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青年宫颈癌术后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恐惧疾病进展的现状，并分析二者之间的相关性，为实施针对性干预提供依据。方法:2018年10月至2020年6月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选取在青岛市市立医院东院治疗的121例青年宫颈癌根治术后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与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对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及恐惧疾病进展情况进行调查。结果:青年宫颈癌术后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总分为（41.30 ± 6.14）分，恐惧疾病进展总分为（31.10 ± 6.58）分；感知伴侣回应性与恐惧疾病进展呈负相关（ r=-0.72， 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工作状况、感知伴侣回应性是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的影响因素（ t=11.54、18.40，均 P<0.05）。 结论:青年宫颈癌术后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恐惧疾病进展密切相关，感知伴侣回应性能够影响患者恐惧疾病进展；可通过提高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性，改善其恐惧疾病进展水平。

目的:探讨自我表露在青年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2年7月—2023年6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诊的220例乳腺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痛苦表露指数对患者进行调查。结果:本研究共发放220份问卷，收回202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1.82%。202例青年乳腺癌患者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总分为（58.37±13.63）分、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得分为（43.68±11.48）分、痛苦表露指数得分为（37.01±11.04）分。Bootstrap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自我表露在青年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0.182，95%置信区间为（-0.298，-0.098），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1.06%。结论: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生育忧虑处于较高水平，自我表露在青年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临床医务工作者应关注青年乳腺癌患者的生育意愿和需求，充分调动患者配偶的积极性，提高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性；并采取一定的干预措施提高患者的自我表露水平，从而降低患者的生育忧虑。

目的 分析女性不孕症患者及其配偶双方的生育压力、感知伴侣回应、家庭复原力的关系和互相作用机制,为临床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不孕症的女性患者及其配偶各213例,通过生育压力评估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家庭复原力量表进行调查,通过主客体互倚模型分析配偶双方生育压力、感知伴侣回应、家庭复原力的关系和作用机制.结果 女性不孕症患者生育压力评分显著高于配偶,感知伴侣回应、家庭复原力显著低于配偶(均P＜0.05).主客体互倚模型显示,在主体效应中,患者和配偶生育压力对自身家庭复原力均有负向预测价值,患者和配偶感知伴侣回应对自身家庭复原力有正向预测价值(均P＜0.05).客体效应中,患者和配偶生育压力对对方家庭复原力有负向预测价值,配偶感知伴侣回应对患者家庭复原力有正向预测价值(均P＜0.05).中介效应显示,患者与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在双方生育压力与家庭复原力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 女性不孕症患者及其配偶的家庭复原力与自身及对方的生育压力、感知伴侣回应密切相关,应从夫妻整体出发制定应对措施以提高家庭复原力.

目的 分析育龄期宫颈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的相关性,为实施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便利抽样法选取泸州市 3 所三级甲等医院就诊的育龄期宫颈癌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生育忧虑量表等对其进行调查.结果 育龄期宫颈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得分为(54.04±8.01)分,生育忧虑得分为(60.46±6.74)分;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呈负相关(r=-0.798,P＜0.01);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文化水平、职业状况、生育情况、生育意愿、感知伴侣回应性是育龄期宫颈癌患者生育忧虑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育龄期宫颈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处于中等水平,生育忧虑处于较高水平,可通过提高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性,改善其生育忧虑状况.

目的 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APIM)考察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对双方自我表露及婚姻调适的影响,为提高乳腺癌患者夫妇的婚姻调适,制定基于夫妻二元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方法,通过便利抽样法,选择在西安市某 2 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就诊的 340 例乳腺癌患者及其配偶为研究对象,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感知伴侣回应量表(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scale,PPRS)、痛苦表露指数(distress disclosure index,DDI)及Locke-Wollance婚姻调适量表(Locke-Wollance marital adjustment scale,LWMAS)进行调查.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患者夫妇在感知伴侣回应、自我表露和婚姻调适中的差异性;采用Mplus 8.0 建立APIM模型,并用Bootstrap置信区间评估法验证中介效应模型.结果 共有 291 对患者夫妇完成研究.患者的自我表露(t=4.877,P＜0.001)及婚姻调适(t=2.107,P=0.036)高于其配偶,两者间的感知伴侣回应无差异(t=-1.235,P=0.217);APIM模型结果显示,在主体效应中,患者及其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均能够正向预测自身的自我表露(β=0.306,β=0.245,P＜0.001)及婚姻调适(β=0.322,β=0.332,均P＜0.001);在客体效应中,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可正向预测配偶的婚姻调适(β=0.258,P＜0.001),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对患者的自我表露及婚姻调适均存在正向预测作用(β=0.243,β=0.412,均P＜0.001);中介效应显示,患者及配偶的感知伴侣回应可借由患者的自我表露影响其婚姻调适[患者效应量=0.055,P=0.006,CI(0.022,0.101),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17.68%;配偶效应量=0.047,P=0.009,CI(0.020,0.09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11.27%];配偶感知伴侣回应可以通过自身自我表露影响其自身婚姻调适[效应量=0.069,P=0.007,CI(0.029,0.130),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20.29%].结论 乳腺癌夫妇的婚姻调适、自我表露与双方的感知伴侣回应密切相关,因此相关干预方案应基于提升夫妻感知伴侣回应的视角制订.

目的:修订国外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Scale),检验其在中国伴侣关系中的信效度.方法:随机抽样,初测收到有效问卷618份,对其进行项目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效标效度分析和内部一致性分析.四周后对初测中愿意参与后续调查的被试进行重测,回收有效问卷61份,对其进行重测信度分析.结果:修订后的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维度结构与原量表一致,12个条目可以有效的聚合到一个公因子上.EFA和CFA指标表明单因素模型的拟合程度较好.感知伴侣回应性与关系满意度的相关系数为0.67,与依恋焦虑和依恋回避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45和-0.67.此外,感知回应性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0,重测信度为0.73.结论: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中文版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是测量我国成年伴侣间感知回应性的有效工具.

目的 探讨育龄期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与生育忧虑的现状,并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实施针对性干预提供依据.方法 抽取育龄期乳腺癌患者231例,采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与癌症后生育忧虑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育龄期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总分为(40.11±5.15)分,生育忧虑总分为(60.36±9.89)分;二者存在负相关(r=-0.715,P<0.05);回归分析显示,生育意愿、感知伴侣回应性对育龄期乳腺癌患者生育忧虑有影响(P<0.01).结论 育龄期乳腺癌患者感知伴侣回应性处于较低水平,生育忧虑处于较高水平,感知伴侣回应性能够影响患者生育忧虑水平,可通过提高患者的感知伴侣回应性,降低其生育忧虑.

目的:考察经济虐待问卷(Revised Scale of Economic Abuse,SEA2)中文版在我国中年已婚人群中的适用性.方法:对587名处于在婚状态的中年人进行测试(样本1),用于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素分析;对626名处于在婚状态的中年人进行测试(样本2),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和信度分析,同时,采用婚姻质量指数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简版冲突决策量表进行效标关联效度检验;四周后对样本2中的139名被试(样本3)进行再次测试,考察重测信度.结果:①修订后的经济虐待问卷包括13个条目,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出2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经济限制和经济剥削;②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拟合指标良好(x2/df=3.96,SRMR=0.031,CFI=0.982,GFI=0.953,NFI=0.977,TLI=0.974,RMSEA=0.069).③在效标关联效度方面,经济虐待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婚姻质量、感知伴侣回应显著负相关,与冲突策略总分及各维度得分显著正相关.④问卷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6,分半信度为0.93,重测信度为0.84;经济限制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为0.88,分半信度为0.86,重测信度为0.73;经济剥削维度的Cronbach α系数为0.97,分半信度为0.94,重测信度为0.75.结论:经济虐待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是测量我国中年已婚人群经济虐待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