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肾移植前内皮粘蛋白(EMCN)抗体与抗体介导排斥反应(ABMR)以及移植物预后的相关性。方法:选择2021～2022年在山西省第二人民医院进行移植肾穿刺活检诊断为ABMR或高度怀疑为ABMR的受者作为病例组，以2022年行肾移植且移植肾功能稳定的受者作为对照组。最终病例组纳入18例受者，对照组纳入37例受者；另有9例受者移植肾穿刺活检诊断为非ABMR，纳入移植物预后分析。比较两组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差异，利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确定移植前EMCN抗体预测术后ABMR的最佳截断值，分析移植前EMCN抗体对移植肾存活和功能恶化的影响，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ABMR发生的危险因素。结果:病例组和对照组受者移植前EMCN抗体检测校正值分别为(0.87±0.64)和(0.41±0.3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5，P<0.05)。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对ABMR发生具有预测作用，ROC曲线下面积为0.7679(95%CI 0.64～0.90，P<0.05)。根据约登指数(0.41)确定截断值为0.4276，敏感度为70.59%，特异度为70.27%。移植前EMCN阳性受者和EMCN阴性受者移植肾存活率无统计学意义差异(P>0.05)，EMCN阳性受者经移植肾穿刺活检确诊或高度怀疑ABMR的比例高于EMCN阴性受者(41.4%和14.3%)，移植肾功能恶化比例亦高于EMCN阴性受者(48.3%和11.4%)(P均<0.05)。肾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和HLA-DSA是术后发生ABMR的独立危险因素(HR＝5.50和5.56，95%CI 1.89～16.06和1.08～28.63)，供肾冷缺血时间越短ABMR风险越低(HR＝0.41，95%CI 0.25～0.70)。结论:肾移植前EMCN抗体水平与术后ABMR和移植物功能恶化相关，对ABMR有预测作用，是ABMR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观察急性缺血性脑血管病（AICVD）患者血浆S100A1蛋白、核因子-kβ p65（NF-kβ p65）、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变化及意义。方法:选取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2020年4-11月收治的急性缺血性脑梗死患者（AICI组）141例和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患者（TIA组）20例，AICI组根据梗死灶的体积分为小梗死灶组（SCI组）78例、中梗死灶组（MCI组）32例和大梗死灶组（LCI组）31例，选取同期在该院体检的健康人31例为对照组（HC组）。对比AICI组、TIA组与HC组S100A1、NF-kβ p65、IL-6水平及不同梗死体积亚组之间S100A1、NF-kβ p65、IL-6水平的差异，分析S100A1、NF-kβ p65、IL-6与入院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及脑梗死体积的相关性，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S100A1、NF-kβ p65、IL-6对AICI患者的诊断价值。结果:AICI组S100A1［（230.96±39.37）ng/L］、NF-kβ p65［（3.99±0.65）mg/L］、IL-6［（13.32±1.57）ng/L］均明显高于TIA组的（185.85±43.24）ng/L、（3.58±0.74）mg/L、（11.61±1.67）ng/L（ t=4.95、2.39、4.14，均 P < 0.05）及HC组的（181.47±27.39）ng/L、（3.51±0.99）mg/L、（11.42±2.34）ng/L（ t=6.54、3.32、5.55，均 P < 0.05）；TIA组与HC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LCI组S100A1［（254.25±37.07）ng/L］、NF-kβ p65［（4.41±0.45）mg/L］、IL-6［（14.00±1.40）ng/L］均明显高于MCI组的（225.42±30.92）ng/L、（3.85±0.64）mg/L、（12.77±1.31）ng/L（ t=3.04、3.60、3.20，均 P < 0.05）和SCI组的（223.98±40.21）ng/L、（3.88±0.66）mg/L、（13.27±1.65）ng/L（ t=3.79、4.01、2.25，均 P < 0.05），MCI组与SCI组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 > 0.05）。AICI患者S100A1、NF-kβ p65与脑梗死体积均呈正相关（ r=0.24、0.27，均 P < 0.05），S100A1、IL-6与AICI患者入院后NIHSS评分均呈正相关（ r=0.24、0.28，均 P < 0.05）；S100A1、NF-kβ p65、IL-6对AICI诊断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18、0.667、0.754，最佳截断值分别为181.03、3.50、10.79，相应灵敏度分别为95.0%、76.6%、97.2%，特异度分别为37.3%、45.1%、49.0%。 结论:AICI患者血浆S100A1、NF-kβ p65、IL-6水平明显升高，且与AICI病情严重程度密切相关。

目的:对1例特发性癫痫伴自闭症患儿进行全外显子组测序分析，以明确其可能的遗传学病因。方法:抽取患儿及其父母的外周血，提取全基因组DNA，应用二代测序技术对全外显子组基因进行变异检测、生物信息学预测分析及Sanger测序验证。结果:对全外显子进行检测，先证者 CASR基因第7外显子存在c.3025C>T(p.Arg1009Ter)杂合变异，为无义变异，可产生一个截短的蛋白，功能预测软件结果为有害，根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遗传变异分类标准与指南， CASR基因c.3025C>T(p.Arg1009Ter)变异判定为可能致病性变异(PVS1+PM2)。 结论:CASR基因c.3025C>T(p.Arg1009Ter)变异可能为患儿的遗传学病因。

目的:探讨前列腺多形性巨细胞型腺癌（PGCC）的临床病理及分子特征。方法:收集2例前列腺PGCC，复查切片并进行免疫组织化学（IHC）及425基因高通量测序（NGS）检测，同时复习文献，总结其临床病理、IHC及分子特征。结果:2例前列腺PGCC患者年龄为55岁和70岁，组织形态上均可见数量不等多形性巨细胞伴有奇异细胞核（均>50%），伴有高级别经典型腺泡腺癌；IHC只有部分肿瘤性巨细胞表达雄激素受体、NKX3.1、P504s、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等前列腺上皮分化的标志物，同时部分细胞表达GATA3。NGS检测到多个基因的致病性/可能致病性变异及融合（TP53变异、BRAF变异、ZSCAN25-BRAF融合），导致TP53及BRAF功能异常，同时检测到SDHA及DNMT3A基因变异，形成截短蛋白，可能参与肿瘤发生发展；例2内分泌治疗后出现雄激素受体拷贝数扩增；微卫星状态分析提示2个病例均为微卫星稳定型，肿瘤突变负荷为低水平。结论:PGCC多见于老年男性，形态学表现为在高级别经典型腺泡腺癌中出现多形性奇异核分化，部分前列腺分化标志物表达减少或缺失，具有不同于经典型前列腺腺癌的基因变异，可能影响肿瘤的进展和预后，并为靶向治疗提供了依据。

目的:探讨体外膜肺氧合（ECMO）技术对控制型心死亡模型猪供体小肠移植后早期肠道功能的影响。方法:选取体质量22～25 kg白色杂种猪48只，按数字表法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LD组）、心死亡供体组（DCD组）、ECMO支持1 h组（E1组）和ECMO支持3 h组（E3组）共4组，每组12只；每组再随机分为供体组和受体组2个亚组，每个亚组各6只。LD组的供体亚组常规截取移植用小肠；DCD组的供体亚组先建立DCD模型，然后截取移植用小肠；E1、E3组的供体亚组，先建立DCD模型，再分别采用ECMO支持1、3 h后，截取移植用小肠。各受体亚组行小肠移植手术。分别于肠移植前、移植后再灌注1 h及移植后第1、3、5、7天经移植肠造口活检钳切取各受体亚组移植肠组织制备病理切片，采用Park/Chiu评分系统评估肠组织损伤程度，透射电镜下观察移植术后第7天小肠黏膜超微结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移植术后再灌注1 h时肠黏膜细胞凋亡因子caspase-3表达水平。分别于移植前和移植术后第1、3、5、7天采集各受体亚组猪颈外静脉血，检测血清D-乳酸水平评估肠黏膜受损情况及肠道通透性；移植术后第7天检测血浆D-木糖最大浓度评估移植肠吸收能力。结果:（1）各受体亚组组织病理学评分：小肠移植术前，各组移植肠均有肠黏膜损伤，其中E3组肠黏膜损伤最重，肠黏膜损伤程度Park/Chiu评分E3组高于LD组、DCD组及E1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而LD组、DCD组、E1组间Park/Chiu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小肠移植术后再灌注1 h和术后第1天时，DCD组Park/Chiu评分最高，明显高于LD组、E1组、E3组，差异均有统计学差异（ P值均<0.05）；而LD组、DCD组、E1组Park/Chiu评分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术后第3、5、7天，LD组、DCD组、E1组、E3组Park/Chiu评分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2）各受体亚组肠黏膜超微结构：术后第7天各组移植肠超微结构示基本恢复正常，LD组与E1组、E3组紧密连接结构与微绒毛改变无明显差异，而DCD组紧密连接结构相对较短、间隙较大。（3）各受体亚组肠黏膜细胞凋亡因子caspase-3表达水平：小肠移植术后再灌注1 h时，DCD组、E3组caspase-3相对表达水平分别高于LD组和E1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而DCD组与E3组以及LD组与E1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4）各受体亚组血浆D-乳酸水平：术后第1天和第3天，DCD组、E3组血浆D-乳酸水平分别高于LD组和E1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DCD组与E3组、LD组与E1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术后第5、7天，DCD组血浆D-乳酸水平高于LD组、E1组及E3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LD组、E1组、E3组血浆D-乳酸水平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5）各受体亚组移植肠吸收功能：肠移植术后第7天各组血浆D-木糖最大浓度由高至低依次为LD组、E1组、E3组和DCD组，4组间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 结论:ECMO支持1 h可改善移植后早期移植肠吸收功能，减轻移植肠缺血再灌注损伤；降低再灌注时移植肠黏膜caspase-3蛋白表达、减少细胞凋亡可能是其保护机制之一。

目的:建立乙型肝炎病毒相关慢加急性（亚急性）肝衰竭（HBV-ACLF）短期预后预测模型，并探讨该模型对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5月至2018年10月在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住院的HBV-ACLF患者临床资料。收集患者性别、年龄和入院时的实验室检查指标、终末期肝病模型（MELD）评分及临床并发症发生情况。根据患者入院后12周内的疾病转归情况分为生存组和死亡组，通过单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影响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危险因素，建立预测模型，并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各指标及预测模型对HBV-ACLF患者转归预测的准确性。结果:共入选148例HBV-ACLF患者，12周生存91例，死亡57例。死亡组年龄、总胆红素（TBIL）、中性粒细胞百分比（NEUT%）、乙型肝炎表面抗原（HBsAg）、MELD评分高于生存组〔年龄（岁）：50.00（44.50，55.00）比43.00（34.00，53.00），TBIL（μmol/L）：310.30（240.70，405.70）比266.40（184.20，360.20），NEUT%：（74.52±13.05）%比（66.64±12.35）%，lg HBsAg（kU/L）：3.72（3.29，3.92）比2.97（2.49，3.78），MELD评分（分）：24.27（19.71，27.40）比21.88（18.83，24.38），均 P<0.05〕，白蛋白（ALB）、总胆固醇（CHO）、凝血酶原活动度（PTA）、甲胎蛋白（AFP）低于生存组〔ALB（g/L）：29.80（27.05，31.05）比30.80（28.00，33.90），CHO（mmol/L）：1.98（1.50，2.38）比2.49（2.05，3.01），PTA：（30.37±7.09）%比（32.94±6.03）%，AFP（μg/L）：21.54（9.28，51.54）比66.16（24.50，152.80），均 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NEUT%、HBsAg和AFP是影响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独立危险因素〔优势比（ OR）分别为77.843、1.439、0.995，均 P<0.05〕。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建立NEUT%+HBsAg+AFP三者联合的HBV-ACLF短期预后模型（NHA-ACLF模型），其公式为logit（NHA-ACLF）＝-5.441+5.688×NEUT%+0.430×lg HBsAg-0.005×AFP，该模型预测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790，优于单独使用NEUT%（AUC＝0.696）、lg HBsAg（AUC＝0.670）、AFP（AUC＝0.703）及MELD评分（AUC＝0.640）的预测价值。当NHA-ACLF模型评分最佳截断值为0.459时，敏感度为73.7%，特异度为79.1%。 结论:NEUT%、HBsAg和AFP可作为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独立预测因素；与MELD评分相比，NHA-ACLF模型对HBV-ACLF患者短期预后的预测价值更高。

目的:探讨术前增强CT联合血清细胞角片段19(CYFER21-1)、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诊断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发生淋巴结转移的价值。方法:回顾性选取临沂市肿瘤医院2018年10月至2021年10月收治的160例NSCLC患者，所有患者均在本院接受手术治疗，术后证实84例患者发生淋巴结转移(转移组)、76例患者未发生淋巴结转移(非转移组)，对比两组患者手术前的增强CT图像特征及血清CYFER21-1、NSE水平，并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各项指标单独及联合应用诊断NSCLC患者发生淋巴结转移的价值。结果:转移组患者中病灶长径≥3.0 cm、胸膜凹陷、CT显示淋巴结肿大、淋巴结短径≥10 mm、淋巴结边界模糊、淋巴结强化的患者占比均显著大于非转移组患者，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转移组患者的血清CYFER21-1、NSE水平显著高于非转移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CYFER21-1、NSE水平诊断NSCLC患者发生淋巴结转移的AUC值分别为0.652、0.845，诊断截断值分别为4.81 ng/ml、24.14 ng/ml；CYFER21-1+NSE+增强CT诊断NSCLC患者发生淋巴结转移的灵敏度为91.67%，特异度为94.74%。 结论:术前增强CT诊断NSCLC患者发生淋巴结转移具有一定的临床价值，结合血清CYFER21-1、NSE水平能进一步提高诊断的灵敏度和特异度。

目的:对两例Bietti结晶样角膜视网膜营养不良患者的 CYP4V2基因进行分析，明确其致病原因，为临床诊断提供依据。 方法:应用高通量测序法筛查、Sanger测序法验证基因变异位点。利用相关数据库和PubMed文献检索，结合患者临床表现和辅助检查，依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标准与指南判断该基因变异的致病性。结果:家系1先证者 CYP4V2基因存在c.(802-8)_810delTCATACAGGTCATCGCTinsGC纯合变异，父母未检测；家系2先证者 CYP4V2基因存在c.(802-8)_810delTCATACAGGTCATCGCTinsGC和c.958C>T(p.R320X)的复合杂合变异，父母均为变异携带者；两家系的 CYP4V2基因的Sanger测序结果与高通量测序一致。 CYP4V2基因c.(802-8)_810delTCATACAGGTCATCGCTinsGC变异为剪接变异，剪接变异和无义变异均可产生截短的无功能蛋白产物。依据美国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学会指南标准此剪接变异及无义变异均为致病性变异(PVS1＋PS1＋PM2＋PM3)。 结论:CYP4V2基因c.(802-8)_810delTCATACAGGTCATCGCTinsGC纯合变异及c.(802-8)_810delTCATACAGGTCATCGCTinsGC和c.958C>T(p.Arg320X)复合杂合变异分别为这2个家系先证者的致病原因。

目的:对1例营养不良型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患儿家系进行基因突变分析。方法:收集1例营养不良型大疱性表皮松解症患儿临床资料，提取患儿及其父母外周血DNA进行全基因组外显子测序，将测序结果与既往报道的大疱性表皮松解症基因进行比对，比对结果采用Sanger测序方法进行验证并预测生物学信息，在100例健康对照中验证该位点。结果:患儿存在复合杂合突变，共携带3个致病突变，即COL7A1基因c.3625_3635 del11、c.6270delT突变和PLEC基因c.12772G>A突变。其中COL7A1基因c.6270delT突变和PLEC基因c.12772G>A突变皆为新发突变。COL7A1基因c.3625_3635 del11及c.6270delT突变来自父亲，导致肽链合成提前终止，产生截短蛋白；PLEC基因c.12772G>A突变来自母亲，导致网蛋白第4258位谷氨酸被赖氨酸替代（p.Glu4258Lys）。结论:该患儿是由COL7A1与PLEC双基因突变所致的常染色体隐性遗传营养不良型大疱性表皮松解症。

目的:探讨围手术期益生菌治疗对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后近期临床结局的影响。方法: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选取2020年7月至2021年9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收治的80例行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患者的临床病理资料，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两组。患者围手术期行益生菌治疗设为试验组，围手术期行常规治疗设为对照组。观察指标：（1）入组患者分组情况。（2）术中情况。（3）随访和术后情况。（4）炎症相关血液学指标情况。采用电话和门诊方式进行随访。随访内容包括术后并发症和辅助化疗启动情况。随访时间截至2021年10月31日。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范围）表示，组间比较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等级资料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重复测量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或广义估计方程。 结果:（1）入组患者分组情况：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患者80例，男51例，女29例；年龄为64（42~80）岁。80例患者中，试验组和对照组各40例。（2）术中情况：两组患者均顺利施行胃癌根治术。试验组患者新辅助治疗后TNM分期（0期、Ⅰ期、Ⅱ期、Ⅲ期），手术方式（腹腔镜胃癌根治术、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系统胃癌根治术），手术时间，术中出血量，消化道重建方式（Billroth Ⅱ吻合、Roux-en-Y吻合）分别为2、7、15、13例，19、21例，205（180~240）min，50（30~60）mL，6、34例；对照组上述指标分别为4、6、12、16例，23、17例，218（190~251）min，50（43~60）mL，11、29例；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U=683.00， χ2 =0.80， U=668.00、681.00， χ2 =1.87， P>0.05）。（3）随访和术后情况：80例患者均获得术后1个月随访。试验组和对照组患者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分别为6例和15例，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5.23， P<0.05）。试验组患者抗菌药物使用、术后肛门首次排气时间、术后首次排便时间、固体食物耐受时间、术后住院时间、术后化疗启动时间分别为3（3~6）剂、53（49~66）h、72（62~82）h、（72±18）h、6.0（5.5~7.0）d、26.0（25.0~28.0）d；对照组上述指标分别为6（3~10）剂、66（60~88）h、94（82~112）h、（107±23）h、7.0（6.4~8.3）d、30.0（28.0~33.0）d；两组患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U=471.50、432.00、343.50， t=-7.62， U=411.50、319.50， P<0.05）。（4）炎症相关血液学指标情况：①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白细胞计数分别为（5.6±1.4）×10 9/L、（9.9±3.2）×10 9/L、（7.7±2.6）×10 9/L、（6.8±1.8）×10 9/L；对照组分别为（6.1±1.9）×10 9/L、（12.3±2.9）×10 9/L、（9.7±3.6）×10 9/L、（7.8±2.7）×10 9/L，满足球形检验（ χ2 =4.17， P>0.05），采用主体内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白细胞计数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106.61、10.45、4.56， P<0.05）。②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分别为55%±10%、76%±11%、73%±9%、69%±9%；对照组分别为56%±9%、84%±5%、79%±8%、74%±9%，不满足球形检验（ χ2 =16.63， P<0.05），采用多变量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中性粒细胞百分比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F=92.42、11.46、5.55， P<0.05）。③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C-反应蛋白分别为1.35（1.15~1.97）mg/L、14.94（8.24~21.22）mg/L、33.39（13.02~66.02）mg/L、18.36（8.27~60.43）mg/L；对照组分别为1.62（0.97~2.27）mg/L、24.03（10.42~36.52）mg/L、81.66（31.20~116.76）mg/L、46.84（28.30~80.26）mg/L，不满足正态分布，采用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学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C-反应蛋白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aldχ2 =145.74、9.48、9.90， P<0.05）。④试验组患者术前及术后第1、3、5天降钙素原分别为0.02（0.02~0.04）μg/L、0.08（0.06~0.12）μg/L、0.12（0.07~0.21）μg/L、0.09（0.06~0.15）μg/L；对照组分别为0.02（0.02~0.04）μg/L、0.14（0.07~0.71）μg/L、0.35（0.14~0.71）μg/L、0.24（0.10~0.48）μg/L，不满足正态分布，采用广义估计方程统计学检验结果显示：两组患者降钙素原的时间效应、干预效应、交互效应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Waldχ2 =62.88、14.71、18.33， P<0.05）。 结论:新辅助化疗联合胃癌根治术患者行围手术期益生菌治疗，可降低术后感染性并发症发生率、减少抗菌药物使用、加快胃肠道功能恢复、降低术后炎性指标、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可尽早行术后化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