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质疏松症(osteoporosis,OP)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性骨病,已成为备受现代社会广泛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许多消化系统疾病有较高的OP发生率,主要包括消化性溃疡、炎症性肠病、慢性肝炎、肝硬化、胃肠道肿瘤等.但目前对这些疾病引起骨质疏松的机理尚未完全明确.同时部分抗OP药物多表现胃肠道相关不良反应,可能加重患者临床症状,因此,寻求有效的治疗策略是当务之急.本文分别从流行病学特征、相关危险因素与发病机制、骨代谢变化与骨损害特点及诊治进展四方面对临床消化系统常见引起继发性骨质疏松的疾病进行综述,以期为继发性骨质疏松防治及推进多学科协作模式发展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神经重症监护病房（NCU）脑源性疾病与普通重症监护病房（GICU）非脑源性疾病患者的应激性溃疡（SU）及临床有意义的应激性溃疡伴胃肠道出血（CIB）事件的危险因素及临床预后的差异。方法:纳入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月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NCU及GICU连续性收治的SU患者，以CIB和30 d全因死亡事件为主要终点指标。采用Pearson χ2检验或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组间相应变量的差异，采用逻辑回归分析主要终点指标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261例符合入组标准的SU患者（NCU组149例，GICU组112例），其中女性88例（33.7%），年龄为65（53，76）岁。SU患者中有136例（52.1%）发生CIB，NCU组和GICU组各有68例。相比GICU组，NCU组的SU患者年龄更大，高血压和既往有卒中病史的比例更高，但有冠心病史、有慢性胃病史、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同等药物、有肝功能不全、有肾功能不全、有呼吸衰竭和有凝血功能障碍患者的比例更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类似地，与GICU组相比，NCU组CIB患者有卒中病史的比例更高，但有冠心病史、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同等药物、有肾功能不全和有凝血功能障碍的患者比例更低，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NCU组SU患者30 d全因死亡率明显低于GICU组（16.2% vs 29.7%，χ2=6.748，P=0.009），但对应的2组CIB患者30 d全因死亡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0.9% vs 41.8%，P>0.05）。逻辑回归分析结果提示30 d全因死亡的独立影响因素包括：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或同等药物[比值比（OR）=2.439，95%可信区间（CI）：1.131~5.259]、有输血治疗（OR=3.329，95%CI：1.558~7.112）、有呼吸衰竭（OR=3.405，95%CI：1.61~7.198）和有CIB（OR=3.793，95%CI：1.529~9.414）。而应用鼻胃管（OR=5.209，95%CI：2.820~9.620）、有呼吸衰竭（OR=3.672，95%CI：1.620~8.325）和国际标准化比值>1.5（OR=2.119，95%CI：1.023~4.389）与CIB发生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应用质子泵抑制剂进行预防性治疗（OR=0.277，95%CI：0.100~0.768）有助于降低CIB的发生风险。结论:NCU组（脑源性）和GICU组（非脑源性）CIB患者中未发现危险因素及30 d全因死亡率的显著性差异。应用鼻胃管、有呼吸衰竭和国际标准化比值>1.5与CIB发生风险的增加显著相关，而质子泵抑制剂预防性治疗很可能有助于降低2组患者的CIB风险。

腹腔开放合并肠空气瘘是普外科和整形外科医生面临的疑难问题。腹腔开放于1940年由英国医生Ogilvie提出，用于救治战伤导致的腹壁毁损。腹腔开放疗法是指术后敞开腹腔不关闭切口或主动打开腹腔的一种治疗手段。腹腔开放的适应证包括严重腹腔感染、创伤、肠缺血性疾病、急性重症胰腺炎、腹腔动脉假性动脉瘤破裂等。2016版Bjork分类法将腹腔开放创面分为4类9种，第4类为肠空气瘘合并冰冻腹，其处置困难且致死率较高。肠空气瘘指肠腔瘘口周围无皮肤、皮下组织覆盖，直接暴露于空气中。腹腔开放后肠空气瘘发生率为7%～19%，一旦形成肠空气瘘，死亡率高达42%～66%。导致肠空气瘘的风险因素包括：(1)年龄大于60岁，身体机能差；(2)肠管暴露时间长，肠管干燥，缺血性损伤，机械性损伤；(3)伴有炎性肠病、憩室炎、弥漫性腹膜炎；(4)大容量复苏、再探查次数多；(5)消化道破裂、吻合口漏、腹腔高压等。腹腔开放合并肠空气瘘的非手术处理原则为早期识别和控制脓毒症，保护脏器功能；使用抗生素、穿刺引流等控制感染源；通过胃肠减压、抑酸剂、生长抑素等减少消化液；加强营养支持。江阴市人民医院综合普外一科收治3例腹腔开放合并肠空气瘘患者，通过负压辅助闭合技术(vacuum assisted closure，VAC)管理创面、控制感染，持续冲洗负压吸引，使创面处于负压、低氧、潮湿的环境，促进肉芽组织增生。腔内负压辅助闭合技术(endoluminal vacuum assisted closure，EVAC)管理漏出液，将聚氨酯海绵经瘘口插入近端肠管，主动引流消化液，并可将引流出的消化液进行回输。漂浮造口技术管理瘘口，将瘘口与周围创面进行隔离，以保护创面并能将消化液充分引流。通过异体皮或自体皮移植等修复腹壁创面。感染控制后，急性肠瘘转为慢性肠瘘，6～12个月后进行确定性手术，切除肠瘘，同时可联合化学组织结构分离技术、机械组织结构分离技术、补片修补术、肌皮瓣转移术等进行腹壁缺损修复。

暴露于有毒的气体或颗粒是影响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s, COPD)发生的主要危险因素，其主要病理机制是气道和/或肺泡的异常改变[1,2]。持续性的气流受限是主要临床特征，具有病程绵长，预后差等特点。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代谢紊乱、胃肠道功能紊乱、骨质疏松及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常伴有虚弱、营养不良和残疾，增加家庭和社会的经济负担[3]。多种诱因可导致COPD患者呼吸症状加重，继而并发呼吸衰竭，致使病程进展加快[4,5]。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期(acute exacerbation of COPD, AECOPD)是COPD管理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与患者的预后结局密切相关。机体的免疫、营养及炎症状态是影响危重患者临床预后的重要因素[6,7]。血红蛋白(hemoglobin, Hb)、血清白蛋白(albumin, ALB)、淋巴细胞和血小板(hemoglobin, albumin, lymphocyte and platelet, HALP)评分是一种包含白蛋白、血红蛋白、淋巴细胞及血小板复合指标，对机体免疫和炎症状态具有好的反映。本文收集AECOPD并发呼吸衰竭患者68例，结合HALP评分进行分析，报道如下。

目的:构建脓毒症诱发肠黏膜屏障功能损伤的风险因素模型，并验证其应用效果。方法:纳入东莞市人民医院2021年3月至2023年9月收治的351例脓毒症患者，按照7∶3比例分别纳入训练组（n=246）、验证组（n=105）。使用急性胃肠损伤分级（AGI）评估其肠黏膜屏障功能损伤情况，记录患者胃肠功能异常率，并比较训练组胃肠功能正常、胃肠功能异常患者临床资料差异。使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归纳脓毒症诱发肠黏膜屏障功能损伤的风险因素，并将风险因素纳入Nomogram预测模型；绘制预测模型预测验证组患者肠黏膜屏障功能损伤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使用Bootstarp法和临床决策曲线分析（DCA）验证模型校准度。结果:训练组、验证组肠黏膜功能损伤发生率分别为52.85%、54.2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多因素分析示，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Ⅱ、C反应蛋白、降钙素原、血乳酸升高，以及并发心力衰竭、低血压、休克和机械通气，均为影响脓毒症诱发肠黏膜屏障功能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基于风险因素构建的Nomogram模型应用于训练组、验证组的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54、0.810，应用于验证组的灵敏度、特异性分别为80.70%、81.25%；DCA分析示模型临床净收益率较高。结论:脓毒症诱发肠黏膜屏障损伤风险较高，且与患者病情、炎症反应、并发症、治疗策略等因素有关，基于上述因素建立的预测模型能够为患者肠黏膜屏障功能损伤风险评估提供可靠参考。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患者出现的慢性胃肠道症状与焦虑和抑郁等心理健康状况的相关性.方法 设计一组有关胃肠道症状及心理健康问题的调查问卷,于 2023 年 7 月 1 日至 2023 年 9 月 1 日对 326 名在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就诊的有COVID-19 病史的患者进行随机调查.结果 从调查问卷的平均得分来看,患者在感染期间和感染后均表现出躯体症状(PHQ-15=5～9 分)和健康焦虑(SHAI>15 分)状态,有胃肠道疾病史(P<0.05)和健康焦虑(P<0.001)的患者胃肠道症状发生更加频繁.患者感染期间的躯体状况及胃肠道症状更差(P=0.003),抑郁症状更严重(P=0.004),在感染期间感到不适和在感染之后出现胃肠道症状的患者更有可能出现焦虑症状.结论 COVID-19 能增加胃肠道症状的发生频率和抑郁的发生,健康焦虑对胃肠道症状的发生有影响,这为认知行为疗法可能对胃肠门诊患者有益提供证据,并为消化道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视角.

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在2型糖尿病治疗中的作用得到广泛认可，为了提高其疗效和安全性，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分子改造制剂，希望通过几种胃肠激素之间的机制互补以达到更好的效果。Tirzepatide作为一种新型GLP-1/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双受体激动剂，已被多项研究证实能够控制血糖、减轻体重，并在慢性神经退行性疾病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治疗上具有潜在应用价值。其疗效及安全性优于GLP-1受体激动剂，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的:分析高龄左、右半结肠癌患者术后预后情况及其相关因素。方法:回顾性收集2010年12月至2020年12月北京医院胃肠外科接受手术治疗的高龄（≥75岁）结肠癌患者临床病历资料，共238例，通过手术方式分为右半结肠切除术（RCC）组（130例）和左半结肠切除术（LCC）组（108例），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资料、术后短期并发症及长期预后差异，采用多因素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分析2组患者术后死亡的相关因素。结果:238例高龄结肠癌患者的年龄为（80.5±3.7）岁（75~93岁）；男128例，女110例。LCC组及RCC组患者年龄分别为（80.4±3.7）和（80.6±3.7）岁（ P=0.699），2组患者性别构成、体质指数（BMI）、共存慢性疾病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LCC组患者的手术时间>170 min比例高于RCC组［56.5%（61例）比43.1%（56例）， P=0.039］。2组患者术后短期并发症的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5年总体生存率（OS）、肿瘤特异性生存率（CSS）及无病生存率（DFS）差异亦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病理分期为Ⅳ（ HR=28.970，95% CI：1.768~474.813， P=0.018）、术中出血>100 ml（ HR=2.297，95% CI：1.351~3.907， P=0.002）及有癌结节（ HR=2.044，95% CI：1.047~3.989， P=0.036）是LCC组患者手术后死亡的相关因素；体重过轻（ HR=0.428，95% CI：0.192~0.955， P=0.038）、超重（ HR=0.316，95% CI：0.125~0.800， P=0.015）、肥胖（ HR=0.211，95% CI：0.067~0.658， P=0.007）、淋巴结转移（ HR=2.682，95% CI：1.497~4.807， P=0.001）、有癌结节（ HR=2.507，95% CI：1.301~4.831， P=0.027）及术后住院日超过9 d（ HR=1.829，95% CI：1.070~3.128， P=0.006）是RCC组患者手术后死亡的相关因素。 结论:75岁及以上LCC高龄结肠癌患者手术时间较RCC者长；但2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病理分期高、术中出血多及癌结节为LCC组患者预后不良的相关因素；BMI异常、淋巴结转移、癌结节及术后住院日延长是RCC组患者预后不良的相关因素。

先天性消化道畸形是新生儿先天畸形中严重影响健康的一组常见疾病，在全球各地区发病率较高，疾病本身及术后并发症影响了患儿生活质量，并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沉重负担。先天性消化道畸形的发生受遗传与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其中环境因素占重要作用。环境因素主要包括父母年龄、母亲生活习惯、慢性疾病史、孕期药物毒物接触和不良妊娠史等。本文现对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发生的环境危险因素进行探讨和总结，以期能为疾病的预防提供帮助。

巨噬细胞是肠道免疫稳态的主要参与者，区分无害抗原和潜在病原体，以维持体内平衡，主要可分为经典活化的促炎M1型和免疫调节的抗炎M2型巨噬细胞。在正常情况下，巨噬细胞具有保护肠道免受炎症损害的作用。然而，在某些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下，肠道免疫调节受到损害，导致慢性复发性免疫反应的激活和胃肠道炎症的产生。在IBD患者中，肠道炎症的紊乱与巨噬细胞极化的改变存在联系，因此巨噬细胞被认为是开发新治疗方法的潜在靶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