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比较深部持续冲洗联合负压封闭引流（VSD）与日常规换药治疗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的疗效。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分析2015年3月至2021年12月河南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28例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多重耐药菌感染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15例，女13例；年龄15~65岁［（41.8±12.9）岁］。所有患者主干血管损伤后行血管移植手术，术后微生物培养提示创面发生耐碳青霉烯革兰阴性杆菌（CRO）或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感染，无敏感抗生素。所有患者每5 d给予手术清创，14例后续治疗采用常规换药（常规换药组），14例后续治疗采用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冲洗联合VSD组）。清创术后第1天及之后每3 d行炎症指标［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降钙素原］检测，若患者病情有变化，随时复测。每5 d留取患者标本行微生物培养。观察两组创面及感染控制情况。比较两组炎症指标降至正常时间、治疗后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换冲洗液（换药）前及换冲洗液（换药）后1，2，3 h视觉模拟评分（VAS）、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情况、吻合口瘘发生率。结果:患者均获随访12~24个月［（14.3±2.4个月）］。两组创面均无红肿、破溃及脓性分泌物，感染未复发。冲洗联合VSD组白细胞计数降至正常时间为（9.4±2.4）d，中性粒细胞为（9.6±2.8）d，CRP为（9.8±3.1）d，ESR为（12.2±3.6）d，降钙素原为（7.6±1.9）d，短于常规换药组的（15.2±3.1）d、（13.6±3.4）d、（14.2±3.9）d、（19.9±3.3）d和（12.9±4.1）d（ P均<0.01）。冲洗联合VSD组创面CRO或VRE培养转阴时间为（13.9±3.1）d，低于常规换药组的（19.2±6.9）d（ P<0.05）。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1，2，3 h VAS为（4.2±0.7）分、（4.1±0.9）分、（4.2±0.9）分、（4.1±0.8）分，常规换药组分别为（4.3±0.6）分、（6.9±0.7）分、（5.4±0.9）分、（4.5±0.9）分。冲洗联合VSD组换冲洗液后1，2 h VAS低于常规换药组（ P均<0.01），换冲洗液前及换冲洗液后3 h VAS与常规换药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均>0.05）。冲洗联合VSD组感染控制后5例（35.7%）创面需要植皮或皮瓣修复，少于常规换药组的11例（78.6%）（ P<0.01）。冲洗联合VSD组吻合口瘘发生率为7.1%（1/14），低于常规换药组的42.9%（6/14）（ P<0.05）。 结论:主干血管损伤术后创面发生多重耐药菌感染时，与常规换药相比，在不依赖抗生素的情况下，深部持续冲洗联合VSD具有感染控制快、治疗过程疼痛减轻、创面植皮或皮瓣修复率低、吻合口瘘发生率低等优点。

围手术期药物严重过敏反应起病隐匿而迅速，可以危及生命，常使得手术被迫终止。目前认为，围手术期麻醉药物中引起严重过敏反应最常见的是神经肌肉阻滞剂（NMBAs）。随着麻醉学和外科医学的进步，全球麻醉及手术量越来越大，NMBAs使用机会越来越多，相应的超敏反应发生风险也随之越来越高。临床使用NMBAs的同时，也常会用到其拮抗剂，如新斯的明和舒更葡糖，这些药物在临床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过敏报道。由于NMBAs及其拮抗剂引起过敏的机制复杂，不易确诊，且NMBAs之间交叉反应性强，因此，常难以选择替代药物。本文阐述了这些药物引起严重过敏反应的流行病学、病理机制、诊断方法与流程、急性期治疗以及预防方案的相关新近研究进展。

包括早期胃癌在内的胃上部1/3胃癌发病率在我国、韩国和日本呈上升趋势。早期胃癌行功能保留手术应尽量减少术后并发症和提高术后生命质量。近端胃切除术能切除肿瘤同时保留部分胃组织，有利于改善病人术后营养状况，提高术后生命质量。但是近端胃切除术后食管括约肌和His角丧失，病人出现反酸、反流，导致反流性食管炎发生，影响术后生命质量。为提高手术疗效，临床医师选择不同消化道重建方法抗反流。目前消化道重建方法种类较多、争议较大。笔者综合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系统阐述近端胃切除术后消化道重建的现状，探讨各种重建方法的优劣。

目的:探讨一种双通道重建改良术式─近端胃切除背驮式间置空肠单通道重建术（PJIR-STR）应用于早期SiewertⅡ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手术的安全性及术后双重抗反流效果。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5月至2019年10月期间山西省肿瘤医院诊断为SiewertⅡ型AEG并且行PJIR-STR 8例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胃食管反流病问卷（GerdQ）对患者术后3、6、12、18个月的反流情况进行评分。分别于术后3、6个月时复查胃镜，采用洛杉矶分类标准对术后反流性食管炎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估。结果:本组8例患者术后均恢复良好，未发生严重并发症。所有患者在术后不同时间段均未见明显胃食管反流症状（GerdQ评分均<8分）。术后3、6个月复查胃镜，1例患者诊断为B级反流性食管炎，经保守治疗后好转，其余7例未见B级或以上反流性食管炎。结论:PJIR-STR治疗SiewertⅡ型AEG是安全、可行的，具有良好的双重抗反流效果。

目的:构建3D打印腹腔镜抗反流手术干实验室模型，探讨其在外科医师手术训练中的作用。方法:选取18位无手术经验的外科医师随机均分成3组，A组和C组分别采用基础硅胶模型和3D打印模型进行手术训练，B组先后采用上述两种模型进行手术训练。应用手术技能客观结构化评估(OSATS)和5分制李克特(Likert)量表分别对训练表现和模型效能进行评分。组间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所有外科医师均完成了相应手术训练和模型评分。3D打印模型和基础硅胶模型的整体印象评分为(4.28±0.67)分比(3.61±0.61)分( t＝3.129， P<0.05)，仿真度评分为(4.22±0.81)分比(3.39±0.50)分( t＝3.716，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实用性评分为(4.33±0.69)分比(3.89±0.76)分( t＝1.844， P<0.05)，触觉评分为(4.06±0.64)分比(3.94±0.80)分，美学评分为(3.94±0.73)分比(3.27±0.57)分( t＝3.057， P<0.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3D打印模型的训练效果明显优于基础硅胶模型，训练后OSATS评分C组[(14.17±1.81)分]>B组[(11.00±1.76)分， t＝3.074， P<0.05]>A组[(9.08±1.50)分， t＝2.031， P<0.05]，完成时间C组[(73.17±5.23) min]

目的:探讨微小RNA(miRNA，miR)-149调控卵巢癌细胞增殖和转移的影响及其分子机制。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1年1月河南大学淮河医院手术切除的47例卵巢癌组织和癌旁组织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PCR)分析肿瘤组织和癌旁组织中miR-149水平。并采用荧光定量PCR分析人卵巢上皮细胞HOSEpiC、卵巢癌细胞SW620和skov3中miR-149水平；采用miRNA和miR-149慢病毒感染SW620细胞，命名为miRNA组和miR-149组，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CCK-8)分析两组细胞的增殖能力；采用流式细胞术分析两组细胞凋亡和周期变化；采用Transwell分析两组细胞的迁移能力；生物信息学和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分析miR-149的靶基因；采用蛋白质印迹法(Western blot)分析miR-149靶蛋白表达、增殖、凋亡、周期和迁移相关蛋白表达水平。组间计量数据比较采用 t检验。 结果:癌旁组织miR-149表达水平(1.07±0.15)明显高于卵巢癌组织(0.73±0.0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3.490， P<0.05)。人卵巢上皮细胞HOSEpiC miR-149表达水平(1.27±0.10)明显高于卵巢癌细胞SW620和skov3(0.80±0.08、0.70±0.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859、10.740， P<0.05)。miRNA对照组细胞48 h吸光度值(1.91±0.08)明显高于miR-149组(1.23±0.1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655， P<0.05)。miRNA对照组细胞凋亡比例[(3.69±1.06)%]明显低于miR-149组[(18.90±2.3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4.470， P<0.05)。miRNA对照组细胞G 0/G 1期比例[(39.91±2.86)%]明显高于miR-149组[(31.33±2.4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5.616， P<0.05)。miRNA对照组细胞S期比例[(16.73±1.51)%]明显低于miR-149组[(20.48±2.04)%]，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619， P<0.05)。miRNA对照组细胞凋亡比例[(127.67±21.69)个]明显高于miR-149组[(99.50±10.21)个]，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2.887， P<0.05)。miRNA对照组细胞细胞核增殖抗原(Ki-67)和黏着斑激酶(FAK)蛋白表达水平(0.94±0.06、0.91±0.05)明显高于miR-149组(0.73±0.06、0.59±0.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8.655、8.488， P<0.05)。RGS17是miR-149的靶基因。癌旁组织中RGS17蛋白表达水平(0.97±0.02)明显低于卵巢癌细胞RGS17蛋白表达水平(2.17±0.1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5.620， P<0.05)。miRNA对照组细胞FAK蛋白表达水平(1.24±0.09)明显高于miR-149组(0.73±0.0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10.200， P<0.05)。 结论:miR-149在卵巢癌组织和细胞呈低表达，miR-149过表达显著抑制卵巢癌细胞的增殖、周期和迁移，诱导细胞凋亡。

目的:评价电针对急性术后痛大鼠背根神经节(DRG)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PD-1)/含Src-同源区2蛋白酪氨酸磷酸酶-1(SHP-1)信号通路的影响。方法:SPF级雄性SD大鼠39只，体质量220~250 g，6~8周龄，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13)：对照组(C组)、腹部手术组(S组)和腹部手术+电针组(S+EA组)。S组和S+EA组在异氟烷麻醉下行腹部手术。S+EA组于术毕即刻和术后2 h时，选取双侧足三里和三阴交穴进行电针刺激30 min，频率为10 Hz连续波，电流为1 mA。每组取7只大鼠，分别于造模前1 d(T 0)和造模后3、5、7、9、11、24 h时(T 1~6)，依次测定机械缩足反应阈(MWT)、机械缩腹反应阈(ACT)、热缩足潜伏期(TWL)和冷缩足潜伏期(CWL)。于造模后5 h每组处死6只大鼠，取出T 12~L 4 DRG，分别采用Western blot法检测IL-6、PD-L1、PD-1和SHP-1的表达，采用免疫荧光法观察PD-L1在各类神经元的表达情况。 结果:3组不同时点TWL和CWL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与C组比较，S组T 1~5时MWT降低，T 1~6时ACT降低，DRG IL-6表达上调，PD-L1、PD-1和SHP-1表达下调( P<0.05)；与S组比较，S+EA组T 1，2时MWT和ACT升高，DRG IL-6表达下调，PD-L1、PD-1和SHP-1表达上调( P<0.05)。免疫荧光结果显示，PD-L1在小直径神经元(CGRP +神经元和IB4 +神经元)和大直径神经元(NF200 +神经元)上均存在表达，且主要表达在CGRP +神经元和IB4 +神经元上。3组间PD-L1在DRG各类神经元的表达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电针减轻大鼠急性术后痛的机制可能与激活PD-L1/PD-1/SHP-1信号通路有关。

目的:通过对比"一站式"同期颈动脉支架置入术(carotid artery stenting，CAS) +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ff-pump 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ing，OPCABG)和分期序贯CAS+OPCABG两种术式围手术期情况及早期随访资料，评估"一站式"同期手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方法:北京安贞医院自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因冠心病合并颈动脉狭窄行CAS+OPCABG杂交手术的患者共26例，其中12例采用了"一站式"同期CAS+OPCABG、14例采用了分期序贯CAS+OPCABG，对其围手术期及术后3个月随访资料进行对比分析。连续变量采用 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 χ2检验。 结果:两组的累计手术时间、术后第1天胸腔引流量、呼吸机辅助、ICU滞留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同期组术中出血量多于分期组，但两组均无二次开胸止血发生。术后住院天数同期组显著少于分期组。分期组围手术期发生脑梗塞、心肌梗死各1例，同期组无围手术期心肌梗死及脑梗塞发生，但两组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术后3个月随访两组均无新发脑梗塞，颈动脉超声支架均通畅，心功能分级和左心室射血分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一站式"同期CAS+OPCABG手术是安全可行的，尤其对于心肌缺血症状重或重度左主干病变的患者推荐首选同期手术。优化抗凝方案和减轻颈动脉窦反射是需要继续研究的主要问题。

目的:探讨CC趋化因子ligand-5(CCL5)促进在肝脏缺血再灌注损伤早期巨噬细胞浸润的机制。方法:使用成年雄性C57BL/6野生型和CCL5缺陷小鼠进行实验，随机分为4组：假手术组(假手术组小鼠经历缺血灌注模型方案，但没有进行血管闭塞， n＝10)；缺血再灌注模型组(用异氟烷麻醉小鼠，进行中线剖腹手术，并将一个无创伤夹子放置在静脉门、肝动脉和胆管上，以中断左侧外侧叶和中叶的血液供应，在部分肝脏缺血60 min后，移除夹子以开始再灌注， n＝10)；CCL5拮抗剂＋模型组[在即将开始再灌注之前，CCL5拮抗剂＋模型组接受单次推注静脉注射趋化因子受体5(CCR5)受体拮抗剂马拉维诺， n＝10]；CCL5缺陷组(CCL5缺陷小鼠， n＝10)；通过收集小鼠血液用VTROS DT60 Ⅱ化学系统检测谷丙转氨酶(ALT)含量及髓过氧化物酶(MPO)活性；通过实时定量反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qPCR)检测ALT mRNA及MPO mRNA的表达；通过流式细胞术检测巨噬细胞的数量；通过组织学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测巨噬细胞对肺部的浸润情况；通过蛋白质免疫印迹检相关炎性因子的蛋白表达。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的统计学差异。 结果: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中ALT含量[(521.36±20.65)比( 4126.55±326.68)， F＝16.237， P<0.05]及MPO[(1.78±0.54)比(7.66±2.34)， F＝14.211， P<0.05]活性升高，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在前1～3 h缺血再灌注模型组与CCL5缺陷组中CD45 ＋数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05)，在第24小时缺血再灌注模型组较CCL5缺陷组CD45 ＋的数量升高[(2.91±0.23)比(1.65±0.17)， F＝16.311， P<0.05]。再灌注后1、2、8和24h中，发现缺血再灌注模型组CD68 ＋细胞数量较假手术组高[(94.62±8.55)比(23.68±3.11)，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在缺血再灌注早期CCL5缺陷组中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降低[(76.38±6.77)比(94.62±8.55)， F＝16.352， 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与与假手术组比较，缺血再灌注模型肿瘤坏死因子(TNF)-α[(1.12±0.23)比(3.24±0.42)， F＝11.352， P<0.05] 、白细胞介素(IL)-1β[(1.03±0.08)比(2.87±0.35)， F＝12.452， P<0.05] 、IL-6[(0.95±0.02)比(2.58±0.21)， F＝15.652， P<0.05]的蛋白表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CCL5拮抗剂＋模型组较缺血再灌注模型组TNF-α[(3.24±0.42)比(1.35±0.14)， F＝14.252， P<0.05]、IL-1β[(2.87±0.35)比(1.22±0.15)， F＝13.723， P<0.05]、IL-6[(2.58±0.21)比(1.35±0.26)， F＝14.312， P<0.05]的蛋白表达降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CCL5促进早期肝脏缺血再灌注期间循环巨噬细胞对肝脏的浸润，并介导随后的促炎症损伤。

细菌性肝脓肿是肝胆系统常见的感染性疾病，对于有糖尿病、合并心血管疾病等高危因素的易感人群，当出现发热、腹痛等临床表现时，应警惕该疾病的存在。近年来，细菌性肝脓肿从发病特点，高危因素，致病菌到治疗手段都发生很大的变化。常见致病菌主要是革兰阴性杆菌，如大肠埃希菌和肺炎克雷伯杆菌，肺炎克雷伯杆菌已经成为肝脓肿的首要致病菌，其临床表现也除单纯肝脏侵犯外常合并肝外侵袭，如眼内炎和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等。细菌性肝脓肿的主要实验室变化是C反应蛋白和白细胞升高，结合超声或者CT影像学可以很好鉴别诊断。在抗生素治疗的同时，治疗手段也从传统手术引流向超声或者CT引导的脓肿穿刺引流转变。本文就上述问题进行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