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了解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的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改善癌症患者养育忧虑提供参考.方法 便利抽取372例癌症患者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养育忧虑问卷、痛苦表露指数量表、感知伴侣回应性量表和育儿胜任感量表进行调查.结果 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忧虑总分为32.00(24.00,41.00)分.广义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最小未成年子女的年龄、子女健康状况、是否出现转移或复发、痛苦表露、感知伴侣回应性和育儿胜任感是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水平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 癌症患者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忧虑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医护人员应根据影响因素制定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缓解癌症患者养育忧虑.

目的:了解晚期癌症患者住院期间子女孝道价值观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383名住院晚期癌症患者的子女为研究对象，调查其孝道价值观现状。结果:本次受调查者子女孝道价值观总分为（66.50 ± 4.10）分，患者年龄、婚姻状况、医疗支付方式、病程、住院次数、患者对病情了解程度，子女年龄、学历水平、婚姻状况、职业、有无子女、月收入、对患者病情了解程度、独生子女、是否与患者同住、平均每天照顾时间影响子女孝道价值观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值为16.64~62.94， U值为2.04~4.27， P<0.05）。 结论:晚期癌症患者子女对孝道相关概念的理解较好，护理人员了解了我国传统孝道和家庭照护模式情境下的晚期癌症患者子女的孝道价值观情况，可增强子女与父母双方的孝顺与被孝顺体验，改善患者心理健康问题，最终提高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命质量。

目的:调查脑卒中后肢体运动障碍患者配偶在照顾患者期间照顾负担、心理弹性和心理困扰的情况，分析影响三者的因素和三者间的路径关系。方法:调查4所三级甲等医院，收集于2017年1-12月就诊的卒中后肢体运动障碍、出院在家进行进一步康复的200例患者配偶资料，采用Zarit护理者负担量表、Connor和Davidson心理弹性量表、心理困扰温度计进行调查。结果:配偶照顾负担总体为中度水平，重度照顾负担占26.2%（49/187），配偶心理弹性得分（57.31 ± 12.37）分，心理困扰检出率70.6%（132/187）。文化程度对照顾负担、心理弹性和心理困扰均有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1），有无未成年独生子女对患者配偶心理弹性具有影响（ P<0.05）。照顾负担和心理弹性呈负相关（ r值为-0.832， P<0.01），照顾负担与心理困扰呈正相关（ r值为0.867， P<0.01），心理弹性和心理困扰呈负相关（ r值为-0.975， P<0.01），心理弹性为照顾负担和心理困扰的完全中介关系。 结论:脑卒中肢体运动障碍患者配偶的照顾负担和心理困扰检出率高，心理弹性在两者间起中介因素。护理人员在关注患者本身的同时，应提高对患者配偶心理护理的认识，才能提高患者配偶的身心健康和照顾能力，提高肢体运动障碍患者家庭的生命质量。

综述乳腺癌患者与未成年子女间病情沟通的现状，包括沟通决策的原因、时机、方式以及内容等，分析可能影响沟通决策的因素，包括母亲因素、子女因素、社会支持以及文化背景4个方面，并总结国内外乳腺癌患者与未成年子女间病情沟通的干预措施，以期为促进我国构建有效的亲子沟通干预方案提供借鉴。

目的:研究并分析乳腺癌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的现状及影响因素，为临床改善乳腺癌患者的养育忧虑水平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于2023年3—5月选取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日间病房247例乳腺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选择一般资料调查表、养育忧虑量表、养育胜任感量表进行横断面调查。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乳腺癌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的影响因素。结果:最终回收有效问卷240份。乳腺癌患者年龄20 ~ 29岁12例，30 ~ 39岁76例，40 ~ 49岁117例，≥50岁35例。乳腺癌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总分为（37.34 ± 2.56）分，各个维度的得分依次为对子女实际影响的忧虑（15.14 ± 1.02）分、对子女情绪影响的忧虑（11.15 ± 0.83）分、对子女父/母亲的忧虑（11.05 ± 0.71）分；养育胜任感总分（66.54 ± 11.68）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养育胜任感、文化程度、未成年子女个数、家庭人均月收入和TNM分期（T：肿瘤原发灶情况；N：区域淋巴结受累情况；M：远处转移情况）均影响养育忧虑（ t值为- 15.24 ~ 8.56，均 P<0.05），可以解释养育忧虑水平总变异的81.2%。 结论:乳腺癌患者对未成年子女养育忧虑处于中等水平，医护人员应针对不同特征的乳腺癌患者给予相关干预措施，以降低其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忧虑水平。

目的:探讨急慢性创伤对失去独生子女所致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患者静息态脑功能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DC)的影响。方法:回顾性纳入51例失独所致PTSD父母，按失独原因分为子女死于突发事件的PTSD父母35例(急性失独所致PTSD组)及子女死于疾病等慢性因素的PTSD父母16例(慢性失独所致PTSD组)，另招募50名当地成年人作为健康对照(healthy control，HC)组。采用临床用PTSD诊断量表(clinician administered PTSD scale，CAPS)评估受试者临床症状的严重程度。采集所有受试者静息态功能MRI数据并计算DC值。使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协方差分析比较三组间DC值的差异，采用post-hoc分析比较任意两组间DC值的差异；并将显著差异脑区的DC值与CAPS总得分及各子项得分进行相关分析。结果:三组间DC值差异脑区为右侧颞下回(MNI：x，y，z＝66，-27，-21)、右侧颞极(MNI：x，y，z＝54，15，-9)、右侧眶部额下回(MNI：x，y，z＝42，21，-15)、双侧内侧额上回(MNI：左x，y，z＝-3，60，18；右x，y，z＝6，63，12)、左侧顶下缘角回(MNI：x，y，z＝-45，-36，51)及左侧中央后回(MNI：x，y，z＝-45，-33，51)。与HC组相比，急性与慢性失独所致PTSD组DC值升高的脑区均为右侧颞下回(MNI：急性x，y，z＝63，-27，-21；慢性x，y，z＝63，-21，-27)，急性失独所致PTSD组DC值降低的脑区为右侧颞极(MNI：x，y，z＝45，21，-15)及右侧眶部额下回(MNI：x，y，z＝48，24，-12)，慢性失独所致PTSD组DC值降低的脑区为左侧顶下缘角回(MNI：x，y，z＝-45，-36，51)及左侧中央后回(MNI：x，y，z＝-45，-33，51)。与慢性失独所致PTSD组相比，急性失独所致PTSD组DC值升高的脑区为左侧顶下缘角回(MNI：x，y，z＝-33，-39，42)及左侧中央后回(MNI：x，y，z＝-45，-33，51)，DC值降低的脑区为右侧颞极(MNI：x，y，z＝51，12，-9)、右侧眶部额下回(MNI：x，y，z＝42，21，-15)及双侧内侧额上回(MNI：左x，y，z＝0，57，15；右x，y，z＝3，57，15)。慢性失独所致PTSD组左侧中央后回DC值与CAPS中C1(回避创伤相关想法感受)得分呈显著负相关( r＝-0.606， P＝0.028)。急性失独所致PTSD组左侧内侧额上回DC值与D4(警觉过高)得分呈显著负相关( r＝-0.416， P＝0.020)。 结论:急性与慢性失独所致PTSD患者存在多个脑区功能异常，其中前者高度警觉症状可能与前额叶-杏仁核神经环路异常相关；而后者更显著的回避行为则可能是由中央后回等躯体感觉相关脑区的功能异常所致。

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女性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问题的存在会对患者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本研究从女性乳腺癌患者养育忧虑的概念、评估工具、研究现状、产生原因、多维度影响、影响因素、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以期为我国临床医务人员对抚养未成年子女女性乳腺癌患者采取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目的:了解非独生子女家庭中儿童心理虐待对成年期抑郁的影响，并考察同胞关系和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方法:2020年3~7月，采用儿童心理虐待量表(child psychological abuse scale，CPAS)、同胞关系量表(the life span sibling relationship scale，LSRS)、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CD-RISC)和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对2 995名非独生子女大学生进行测量，通过SPSS 21.0进行描述性分析、相关分析，使用AMOS 23.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1)非独生大学生儿童期心理虐待的阳性检出率为55.29%，抑郁[16(9，24)分]检出率为51.62%；(2)心理虐待、同胞关系、心理弹性、抑郁在父母关系上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17.986，-13.822，-13.771，-12.620，-10.650，-11.524，均 P<0.01)，是否头胎在抑郁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2.176， P<0.05)。(3)心理虐待与抑郁显著正相关( r＝0.558， P<0.01)，与同胞关系、心理弹性显著负相关( r＝-0.379， r＝-0.270，均 P<0.01)，同胞关系与心理弹性显著正相关( r＝0.380， P<0.01)，与抑郁显著负相关( r＝-0.366， P<0.01)；心理弹性与抑郁显著负相关( r＝-0.431， P<0.01)。(4)心理虐待对抑郁的间接效应值为0.138，占总效应9.37%。进一步检验心理弹性与成人同胞关系、儿童同胞关系的中介作用，心理弹性的单独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33%，成人同胞关系与心理弹性的链式中介效应占2.76%。 结论:非独生子女童年期心理虐待与成年抑郁关系密切，心理弹性和同胞关系，尤其是成人同胞关系可以起到缓解作用，但这种作用仅限于减轻抑郁的程度，不能改善抑郁的发生率。

本视频重点解读2024年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在亚太肝病学会年会上发布的最新版《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的预防、诊断、关怀及治疗指南》中的重要推荐意见。一、治疗基线与随访过程中无创评估1．显著纤维化（≥ F2）的无创检测标准为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 transferase，AST）与血小板比值（AST to platelet ratio index，APRI）评分> 0.5或瞬时弹性值> 7.0 kPa。2．肝硬化（F4）的无创评估标准应基于临床标准或APRI评分> 1.0或瞬时弹性值> 12.5 kPa。3．成年人：强烈推荐，中度确定性证据；青少年：强烈推荐，低确定性证据。二、成年人与青少年慢性乙型肝炎抗病毒治疗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青少年（≥ 12岁）与成年人（包括育龄期与妊娠期女性）均应接受抗病毒治疗：1．显著纤维化（≥ F2）或肝硬化（F4）诊断标准；2．HBV DNA> 2 000 IU/ml且ALT高于正常上限的患者；3．存在合并感染、免疫抑制状态、合并其他疾病或存在肝外表现；4．存在肝功能检测持续异常。三、慢性乙型肝炎一线抗病毒药物治疗方案初始抗病毒治疗及监测1．TDF或ETV；2．TDF + 3TC或TDF + FTC（如果TDF单药无法获取）；3．ETV或TAF用于有骨质疏松或肾功能损伤的成人、儿童及青少年。四、HBV感染母婴传播的预防及其抗病毒治疗WHO新指南增加了乙型肝炎母婴阻断的内容。为预防HBV的母婴传播，在具备HBV DNA或HBeAg检测条件时，对于HBV DNA≥ 200 000 IU/ml或HBeAg阳性的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hepatitis B surface antigen，HBsAg）阳性孕妇，建议启动TDF抗病毒治疗。治疗疗程建议从妊娠中期开始至分娩结束或婴儿乙肝疫苗接种完成后（强烈推荐,中度确定性证据）。在HBV DNA和HBeAg均无法检测的地区，可考虑对所有HBsAg阳性的孕妇启动TDF抗HBV治疗，建议治疗从妊娠中期开始至分娩或婴儿乙肝疫苗全程接种完成（条件性推荐，低确定性证据）。此外，应保证婴儿完成至少3剂乙肝疫苗接种（包括出生后即刻注射的第1剂乙肝疫苗）。五、青少年和儿童使用抗病毒药物1．WHO新指南对于≥ 12岁的青少年建议的抗病毒指征与药物与成人类似。2．对于年龄< 12岁的青少年患者，建议根据患儿具体情况采取个体化治疗措施。六、HBV DNA检测1．所有HBsAg阳性患者接续进行HBV DNA的检测以便于后续的治疗与照护，即触发检测（条件性推荐，低确定性证据）。2．WHO新指南中推荐可以采用基于实验室的HBV DNA检测方法来评估患者治疗指征与抗病毒应答，同时可以用床旁HBV DNA检测来作为实验室HBV DNA检测的替代（条件性推荐，低确定性证据）。七、丁型肝炎（HDV）的检测1．对所有慢性乙型肝炎患者进行抗-HDV检测。在实验室条件或其他资源有限的地区，如无法对所有CHB患者进行抗HDV检测，建议重点关注特定高危人群，包括在HDV流行国家或地区出生的人群；有HDV感染高风险人群；患有HDV感染的人的子女和家庭成员；有终末期肝病,正在接受抗HBV治疗或提示有HDV感染证据的患者；(条件推荐，非常低确定性证据)。2．如抗-HDV阳性建议进行HDV RNA检测（条件推荐，低确定性证据）。八、抗病毒疗效与肝细胞癌监测1．抗病毒应答监测；2．核苷（酸）类似物的安全性监测；3．肝细胞癌监测；4．停止和重新开始抗病毒治疗。综上，WHO新指南在推荐乙型肝炎合并脂肪肝、糖尿病患者抗病毒治疗等方面对于我国CHB患者扩大适应证带来一定启发，有助于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危害目标的实现。

背景 随着医疗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先天性心脏病(CHD)患儿存活并进入成年.从青春期向成人的过渡期准备度体现了 CHD青少年的过渡能力以及对疾病的自我管理能力,目前缺乏我国CHD青少年过渡期准备度的现况数据.目的 评估CHD青少年的过渡期准备度,了解目前国内CHD青少年向成人医疗过渡的准备现状及过渡能力,并分析过渡期准备度的影响因素,为形成个体化的过渡期护理策略提供依据.设计 横断面调查.方法 纳入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8月31日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心胸外科随访、10～18岁的CHD青少年及其主要照护者,向其发放一般资料调查表、STARx自我管理和过渡准备情况评估量表(简称STARx量表)自评版及父母版、中文版鲁汶先天性心脏病知识问卷(LKQCHD)及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评估CHD青少年过渡期准备度现状,并采用单因素和线性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主要结局指标STARx量表得分.结果 共发放216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64份,用于分析的问卷152份.STARx量表自评版和父母版总体得分分别为(36.74±7.95)和(36.36±7.70)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57).82.2％(125例)的CHD青少年过渡期准备度得分处于中低水平(＜44分),仅17.8％(27例)的CHD青少年过渡期准备度处于高水平(≥44分).63.2％(96例)的主要照护者表示更愿意留在儿童医院进行随访.对CHD青少年过渡期准备度得分的影响因素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CHD青少年疾病知识正确率、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及自我效能水平是影响CHD青少年过渡期准备度的主要因素.CHD青少年年龄越大、CHD疾病知识掌握程度越高、自我效能水平越高以及非独生子女的过渡期准备度水平越高.结论 国内CHD青少年过渡期准备度中等,主要受CHD青少年疾病知识水平、年龄和自我效能感影响,同时患儿家长对医院转移意愿不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