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香青兰总黄酮(total flavonoids of Dracoceph-alum Moldavica L.,TFDM)抗大鼠动脉粥样硬化(atheroscle-rosis,AS)及三甲胺氮氧化物(trimethylamine N-oxide,TMAO)加剧的小鼠巨噬细胞RAW264.7炎症的保护作用及其可能的作用机制.方法 采用高脂饲料喂养联合腹腔注射维生素D3的方法建立SD大鼠AS模型,分为对照组、模型组、辛伐他汀组(15 mg·kg-1)、TFDM 组(60、30、15 mg·kg-1),建模同时进行给药处理,持续8周.生化检测方法检测血清总胆固醇(TC)、甘油三酯(TG)、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水平.HE染色检测主动脉组织病理变化,ELISA试剂盒检测血清中TMAO、IL-1β、IL-6及肝脏组织中TNF-α的表达,Western blot法检测主动脉中JAK、STAT、TNF-α蛋白的表达.此外,体外培养RAW264.7巨噬细胞,采用LPS+TMAO建立巨噬细胞炎症模型,TFDM(100、50、25 mg·L-1)进行干预.CCK-8测定细胞活力及增殖,RT-qPCR法检测细胞中 TNF-α、IL-6、JAK、STAT mRNA 的表达.结果 TFDM可明显下调大鼠血清TC、TG、LDL-C水平及血清TMAO、IL-1β、IL-6和肝脏TNF-α的水平,减少主动脉的斑块沉积,下调主动脉中TNF-α、JAK、STAT的蛋白表达.此外,TFDM干预可明显下调TNF-α、IL-6、JAK、STAT mRNA的表达及JAK、STAT蛋白的表达.结论 TFDM可降低血清中TMAO的含量,从而抑制JAK/STAT炎症信号通路,减缓炎症的发生,发挥抗AS作用.

哺乳期乳腺炎(lactation mastitis,LM)不仅危害母亲的身心健康,且与新生儿/婴儿获得乳汁的持续与否密不可分.因多发于产褥期,LM患者遭受乳汁淤积的痛苦被放大,患者自报告其疼痛程度甚至较分娩更为强烈[1].若多次复发,患者将对哺乳产生恐惧[1],LM也被视为母乳喂养中断的第三大原因[2].患者经历的母乳喂养困难作为中介因素,可增加产后抑郁发生的风险[3].在世界范围内,LM患病率约为2.5％～40.0％[4],复发率约为8.5％[5].随着我国三胎政策的推行,LM患者或将成为一个庞大群体.自我管理是患者通过保持或促进自身健康,监管疾病症状,减少疾病对自身社会功能、情感和人际关系的不良影响并坚持治疗的一种健康行为,包括疾病管理、角色管理及情感管理[6].高质量的自我管理能够延缓病情进展,甚至帮助乳汁淤积期的轻症患者实现自我治愈,但此过程中患者的复杂体验将影响自我管理效果[7].现有质性研究多注重LM患者的患病经历[1,8,9],忽视了自我管理中的真实感受和体验.因此,本研究对LM患者进行深度半结构化访谈,旨在深入挖掘其患病期间的真实体验,分析问题所在,为完善或制订LM自我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目的:评估5~15岁儿童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与认知能力之间剂量-反应的相关性。方法:本研究获取了《在澳大利亚成长：澳大利亚儿童纵向研究》(出生于1999年至2000年和2003年至2004年的儿童)的数据。使用皮博迪图片词汇测试评估5岁、7岁和9岁儿童的语言能力(共8 643例)。使用韦氏智力量表的矩阵推理测试评估了7岁、9岁和11岁儿童的非语言智力(共8 560例)。使用Cogstate认知测试量表评估执行能力(共6 213例)。使用调查问卷评估母乳喂养的情况，其中部分研究为前瞻性研究。结果:母乳喂养时间越长，5~9岁儿童的语言能力越强( β＝0.05，95% CI：0.03~0.08， P<0.000 1，7~11岁儿童的非语言智力越高( β＝0.02，95% CI：0.01~0.04， P<0.001)。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与15岁儿童的执行能力无显著相关性。 结论:研究结果支持母乳喂养持续时间与儿童和青春期的语言能力和非语言智力之间存在剂量-反应关系。

目的:评价体外冲击波对糖尿病神经痛大鼠脊髓磷酸化蛋白质组学的影响。方法:SPF级健康雄性SD大鼠36只，2月龄，体质量200～250 g。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 n＝12)：对照组(C组)、糖尿病神经痛组(D组)和体外冲击波＋糖尿病神经痛组(E组)。C组大鼠持续普通饲料喂养，D组和E组大鼠高糖高脂喂养8周后，腹腔注射链脲佐菌素35 mg/kg，注射后3、7和14 d时尾静脉随机血糖均>16.7 mmol/L，大鼠机械缩足反应阈(MWT)和热缩足潜伏期(TWL)≤85%基线值即视作大鼠糖尿病神经痛模型制备成功。E组于造模后进行体外冲击波，冲击量1 000冲击/次，频率10 Hz，能量1.0 bar，1次/周，共4次。于造模前(T 0)、造模后1、2、3和4周(T 1-4)时测定MWT和TWL。最后一次冲击后麻醉处死大鼠取腰段脊髓组织行蛋白质组学分析，免疫组化法检测胶质纤维酸性蛋白(GFAP)、IL-1β和TNF-α的表达。 结果:与C组比较，D组和E组T 1-4时MWT和TWL降低( P<0.05)；与D组比较，E组T 1-4时MWT和TWL升高( P<0.05)。磷酸化蛋白质组学筛选结果，D组与C组共筛选出差异磷酸化蛋白284个，E组与C组共筛选出差异磷酸化蛋白282个，E组与D组共筛选出差异磷酸化蛋白303个，磷酸化mGluR5表达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免疫组化结果显示，与C组比较，D组脊髓GFAP、IL-1β和TNF-α表达上调( P<0.05)；与D组比较，E组脊髓GFAP、IL-1β和TNF-α表达下调( P<0.05)。 结论:体外冲击波减轻大鼠糖尿病神经痛的机制与抑制星形胶质细胞激活及mGluR5过度磷酸化有关。

母乳喂养与子代后期超重或肥胖风险降低有关，但由于相关研究大多未能降低混杂因素所导致的偏倚风险，因此尚不确定两者是否为因果关系。2021年11月，Dewey等 ［1］的一篇系统综述发表在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 上，探讨了母乳喂养与未曾母乳喂养的婴儿相比，以及不同母乳喂养持续时间，是否影响子代远期超重或肥胖的发生风险，重点关注了同胞配对和干预性研究。

采用磁吻合技术(MCA)实施食管吻合6例：3例为Ⅲa型长段食管闭锁通过消化道内镜将1枚磁体置入食管近端盲袋，与远端食管腔内磁体互相吸引，实现食管吻合口衔接；2例术后食管狭窄和1例先天性食管狭窄患儿，均通过消化道内镜和胃造瘘方法将两个磁体分别置入食管狭窄部位近端和远端食管腔内，对食管狭窄部位产生持续压力以疏通食管。术后通过胃管喂养直至磁环自然脱落。1例长段食管闭锁患儿术后1周发生吻合口瘘，经保守治疗后痊愈。术后随访3～16个月，2例患儿再次发生吻合口狭窄，4例食管吻合口通畅。

目的:探讨极早产儿及极低出生体重儿早期能量管理与支气管肺发育不良（BPD）发生的关系。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出生后24 h内收入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新生儿科且出生胎龄<32周和（或）出生体重<1 500 g的早产儿共939例，发生BPD的250例早产儿为BPD组，计算倾向性评分后按照匹配度优先顺序选择未发生BPD的250例早产儿为对照组（匹配出生胎龄、出生体重）。计算两组早产儿出生后第1周和第2周总能量、肠内能量、肠外能量、液体总量及单位液体能量。采用独立样本 t检验或Mann Whitney U检验进行连续变量、 χ2检验进行分类变量的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Logistic回归、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能量、液体总量与BPD发生的关系，采用广义相加模型研究肠外能量与BPD发生的剂量-反应关系，并用两分段线性回归模型检验肠外能量对BPD发生的阈值效应。 结果:BPD组早产儿出生胎龄（28.4±1.9）周，出生体重（1 107±258）g，男140例（56.0%）；对照组早产儿出生胎龄（29.5±1.3）周，出生体重（1 324±261）g，男131例（52.4%）。早产儿出生后第2周单位液体能量增加与BPD发生风险降低相关（ OR=0.32，95% CI 0.12~0.84， P=0.021），出生后第2周总能量增加也与BPD发生风险降低相关，总能量>418~502 kJ/（kg·d）时明显低于≤334 kJ/（kg·d）时（ OR=0.15，95% CI 0.03~0.85， P=0.033），而出生后前2周液体总量与BPD发生相关性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出生后第2周肠外能量/总能量增加与BPD发生风险升高相关（ OR=8.45，95% CI 2.14~33.32， P=0.003），出生后第2周肠外供能≥305 kJ/（kg·d）时，增加肠外供能会明显增加BPD发生风险（ OR=1.02，95% CI 1.01~1.03， P=0.003）。 结论:早产儿出生后早期保持较高的总能量供应或许能降低BPD发生风险，但持续依赖较高的肠外能量以满足总能量的需求反而会增加BPD发生风险，故应尽早开启肠内喂养且在耐受情况下尽量增加肠内喂养量。

目的:探讨阴道分娩的初产妇母乳喂养自我效能影响因素及其护理对策研究。方法:选取2019年1～6月在常州市妇幼保健院进行阴道分娩的初产妇80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回顾性调查和分析入选对象的一般社会人口学资料和自我效能感，并采用方差分析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对采用阴道分娩的初产妇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相关影响因素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阴道分娩初产妇母乳喂养自我效能总平均分为(102.84±15.32)分，整体处于中低下水平。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孕前是否有要孩子准备、丈夫对母乳喂养态度、围生期是否与丈夫同住、预计母乳喂养持续时间及母乳喂养知识掌握情况等均为阴道分娩初产妇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的相关影响因素( P<0.05)；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丈夫对母乳喂养态度均为影响阴道分娩初产妇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的主要因素( P<0.05)。 结论: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收入及丈夫对母乳喂养态度是影响阴道分娩初产妇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的主要因素，因此对初产妇进行母乳喂养宣教同时，应注重对影响其自我效能的因素进行针对性措施，制定符合其个体化和差异化的护理措施，充分利用家庭成员的影响，使其了解母乳喂养的重要性，促进母乳喂养自我效能的提升。

目的:探讨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3月至2019年7月中国重症营养临床研究小组-NEED研究中69家医学中心收治的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47例，女107例；年龄为58（46，68）岁。根据354例患者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模型，分为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分别为164、49、141例。观察指标：（1）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一般情况。（2）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营养治疗情况。（3）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生存情况。（4）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 M（ Q1， 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根据Stata17.0统计软件中Traj插件构建组基轨迹模型，最佳轨迹模型采用贝叶斯信息准则、平均后验概率参数评价。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1）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一般情况。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中，行肠内营养治疗257例、行肠内营养+肠外营养治疗97例，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ACHE Ⅱ）评分为17（13，21）分，序贯性器官功能衰竭（SOFA）评分为6（5，8）分，改良危重症营养风险（mNUTRIC）评分为4（2，5）分，合并症数量为2（1，3）个，急性胃肠损伤分级为Ⅰ级、Ⅱ级、Ⅲ级分别为293、55、6例，行机械通气、连续肾替代治疗、血管活性药物使用分别为224、17、61例。354例患者喂养不耐受发生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第3天发生率达峰值为25.42%（90/354），7 d内发生率为53.67%（190/354）。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中，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APACHE Ⅱ评分，mNUTRIC评分，合并症数量，急性胃肠损伤分级，机械通气分别为16（12，20）分、17（14，25）分、18（13，22）分，3（2，5）分、4（3，6）分、4（3，5）分，2（1，2）个、2（2，3）个、2（2，3）个，Ⅰ级（152例、27例、114例）、Ⅱ~Ⅲ级（12例、22例、27例），95、39、90例，三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H=6.14、13.11、28.05， χ2=37.96、7.65， P<0.05）；进一步分析，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均有更高的合并症数量和急性胃肠损伤分级（ Z=60.32、54.69， χ2=39.72、9.52， P<0.05）；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有更高的mNUTRIC评分和机械通气比例（ Z=53.41， χ2=7.59， P<0.05）。（2）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营养治疗情况。无喂养不耐受患者促胃动力药物使用，幽门后喂养分别为36例，13例，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5例，10例，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46例，19例，三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15.76，6.20， P<0.05）。进一步分析，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有更高的促胃动力药物使用和幽门后喂养比例（ χ2=15.60，6.10， P<0.05）。（3）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生存情况。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28 d总生存率分别为96.96%、95.92%、87.94%，三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10.39， P<0.05）；进一步分析，无喂养不耐受与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 =9.19， P<0.05）。（4）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喂养不耐受持续是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3.92，95%可信区间为1.43~10.79， P<0.05）。 结论: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持续的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总生存率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是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描述儿科患者家庭肠内营养（HEN）实施现状，为儿童患者HEN的管理提供参考。方法: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3月—2021年5月从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出院并实施HEN的161例患儿为研究对象。根据研究目的自行设计调查表，收集临床资料。结果:161例进行HEN的患儿疾病诊断中先天性畸形占38.5%（62/161）、消化系统疾病占21.7%（35/161）、神经系统疾病占19.3%（31/161）、恶性肿瘤占11.2%（18/161）、呼吸系统疾病占9.3%（15/161）。随访到120例患儿记录了营养制剂，49例患儿使用整蛋白型营养制剂、19例使用氨基酸型营养制剂、16例使用整蛋白型营养制剂加自制匀浆、15例使用短肽型营养制剂、7例使用母乳加整蛋白型营养制剂、5例使用自制匀浆、5例使用动物奶、2例使用母乳、2例使用氨基酸型营养制剂加自制匀浆。共118例患儿随访到管饲喂养方式，其中采用间歇喂养107例、持续喂养9例、间歇联合持续喂养2例。导管滑脱患儿46例，呕吐9例、导管堵塞6例、腹痛腹胀3例、腹泻2例、鼻部压红1例、吸入性肺炎1例、造口周围渗出1例。短期HEN后74例患儿继续管饲，49例患儿顺利拔管转为经口喂养，3例患儿转为管饲与口服结合喂养，5例患儿因病情严重死亡。结论:行HEN的患儿疾病种类覆盖广，管饲导管滑脱发生率高，要对家庭照顾者进行教育培训，增加其对并发症的识别和处理能力，以及对喂养制剂和喂养方式的正确选择；健全随访制度，密切关注患儿的营养状况、积极协助预防并发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