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分析穴位按摩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选穴规律及手法，为临床治疗提供循证依据。方法:采用数据挖掘的方法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有关穴位按摩治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相关文献，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2年4月27日。建立Excel专题数据库再通过SPSS 25.0进行聚类分析。结果:共纳入文献104篇，穴位49个。下肢常用腧穴为足三里、三阴交、太溪、涌泉等，上肢常用腧穴为合谷、曲池和内关，躯干常用腧穴为关元、中脘和肾俞；特定穴以五输穴频次最高占59.40%（335/564）；经脉以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为主，其中足太阴脾经频次最高占22.7%（128/564）。对按摩穴位及手法分析各得到3个有效聚类。结论:经分析高频腧穴主要分布在足太阴脾经、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3条经络，未来可对选穴及按摩手法进一步规范并辅以循经穴位按摩探讨其对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临床效果。

目的:探讨β-谷甾醇对大鼠脑缺血再灌注损伤（CIRI）的影响及其机制是否与内质网应激（ERS）有关。方法:将应用改良Longa法制备CIRI模型成功的53只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模型组（ n=14）、β-谷甾醇低剂量组（ n=13）、β-谷甾醇中剂量组（ n=13）、β-谷甾醇高剂量组（ n=13），并取进行相同手术操作但不阻断大脑中动脉的12只大鼠作为假手术组。假手术组和模型组大鼠每天灌胃1 mL 5 g/L羧甲基纤维素钠，β-谷甾醇低剂量组、β-谷甾醇中剂量组、β-谷甾醇高剂量组大鼠每天分别灌胃1 mL 10、20、40 mg/kg β-谷甾醇（溶于5 g/L羧甲基纤维素钠中），连续给药14 d。给药结束后，采用Zea Longa 5分法进行大鼠神经功能评分，然后取脑组织，采用2，3，5-三苯基氯化四氮唑（TTC）染色法评估脑梗死体积，采用HE染色、Nissl染色、TUNEL染色评估脑损伤及神经元凋亡情况，采用水溶性四氮唑-1（WST-1）法检测脑组织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含量，采用比色法检测脑组织中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GSH-Px）含量，采用硫代巴比妥酸（TBA）法检测脑组织中丙二醛（MDA）含量，采用实时荧光定量PCR（qRT-PCR）法及Western blotting法检测脑组织中RNA依赖的蛋白激酶样内质网激酶（PERK）、肌醇需求酶-1（IRE-1）、激活转录因子-6（ATF-6）、葡萄糖调节蛋白78（GRP78）、C/EBP同源蛋白（CHOP）和含半胱氨酸的天冬氨酸蛋白水解酶（Caspase）-12的mRNA及蛋白表达。 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模型组大鼠的神经功能评分明显升高，脑梗死体积比明显升高，TUNEL阳性细胞率明显升高，SOD、GSH-Px含量明显降低，MDA含量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模型组大鼠脑组织中PERK、IRE-1、ATF-6、GRP78、CHOP和Caspase-12的mRNA和蛋白水平亦较假手术组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与模型组比较，β-谷甾醇低剂量组、β-谷甾醇中剂量组和β-谷甾醇高剂量组大鼠的神经功能评分明显降低，脑梗死体积比明显降低，TUNEL阳性细胞率明显降低，SOD、GSH-Px含量明显升高，MDA含量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β-谷甾醇低剂量组、β-谷甾醇中剂量组和β-谷甾醇高剂量组大鼠脑组织中PERK（mRNA：2.17±0.17、1.79±0.07、1.33±0.07，蛋白：5.11±0.52、2.91±0.26、1.98±0.17）、IRE-1（mRNA：1.75±0.18、1.65±0.08、1.32±0.08，蛋白：5.00±0.31、4.05±0.27、1.98±0.14）、ATF-6（mRNA：2.24±0.12、1.77±0.14、1.37±0.13，蛋白：4.93±0.45、4.04±0.30、3.10±0.20）、GRP78（mRNA：2.67±0.16、2.11±0.16、1.69±0.11，蛋白：5.02±0.38、2.97±0.26、2.05±0.22）、CHOP（mRNA：2.01±0.16、1.70±0.19、1.40±0.10，蛋白：4.92±0.39、4.02±0.27、3.08±0.22）和Caspase-12（mRNA：1.85±0.09、1.61±0.09、1.30±0.09，蛋白：3.03±0.20、2.19±0.11、1.82±0.11）的mRNA和蛋白水平亦较模型组（mRNA：2.99±0.28、2.27±0.12、2.57±0.21、3.46±0.20、2.50±0.23、2.35±0.16，蛋白：6.98±0.48、6.03±0.58、5.98±0.63、7.10±0.45、6.00±0.53、5.02±0.43）明显降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β-谷甾醇可减轻大鼠CIRI，其机制可能与抑制ERS有关。

目的:探讨基于多参数MR的影像组学融合模型术前预测宫颈鳞癌脉管间隙浸润（LVSI）的应用价值。方法:回顾性研究。纳入2016年6月—2019年3月山西省肿瘤医院宫颈鳞癌患者168例。患者年龄22~76（52.0±10.1）岁，临床分期为国际妇产联盟（FIGO）ⅠB期127例、ⅡA期41例。所有患者术前行多参数盆腔MR扫描，均接受根治性子宫切除术联合盆腔淋巴结清扫术治疗。收集其临床病理资料和多参数MRI数据，以7∶3的比例按照随机抽样法分为训练集117例和验证集51例。在T 2加权像（T 2WI）、表观弥散系数［ADC，由2个b值的弥散加权成像数据自动生成］及增强T 1加权像（cT 1WI）3个序列的MRI上，对病灶进行手动分割勾画肿瘤轮廓感兴趣区（ROI），得到三维感兴趣区（VOI）并提取特征，通过以最大相关最小冗余和最小绝对收缩与选择算子回归为主的三步降维法筛选特征并构建影像组学模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临床特征并联合影像组学模型建立融合模型，制作列线图。受试者操作特征曲线（ROC 曲线）、校正曲线、决策分析曲线评估列线图的效能及临床效益。 结果:术后病理检查确诊LVSI阳性42例，阴性126例。训练集与验证集患者的年龄、FIGO分期、肿瘤最大径、肿瘤分化程度、LVSI状态等临床病理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值均>0.05）。基于T 2WI、ADC及cT 1WI多参数MRI提取的影像组学特征，经特征筛选后得到7个关键特征，均与宫颈癌LVSI相关（ P值均<0.05），并构建影像组学模型。训练集T 2WI、ADC及cT 1WI 3个序列独立构建的影像组学模型预测宫颈癌LVSI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630［95%可信区间（ CI）0.557~0.698］、0.686（95% CI 0.563~0.694）、0.761（95% CI 0.702~0.818），3个序列共同构建的联合影像组学模型对应的AUC为0.887（95% CI 0.842~0.925），诊断效能最优，并在验证集中得到验证。联合影像组学模型与肿瘤分化程度构建的融合模型列线图预测宫颈癌LVSI，在训练集与验证集中的AUC分别为0.893（95% CI 0.851~0.929）、0.854（95% CI 0.749~0.943），校正曲线显示出列线图有良好的校正性能；决策曲线表明当风险阈值概率范围在0.50~0.96时，采用影像组学融合模型预测宫颈癌LVSI的净收益优于“将所有患者视为宫颈癌LVSI阳性或阴性”。 结论:基于多参数MRI影像组学特征与临床特征的融合模型对宫颈癌LVSI状态有良好的预测价值。

目的:探讨丁苯酞对血管性痴呆(vascular dementia，VD)小鼠认知功能及Nrf2/SIRT3信号通路中的调节作用。方法:将36只野生型小鼠(Nrf2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模型组(Nrf2 ＋/＋VD组)、丁苯酞治疗组(Nrf2 ＋/＋NBP组)，每组12只。将24只Nrf2基因敲除小鼠(Nrf2 -/-)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Nrf2 -/-模型组(Nrf2 -/-VD组)和Nrf2 -/-治疗组(Nrf2 -/-NBP组)，每组12只。采用反复三次结扎小鼠双侧颈总动脉的方法建立脑缺血再灌注致认知功能障碍的小鼠模型；应用Morris水迷宫实验检测小鼠的认知功能，HE染色观察海马CA1区神经元形态结构的变化，免疫组化分析小鼠海马CA1区caspase-3、caspase-9的阳性表达，Western blot检测小鼠海马Nrf2、p62、LC3、SIRT3的蛋白表达。 结果:(1) Morris水迷宫实验中：与VD组小鼠相比，Sham组与Nrf2 ＋/＋NBP组小鼠第5天逃避潜伏期明显缩短[(20.69±8.91)s，(7.58±9.47)s，(8.41±12.20)s； q＝3.58，5.07，均 P<0.05]，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百分比明显增加[(16.80±3.27)%，(25.25±5.51)%，(24.18±6.46)%; q＝3.36，4.43，均 P<0.05]；与VD组比较，Nrf2 -/-VD组小鼠第5天逃避潜伏期明显延长[(33.71±9.05)s]，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百分比明显降低[(10.84±3.26)%]，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q＝3.56，3.58；均 P<0.05)。与Nrf2 -/-VD组比较，Nrf2 -/-NBP组小鼠逃避潜伏期、目标象限停留时间百分比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2)病理学结果显示：与VD组小鼠比较，Sham组与Nrf2 ＋/＋NBP组小鼠海马CA1区锥体神经元形态结构损伤更轻，Nrf2 -/-VD组的损伤更为严重，且经NBP治疗后神经元形态改善并不明显。(3)凋亡蛋白的表达：与VD组相比，Sham组与Nrf2 ＋/＋NBP组小鼠海马CA1区caspase-3、caspase-9表达均降低( t＝3.48，2.95，3.46，2.93，均 P<0.01)，而Nrf2 -/-VD组的表达均增加( t＝－2.99，－3.77，均 P<0.01)；同Nrf2 -/-VD组小鼠比较，Nrf2 -/-NBP组小鼠海马CA1区caspase-3、caspase-9的表达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4)Western blot结果显示：与VD组相比，Nrf2 ＋/＋NBP组小鼠海马Nrf2、SIRT3、p62蛋白表达增加，LC3Ⅱ/Ⅰ比值降低( t＝－3.24，－4.04，－4.03，3.62，均 P<0.01)；Sham组Nrf2表达、LC3Ⅱ/Ⅰ比值降低，SIRT3、p62表达增加( t＝3.44，4.72，－3.92，－4.19，均 P<0.01)；Nrf2 -/-VD组Nrf2、SIRT3、p62蛋白表达降低，LC3Ⅱ/Ⅰ比值升高( t＝9.14，4.20，4.30，－3.78，均 P<0.01)；同Nrf2 -/-NBP比较，Nrf2 -/-VD组Nrf2、SIRT3、p62蛋白表达降低，LC3Ⅱ/Ⅰ比值升高( t＝2.40，3.24，1.21，－1.16，均 P<0.01)；Nrf2 ＋/＋NBP组Nrf2、SIRT3、p62蛋白表达升高，LC3Ⅱ/Ⅰ比值降低( t＝－3.29，－5.00，－7.12，6.24，均 P<0.01)。 结论:丁苯酞可以减轻VD小鼠海马区的凋亡损伤，改善反复缺血再灌注损伤所致的认知功能障碍，其机制可能与调控Nrf2/SIRT3通路、抑制海马区神经细胞凋亡、自噬有关。

目的:调查角膜移植术后植片失功患者再次行角膜移植手术时的病毒学检测结果，以及多种病毒检测手段的诊断效能。方法:采用病例对照研究，连续纳入2018年3—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眼科就诊的植片失功患者14例作为植片失功组，同时连续纳入大泡性角膜病变(BK)患者15例作为BK组，所有患者均为单眼发病且具有角膜移植手术指征。手术当日取静脉血获得血清样本，角膜移植术中获得房水及角膜组织标本。采用PCR法检测房水、角膜标本中病毒DN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血清及房水中病毒抗体含量，并计算Goldmann-Witmer系数(GWC)。检测病毒种类包括单纯疱疹病毒(HSV)、带状疱疹病毒(VZV)和巨细胞病毒(CMV)。植片失功组是否存在高眼压表现、既往多次角膜移植手术史及病毒性角膜炎病史与任一病毒检测结果阳性间的关系采用kappa一致性检验分析。结果:植片失功组本次角膜移植术中病毒检测共9眼(9/14)至少一项病毒检测结果阳性，其中CMV阳性6眼(6/14)，VZV阳性3眼(3/14)；房水PCR阳性5眼(5/14)，角膜组织PCR阳性5眼(5/14)，房水病毒抗体GWC升高3眼(3/10)，病毒DNA与抗体检测的一致性较差。BK组检测发现2眼(2/15)房水CMV GWC系数升高。植片失功组病毒检测阳性率为64.2%(9/14)，明显高于BK组的13.3%(2/1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14)。植片失功组中7眼(7/14)有高眼压表现、3眼(3/14)有多次角膜移植手术史、6眼(6/14)既往有病毒性角膜炎病史，但以上因素均与术中病毒检测结果一致性差(kappa＝0.143、－0.155、－0.286)。 结论:病毒感染为植片失功的常见病因，再次行角膜移植术中联合多种病毒检测手段有助于明确病因及病毒感染状态，指导后续治疗。

目的:探讨G蛋白偶联受体30(GPR30)抑制TLR4/NF-κB通路减少蛛网膜下腔出血(SAH)后神经元凋亡的作用及其机制。方法:采用随机分组的方式将SD雄性大鼠随机分为假手术组(Sham组 n＝24，Sham 2组 n＝21)、SAH模型组(SAH组 n＝24，SAH 2组 n＝21)及SAH模型+G1激动剂组(简称G1组， n＝24)。通过颈内动脉穿刺法进行SAH模型的构建。采用Sugawara评分评价大鼠SAH的严重性。SAH后24 h采用Garcia评分和平衡木试验评分评定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成功建模24 h后，称重脑组织湿重和干重，计算脑组织含水率。绘制伊文思蓝标准曲线，评估血脑屏障通透性。采用免疫荧光染色观察各组小胶质细胞活化情况。采用蛋白质免疫印迹法(WB)检测各组GPR30、TLR4及NF-κB蛋白的表达情况；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各组外周血TNF-α、IL-1β和IL-6促炎细胞因子的表达情况；采用TUNEL法检测神经元凋亡情况。 结果:与SAH组相比，G1组Sugawara评分降低、平衡木试验评分和Garcia评分升高、脑含水率和伊文思蓝的渗出率均降低(均 P<0.05)。随着时间的变化，Sham 2组GPR30表达量无明显变化( P>0.05)，建模后6、12、24、48和72 h，SAH 2组的GPR30表达量均较Sham 2组高，SAH 2组建模24 h的GPR30表达量最高，而后下降(均 P<0.05)。Sham组、SAH组与G1组三组间比较，GPR30、TLR4和NF-κB表达量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G1组较SAH组TLR4和NF-κB表达量下降(均 P<0.05)。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SAH组小胶质细胞数目较Sham组增多，而G1组较SAH组的小胶质细胞减少。ELISA结果显示，SAH组、Sham组与G1组的TNF-α、IL-1β及IL-6的表达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 P<0.05)，其中，与SAH组比较，G1组的TNF-α、IL-1β及IL-6的表达均降低(均 P<0.05)。TUNEL法染色结果显示，SAH组的TUNEL阳性细胞数较Sham组增加，而G1组较SAH组的TUNEL阳性细胞数减少。 结论:GPR30活化后可能通过抑制TLR4/NF-κB通路减少SAH后的神经元凋亡，改善SAH后早期脑损伤，保护神经功能。

男，7 d，以"产前发现膈疝1月余，出生后1周"于2019年5月收治于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其母孕35周时超声发现胎儿左侧先天性膈疝、肝大、双肾大，羊水多。出生后发现患儿呼吸频率较快，就诊于我院，收入院后完善检查，家长拒绝手术后出院。出院后1周患儿呼吸频率仍较快，遂入院。患儿系其母孕38周经剖宫产分娩，第2胎，出生时患儿体重为4 000 g。患儿母亲否认糖尿病、高血压病史，无遗传代谢病家族史，第1胎因先天性心脏病夭折，本次孕期羊水染色体核型分析未见异常。患儿入院接受体格检查：一般状态可，面容特殊，头较大，眼距宽，鼻梁宽，嘴较大，肌张力略低。患儿口周及肢端青紫，鼻扇及"三凹征"弱阳性，呼吸促，55次/min。左肺呼吸音弱，可闻及少许肠鸣音；右肺呼吸音粗，未闻及干湿啰音。左上腹可见1个多余乳头，腹部略饱满，肝位于肋下约5 cm，无胃肠型及蠕动波，全腹触诊软，未及异常包块，无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肠鸣音弱。患儿血气分析提示呼吸性酸中毒，血常规、肝肾功能、血糖基本正常。胸片及上消化道造影可见肠管疝入左侧胸腔（图1），诊断为左侧膈疝。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动脉导管为开放状态，管径约4 mm，大动脉水平左向右分流，房水平左向右分流，宽约2 mm；三尖瓣轻度反流，肺动脉压力轻度增高；静息状态下左心室整体收缩功能正常。肝、胆、脾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肝大，肝上界位于右锁中线第6肋间，肋下约4.3 cm，表面光滑，肝实质回声均匀。肾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左肾约为8.3 cm×3.4 cm×3.1 cm，右肾约7.5 cm×3.9 cm×3.9 cm，双肾实质回声略增强。睾丸精索彩色多普勒超声显示右睾丸鞘膜积液。

目的:探讨不同病理分型肝母细胞瘤(hepatoblastoma，HB)的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l computed tomography，MSCT)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湖南省儿童医院2015年10月至2021年5月经手术或穿刺病理活检证实的71例HB患儿影像学及临床资料，根据病理结果分为胎儿型HB(胎儿型组，共16例)、胚胎型HB(胚胎型组，共34例)、混合性上皮间叶型HB(混合性上皮间叶型组，共21例)。从肿瘤边缘是否规则，是否外生，PRETEXT分期，多发结节融合，有无瘤内出血、坏死或囊变、钙化，肿瘤假包膜是否光滑连续，有无包膜回缩征、包膜下积液、多发纤维分隔、高危影像特征等方面观察CT图像，并测量肿瘤大小、各期实性成分CT值。采用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法分析三组患儿性别、年龄、甲胎蛋白及病灶形态特征的差异，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对比三组肿瘤直径及各期扫描CT值的差异。 结果:不同病理类型HB在肿瘤最大径，病灶边缘规则，瘤内多发结节融合、出血、坏死或囊变、钙化，包膜回缩征，多发纤维分隔上的阳性率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05)。胎儿型主要表现为肿瘤直径较小，边缘较规则，瘤内密度更均匀；胚胎型多呈多灶型结节改变，坏死及囊变较多见；混合性上皮间叶型主要表现为瘤内出血及钙化率高，延迟期多发纤维分隔、包膜回缩征阳性率高。胚胎型的病灶门脉期绝对强化程度小于胎儿型、混合性上皮间叶型( P<0.05)。 结论:不同病理分型HB患儿的CT征象存在一定差异，且各有特点，CT表现可在一定程度上鉴别HB的病理亚型。

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患者 男性，45岁，因“右上腹疼痛18 h”于2021年7月7日入院。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右上腹疼痛，为持续性刺痛，伴恶心，无呕吐，伴全身大汗、头晕，解黑便2次，冲水不红，无畏寒发热、胸闷气紧、反酸烧心、呕血、便血等不适，自行口服藿香正气液治疗，腹痛无明显好转，在当地医院完善腹部CT等相关检查，考虑“肝癌破裂”，遂就诊于我院。既往有乙肝“小三阳”病史20余年。体检：全身皮肤巩膜未见明显黄染，腹平软，右上腹压痛、反跳痛，无肌紧张，移动性浊音阴性，肠鸣音减弱。急诊全腹部CT增强扫描示（图1）：肝右叶肿块，大小约10.3 cm×9.6 cm×9.0 cm，平扫以低密度为主，内见较高密度影，增强扫描示肿块明显坏死，动脉期可见较多增粗动脉供血，未见造影剂漏出，考虑恶性肿瘤性病变合并破裂出血可能，肝癌可能性大；肝脏7段边缘见1枚最大径约1.4 cm低密度结节，动脉期不均匀明显强化，门静脉期强化减退，肝内另见多发低密度结节，考虑转移瘤或肝癌子灶；肝左外叶、左内叶、尾状叶结节邻近肝包膜不连续，腹盆腔及网膜囊较多积液、积血，肝破裂待排。急诊实验室检查：ALT 236 U/L，AST 892 U/L，肌酐 193.7 μ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 49.7 ml/（min·1.73 m 2），乙肝表面抗原（+），e抗体（+），核心抗体（+）。急诊未查肿瘤标志物。入院诊断：肝癌（中国肝癌分期-Ⅱb期），合并破裂出血；肝内转移；乙肝小三阳；急性肝功能不全；急性肾功能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