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微环境不仅包括肿瘤细胞,还包括各种来源的细胞,如干细胞、间质细胞、内皮细胞和免疫细胞等,各种细胞可分泌不同的信号分子,形成有利于肿瘤细胞生长的微环境.高强度聚焦超声(HIFU)作为无创技术,根据其对组织的作用特点,可分为热消融和机械分解两种模式,可使肿瘤微环境产生原位肿瘤碎片,增加肿瘤的免疫原性,但它并不能完全触发抗肿瘤免疫反应,因此,HIFU与其他疗法结合可能是一种增强抗肿瘤免疫反应的有效方法.基于此,本文对HIFU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的机制及与化疗、放疗、免疫治疗联合治疗肿瘤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目的 总结食管癌放免联合的相关研究,探讨放免联合的时序问题.方法 以食管肿瘤、放射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时序等为中文关键词,以"Esophageal cancer、Radiotherapy、Immune checkpoint inhibitors、Sequence"为英文关键词,检索PubMed、CNKI和百链数据库2011-2022年相关文献.纳入标准:(1)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机制;(2)食管癌放射和免疫联合治疗.排除标准:(1)数据陈旧文献;(2)内容相似或重复.最终纳入文献49篇.结果 基础研究表明,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可以通过改善肿瘤微环境、诱导免疫抗原暴露、增加肿瘤细胞含氧量等方式增强对肿瘤细胞的杀伤作用.食管癌临床试验表明,无论放疗前免疫还是放疗后免疫均对患者产生生存获益.结论 放疗联合免疫治疗可改善食管癌患者预后且安全性良好,而最佳的联合时序仍有待探讨.

目的 探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一线免疫治疗后的失败模式及联合放疗对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7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接受一线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的220例晚期NSCLC患者资料,收集患者的基线特征、一线治疗方案、失败原因及部位、放疗目的、部位及处方剂量.主要观察指标是总生存(OS)期.采用Kaplan-Meier法进行生存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比较生存情况.结果 共纳入晚期NSCLC患者220例,其中65例(29.5％)初诊呈现寡转移状态.在72例接受放疗的患者中,胸部放疗29例(40％)、转移灶放疗53例(74％).全组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25.6个月.截至末次随访,140例患者已出现病情进展,其中84例(38.2％)患者呈现寡进展状态.在已出现病情进展且能够明确进展部位的120例患者中,62例(51.7％)患者一线免疫治疗失败原因为原有病灶出现进展(主要在胸腔内),34例(28.3％)患者的治疗失败源于新转移灶的出现,其余24例(20.0％)为同时出现原有病灶进展和新发远处转移.在接受一线免疫治疗联合局部放疗的72例患者中,17例(24％)接受了计划性放疗,另17例(24％)的放疗为挽救性,其余38例(53％)放疗的目的是缓解症状.患者预后因放疗目的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P=0.030),未接受放疗的患者中位OS期为29.1个月,接受计划性放疗的患者为未达到,行挽救性放疗的患者为28.7个月,而为缓解症状行局部放疗的患者仅为19.0个月.结论 一线免疫治疗的主要失败原因为原有病灶出现进展,肿瘤进展的主要部位为胸腔内.针对胸腔内病灶的局部治疗有在一线免疫治疗的基础上进一步为晚期NSCLC患者带来生存获益的趋势.

目的 评估免疫联合或不联合放疗治疗复发或转移性食管鳞癌(R/M ESCC)的疗效和安全性.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0年1月至2021年10月在安阳市肿瘤医院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的75例R/M ESCC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是否接受放疗分为放疗组(RT组,37例)和非放疗组(NRT组,38例).比较两组客观缓解率(ORR)、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PFS)、总生存(OS)及不良反应情况.定性资料用例数(构成比)表示,采用x2检验或Fisher确切概率法进行组间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结果 RT组和NRT组之间ORR和DCR差异无统计学意义(70％比61％,P=0.375;95％比 89％,P=0.414),但RT组的完全缓解(CR)率高于NRT组(19％比 3％,P=0.022).中位随访时间为25.4个月,RT组和NRT组中位PFS和OS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3.8个月比9.9个月,P=0.221;20.2个月比18.9个月,P=0.214).亚组分析显示,在转移或复发部位为局部和/或≤3个远处淋巴结的患者中,RT组和NRT组的中位PF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5.1个月比8.4个月,P=0.115),但RT组中位OS优于NRT组(未达到比12.3个月,P=0.036).与NRT组相比,除了 1-2级肺炎增加外(41％比18％,P=0.035),RT组未观察到治疗相关不良反应显著增加.结论 免疫治疗联合放疗在R/M ESCC患者中是安全的,并在转移或复发部位为局部和/或≤3个远处淋巴结的患者中有生存获益.

目的:通过总结分析国内多中心、真实世界的大样本数据，为联合免疫治疗的新辅助治疗对结直肠癌患者的临床应用提供借鉴和依据。方法:本研究为回顾性、多中心、病例系列研究。回顾性收集2017年1月至2021年10月期间，北京大学肿瘤医院（55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19例）、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13例）和海军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7例）共计94例患者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结直肠癌患者资料，其中男性48例，女性46例；中位年龄58岁。直肠癌81例，结肠癌13例（2例为结肠双原发癌）；肿瘤TNM分期：Ⅱ期12例，Ⅲ期82例；肿瘤高分化46例，中分化37例，低分化11例。26例（27.7%）为错配修复缺陷（dMMR）和微卫星高度不稳定（MSI-H），行单纯免疫治疗，主要为程序性死亡蛋白-1（PD-1）；68例（72.3%）为错配修复正常（pMMR）和微卫星稳定（MSS），行免疫联合新辅助治疗，主要为CapeOx（卡培他滨+奥沙利铂）联合PD-1+长程或短程放疗，或PD-1联合细胞毒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毒性标准3.0版分析评价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期间的不良反应；了解手术情况并按照Clavien-Dindo分级标准评价手术并发症；联合新辅助免疫治疗的疗效评估包括以下指标：主要病理学缓解（MP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在病理上残留肿瘤≤10%；病理完全缓解（pCR）定义为新辅助治疗诱导的肿瘤消退患者在病理上未见残留肿瘤；肿瘤评效为疾病控制率（DCR），即完全缓解（CR）、部分缓解（PR）和疾病稳定（SD）患者在全组中所占的比例；客观缓解率（ORR），为CR+PR。结果:全组94例患者接受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的中位周期数为4（1~10）个，免疫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为37.2%（35/94），包括皮肤相关不良反应35例（37.2%）、甲状腺功能异常21例（22.3%）和免疫性肠炎8例（8.5%），其中Ⅲ级不良反应占1.1%。末次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至手术的中位时间为30（21~55） d，直肠癌根治术81例，结肠癌根治术11例，结肠癌联合其他脏器切除2例；全部患者原发灶切除均达到R 0。手术相关并发症发生率为22.3%（21/94），主要为吻合口漏（4例）、盆腔感染（4例）、腹腔积液（3例）、吻合口狭窄（3例）和腹盆腔出血（2例）；Ⅰ~Ⅱ级并发症13例（13.8%），Ⅲ级并发症8例（8.5%），无Ⅳ级及以上并发症。全组患者中位随访32（1~46）个月，DCR为98.9%（93/94），ORR为88.3%（83/94），pCR率41.5%（39/94），MPR率60.6%（57/94）。行单纯免疫治疗的26例dMMR和MSI-H患者pCR率为57.7%(15/26)，MPR率为65.4%(17/26)。行联合免疫治疗的68例pMMR和MSS患者pCR率为35.3%(24/68)，MPR率为58.8%（40/68）。 结论:对于初始可切除的结直肠癌患者，新辅助联合免疫治疗具有很好的肿瘤控制率和病理缓解率；围手术期不良反应及手术并发症发生率可以接受。

目的:探讨外周血炎症指标对晚期非小细胞肺癌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NSCLC-COPD）患者免疫治疗疗效的影响。方法:回顾性分析2019年1月至2021年8月在陆军军医大学新桥医院接受至少2次免疫治疗的178例Ⅲ、Ⅳ期NSCLC-COPD患者资料，收集治疗前2周内白细胞介素6（IL-6）、IL-8、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等基线血液检测指标。随访截至2022年2月7日。应用X-tile软件确定外周血炎症指标的cut-off值，采用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和总生存时间（OS）的影响因素。结果:178例患者中，男174例（97.8%），女4例（2.2%）；年龄42~86（64.3±8.3）岁；免疫单药治疗30例（16.9%），免疫联合化疗治疗114例（64.0%），免疫联合抗血管治疗21例（11.8%），免疫联合放疗13例（7.3%）。中位随访时间为14.5个月（95% CI：13.6~15.3个月）。客观缓解率（ORR）为44.9%（80/178），疾病控制率（DCR）为90.4%（161/178），中位PFS为14.6个月（95% CI：11.6~17.6个月），中位OS为25.7个月（95% CI：18.0~33.4个月）。多因素Cox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显示，IL-6>9.9 ng/L（ HR=5.885，95% CI：2.558~13.543， P<0.01）、TNF-α>8.8 ng/L（ HR=3.213，95% CI：1.468~7.032， P=0.003）、IL-8>202 ng/L（ HR=2.614，95% CI：1.054~6.482， P=0.038）、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2 003.95（ HR=2.976，95% CI：1.647~5.379， P<0.001）是PFS的危险因素，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171.15是PFS的保护因素（ HR=0.545，95% CI：0.344~0.863， P=0.010）；IL-6>9.9 ng/L（ HR=6.124，95% CI：1.950~19.228， P<0.002）、乳酸脱氢酶（LDH）>190.7 U/L（ HR=2.776，95% CI：1.020~7.556， P=0.046）、SII>2 003.95（ HR=4.521，95% CI：2.241~9.120， P<0.001）是OS的危险因素，ALI>171.15是OS的保护因素（ HR=0.434，95% CI：0.243~0.778， P=0.005）。 结论:基线高水平IL-6、TNF-α、IL-8、SII、LDH和低水平ALI是接受免疫治疗晚期NSCLC-COPD患者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

肺癌是恶性肿瘤中最常见的一种，其发病率和病死率居高不下。目前肺癌的传统治疗手段包括手术切除、放射治疗、化学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也日渐成熟。现代诊疗模式趋于多学科、个体化及全身治疗联合局部治疗。近年来光动力疗法（photodynamic therapy，PDT）以微创性、高选择性、低毒性、可重复利用等特点成为一种新兴的癌症治疗方式，在泌尿系统、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均有良好的适用性。PDT利用其光化学反应在早期气道恶性肿瘤根治性治疗及晚期气道肿瘤姑息性治疗中有良好的成效。但越来越多人关注PDT的联合治疗模式，如联合手术可减轻瘤负荷或消除潜在病灶；联合放疗可减少接受的辐射总量并改善疗效；联合化疗实现局部与全身抗癌结合；联合靶向治疗增强抗癌药物的靶向性；联合免疫治疗增强抗肿瘤免疫等。本文关注PDT作为综合治疗的一部分在肺癌治疗中的临床应用及进展，以期为传统治疗效果不佳的患者提供一种新的治疗手段。

过继性T细胞治疗(adoptive cell transfer therapy，ACT)是以肿瘤浸润淋巴细胞(tumor infiltrating lymphocyte，TIL)、基因工程编辑的T细胞受体T细胞(T cell receptor engineered T cells，TCR-T)和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himeric antibody receptor engineered T cell，CAR-T)为主的特异性细胞免疫治疗手段。目前TIL和TCR-T疗法，尤其是TIL和TCR-T联合其他方案如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 )-2、程序性死亡受体1(programmed death-1，PD-1)抗体、放疗等在部分晚期实体肿瘤患者的临床试验中取得显著疗效，但相关研究尚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现就TIL和TCR-T疗法治疗实体肿瘤的临床疗效及常见不良反应的研究进展做一综述。

肝细胞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肝脏常见恶性肿瘤，具有浸润性强、恶性程度高、预后差的特点。大部分HCC患者在初诊时发现即为晚期，难以采用根治性手术进行切除。因此，临床上常采用介入治疗、肝动脉血管栓塞术、全身系统放疗化疗、分子靶向治疗等多种治疗方式联合应用，但中位生存时间、无进展生存期不尽人意，效果不甚理想，且晚期HCC患者缺乏统一的有效治疗措施。近年来，伴随着生物治疗技术的发展，免疫治疗以其毒副作用小、自身特异性高的特点，已成为肿瘤治疗的重要方式。免疫治疗与靶向治疗、放疗化疗、介入治疗等联合应用，在晚期HCC患者治疗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疗效。文章对近几年联合免疫治疗在晚期HCC患者的临床应用进行综述，以期为临床上HCC免疫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分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治疗复发转移性宫颈癌的疗效、安全性及其预后影响因素。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收治的87例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根据复发转移后是否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将患者分为非免疫治疗组（ n=32）及免疫治疗组（ n=55）。比较两组患者的疾病控制率（DCR）、无进展生存期（PFS）、总生存期1（OS1，病理确诊日期至随访截止时间或患者死亡时间）、总生存期2（OS2，首次免疫治疗/非免疫治疗时间至随访截止时间或患者死亡时间）、安全性及影响预后的因素。 结果: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的DCR分别为53.1%（17/32）和72.7%（40/5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3.44， P=0.064）。非免疫治疗组中位OS1为51.0个月，免疫治疗组未达到中位OS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50， P=0.006）；非免疫治疗组中位OS2为28.0个月，免疫治疗组未达到中位OS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2=7.07， P=0.008）。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的中位PFS分别为18.0个月和23.0个月，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0.01， P=0.915）。在免疫治疗组中，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作为一线治疗的患者占70.9%（39/55），作为二线及以上治疗的患者占29.1%（16/55），患者均未达到中位OS2，中位PFS分别为23.0个月和17.0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94， P=0.333； χ2=2.00， P=0.158）；38.2%（21/55）的患者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局部放疗，61.8%（34/55）的患者未行放疗，患者均未达到中位OS2，中位PFS分别为19.0个月和25.0个月，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 χ2=0.62， P=0.432； χ2=0.01， P=0.906）。非免疫治疗组与免疫治疗组用药期间1~2级血尿及甲状腺功能减退发生率分别为53.1%（17/32）比27.3%（15/55）、3.1%（1/32）比21.8%（12/5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χ2=5.82， P=0.016； χ2=4.19， P=0.041）；非免疫治疗组骨髓抑制的发生率[1~2级为59.4%（19/32），3~4级为34.4%（11/32）]与免疫治疗组[1~2级为80.0%（44/55），3~4级为3.6%（2/5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Z=3.50， P<0.001）；肌酐升高、谷草转氨酶及谷丙转氨酶升高、淋巴细胞降低、低蛋白血症、蛋白尿、皮疹、乏力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单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 HR=0.31，95% CI为0.12~0.77， P=0.012）。 结论:无论作为一线或二线及以上治疗，复发转移性宫颈癌患者应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延长了患者的OS1、OS2，并具有良好的安全性。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应用是患者预后的独立保护因素。