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治疗对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应用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方法:采用描述性病例系列研究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4月期间，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24例接受PD-1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的高风险局部进展期中低位直肠癌患者的临床资料。纳入标准：（1）经病理学确诊的直肠腺癌，患者年龄范围18~80岁；（2）内镜下肿瘤下缘距离肛缘≤10 cm；（3）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体力状况评分0~1；（4）初始MRI局部分期为T 3c、T 3d、T 4a和T 4b，或壁外血管侵犯（EMVI）阳性，或mrN 2，或直肠系膜筋膜（MRF）阳性；（5）治疗前无明确远隔转移证据；（6）无盆腔放疗史、直肠癌手术史或化疗史；（7）不伴需抗生素治疗的全身性感染以及免疫系统疾病。排除标准：（1）预期新辅助治疗后肿瘤仍不可切除；（2）过去5年内罹患过其他可能影响患者结局的恶性肿瘤或过去6个月发生过动脉栓塞性疾病；（3）接受过其他类型的抗肿瘤或试验性治疗；（4）孕期或哺乳期女性；（5）合并有其他疾病或精神状态异常；（6）即往接受过抗PD-1抗体等免疫治疗的患者。新辅助治疗包括3个阶段，即PD-1抗体（信迪利单抗200 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联合CapeOx方案（奥沙利铂+卡培他滨）3周期；长疗程放疗（调强放疗GTV 50.6 Gy/CTV 41.8 Gy/22 f）；放疗结束后CapeOx方案化疗2周期。第3阶段治疗结束后经过肿瘤疗效评估，行手术治疗或选择等待观察。分析其手术安全性、病理组织学改变及近期肿瘤学结局。 结果:24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65（47~78）岁，肿瘤下缘距离肛缘中位距离4（3~7）cm。肿瘤最大径中位值5.1（2.1~7.5）cm。cT 3和cT 4期分别为20例和4例；cN 1、cN 2a和cN 2b期分别为8例、5例和11例。MRF阳性10例，EMVI阳性10例。所有患者均为错配修复蛋白阳性表达（pMMR）。新辅助治疗期间，6例（25.0%）发生了Ⅰ~Ⅱ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包括3例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截至2021年4月30日，83.3%（20/24）的患者接受了手术治疗，19例为R 0切除，16例接受保留肛门括约肌手术；术后并发症发生率为25.0%（5/20），包括2例Clavien-Dindo Ⅱ级（吻合口出血和伪膜性肠炎各1例），3例Ⅰ级吻合口狭窄。病理学完全缓解（pCR）比例为30.0%（6/20），主要病理学反应率为20.0%（4/20）。 Ras/Raf突变者无一例出现pCR或cCR（0/5），17例 Ras/Raf野生型患者中6例pCR，3例cCR，显著高于 Ras/Raf突变型（ P<0.01）。 Ras/Raf野生型且为分化型腺癌的16例患者，9例达到pCR或cCR。4例未接受手术的患者中，3例为cCR，采取等待观察策略；1例为SD，因无法保肛拒绝手术。末次中位随访时间为11（6~24）个月，仅1例印戒细胞癌患者出现复发。 结论:PD-1抗体联合全程新辅助放化疗治疗局部进展期直肠癌，具有较好的安全性及组织病理学退缩结果。联合组织学及基因检测有助于筛选可能获益人群。

目的 探讨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辅助化疗依从性的影响因素.方法 收集2019年12月至2022年12月江苏省人民医院收治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资料,采用回顾原始病历结合问卷调查的方式,资料收集不全者在护师问卷调查时予以补充.根据化疗依从性将患者分为依从性好组和依从性差组,分析化疗依从性的影响因素,同时汇总化疗依从性差患者的化疗中断原因及严重ADR发生情况.结果 共纳入148例患者,依从性好组69例,依从性差组79例.单因素分析显示,两组患者的年龄、文化程度、病理类型、TNM分期、手术类型和家庭人均月收入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年龄、文化程度、病理类型、TNM分期和手术类型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依从性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79例依从性差患者的化疗中断原因为严重不良反应41例、患者拒绝20例、未达到预期治疗效果14例、经济原因4例.结论 年龄、文化程度、病理类型、TNM分期和手术类型是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依从性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应关注该类人群并积极干预,以减少不良反应发生,提高化疗依从性.

目的 探讨HIV/AIDS患者污名动态特征,为心理关怀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随机选取南宁市第四人民医院抗逆转录病毒疗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ART)治疗的HIV/AIDS患者为研究对象,采用内化艾滋病污名、预期艾滋病污名和遭受艾滋病污名等进行基线及随访1年后问卷调查,比较不同时点的差异,分析HIV/AIDS患者污名变化特征.结果 ART治疗HIV/AIDS患者随访1年,在内化污名8个条目中,感染艾滋病让我觉得很羞耻;感染艾滋病让我觉得自 己不干净;我因有艾滋病而觉得自己不如他人;我因有艾滋病而有罪恶感;别人对艾滋病的态度,让我对自己的感受更差了等5个条目的比例从基线的34.0％～43.5％下降到19.5％～29.5％,出现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8.586,14.277,10.473,12.219,9.934,P＜0.05).预期艾滋病污名的9个条目中,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将不会认真考虑我的需要;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将会歧视我;社区/社区工作人员将会拒绝对我提供服务;医护人员将会避免接触我等4个条目的比例从基线16.0％～27.5％下降到7.0％～15.5％,出现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13.690,15.787,12.034,12.593,P＜0.05).遭受艾滋病污名的16个条目中,遭受来自丈夫/妻子或者伴侣的心理压力;因为感染艾滋病而被拒绝发生性关系;因为感染艾滋病而丢掉一份工作或者其他经济来源;因为感染艾滋病而被用人单位拒绝或失去一个工作机;因为感染艾滋病而改变工作性质,或者被拒绝升职或提拔;因为感染艾滋病而被拒绝提供医疗服务等6个条目的比例从基线 2.5％～15.0％下降到 1.0％～8.0％,发生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8.619,15.558,6.061,9.049,5.432,8.156,P＜0.05).HIV/AIDS患者遭受到身体上的攻击增加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x2=5.368,P＜0.05).结论 HIV/AIDS患者三个维度上的污名有48.48％出现缓解,治疗干预、自我接纳,营造良好的无歧视社会环境对HIV/AIDS患者污名产生重要影响,值得全社会共同关注.

目的 评估无创产前检测(non-invasive prenatal testing,NIPT)筛查性染色体非整倍体(sex chromosomal aneuploidy,SCA)的阳性预测值(positive predictive value,PPV),并初步调研家庭对于SCA胎儿的接受程度.方法 选择2015年4月1日至2017年10月31日在同济大学附属第一妇婴保健院产前诊断中心行NIPT的单胎孕妇,对NIPT发现的胎儿SCA孕妇的年龄、NIPT检测指征、介入性产前诊断方案、检测结果及妊娠选择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共检测35827例NIPT样本,成功35823例,失败4例.共发现SCA病例86例,筛查阳性率为0.24％.孕妇平均年龄(31.5±5.0)岁.经过遗传咨询,除20例拒绝外,66例胎儿SCA孕妇行介入性产前诊断(全部选择羊膜腔穿刺胎儿染色体检查),确诊胎儿SCA病例32例(PPV为48.5％),其中性染色体三体25例(47,XXX 7例,47,XYY 3例,47,XXY 15例),45,X 1例和嵌合体3例(47,XXY/48,XXYY、47,XXX/45,X、45,X/46,XX各1例)以及3例性染色体的微小缺失/微小重复.NIPT假阳性病例中,确诊2例孕妇本人为低比例的SCA嵌合体(45,X/46,XX,嵌合比例分别为5％和10％).经过遗传咨询,20例拒绝介入性产前诊断孕妇中,17例选择继续妊娠,2例终止妊娠,1例失访;确诊胎儿SCA的32例孕妇中,9例选择继续妊娠,2组合计继续妊娠率为50％(26/52);排除胎儿SCA的34例孕妇均继续妊娠.其中确诊胎儿性染色体三体孕妇继续妊娠率仅为32％(8/25).结论 NIPT作为一种安全、快速的产前筛查手段,能够在常染色体非整倍体筛查的同时完成部分SCA的筛查;但总体PPV值不高,其检测灵敏度和特异度仍需要长期大量的研究.对于临床表型轻微的SCA亚型,部分家庭选择继续妊娠,故检测前及检测后的遗传咨询还需详细告知NIPT的局限性.

目的 观察盐酸达泊西汀治疗原发性早泄的临床疗效和停药原因.方法 收集2017年1月至2017年6月以原发性早泄就诊的门诊患者126例,将上述患者采用盐酸达泊西汀进行治疗,性生活前1～3h口服一粒(30mg),随访治疗后1、3、6个月患者早泄评估量表(PEP)得分的变化,并记录患者是否停药及停药原因.结果 坚持治疗到1、3、6个月的患者治疗前后PEP得分分别为4.87±2.72 vs 9.43±2.59、4.80±2.81 vs 10.16±2.37、4.69±2.36 vs 10.72±2.21,治疗后与治疗前相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126例原发性早泄患者中,5例(4％)一开始就拒绝服用达泊西汀进行治疗,拒绝的原因中花费高、担心产生药物依赖分别为60％、40％.121例(96％)患者接受达泊西汀进行治疗.64例(53％)坚持服药6个月;57例(47％)在6个月内停药,其停药原因分别为无效(3.5％)、疗效低于预期(31.6％)、费用高(33.3％)、副作用(7.0％)、失访(7.0％)、选择其他的治疗方式(8.8％)、痊愈(8.8％).此外,年龄≥40岁、收入<10万元、本科以下学历的原发性早泄患者停药率分别高于年龄<40岁、收入≥10万元、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患者(P<0.05).结论 盐酸达泊西汀(30mg)能有效治疗原发性早泄,然而其停药率较高.

展示社区全科医生为1例鼻窦炎患者提供连续性、专业性、超预期服务后,患者从不耐烦到遵医嘱,从拒绝到签约的过程.提示通过开放式问诊及共情回应患者的情绪,熟练运用技能为患者解决健康和疾病问题,能够帮助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增加慢性病患者的依从性,提高患者的满意度,提升全科医生自身成就感和职业价值感.

食管癌是消化道肿瘤中相对常见的恶性肿瘤[1]. 新辅助化疗后食管病灶的手术切除是Ⅱ/Ⅲ期食管癌的标准治疗方法 ,而同步放化疗是对于希望保留食管、拒绝手术或因内科疾病无法手术的食管癌患者的标准治疗. 同步放化疗也是Ⅳ期食管癌患者的治疗方式[2]. 在放化疗过程中很容易引发各种并发症,例如消化道反应、骨髓抑制以及放射性食管炎等[3],为了减轻这些毒副反应,通常在放化疗过程中会应用一些药物,从而达到预期疗效. 本研究在同步放化疗治疗中晚期食管癌患者过程中应用脾多肽注射液,观察其临床疗效及毒副反应,报告如下.

创伤骨科患者的特殊性在于存在许多无法预知的因素,包括事故什么时候发生、何时被送到急诊室、造成创伤的原因、导致的骨折属于哪种类型、合并的软组织损伤严重程度、患者本身高矮胖瘦等个性特征及社会文化环境(如有的患者因宗教信仰而拒绝输血)等,这一切无不影响着治疗的选择和可能产生的结局.因此,要想让每位患者都及时得到正确的治疗,取得预期满意的效果,创伤骨科手术处理时需要做很多事情.Ton Tran教授另辟蹊径,从创伤骨科手术处理时有哪些事情不能做的角度进行阐述,给临床骨科医生以更加深刻的印象.

目的:基于卫生经济学视角探究广东省老龄化程度与卫生费用增长的关系,为广东省乃至全国卫生事业应对老龄化趋势提供政策参考.方法:对2008-2017年老年人口与卫生费用的现状进行描述性统计,通过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对此年间的老年人口数量和卫生费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1)与(2)的P值分别为0.9903和0.9782,即二者之间互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协整回归临界值C(0.05)=-3.393794

[目的]研究影响中老年用户使用智能可穿戴设备意愿的因素,以促进该群体对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利用度.[方法]首先通过文献分析和访谈初步选定影响因素,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其次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中老年用户信息,并对数据进行处理,以验证模型,最终确定影响因素,并进行路径分析.[结果]自我效能和结果预期这两个因素显著影响使用意愿.其中立法保护和健康意识这两个因素显著影响中老年人群的自我效能.功能一致性、感知美学和替代经验3个因素显著影响中老年人群的结果预期.与人接触偏好和拒绝改变对中老年的自我效能都没有显著影响.[结论]提升用户健康意识,丰富智能可穿戴设备的功能,优化产品的外观和设计,同时保护好用户的隐私是促进中老年用户使用可穿戴设备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