癌、胰腺癌、肝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和髓系白血病。以1年为循环周期，模拟时长为50个周期，评价指标采用增量成本效用比（ICER），意愿支付阈值为1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通过单因素敏感性分析、概率敏感性分析、分年龄组敏感性分析方法评估结果的稳定性。结果:成本效用分析结果显示，采用伐尼克兰干预最具成本效用优势。与次优干预方案（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相比，每增加1个质量调整生命年的增量成本为11 140.28元，低于意愿支付阈值。随着接受干预人群年龄增大，增量成本效用比值逐渐增大，但在所有年龄段组别中ICER值均未超过意愿支付阈值，伐尼克兰干预在各个年龄段均具有最佳经济学优势。单因素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贴现率、伐尼克兰干预药物的成本以及干预成功风险比对结果影响较大。结论:在中国采用伐尼克兰药物进行恶性肿瘤一级预防戒烟干预具有较强的卫生经济性，且干预对象越年轻，卫生经济优势越明显。

全球癌症数据库最新发布的资料显示，我国胃癌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恶性肿瘤第2位。我国 H.pylori感染者中最终有4%～5%的患者发生胃癌。近30年来全球积累的研究成果表明，占胃癌极大多数的肠型胃癌其实是一种可预防的疾病。制订有效的胃癌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策略，对降低我国胃癌病死率具有重要意义。

目的:分析2015年—2018年甘肃省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的情况及变化趋势.方法:收集2015年—2018年甘肃省恶性肿瘤相关数据,按性别、城乡和年龄组分层计算粗率、年龄别率、年龄标准化率(简称标化率)、和0～74岁累积率等统计指标.结果:2015年—2018年甘肃省肿瘤登记地区恶性肿瘤的粗发病率为282.28/10万(男性:320.56/10万,女性:242.03/10万),发病的中标率(按照2000年中国标准人口结构调整计算的标化率)和世标率(按照Segi's世界标准人口结构调整计算的标化率)分别为 216.75/10 万和 216.63/10 万;粗死亡率为 171.78/10 万(男性:212.02/10万,女性:129.53/10万),死亡的中标率和世标率分别为133.77/10万和131.65/10万.恶性肿瘤发病和死亡均在60～64岁年龄组开始快速上升,在80～84岁年龄组达到高峰,随后在≥85年龄组下降.恶性肿瘤发病前5位依次是胃癌、肺癌、肝癌、结直肠癌和食管癌,前10位占全部恶性肿瘤发病的77.46%;死亡前5位依次是胃癌、肺癌、肝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前10位占全部恶性肿瘤死亡的86.43%.结论:甘肃省恶性肿瘤负担仍然较重,消化道肿瘤、肺癌和女性乳腺癌仍是甘肃省高发癌种,应根据恶性肿瘤的流行特点,加强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优化肿瘤防控模式,为实践健康甘肃、健康中国战略做出贡献.

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常见恶性肿瘤及主要肿瘤致死病因之一,其中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占 75%～85%.早期预防、规范监测、及时诊断、科学治疗、预防复发是改善患者预后生存的关键.针对HCC的预防措施包括一级、二级和三级预防.其中三级预防是采取有效措施以减少 HCC患者肿瘤复发、转移,降低病死率和改善生存状况的措施.本文从临床角度结合国内外 HCC相关最新循证学证据对 2022 年版《原发性肝癌三级预防共识》进行解读,以期为临床医生提供有关 HCC根治性治疗后复发的监测、诊断、预防的合理建议和决策参考.

子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生命健康的恶性肿瘤之一.因已有成熟的三级预防措施,世界卫生组织(WHO)在2020年提出《加速消除宫颈癌的全球战略》,其中一级预防除了进行健康教育外,最重要的是人乳头瘤病毒(HPV)预防性疫苗的接种.目前我国已有五种HPV疫苗上市,并有完整的中国人群应用的研究数据.本文将探讨HPV疫苗在我国的应用及其应用中关注的问题.

中国结直肠癌（colorectal cancer，CRC）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保持上升趋势。2020年中国癌症统计报告显示，我国CRC发病率、死亡率在全部恶性肿瘤中分别居第2位和第5位，其中2020年新发病例55.5万，死亡病例28.6万，对比2015年分别增加44%和52%[1-2]。不仅城市CRC发病率逐年升高，农村发病率也逐年攀升，多数患者在确诊时已属于中晚期。CRC已是中国城乡居民常见的死亡原因之一，成为严重危害城乡居民健康及社会发展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3-4]。近年来，CRC患病年龄趋于年轻化，已接近20世纪90年代的两倍[5-6]。面对这一严峻态势，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防控势在必行。但仅依靠三级预防（治疗）无法有效遏制CRC发病率和死亡率高、生存率低，即"两高一低"的危机，一级预防和二级预防才是CRC防控最具有成本效益的长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