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克隆抗体（单抗）药物属于蛋白质类药物，具有相对分子质量大、极性强和跨膜受限等特点，药物代谢动力学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临床应用中存在治疗效果个体差异大、生物效应多样和治疗响应丢失等问题。影响单抗药物血药浓度的因素包括靶部位受体数量、抗药物抗体水平、药物间相互作用等。早期开展治疗药物监测有助于及时调整单抗药物给药剂量，提高疗效，避免或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应积极开展药物临床监测，提高单抗药物合理用药水平和不良反应预警能力，减少对患者的伤害。

利妥昔单抗是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合成的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通过特异性结合B细胞表面的跨膜蛋白CD20而发挥药理效应。利妥昔单抗临床治疗效果显著，但药理机制复杂，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PK/PD）呈非线性且变异度很大，为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带来较大的变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实施个体化治疗来提高其用药合理性。目前，利妥昔单抗已具备治疗药物监测（TDM）的基本条件，如血药浓度检测技术、肿瘤生物标志物和相关基因多态性的检测技术等。利用这些技术，结合疾病诊断、人群特殊性、给药途径和药物相互作用等因素综合分析，可以构建利妥昔单抗PK/PD模型，对其疗效、毒性和耐药进行预测。药师参与利妥昔单抗的个体化治疗，开展TDM，具有重要意义，可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个体化治疗。

炎症性肠病是一种慢性复发的肠道自身免疫疾病，近年来，生物制剂广泛应用于炎症性肠病（IBD）的治疗，极大改善了IBD患者的症状，然而，药物免疫原性仍然是限制IBD生物制剂治疗的因素。合适的药物浓度对提高生物制剂的疗效，减少抗药抗体的产生，减少不良反应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治疗过程中，对生物制剂进行药物谷浓度和抗药抗体监测，可以最大限度地优化药物使用，更好地指导治疗策略调整。本文就抗药抗体产生的机制、产生的原因，同时对药物谷浓度和抗药抗体的监测意义、监测时机、监测效能和检测方法等进行阐述，从而论证药物浓度和抗药抗体监测对生物制剂在IBD治疗中价值。

自身免疫病实验诊断在疾病预警、诊断、预后评估及疗效监测等方面面临着许多机遇和挑战。无论是经典的抗核抗体，还是新型的抗药物抗体、细胞因子、自身免疫病合并感染和肿瘤的新型自身抗体等标志物，都亟须规范化及标准化相关生物标志物的临床应用，不断扩展新型标志物的应用场景，进一步探究相关生物标志物的临床意义，以推进自身免疫病领域检验医学的高质量发展。

目的:分析英夫利西单抗（IFX）治疗克罗恩病（CD）的14周药物谷浓度和抗IFX抗体浓度（ATI）与内镜黏膜愈合和输液反应的关系。方法:回顾性纳入2018年6月至2022年8月在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启动IFX治疗的119例CD患者，收集一般资料、内镜评分、实验室检查、14周IFX谷浓度和ATI，以及随访过程中的内镜复查和临床应答情况。根据（32±4）周内镜复查情况分为黏膜愈合组和未黏膜愈合组，比较两组的14周IFX谷浓度和ATI情况，应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32±4）周黏膜愈合的相关因素，以（32±4）周黏膜愈合为分类变量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选择最佳的14周IFX谷浓度临界值。结果:黏膜愈合组（ n=70例）的14周IFX谷浓度和基线白蛋白均显著高于未黏膜愈合组（ n=49例），分别是5.0（2.8，8.7）μg/ml比2.2（0.3，4.3）μg/ml，（38.7±3.5）g/L比（36.6±3.8）g/L。（32±4）周黏膜愈合的14周IFX有效谷浓度是2.9 μg/ml，AUC值为0.704。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14周IFX谷浓度≥2.9 μg/ml（ OR=5.369，95% CI 2.42~11.92）和基线白蛋白≥35 g/L（ OR=7.378，95% CI 2.18~24.99）与黏膜愈合显著相关。14周ATI阳性率为15.1%，中高浓度ATI患者（ n=21例次）的IFX谷浓度均为<0.4 μg/ml。12例（10.1%）患者发生输液反应，53例（44.5%）患者已停用IFX。 结论:14周IFX谷浓度与（32±4）周内镜下黏膜愈合密切相关，极低的IFX谷浓度与急性输液反应和产生中高浓度ATI密切相关。

目的:比较仿制贝伐珠单抗注射液WBP264与原研贝伐珠单抗注射液Avastin ?在健康男性志愿者单次静脉给药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 方法:研究设计为随机、双盲、单剂量、平行、对照的Ⅰ期临床试验。将公开招募的健康男性受试者随机分入试验组（静脉输注WBP264）与对照组（静脉输注Avastin ?），给药剂量为3 mg/kg。给药前30 min内、给药开始后45 min、给药结束即刻、给药后2.5、3.5、5.5、9.5、13.5、24、48 h和第5、8、15、22、29、36、43、57、71、85和99天采集受试者外周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药浓度，绘制血药浓度-时间曲线及其半对数图，计算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包括从0时至最后一个浓度可准确测定的样品采集时间t的AUC（AUC 0-t）和从0时至无限时间（∞）的AUC（AUC 0-∞）]、血药峰浓度（ Cmax）、达峰时间（ Tmax）、血浆消除半衰期、清除率和表观分布容积等药代动力学参数。试验组与对照组AUC 0-t、AUC 0-∞和 Cmax几何均值比值的90%置信区间（ CI）介于0.80~1.25，表明WBP264与Avastin ?药代动力学相似。在给药观察期间及每次采血随访时，对受试者进行体格、生命体征、心电图、实验室检查，记录不良事件（AE）发生情况并进行AE严重程度分级以及AE与试验药物相关性评价。给药前和给药后第8、15、29、43、71和99天进行抗药抗体及其中和抗体检测，评估药物的免疫原性。 结果:纳入试验的受试者为78例，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9例。试验组有2例退出试验（未给药和给药后因个人原因退出各1例），安全性分析集77例，药代动力学分析集76例。2组受试者年龄、身高、体重和体重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贝伐珠单抗血药浓度-时间曲线变化趋势相似，AUC 0-t、AUC 0-∞、 Cmax的几何均值比值（90% CI）分别为1.04（0.98~1.10）、1.03（0.98~1.10）、1.09（1.03~1.14）。试验组与对照组受试者总体AE发生率[89.5%（34/38）比87.2%（34/39）]、与试验药物可能相关AE发生率[86.8%（33/38）比79.5%（31/3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AE严重程度仅试验组有1例为3级且经评估与药物无关，余为1~2级，以1级占绝大多数。试验组和对照组抗药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5%（4/38）比10.3%（4/39）， P>0.05）。抗药抗体阳性者中和抗体检测均为阴性。 结论:WBP264与Avastin ?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相似。

抗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制剂，如英夫利西单抗（infliximab,IFX），是我国目前具有儿童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应用适应证的生物制剂。随着IFX的临床应用，IBD的治疗目标从临床缓解转向黏膜愈合，从而进一步改善疾病的转归。但临床工作中发现部分患儿对IFX治疗原发性无应答或继发性失应答，这是IFX治疗过程中的一大难题，研究发现这一现象可能与血药浓度降低及抗药抗体的产生相关。因此，IFX的治疗药物监测（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TDM）在儿童IBD治疗中非常重要。该文综述了IFX治疗儿童IBD过程中TDM的应用现状，并对TDM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1987年王世真和施绪保 [1]撰文指出："当前核医学有两个最重要的前沿性科学研究新方向，一个是正电子发射断层技术，另一个是放射免疫显像和治疗。"几十年来，随着单克隆抗体(简称单抗)工程化制备技术的成熟，全球大量单抗药物的快速发展和临床应用，以及PET和SPECT等高灵敏显像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普及，放射免疫显像已被赋予新的内涵和功能。基于放射性核素标记单抗及其衍生物探针的免疫PET显像和免疫SPECT显像(ImmunoPET/SPECT)等分子显像技术，可以无创可视化抗体药物在肿瘤组织中的特异性摄取和在正常组织中的分布，发现同一患者不同区域病灶或同一病灶内部靶点的异质性表达，预测和评估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方案的有效性及毒性和不良反应 [2]。目前，大量ImmunoPET/SPECT显像技术已经完成探针制备与临床前评估等研究，有待或已逐步进入临床实践，成为前沿性科学研究和临床转化的热点。

目的:探讨通化东宝利拉鲁肽注射液（统博力）对比诺和力 ?治疗2型糖尿病（T2DM）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为多中心、随机、开放、平行、阳性药物对照的Ⅲ期临床研究，等效设计。纳入2019年4月19日至2021年3月19日来自国内39家研究中心的应用二甲双胍、磺脲类药物或两者联合治疗均血糖控制不佳的T2DM患者为受试者，根据研究前口服降糖药治疗分层，按照1∶1的比例采用分层区组随机将其随机分配至统博力组和诺和力 ?组。治疗26周后，比较两组受试者治疗前后糖化血红蛋白（HbA 1c）、FPG、7点自测血糖的变化、低血糖事件和不良事件发生率、抗药物抗体（ADA）的发生率。有效性指标分析采用修订的意向性治疗（mITT）人群和符合方案集（PPS），安全性分析采用安全性数据集（SS）。采用配对 t检验比较治疗前后相应指标的差异，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Wilcoxon秩和检验、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重复测量混合效应模型（MMRM）分别比较两组受试者第26周HbA 1c、FPG、7点自测血糖相对其基线变化的差异。采用Cochran-Mantel-Haenzel检验比较两组第26周时HbA 1c<7%的比例，并计算两组率差的95%CI。采用Pearson χ2检验比较两组间治疗期间的不良事件（TEAE）、低血糖事件、ADA的发生率。 结果:共524例受试者随机入组，共482例受试者完成研究（统博力组243例，诺和力 ?组239例）。所有524例受试者均被纳入mITT人群，434例受试者被纳入PPS，262例患者纳入SS。经过26周的治疗，统博力组和诺和力 ?组受试者的HbA 1c分别下降1.640%±1.011%和1.620%±1.106%，两组间变化值的最小二乘均值之差（95%CI）为0（-0.18%~0.18%），差异在±0.4%的预定范围内，认为统博力与诺和力 ?等效。两组第26周FPG分别下降（2.137±2.489）mmol/L和（2.004±2.331）mmol/L，两组间变化值的最小二乘均值之差（95%CI）为0.080（-0.280~0.439）mmol/L，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P=0.663）。两组分别有49.6%（130/262）和50.8%（133/262）的受试者达到了HbA 1c<7%的目标，两组间HbA 1c<7%比例的率差（95%CI）为-0.01%（-0.10%~0.07%， P=0.801）。两组TEAE的发生率分别为82.1%（215/262）和79.0%（207/262），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78， P=0.377），两组低血糖事件和ADA的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P>0.05）。 结论:统博力和诺和力 ?控制血糖的总体疗效相当，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在临床上有应用价值。

类风湿关节炎（RA）是一种慢性侵蚀性关节炎，早诊断、规范治疗和定期监测病情，将有效缓解疾病发展，降低致残率。目前治疗RA的疾病改善抗风湿药（DMARD）存在传统合成类药单用，或分别与新型生物类药、靶向合成药联用的多种疗法，使部分难治性患者病情得到有效缓解，但不同疗法，特别是生物制剂疗法的疗效和毒副作用存在个体差异。随着蛋白质组学和表观遗传学技术发展，发现部分蛋白质、非编码RNA，以及抗药抗体（ADA）有望成为潜在的RA早期诊断，或伴随诊断和预后评估标志物。本文对近年来发现的RA诊疗新型标志物，包括血清蛋白、细胞膜蛋白、非编码RNA和ADA的应用前景进行总结、分析，旨在促进有价值的新型标志物转化、应用研究，推动RA的精准诊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